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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澤東登上了廬山。這座高達四千九百英尺的秀麗山峰,巍然屹立在揚子江畔,西面是中國的工業重鎮武漢,是中國有名的“三大火爐”之一。當江城武漢熱气逝人時,廬山卻是花團錦簇,涼風習習。這里曾是傳教士的避暑胜地,也是毛喜歡的一個去處。
  毛剛去過長沙附近的韶山,那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韶山之行深深地打動了他。自他一九二七年告別韶山投身革命以來,韶山已有許多人獻出了生命。正象毛在詩中所寫的那樣:“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此刻,毛正坐在平台的藤椅上,遠處長江隱約可見。他在等候上山的同志們。和以往一樣,毛義揮毫賦詩,筆力雄健,一揮而就。題為《登廬山》:

  “躍上蔥蘢四百旋,
   …………
   冷眼向洋看世界,
   …………”
   
  毛的同志們會聚在山上,六月的廬山到處花香襲人,而毛寫下的詩句卻發人深思。
  廬山距离井岡山不過二百英里。一九二七年,毛率領衣衫襤褸的“赤匪”登上井岡山時,山下正在懸賞追捕他。他那時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但信仰卻象一團烈火,在他胸中燃燒。
  對事業的信念使他上了井岡山,又使他在長征中越過了万水千山。當他的卓越的戰友們聚集陝北時,當他的一方面軍、賀龍和肖克的二方面軍、第十五軍團,以至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的殘部會師陝北時,這—信念已經象鋼鐵一樣堅韌。革命已有了自己堅不可摧的隊伍。長征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犧牲的同志不計其數。盡管前面的征途上還有許多艱險.但是,長征的收獲肯定遠遠超過了討出的代价。
  長征中存下來的領導干部和指揮員,其中大多數在日后的戰火中也安然無恙,留在贛南的隊伍損失最大,盡管如此,也還有不少幸存者。
  与蔣介石的斗爭是激烈的,自己內部也有過激烈的斗爭。它在等候向志們上山出席政治局會議及隨后召開的中央全會時。他的腦子里不會不想到這一系列的斗爭。
  長征中,沒有任何革命領導人投敵。長征的每一步都使他們變得變為堅強,最后毛取得了—致公認的領袖地位。長征是在怀疑、猜忌、陰謀与恐懼的气氛中開始的,當時毛不在領導圈內,而長征結束時,大家都有了堅強的信心,毛也隨之成了領袖人物,他用事實和手腕爭取了不少反對過他的人。唯獨張國燾在一九二八年不辭而別,投奔了蔣介石,而后又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報》,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飛机失事,他會在后來的革命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堅定的支持者。十分精明的周恩來曾經是毛的對手,此時已成為他的一位出色的參謀長。
  毛坐在藤椅上,遙望藍天,思緒万千:有誰會選中陝北作為革命根据地呢? 這里既荒涼又偏僻,到處是黃土高原,褐色的十地,光禿禿的,沒有樹,沒有草,沒有水,無情的風沙打在人們的臉上,象彈片一樣厲害。陝北人煙稀少,農民貧窮而又目不識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過沙漠,步行一個星期。多少年來,陝北的群山一直是盜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親教和秘密幫會左右著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實也證明,那里的環境對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之后,更是如此。西安事變導致了國共停戰,和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慮問題、進行寫作和研究中國的未來。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隊伍緞煉成為一支革命的精銳部隊,贏得了中國。在這里,長征精神發展成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現這种精神的哲學、制度和策略來締造他的共產主義國度的。
  毛率領大家在長征的旗幟下奮勇前進.奪取中國。他們打垮了蔣介石。盡管美國支持國民党、而斯大林則想在長江以南保留蔣家王朝。但是,蔣還是被赶出了大陸。毛澤東他們在世界上站住了腳。在朝鮮,他們把美國打得不得不停火談和。毛深知,他們一直在努力創造一种能使中國進入現代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
  事情發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預料,甚至比毛自己預料的還要快。此刻,毛穩穩地坐在廬山之巔,沐浴著和煦的陽光,可能已經忘卻了這一點。
  馬海德是位美國醫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諾一起去了陝北,從內部目睹了中國革命。一九八四年我問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時是否認識鄧小平,馬說,當然認識,人人都認識鄧小平。但馬有沒有想過鄧有朝一日會成為全中國的領袖呢? “從未想過。”馬海德眨著眼睛笑著說,“不過,我也沒有想到毛能成為全中國的領袖。當時我們想,中國革命不會在我們這一代獲得成功,我們以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后的一代。”
  現在,毛坐在山上,賦成七律一首,正等著他的同志們的到來。他腦子里考慮著一連串的問題:大躍進(一些土鋼鐵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藍螞蟻)的后果;他和俄國及尼基塔·赫魯曉夫之間出現的大裂痕(為了原子彈);自己隊伍中某些同志的觀點和態度(愛挑毛病)。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在詩中寫道。冷眼……,革命英雄們的這次聚會,看來并沒有多少詩意可言。
  指揮過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作戰的老將彭德怀上山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烏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沖。有人報告說大躍進后農村問題嚴重,他想去核實一下。( 有些外國專家估計,大躍進使一千至二千万農民死于饑荒。找不到這方面的官方統計材料。)
  彭看到的是一場災難。農民缺糧,田園荒蕪,工業衰敗,干部思想混亂,統計生產數字弄虛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碼。誰也不如彭那樣心直口快,他給毛寫了一信,說明了自己的觀點。毛的反應猶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彈。彭因此被罷官、流放,被冷落達十六年之久,最后被害致死。彭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腦子的中國觀察家認為:“一切從此完了。”在百花齊放運動( 知識分子想爭取言論自由,結果遭鎮壓 )和廬山會議以后,再也無人敢對毛表示异議。人人緘口不語,說話太危險。“百花齊放運動”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廬山則使党內鴉雀無聲,接踵而來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被赶出了中南海,安排任在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從事一些体力勞動。正如他所寫的那樣:“在我的戎馬生涯中,從未有過片刻的休息,現在人老了,除了种桃子別無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給毛寫了一封八万字的長信,回顧了自己的歷史,也說明了自己的觀點。(他把手稿的部分抄件送回烏石村保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受到寬宥,毛派他到四川擔任戰備建設副總指揮( 毛當時擔心美國人會發動進攻 )。但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已迫在眉睫。不久.彭便落入審訊者的手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寫簡歷材料,以為只要說真話就可以獲釋。事實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審訊,在拳打腳賜的情況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斷。他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眾。這一切開始時他巳六十八歲,到臨死前七十六歲時還沒有結束。他是一條硬漢子,受審多達一百三十次。最后終于臥床不起。為了折磨他,不許他坐起來,不許他喝水,不許他上廁所,不許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沒有交代一個字。他的朋友楊尚昆將軍寫道:“彭德怀是一位為了救中國而尋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認的“罪名”是什么呢? 是這位老帥組織了一個陰謀推翻他的“軍事俱樂部”。不待說,既不存在什么“俱樂部”,也沒有所謂的陰謀。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不再接近那些与他一起長征過的人了。洛甫認為毛和斯大林一樣,說毛“整起人來毫不手軟”。毛讓洛甫領教過他的厲害。廬山會議后一個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職務,讓他去搞經濟工作。他的妻子劉英也丟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長征途中不論遇到多大危險,劉英從來都是處之泰然的,但在述說她丈夫臨終前的情況時,七十五歲的劉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著手帕,揪著衣襟,兩眼閃爍著淚花。他們羅織罪名,指控他是間諜,說他是蘇聯特務。劉英說:“中國的封建傳統歷來是:丈夫落難,妻子受株連。”他們要她說洛甫是蘇聯問諜。后來他們夫婦雙雙入獄。他們對劉英說:“你必須交代,說出來就是對党的貢獻,”劉英不干,堅持說,毛提倡的是“實求求是”。于是他們說她在革命与丈夫之間划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紅衛兵面前進行批斗,劉英陪斗。根据林彪的命令,限他們于三日內出發去廣東,由廣州西面的肇慶軍分區負責監護。他們在那里過了六個年頭。洛甫寫了些經濟論文,可是寫出來又有誰看呢? 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高血壓和心髒病越來越嚴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療,但得不到批准。他還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絕,最后把他送到江蘇省無錫。因未得到适當的治療,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死去,終年七十六歲。死后沒有開追悼會。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開了追悼會,劉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總書記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
  朱仲麗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見到毛的“擔架陰謀”的同伙王稼祥時才二十三歲.用她的話來說,“還非常年輕”。她對那一天的情景記得很清楚。當時,她是大會的值班醫生,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走進大廳時,她正站在大廳門口。毛說了 一句關厂“牛皮公司”的雙關語,她沒听懂,但因緊張而滿臉通紅。毛說:“要想開‘牛皮公司’,就得學會不臉紅。”
  她臉紅起來一定很漂亮。從那天以后、王通過介紹認識了她,不久他們就結了婚。王稼祥剛從莫斯科帶回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重要口信:承認毛是中國党的領袖,党內不要再為此事爭吵不休。斯大林還說,中國人不必擔心統一戰線政策會使中國沉入民族主義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問國途中、差—點回不成延安。他在蘭州以南遭到土匪襲擊,警衛員跑了。他隨身帶南不少党的宣傳材料,另外帶了—些槍支和大量美鈔。他設法使土匪相信他帶的都是紙張,接著從西安去延安時,半路又翻了車,幸好除了摔坏一副眼鏡外,沒有別的損失。
  王和朱仲麗沒有孩子。朱流產后做了子宮切除手術。王有一個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于難產。
  毛多次說過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夠在長征途中恢复領導權,王稼樣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卻被押起來,還被拉上台批斗。紅衛兵罵他,中聯部有人朝他臉上陣唾沫,還有一個想幫造反派把周恩來赶下台的外國人打過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髒病發作。
  這僅僅是開始。王被關在自己家里的一間房內,不見天日,与世隔絕,達一年半之久。朱仲麗可以為他做飯,但必須把飯交給看守。不許她同自己的丈夫見面或談話。王一個月只能洗一次澡,自來水被切斷,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鄰居借水。
  朱仲麗是醫生,可是不許她為丈夫治病。王用藥全憑看守一句話,看守說王得了感冒,她就把感冒藥交給看守,看守說王發燒了,她就把退燒藥交給看守。王在長征中受過重傷,以后身体一直沒有真正复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惡化。王的儿子被紅衛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零年,根据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漢西北的信陽。他的健康狀況很差,情緒更差。王一生救過許多人,其中包括他的連襟海軍司令肖勁光,作家和毛童年時代的好友肖三,可能還有被秘密警察頭子康生怀疑是間諜的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階段。他的妻子盡力搶救無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長逝,時年六十八歲。
  毛冷眼看著他的世界……。。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見到賀龍時,她才二十二歲.那是在延安南門外的—個紀念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慶祝大會上。她很漂亮,是個從北京來的學生。她和一些女友( 其中有一個名叫葉群 )听說賀龍要來,便提著小燈籠赶到南門。賀龍很會講話,聲音又洪亮。薛明回憶說;“我對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個英雄。”
  現在,薛明雖已六十八歲,但体態仍很端庄。談話開始后,她的女儿曉明在她身邊坐下,曉明長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喪父,由當裁縫的母親撫養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說:“我想幫助我媽媽生活,但我從小就想當個男孩。”
  她參加了學生運動,并因此認識了葉群。經過這些年的風風雨雨,她現在對葉群恨之入骨。她認為葉群歷史肮髒,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個國民党特務。
  到了一九四二年,賀龍就已成為薛明辦公室的常客。賀龍長征時的妻子,這時已同他分手,跟了別人。
  薛明与賀龍的第一次談話就与葉群和林彪有關。她說:“賀龍顯然對我做了一些調查。”賀龍告訴她林彪正在追葉群,而葉卻把林彪寫給她的信拿給朋友們看。賀龍說你要是真愛一個人,就不該把他的信到處拿給別人看。賀要她把這些話轉告給葉群。葉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結婿,他們沒有請薛明參加婚禮,也沒有請賀龍。
  薛明欽佩和尊重賀龍,但對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況相當特殊。她比賀將軍年輕得多,賀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歲,年齡相距甚遠。她說:“女學生不嫁老頭子。當時我們這些姑娘中流行這么一句話:老干部不錯,但不懂得愛。”但她還是被吸引住了。賀龍健談,性格開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變得笨嘴拙舌。賀的一些老戰友登門勸她,其中包括賀龍的政委任弼時、和孫中山共過事的林伯渠。“他們都說賀龍是個好同志,”她回憶道,“我感到有些壓力。”
  賀龍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結了婚,恰逢南昌起義十五周年。他們在延安南門外西北軍營里辦了一桌簡單的酒席。“我們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個儿子,兩個女儿。”
  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賀龍成為中國的十大元帥之一。可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勢了。薛明認為是葉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奪軍權,而賀龍是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她說,“于是林彪開始陷害貿龍。”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來告誡賀龍夫婦不要回家,因為紅衛兵肯定要抄他們的家。周擔心這對賀龍心理上會是個沉重的打擊。他們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紅衛兵抄了賀龍的家,砸開了賀的保險柜,搶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賀龍和薛明在西山過了一段比較平靜的日子,可后來漸漸連周恩來也無法再保護他們了。西山處在軍隊控制之下,即在林彪、葉群和秘密警察頭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賀龍被迫出席批斗會。康生認為賀龍這個人太難斗,最好采用“醫療手段”。貿龍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島素治療,在他的病情已十分嚴重時,他們非但停了胰島素,還給賀打葡萄糖針。真是殺人不見血!
  賀龍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內,不許外出。當時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熱,院子里斷了水,只能在下雨時接一點房檐上流下來的雨水。
  看守當中有一個戰士,有時哼起一首關于賀龍的老歌。他們知道這個戰士雖然幫不上什么忙,但起碼是同情他們的。
  薛明一直与賀龍在一起。在他臨終前六個小時,救護車把他拉走了,他們不讓她跟著去。
  “我不知道醫生干了些什么,”她說,“這是審訊‘四人幫’之前和審訊期間要調查的問題。”
  人們知道,醫院繼續給賀龍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島素。正式的死亡書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關押了六年,送到貴州去強制勞動,用的是假名字,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她說,“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葉群外逃因它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來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陝北一所青少年勞教所關了一段時間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鵬飛被關進了監獄。現在他是軍隊中一名副部長。她的大女儿賀曉明也受到監禁。曉明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政治部的一名歷史工作者。
  談到賀龍,肖克悲痛地說:“他是一位偉大的革命戰士。是紅軍的創始人和締造者之一。他不畏艱辛,驍勇善戰。”
  當問他這樣一個英雄怎么會遭逮捕,受折磨,并被用藥物害死時,他沉思良久后說:“我可以拿自己做個例子。我早年參加革命,可盡管如此,‘文化大革命’中還是挨了整,我被革職審查,送到江西去干了兩年半的体力活。”
  肖克說話時很平靜。
  “我在去農村途中,寫了一首詩。”他接著說,“我喜歡寫詩。”
  他拿過紙和筆,寫道:
  我自江西來,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飛車遽。
  輕裝怀馬列,
  悠然赴“五七”。
  戰地黃花衰,
  孟冬西風急。
  云山賦歸歟,
  老驥兮伏櫪。
  只剩一條胳膊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余秋里從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躍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間怎樣被紅衛兵強迫“坐飛机”。
  他們用膝蓋頂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彎下腰來,并把他的胳膊和斷臂同時由身后向上舉,就象一架即將起飛的噴气飛机。這是紅衛兵的拿手好戲。
  “比較起來,我的日子還算好過。”余微笑著說,“我沒有放棄斗爭。我過去沒有什么政治權力,從來沒有在白區(國民党區)工作過,從未被捕過,也從未寫過回憶錄。”
  他們指控他是賀龍的門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們在他的家中搜了二天,一無所獲。后來毛說,余犯過錯誤,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過。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名單。
  李先念主席認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運。他沒有被“拉下馬來”,雖然只差一丁點儿。他“靠了邊”,同時受到周恩來和毛本人的保護( 常在別人准備開會批斗他時叫他去開會 )。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聶榮臻、葉劍英和陳毅在內的一些將軍一道參加了一個會議,會上批評了“文革”。這次會被稱為“二月逆流”。与會者被戴上了“小爬虫”(而不是大龍)的帽子。李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一直靠邊,這使他沒有倒大霉。他說后來在批鄧那段時間里他又“靠邊”了,這使他不必把鄧小平叫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楊成武是長征中飛奪瀘定橋擔任突擊的第四團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入眩暈的政治斗爭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寵儿,取代了他的上司羅瑞卿,出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羅瑞卿則同楊尚昆將軍一道“坐飛机”,后來從六層樓的窗戶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殘。
  楊成武青云直上、當上了党中央候補委員,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陰謀的犧牲品而入獄七年。他被指控為反對“文革”,派人去毆打毛的妻子江青。
  肖華的長征組詩深受周恩來和毛澤東贊賞,但他本人卻很快成了“文革”的打擊對象,作為人民解放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他曾經受住了兩次嚴峻的打擊,可是第三次把他投進了監獄,一關就是七年半。他的《長征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說,他的歌是為了頌揚者紅軍指揮員們而譜寫的(差不多個個都是林彪的對頭)。
  警衛人員十分注意,不許肖華在監獄里吟唱他寫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說,“‘四人幫’千方百計要置我和我的歌于死地,但他們未能得逞。”
  楊尚昆將軍的境況与眾不同。他蹲監獄的時間比其他長征指揮員都長。在林彪宣布“調查”發現楊從事過“地下”活動后,楊就被抓了起來。“地下”活動的含意是楊尚昆和羅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划反毛的軍事政變。林彪信誓旦旦地說: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覺了。”
  楊將軍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關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們罵他是“黑將軍”,在紅衛兵的万人群眾斗爭會上“坐飛机”,說他是俄國特務( 鬼才知道是從哪年到哪年當的特務 ),又是美國特務,因為他抗戰時期和美國赴延安工作團保持友誼。也許更嚴重的是,暗中傳說他偷錄過毛主席的談話。楊將軍未提及“坐飛机”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時間說成是“強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華的夫人李伯釗卻被弄去打掃一座六層大樓的廁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損傷。楊和他的妻子失去聯系長達九年。李伯釗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髒病突發去世。在“文革”中受過折磨之后,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复。
  “但我還是值得慶幸的,”楊將軍搖了一下頭說,“我家無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么幸運了。他們被整死了,他們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殘廢。”
  他有兩個儿子和一個女儿。兩個儿子都受過相當的教育,老大現在部隊工作。他的女儿被迫下鄉。三個孩子都被強制勞動過。
  他再次強調說:“我是相當幸運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歲,強健而矍鑠,在中央軍委擔負著重要的工作,是鄧小平的親密助手。
  李德于一九三九年离開中國。他与周恩來、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澤民乘坐同一架飛机离開延安回莫斯科。多年來,李德一直試圖离開中國,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國時警告他留下來別走(當時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頭,并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党。他甩掉了農民出身的中國老婆,与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員李莉蓮結了婚。周恩來后來答應她可以去莫斯科与李德團聚,可是她一直沒有去。李德在他的回憶錄里這樣寫道:毛澤東在莫斯科時竭力勸斯大林把他殺掉,周恩來和毛澤民都作證反對他。說他的坏話。當代中國史學家沒有人相信這是真的。事實是,斯大林不再允許李德過問中國事務。他可能被監禁了一段時間后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蘇分裂前一直沒有露面。他后來突然出現在東柏林,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前,一直忙于寫反華文章。
  曾經為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陪同毛澤東去莫斯科,這是毛第一次會見斯大林,也是唯—的一次。伍成為中共党內与蘇聯及東歐共產主義國家打交道的專家。一九六七年他被當作俄國特務而被捕。他苦笑著說,“同時也把我當作南斯拉夫的特務。”他被關押了八年之久,其中有六年是在獄中度過的。尼克松總統一九七二年訪華時,他仍身陷囹圄,与世隔絕呢。
  廬山會議結束時,朱德深為感慨地對他的同志們說:“誰還相信我們曾經在一個飯碗里吃過飯?!”
  一九六七年,紫禁城旁中國領導人居住的中南海里出現了一張大字報,稱朱德為“黑司令”。紅衛兵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康克清被游了街。朱德被指控為“厚顏無恥”地自稱是紅軍的創始人。一九七六年七月,他比毛早兩個月离開了人世。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最坏,但受的罪也不少。一九六四年,解除了他團中央負責人的職務,毛派他到陝西去當省委書記。毛說胡“需要做些實際工作”。不到兩年,他又回到北京,挨紅衛兵批斗,他是所謂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實和胡啟立同是共青團的三個最高負責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隨后可能是由于鄧小平的推荐,擔任了党的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后來又當上了党的總書記。
  陳毅受攻擊時是中國外交部長。瘋狂攻擊他的紅衛兵們實際上圖謀奪取外交部的大權,進而整倒周恩來。在一次批斗會上,一群迫害狂嚎叫著把一頂高帽子戴在陳毅頭上。陳毅請求准許他赴約去見法國大使。他摘下那頂高帽子,要紅衛兵妥為保存:“我肯定還用得著它。”說笑話救不了他,他丟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陳毅逝世了。醫生開具的死亡證明書上說他死于癌症。兩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醫療結論如何,陳毅的朋友們都知道,他們夫妻都是死于被稱為“文化革命”的這場瘟疫的。
  毛身著睡衣出現在陳毅追悼會上。他喃喃地說:“陳毅是個愛國的好人,是位國際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當時毛腦子里想的是什么誰也猜不透。當年陳毅率領將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區活動時,曾寫過這樣的詩句:“斷頭今日意如何?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卻無人來吟誦這首詩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當國家主席劉少奇開始意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頭號對象就是他本人時,已經為時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住宅緊挨著毛澤東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暢游長江:剛回到北京,劉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鄰居談談,卻被警衛擋在了門外。他又打電話,沒人接。劉的住房有一扇窗戶對著毛喜歡散步的那條小徑。劉坐在窗前,從清晨直至黃昏,等毛出來,但毛一直沒從那儿走過。
  劉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紅衛兵運動的漩渦,沒過多久他們便慘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緬邊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則被關進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劉允堯被關進監獄。年僅十歲的小女儿也遭到同學的毆打,不准她上學。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 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儿子 )身無分文,想去血庫賣血,競遭到了拒絕。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監禁起來。
  劉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羅列起來恐怕能寫成—本書。他的子女寫了一封長信,列舉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報》于一九八零年十二月五日發表了這封信。信很長,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劉的遺孀正在寫一本關于劉少奇的書,但只寫—九六零年劉在湖南宁鄉度過的那四十四天的情況。劉在宁鄉的老家距离毛的家鄉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時劉少奇也正在設法了解農村的情況,對毛的大躍進、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進行評价。
  有一段時間,周恩來試圖通過電話和劉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聯系,后來紅衛兵闖進來扯掉了劉的電話。周告誡劉一家不要离開中南海這一受保護的區域。但紅衛兵設圈套將劉的妻子王光美騙了出來:他們騙她說,劉平平受重傷已送進醫院。在斗爭會上,他們給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開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接了由許多乒乓球串起來的“項鏈”。他們還用小紅書(毛的語錄)袖打劉少奇的臉,打得他臉頰出血。他們拿走了劉的安眠藥,劉只好徹夜不眠,
  他們把王光美關進丁北京西山的秦城監獄。毛的遺孀江青和“四人幫”成員現在被關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項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國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國的“英”宇,顯然她是美國特務。實際上光美這個名字的含意是“光榮之家的美麗妨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榮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傳統的中國名字。确實,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人努力想把“亞美利加”一詞譯得討人喜歡,故譯為“美國”,即美麗的國家;把“英格蘭”譯為英國,即英雄的國家。但對王家來說,這些名字還有另一層特殊意義:王光美的父親曾任中國的外貿部長,王光英出生時他在英國,而王光美出生時他在美國。這樣,這些名字才有了這一層微妙的含意。
  劉少奇的健康每況愈下,他徹夜不眠,耀眼的燈光把他的房間照得雪亮( 而他的妻子卻被關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纏身的劉少奇被用飛机押解運送到河南開封,關進了一所戒備森嚴的監獄。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狀態。當時他正患著肺炎,而從北京押送他來的看守人員卻帶著他的藥品飛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數月未理的頭發已有一尺多長,口鼻都變了型,嘴角流著血。他的死和死時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開的承認。
  這場苦難開始前不久,正在養病的劉少奇曾對于女們說:“要是馬克思能再給我十年時間,我們就能把中國建成一個富強的國家。”
  中國共產党人經常半真半假地設想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視著整個世界。
  劉少奇和他的同志們都未覺察到,俯視著他們的不是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寫的那樣,他冷眼看著全世界,看著大地和海洋。
  令人費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廬山上為什么變得如此冷峻了? 他為什么要殘酷地整起自己長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國陷入無政府狀態呢? 長期以來,他們不是一直在共事嗎?
  今天中國沒有人能簡單地回答這一問題。一位聰明的過來人說,答案也許是因為毛堅信“破”是社會變革的根本手段。這不是馬克思的觀點。毛在長沙第一師范時曾在楊昌濟教授的指導下學過弗雷德里奇·泡爾森的《倫理學》,他在自己的那本書的空白處這樣批注道:“我們急于打破一個舊世界,舊世界的毀滅,必將導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難道不比舊世界更好些嗎?”
  一九二零年,毛潛心攻讀佛學哲理,“破”的原則便印入了他的腦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貴的。
  參加過長征的中國人都認為“文革”的混亂局面不是偶然的。導演這場運動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幫”起了作用,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根本上說并未超出毛謀划的范圍。
  這些參加過長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關于毛發動“文革”是為了奪回個人的權力的觀點。他們相信毛從來就沒有失去過權力。
  他們認為,發生的一切是因為毛對革命急于求成。毛覺得中國的變革不夠快,也不夠大,舊的東西根深蒂固。他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并未出現。他開始出擊了,他發動了百花齊放運動、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他試圖使尼基塔·赫魯曉夫和他一道搞一場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世界革命大進軍,但未獲成功。他的种种努力無一奏效,他越來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長征老同志說,毛是個非常激進的人、隨著歲月的推移,他的激進程度有增無減。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中國通伊文恩·卡爾森對毛及其革命十分了解,他曾說過:“毛是幻想家,是一個天才。他比他所處的時代要先進五十多年。但他是個危險的人物,因為他的許多計划都是不切實 際的。”
  毛從這些失敗中汲取了一种教訓,而他的同志們則汲取了另一种教訓。廬山會議前,他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游了故鄉韶山,他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童年時代。這是他三十二年來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農村并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怀這個直筒子老兵也去過湖南,井以挑剔的眼光巡視了一番。而韶山地方當局可能為毛布置了一個假象。不管是什么原因,結果是他回來后寫了“遍地英雄下夕煙”和“別夢依稀咒逝川”的詩句。
  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亂和災難,毛看到的則是“稻菽千重浪”。他愈發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發泄在他的老戰友身上。
  人們不禁想起這与斯大林的情況多么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 代搞掉了老布爾什維克。清洗是不是這兩家共產主義制度的共同 點呢? 這是否證明艾克頓勳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權力都導致腐化,而絕對的權力則導致絕對的腐化呢? 這种說法很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特別是在認真研究了俄國和中國革命都具有的偏執狂特性之后,尤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鄉格魯吉亞時就表現出來了。毛則早在江西便進行過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國人卻不同意偏執狂的說法,他同意洛甫關于毛和斯大林“整人”都很厲害的說法,但他并不認為毛患有偏執狂病。他說“毛依据他所了解的情況完全理智地采取行動。問題是他所了解到的情況摻了假,而不是毛的腦子有病。”
  也許是這樣吧。盡管這樣說有點為毛開脫了。肯定有人勤于向毛提供關于他的老戰友的虛假情報。他那個權欲熏心的妻子江青在廬山就搞了不少幕后活動,而且從此以后她越搞越凶。
  可還有些問題百思而不得其解。毛《登廬山》一詩的尾句是;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園里可耕田?”

  毛寫的是詩人陶淵明,他出生的地方离古今聞名的秀峰廬山不過七英里。陶是一員名將的重孫,公元四零五年以后不久便棄官回廬山過起農民的簡朴生活來。他与世無爭,盡情領略大自然的美景,用詩句記錄不斷流逝的時光。
  在廬山,毛坐在藤椅上,遙望鄱陽湖,目光冷峻,頭腦清晰。他“躍上蔥蘢四百旋”,登上了廬山之巔,但誰能說前面等待著他的是什么、廬山會帶來什么結果呢?也許象陶淵明一樣,他不久也將撒開公務,返回韶山,在那里象陶那樣生活,

  “不戚戚于貧賤,
   不汲汲于富貴。”
   
  象陶所寫的那樣,毛不愿意再生活在樊籠里,他要“复得返自然”。
  這种情緒是不會長久的。毛在取得廬山的胜利之后,便無情地朝“大亂”前進。一九六三年,他寫了另一首詩:

  “只爭朝夕……。
   要掃除一切害人虫,
   全無敵!”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暢游長江之前,他在給江青的信中寫道:“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會跳出來一下。”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亂”滾滾而來。毛親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緊盯住自己的目標——他的老戰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話來說,那些在長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飯的人,那些毛認為由于胜利而喪失了革命熱情的人。現在,他要進行一場新的更加偉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單槍匹馬地干。這場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將摧毀一個目前不完美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并同時摧毀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長征戰友。任務是嚴酷無情的,但這將為建立完美的社會制度掃清道路。毛此時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對這一完美的社會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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