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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紅軍撤出蘇區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發的。一匹馬馱著他的給養，包括他積存下的一些珍貴的咖啡和几盒香煙。另一匹良种白馬站在那里等著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還有點汁么事情沒有辦完。當黎明的薄霧在于都河上裊裊升起時，他才最后縱馬飛馳而去。 從半夜到拂曉，李德一直在与項英進行最后的談話。項英被留下來負責蘇區工作。李德強調——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們這次放棄蘇區并不是很快就會回來的；紅軍西進也不一定能夠把蔣介石的軍隊引走，從而減輕被圍困的蘇區的壓力，使項英在他的軍事指揮員陳毅的協助下能夠堅持下去。 李德回憶說，項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澤東。他說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應受他的迷惑。毛澤東在軍中支持者的協助下，一有机會就會重新攫取党和軍隊的控制權。李德表示他有同樣的擔心，但几天以后，當他把此話轉告他的同事博古時，博古顯得比他們有信心，他認為不會出什么問題。李德与項英談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縱隊。 李德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國同事個如鶴立雞群。他舉止活像一個呆板的普魯士人，如海倫·斯諾所描寫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雅利安人，藍眼睛，金黃色的頭發。”他脾气暴躁，當他被秘密帶入蘇區時，他用一塊手帕捂在臉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稱他為“一個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訴中國人，他的真名字叫奧托·布勞恩．，德語是他的母語。隱退后他一直住在東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無法确定他是德國人還是奧地利人，中國人直到一九八四年還不知道“奧托·布勞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產國際的秘密特使檔案材料恐怕永遠是封存的，這就難以進一步考證了。 李德或者奧托·布勞恩在中國留下的記錄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過的名字有：奧托·布勞恩(在護照上)；卡爾·瓦格爾；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國名字 (他認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國人 )；華夫是他在中國刊物上發表文章時使用的筆名(他自己認為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中國男子漢)。當然他肯定還有別的化名。多年來，除了极少數人外，外界對他一無所知。 他對自己的經歷有各种不同的說法，不過在他的回憶錄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說法是，他原籍德國，名叫奧托·布勞恩，生于一九零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軍中作戰，并在巴伐利亞參加了革命軍隊，—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一九二零年他作為德國共產党的工作人員被捕入獄，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獄，秘密逃往蘇聯。俄國人送他上了伏龍芝軍事學院，他在這里接受了戰術和戰略方面的訓練。隨后轉到共產國際，被分配到中國工作。 傳說選派李德去中國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語言知識(會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國革命期間積累了街壘戰的經驗。有人說他是在慕尼黑參加的街壘戰，有的則說是在柏林。 据說，他的街壘戰經驗是他到中國工作的最關健的原因。共產國際希望中國革命成為俄國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義。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确實在上海屠殺了起義的共產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話來說，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國革命的“一九零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將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設想，上海這樣的事件無疑還會再次出現，屆時，奧托·布勞恩這位德國的街壘戰戰士將比周恩來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關于這位獨裁、專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國的上述原因難以得到全部證實，不過以上就是中國革命運動中反對毛澤東的所謂“俄國”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開莫斯科，向東經橫跨西伯利亞的鐵路到達滿洲里火車站，在這里越過邊界進人中國滿洲里。据他后來說，他身上帶了一本“新的護照，一本使用布勞恩這個名字的奧地利護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憶錄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達哈爾濱，“去一些地方進行了調查研究”(他沒提是去什么地方)，隨后乘火車到大連，轉乘輪船抵達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進了英國殖民者特別喜愛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館。几星期后，他搬進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而且對中國革命的背景一無所知。与大多數派往中國的俄國代理人一樣，他腦子里對中國的了解僅是白紙一張。但是他在執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賴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這一點。盡管莫斯科當時沒有、后來也從未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過多少了解，然而，對中國革命卻下了很大的賭注。它在中國共產党身上花了大筆的錢，而且還通過柏林銀行給上海的國際紅救會提供大量資金。 李德在執行任務時是很勤懇的。他拿著史沫特萊的介紹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萊是一位熱情但又信奉無政府主義的美國人。她把自己的命運先是与俄國革命聯系在一起，后來是印度，現在又是中國。靠她引見，李德結識了埃德加·斯諾和海倫·斯諾。埃德加·斯諾當時在燕京大學任教，而海倫·斯諾則在該校學習，他們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諾夫婦當時不信任這位三十二歲的德國人，李德也不信任他們，他似乎怀疑斯諾夫婦和史沫特萊可能是美國間諜。海倫·斯諾則永遠未能改變對布勞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個好色之徒(不少中國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國時，本來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產党地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擊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災難，在李德到來之前就發生了，許多共產党高級干部被告密出賣，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產党在中國几乎無安身之處，危險性最小的地方是贛南的朱、毛中央蘇區。党的領導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從上海轉移到了紅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來追上他們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來等待一位新的軍事顧問的到達，他是李德的上級。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時候，李德在上海街頭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級。 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國別名叫弗雷德。他后來在西班牙內戰時期作為共和軍的“克萊伯將軍”而名聲大噪。弗雷德長途跋涉，經歐洲、美國、太平洋和日本，轉了半個地球，最后抵達上海，卻未能与聯絡員接上頭。 上海是蘇聯地下活動的中心，許多蘇聯情報人員都是德國或美國籍。美國人最受歡迎，因為正如史蒂夫·納爾遜——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國共產党人所說的那樣，美國人待有所謂金皮護照，有了這种美國護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達時，共產國際的首席待派員叫亞瑟·艾尤爾特。李德在德國時就認識他。李德來之前，上海還有一位名叫艾爾·白勞德的共產國際特派員，此人后來成為美國共產党的領導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開后來上海的，他后來成了美國共產党的負責人。還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曾在上海干過一段時間，后來成為紐約的共產党報紙《工人日報》的主編。 理查德·佐爾格一九三零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蘇聯軍事間諜网。他在共產國際工作過，當然認識李德。盡管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秘密活動都嚴格地各自為政，他們常常与對方的人不期而遇。佐爾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聯系，与蘇聯設的另一個地下中心哈爾濱也建立了同樣的聯系，不過共產國際不能利用他的軍用聯絡線。 史蒂夫·納爾遜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擔任共產國際的信使。他們當時給上海局帶來了中國駐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動經費。尤爾特是該局的負責人。据納爾遜回憶，撤离瑞金的問題在一九三三年就開始討論了。王明指示他們自己做決定。尤爾特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卻說他們必須离開。 化名克萊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顯赫一時。和李德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在奧匈軍隊中服役，曾被俄國人俘虜。加入布爾什維克后，他參加了俄國內戰，隨后去了伏龍芝軍事學院。 据李德說，他和斯特恩很快發生了爭吵；但是斯特恩的到來使李德有可能繼續深入到“紅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貨運船夾艙里被偷運過贛江。在蘇區他受到共產党部隊負責人鄧發的歡迎，陪同鄧發的是手持紅穗短刀的警衛員。鄧發樂呵呵地剛著嘴，李德以為他們倆將成為摯友。 到中國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國共產党內博古領導的那一派，是被人們稱為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由在莫斯科留過學的堅決擁護蘇聯路線的一批中國青年人組成。王明是他們的領導。他基本上是常駐莫斯科的。他們一致反對的是毛澤東。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撤、塔西陀、拿破侖、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豫不定。 在与翻譯伍修權及其他人的交談中，李德一點點地談出了自己的經歷，他講的情況与這位“街壘戰士”的傳說在許多方面都不一致。 据伍修權回憶，李德說自己是奧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時被奧匈聯軍征募入伍，派往東部前線作戰。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虜，關押在西伯利亞，奧地利的許多戰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諾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關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爆發后，几乎所有的奧地利戰俘都站到了俄國革命的對立面，而李德卻參加了紅軍，投進了俄國的怀抱。 李德談到自己曾晉升為騎兵團的參謀長 (一些當事人對李德所徑的部隊和軍階、職務的追述都不一樣 )。在俄國內戰中，他在烏克蘭和自俄羅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軍隊服役中表現优异，被送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識和背景，他被選中派往中國工作。他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為中國共產党訓練騎兵。此時中共的部隊里缺少騎兵 (鑒于山區地形崎軀不平，道路狹窄，騎兵部隊行動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騎兵)。 無論是伍修權還是任何別的中國人都從未怀疑過李德自我介紹的可靠性。李德告訴伍修權說，共產國際給他奧地利護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護自己。他的戰爭經歷對博古和具地“布爾什維克”來說是太專業化了，他們不可能提出异議，因為他們都沒有多少軍事理論知識。 据伍修极回憶，李德第一次与毛澤東會面時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澤樂的想法，他說“游擊戰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他認為現還紅軍應該站穩腳跟，開展常規戰爭，不能放棄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优龍芝軍事學院盛行的德國軍事理論的影響。他的主張与蔣介石的顧問馮·賽克特如出一轍。李德認為紅軍必須用自己的碉堡戰對付馮·賽克特的碉堡戰。 据有的中國指揮員后來介紹，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确實頑固地反對毛或者任何紅軍指揮員繼續開展或恢复他們隨心所欲的作戰体制。李德把他的進攻戰術歸結為“猛烈的短促突擊”，從而給國民党軍隊以沉重打擊。然而這個戰術并未能有效池消滅國民党軍隊，而朱毛卻從國民党軍隊獲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給養和兵員補充。毛澤東用地地道道農民式的語言來對比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毛說，紅軍是叫花子，而國民党不僅是國王，而且還是龍王。紅軍靠從龍王桌子上攫取東西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党紀是嚴格的。李德有共產國際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為“布爾什維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面正是這些人控制著中國共產党。他們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現在卻控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際。蔣介石對共產党控制地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蘇維埃共和國被迫不斷地縮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產党失去了他們控制地區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個縣了。 共產党人之間的爭論當然不僅僅是關于軍事理論問題，還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獨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間臥室，’另一間稍大一點作會議室，還有翻譯和警衛住的一間屋子。年輕的伍翻譯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沒有一件事能逃過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 (一九三二年二十五歲時當上了中國共產党的書記 )背地里對毛澤東大肆嘲弄。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佬”，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說他強調重視農民是膚淺的表現，“山溝里不能出馬克思主義”。博古斷言：“在落后的縣城是不可能建成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這些說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觀點。斯大林手下年輕的中國事務專家巴威爾·米夫和中國党內蘇俄派頭頭、同樣年輕的中國布爾什維克王明都認為無論毛澤東還是朱德對馬克思主義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說朱毛不過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所描寫的綠林好漢而已。 正是在這种气氛中，排斥毛澤東的陰謀詭計層出不窮——剝奪他手中的權力；限制他的影響；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開除他的党籍，等等。他們使了一著又一著，如果不是國際形勢的急劇變化，比較起來，莫斯科總是更關心世界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不太注意中國的現實。 那時，國際上出現了日本對遠東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歐洲的威脅，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國。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澤東的威望來加強紅軍和中國共產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在毛沒有參加會議的情況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地位，共產國際抑制了中共對毛澤東的批評，出版了經過大量刪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開的中央蘇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一篇講話。 這些變化絲毫沒有影響李德對中國軍事方針的全面控制，決策權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局恩來所組成的“三入團”手中。 盡管李德至死堅持說，他被振到中國來僅僅是作為顧問；盡管中國現代的分析家認為、從技術上來說，博古說的顧問一職也沒有說錯。事實上，正是中國人自己把權力拱手讓給了李德。 李德在回憶錄里寫道：“盡管我一再提醒(中國)干部們，我的職務僅僅是顧問，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權力。” 擔任過翻譯的伍修權將軍同意上述估价。他說：“我認為，李德自己并沒有篡權，而是博古把權力交給了他，失敗的責任在中國人身上。” 伍修權認為，用中國的話講，李德來到中國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長了中國的“左”傾政策。 伍追述說，“我們稱他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對他從來都是言听計從。” 伍慘權承認周恩來對這种局面的形成也負有責任。無論周恩來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見，有證据表明他最終還是對李德產生了意見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實沒有或者是未能進行有效的抵制。 如果李德的建議使紅軍取得了胜利，那么這一切也就無關緊要了。但情況并非如此，他的建議使紅軍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損失，沒有得到任何收益，沒有戰利品，沒有增強兵力，相反，卻使紅軍控制的區域不斷縮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軍事指揮員們的廣泛支持，連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獨立房子”拜訪他，向他請教。其他將軍對他的態度也一樣，李德還得到有影響的洛甫(他曾在舊金山唐人街當過報紙編輯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力分校的圖書館館員)和受傷的軍隊負責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隊指揮員，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軍團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發生了爭執。第一軍團政委聶榮臻与彭的態度非常相似。而第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的態度卻比較曖昧。他請教李德，認真听取他的意見，因此后來有人指責他有時顯得有點溜須拍馬。 象劉伯承這樣的指揮員的態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開對李德提出質疑。有時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戰場上打了劉部隊里的人，還撤了那個人的職——兩人都有爭執。 有時是遇到更嚴肅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罵總參謀長劉伯承，指責他在戰場上指揮不力。李德責問說：“你怎么可能在伏龍芝學習過 ？在我看來，你不過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參謀人員，你白白很費了在蘇聯的時間。”翻譯伍修權并沒有把這些罵人的話都翻譯過去，他覺得自己有義務設法緩和關系。但是劉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樣，也在莫斯科伏龍芝學院學習過，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堅定而帶點學究气的將軍。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紅軍傷亡不斷增多，每次戰役似乎都要損失二千到三干人，一個又一個縣落入了敵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揮員們的抱怨。在毛澤東指揮的時候，情況并非如此。周恩來告訴埃德加·斯諾，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損失了六万人。過去從未發生過這种情況，最嚴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廣昌戰役——四千人陣亡，二万人受傷，這是紅軍遭受的最慘重打擊。這就為蔣介石遲早占領僅有五十英里之遙的端金掃清了道路。事實上，戰斗尚未結束，紅軍的前線指揮部就已轉移到瑞金了。” 彭德怀的第三軍團在戰場上總是首當其沖，彭對這种打法頗為惱火。李德和博古來前線視察和指揮作戰時彭痛心地報告說，戰斗的第一天就損失了一千人。派去守衛“永久性”碉堡群的一個營全部犧牲。這個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國民党飛机大炮的轟擊把陣地夷為平地，而紅軍既無飛机也無大炮。彭指出，這個仗不能這樣硬打。 當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李德說彭應該發動反擊，彭反問他軍隊沒有子彈怎么反擊。彭激動得几乎喊了起來，說李德的命令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自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即在李德指揮期間)紅軍沒有打過一場好仗 ！他繼續高聲喊道：“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彭德怀接著說，多虧紅軍戰士覺悟高。否則“第一、第三軍團早就全軍覆滅了。彭喊道：“你的計划造成了大量的犧牲，難道你不感到良心責備嗎 ？你就不痛心嗎 ？”彭把李德比作“崽賣爺田”那樣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譯伍修權把彭德怀的漫罵翻譯了過去，但是他听不懂關于子孫賣地的故事。楊尚昆將軍解釋說，這是湖南人的說法，彭總以此批評李德隨隨便便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 李德并沒有發火，這使彭感到惊异，原來伍修權在翻譯時緩和了他的措辭。他請楊尚昆將軍再給翻譯一遍，這回達到了他預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開始咒罵他，說他是“封建腦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備被調回瑞金，撤去指揮官的職務，被審訊、判刑，准備丟掉党籍，甚至槍斃。他回憶說：“我做好了一切准備，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訝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沒有發生。 彭德怀和劉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許多別的指揮員都不愿意公開表態，他們害怕遭到非難。因為李德這個人懲罰別人是從不手軟的。對他認為失敗或犯錯誤的人，動不動就處分。后來擔任中國海軍司令的肖勁光，當時已是老資格的高級指揮員。他第一次去蘇聯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蘇聯，在列宁軍事政治學院學習。他的戰績优异，在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指揮第七軍團。他軍中的戰士許多是未經訓練的新兵。在防守黎川縣城時，面對壓倒优勢的國民党軍隊兩三個師的進攻，他們無能為力，敗退了下來。李德于是下令審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澤東等几名高級指揮員提出了不同意見。親蘇派的王稼祥拒絕簽署命令。這樣，肖勁光才免進監獄，而被分配做教學工作。李德請博古幫忙，以壓倒軍方意見，但是博古不肯過問。 那時，共產党人處分之嚴厲，是司空見慣的事。湘贛邊區蘇維埃主席張啟龍曾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貶為運輸隊員。他的上級省委書記王首道被撤職，但很快又恢复了職務。 根据一种說法，當時還是紅軍一名年輕負責人的鄧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別人強。他受到“親蘇”派的攻擊，說他是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的支持者。在党內斗爭中，羅明被當作毛澤東的替身，因為親蘇派不敢公開攻擊毛澤東，于是，鄧小平、毛澤東的兄弟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和其他几個人被當作“羅明派”的成員而受到了批評。鄧小平丟掉了職位，以一個普通戰士的身份參加了長征。有的說，他在由几千個民工組成的運輸隊中當擔架員。几位中國現代史學家都否認鄧小平曾當過擔架隊員，但是，無疑他在這件事中是倒霉的。 紅軍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責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責背离党的路線。這類指責并不少見。他們對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記憶猶新——反 AB團分子的斗爭(AB指國民党滲透到紅軍隊伍中來的反布爾什維克特務分子 )，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說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爭 (尤其從蘇聯回國的年輕學生，他們被指責在蘇聯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響 )；還有反對各种右派、資產階級分子、机會主義分子和其他偏离傾向的運動。這些斗爭有的反映了內部的政治爭執，有的則產生于對秘密陰謀組織的恐懼。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過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橋，盡管表面顯得信心十足，但實際上內心是情緒不高的。 眼看要進行一次災難性的撤退，要越過陌生的荒山僻野，隨時會受到數十万敵軍的攻擊。此外，党內錯綜复雜的政治局面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權 (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還有一個問題，當時沒有人議論過，而且也是無法解決的。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聯系，實際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聯系的問題。一年前李德逃出這個大都市時通訊就已經相當困難了。后來情況越來越糟。李德一向是通過上海与莫斯科聯系的，紅軍雖然也有無線電台，但功率不夠大，無法接通遠隔几千英里的紅都瑞金与紅都莫斯科之間的聯系。一切信息都須經轉上海。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電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級曼弗里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沒有人來接替他。無線電轉送電報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負責的，事實上就是掌握在兩個中國人手中，他們在莫斯科工作過。一位名叫李竹聲，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 (每個去莫斯科的中國人都有一個秘密的俄國名字，伍修极叫普雅塔庫夫 )另一個中國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維奇。六月，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聲，在死亡的威脅下，他供出了電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電台被破獲，從此結束了上海局的活動，中斷了莫斯科与中國的聯系。据了解，中央蘇區收到的最后一份電報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卜六日發出的。電報說，毛澤東一月份關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報告發表了。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見了；同時也無法援用共產國際的權威了。差不多兩年后這條聯絡線才得以恢复。當時大家只能各自為政。過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還特別提到：當時的那种狀況，“對毛澤東是最有利不過了”。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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