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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警衛員小吳是從家里逃跑出來的。他与他的親戚吳興一起逃出吳村參加了紅軍。那是一九三零年，當時吳吉清正在一個地主家放牛。他沒上過學，既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但這不妨礙他加入紅軍，因為多數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歲的吳吉清還具有杰出的軍人气質，他經常昂首挺胸，長著濃密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額和一副又寬又平的肩膀。他极象堪薩斯州已故的威廉 怀特，但缺少怀特的風趣幽默。是博古說服他參加紅軍的。也許由于体格健壯，他一入伍就來到了警衛連。一年之內，他被選中當上了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同時，另一個名叫王亞堂的也被選上了。他們都是被共產党保衛局長鄧發挑選來的。鄧發對他們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審查。他們合格的主要條件是，出身都是赤貧，對統治階級和剝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圓滿地通過了審查。從此，吳吉清跟隨毛工作了七年。 有時，吳吉清也擔任其他任務。有一次，他和王亞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那里去工作。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三二年。當時二十六七歲的毛澤民負責共產党的財政工作——紅軍從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沒收來的大批金錠、銀錠、銀元、珠寶及各种貴重物品需要管理；紅軍還有自己的小型造幣厂，可以鑄造銀元(銀元是中國標准的硬幣)；部隊有制作金扣、發卡及鞋拔子的模具。他們往往以鑄造金扣等方式攜帶出去，而不攜帶金子，因為裝飾品較易隱藏。 据吳吉清回憶，當時有很大一批財寶，領導決定把這些財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兩個警衛員被派去幫助毛澤民完成這項任務。被雇來的搬運工扛著這些財物沿著蜿蜒的小路走上陡坡。這并非易事。金銀很重，一塊銀元大約重一盎司，价值相當于五十美分。每個搬運工大約搬一千枚銀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運工，當搬運工快到山頂的時候，卸下擔子，領了工錢，即被打發走了。只有兩個警衛員和毛澤民留在那里。他們把財寶運到一個秘密的山洞里——這項任務可不簡單。据吳吉清回憶：“總共有一百多万枚銀元。”毛澤民封閉了山洞，三個人才下山，蘇區沒有何其他人知道錢財藏在什么地方。 蘇區沒有發行過硬幣。共產党政府和國民党政府的紙幣是互相通用的。在蘇區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報酬都需用銀子或國民党的鈔票。紅軍靠著襲擊地主的錢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錢泥罐弄到銀子和鈔票。——些農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夠發現藏錢的地方。 紅軍的這批財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動。這一次，財寶是從山上往山下運了。吳吉清又被調來協助毛澤民。他們雇來了搬運工，啟封了山洞，把財物運回瑞金。后來，長征開始的時候就把金錠、銀錠和鈔票分給了紅軍戰士，這樣，他們一旦离開蘇區，就可以有錢自己買東西了。紅軍的規矩最嚴格——從老百姓和農民那里買一只雞，一袋米，從果園里摘一個桃子都必須付錢。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東西都不許白拿強要。 一九三四年春為什么要把財寶從山上運下來 ？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來組成的“三入團”決策核心，面臨著日益惡化的軍事形勢，他們已開始准備撤离中央蘇區。后來，對于何時決定放棄蘇區，何時開始考慮進行長征，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毛澤東同親蘇派之間的論戰中，毛澤東的支持者認為。長征是一個倉促、輕率、無准備的冒險，是惊慌失措的產物，不是有計划的行動。 證据有利于對方。“十万”大軍的行動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鐘才決定的事情，早在數周或數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長征，詳細計划必須早就作出，否則長征將成為一場潰逃。將財物搬下山來的決定是同制定長遠計划相吻合的。 根据伍修權的看法，“長征的准備工作在長征之前半年就開始了”。首先是開始大規模擴紅，壯大紅軍力量，拆卸和包裝重型裝備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時間。 伍的回憶同李德的回憶是一致的。李德說長征的准備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開始了，當時正值紅軍在廣昌戰役中失利“我同意他的意見，”伍修權說：“雖然在很多其他問題上我們意見不一致。”据伍的回憶，長征的計划工作開始時局限在很小的范圍之內——博古、李德、周恩來、洛甫和王稼祥。 一九三四年春夏進行的一場特別征兵運動是這一計划的組成部分，即恢复紅軍的力量，動員江西地區現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時，另一項運動是征集糧食。紅軍下達了很重的征收任務，呼吁農民作出捐獻。同時開展了借貸運動。鑄出了更多的銀元，做了棉衣。車間開始修理槍支武器，生產了新的手榴彈，從老戰場找回了子彈殼，銅殼里重新裝上火藥和鉛頭。鉛用完了，就用木制彈頭。李德參与了監督准備工作。伍修權記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檢查新手榴彈的爆破試驗。不是所有的手榴彈都能拉響的。 很明顯，這些都說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醞釀之中。同時，他們開展了宣傳運動，號召農家婦女為戰士編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戰士們想在長征開始時多背上几雙草鞋。他們讓婦女們把草鞋編得厚厚的，這即是將進行長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國的歷史學家們還未能發現關于長征准備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備忘錄或命令。討論這些問題似乎經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兩人之間，連周恩來都未能參加全部的商談決策。后來听說這是出于安全考慮，怕蔣介石的奸細獲悉紅軍的計划。經過仔細研究國民党的新聞報道，沒有發現泄密的跡象，國民党官員也沒有自稱發現過長征的秘密，國民党的評論卻暴露出他們對紅軍是极其無知的。那時毛澤東在政治斗爭中輸給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國民党還一直以為他是紅軍的領袖哩；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懂得共產党的斗爭陣勢， 一位最小心謹慎的共產党歷史學家至今依然承認說：“我們無法知道長征是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地方決定開始的。” 一九三四年夏天開始的若干行動，后來被說成是長征的准備工作，包括突圍和几支紅軍部隊的轉移。第一支轉移的部隊是第七軍團。七軍團七月份撤离了瑞金，并編人了方志敏領導的第十軍團。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揮員，他是毛澤東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領導戈橫起義。第七軍團是由另一名有經驗的指揮員粟裕領導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据有些人估計這支部隊有一万多人，但實際人數可能要少得多。他們向閩浙皖贛開進。這支部隊被改編命名為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既有戰斗任務，又有宣傳任務。它的目標是爭取國民党軍隊聯合抗日，結果沒有成功。國民党粉碎了這支隊伍，方志敏被捕后，被關在一個竹籠里，裝在車上，游街示眾，最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頭。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轉為打游擊而幸存下來，最后于一九三八年編人了新四軍。 緊接著又有一支部隊進行了一次突圍。這次是肖克為首的第六軍團。六軍團的根据地是在湘贛邊界地區。肖克回憶說，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發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過湖南，与駐扎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帶的賀龍的第二軍團會師。肖擁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訓練有素的部隊，但武器彈藥不足。五十年后他說，他奉命帶上全副裝備，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机，這很不利于他的行動。 后來發現，他所走的路線基本上就是紅軍主力部隊很快跟上的路線。根据肖克的回憶，一路上恐怕最嚴重的問題就是當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象野獸一樣地生活，他們抽鴉片成癮，半裸著身子，對農村的地理一無所知。 肖克是一個善于思考、有學者風度的人。( 他的部隊被認為是紅軍中最強硬的一支部隊，國民党怕他，恨他，同時也尊敬他。 )半個世紀以后，他成了北京軍事學院的負責人。當他談起當年貴州的艱苦條件時仍然心有余悸。第六軍團沒有地圖，只有從學校地理書上撕下來的一張普通的中國地圖。這張地圖只有10×12英寸大，上面僅標有省會、非常重要的縣城以及大的山脈和河流。在邊遠地區打仗，這樣的地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他們在迷宮般的群山峻岭中行軍，當地的農民連那里是什么地方都說不清楚，更無法告訴他們到下一個城鎮該怎么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軍團同貿龍的第二軍團會師了。軍團的兵力減到四千人，据肖克回憶，他們雖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沒有證据說明他們曾把任何敵軍引出了中央蘇區。 這些部隊行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這一點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仲夏時期的部隊行動怎么會有助于十月底紅軍的大規模轉移呢？ 這一時間的選擇是沒有道理的。兩者沒有什么聯系。 北京的革命軍事博物館的秦興漢將軍后來說：“這是一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問題。”秦認為物資准備和新的擴紅工作開始得較早是為了使紅軍能有准備地應付各种緊急情況。紅軍在被迫的情況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軍團和第七軍團突圍的時間則是另外的問題。他們与十月中旬的長征好像沒有什么聯系。即使他們牽制了大批的國民党部隊——其實他們沒有——也沒有證据說明早在仲夏時節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棄這一地區。 翻譯伍修權是個有學識的將軍，他听過李德和博古之間（還有周恩來）的討論，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揮決定，然而連他也無法提供有關這一問題的線索。他說：“我覺得很難恰當地回答這一問題，必須由你自己來回答了。” 他認為第六、第七軍團的行動是在紅軍大量征兵以補充缺員的時候用來轉移國民党的視線的。當我問道，七、八月份的轉移怎么會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長征時，他回答說：“你的疑問是有道理的。” 長征問題專家王愿堅稱紅軍起初的行動是“交響樂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響樂似乎不是一個調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軍的轉移。二十五軍是留在鄂豫皖邊遠地區的一支殘余部隊。它原屬第四方面軍，后來四方面軍撤到了川北。二十五軍原有大約七千人，但到秋天減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個名叫程子華的紅軍政委五十年后回憶道，關于這個問題，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曾把他叫去談過好几次話。程子華現年七十四歲，身上還帶著紅軍生涯給他留下的傷疤。他的雙手雙臂部受過重傷，右手現在還捏不起拳頭，而是象一個爪子。他用左手寫字，而左手也被子彈打傷，從未經過很好的治療。 如果程子華的記憶准确的話，他同周恩來的談話證實了長征之前進行長時間准備的理論。程回憶說，周曾告訴他，紅軍處境困難 (當時正值廣昌戰役慘敗之后，也正是把財物從山頭上搬運下來的時候 )。周恩來說，國民党比紅軍強大得多。共產党的根据地正在縮小，這就減少了人力、物力的來源。紅軍面臨著“現實的危險” —一如果紅軍無法獲得自給，根据地就將喪失 怎樣解決呢？周自問自答說：紅軍准備開始長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夠得到物資和人力，重新開始壯大隊伍。 周恩來說，如果紅軍這樣做，國民党就會撤回他們的封鎖部隊，這將會對形勢發生莫大的影響。周就是要同程子華討論這一形勢——即二十五軍的處境。這支紅軍部隊的壓力很大，它急需加強領導班子。地方党要求給予幫助。周派程子華負責二十五軍的軍事工作，并把它轉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訴他，紅軍主力即將采取的行動會有利于他執行這項任務。 程子華匆匆离開了瑞金，然而要到達二十五軍那里卻并非易事。他先到蘇維埃根据地的南部，再從那里偷越邊界進入廣東“白”區，接著去汕頭港，從那里再乘汽輪去上海。他從上海經長江至漢口，最后于九月到達鄂豫皖地區。這時，長征很快就要開始了，但他在几個月后才獲悉長征的消息。程子華和地方領導決定把二十五軍轉移到距鄂北更遠的山區去，轉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區。這支部隊被重新命名為第二抗日先遣隊。第一支先遣隊是已被消滅的第七軍團和第十軍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華率領二干九百人出發了。 二十五軍的行動只与當地情況有關，同任何其他因素聯系起來都是牽強附會的。同時，似乎也不可能假設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來就為紅軍的大轉移作了充分的籌划。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時期。國民党第十九路軍也在這時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駐在緊挨著蘇區的福建，是一支獨立的、非常愛國的部隊，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聞名于世，卻被蔣介石流放到福建，因為蔣介石懼怕它反日的愛國情緒和對他的政策的挑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軍長們發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獨立的政府。這是對共產党人有利的形勢，本來可以利用這一時机聯合一支強有力的軍事力量，使全中國共同反日——共產党宣傳的主題。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樣，這正是毛澤東和他的助手們善于利用的一种机會。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駐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軍在共產党的配合下，舉行反蔣起義。為了等待一批共產党需要的冬裝和補給物資，起義甚至推遲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舉行。十四日晚，參謀長趙博生請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滿圓柱的路德教堂內共進晚餐。他的總部就設在這里。軍官們在二樓用餐，警衛員們在樓下用餐。席間，趙博生派出親信部隊包圍了這幢房子并宣布起義。兩名軍官從二樓陽台跳下來，企圖逃跑，其余的都參加了起義。最后，十一個團中的九個團，總共一万七千人起義。投入共產党方面的事業。這些起義部隊改編為共產党的第五軍團，成為紅軍中最可靠、最守紀律的隊伍之一，在長征中發揮了很好的后衛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擺脫危境。 在宁都起義中，共產党人工作沉著，有條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軍打交道時，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還不錯。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軍團正在閩西作戰。這時，一名代表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的“陳先生”(陳公培)拜訪了彭德怀。 彭請“陳先生”吃飯，并象彭后來寫的那樣，用一個鐵皮大臉盆盛滿了“從惡霸那里沒收來的”豬肉、雞蛋招待他，當晚談得很成功。陳先生從如何聯合抗日到存在的疑慮無所不談，很多問題都得到了解答，陳先生接著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產党中央進行談判。但是消息傳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員會決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們反而批評了彭德怀——不是因為他与“陳先生”進行了交談，而是因為他在宴會上用洗臉盆盛菜太失禮了。 這件事被擱置了一段時間，后來又從瑞金派了兩人去同蔡廷鍇會談。一位是吳亮平，后來當了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部長(也曾擔任過李德的翻譯)，另一位叫潘漢年。他們是由作為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本人和相當于總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說談判是成功的。這兩人回來后向毛澤東、洛甫和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說他對大家能夠聯合一起反對蔣介石感到高興。這份報告在沙洲壩散發，當時洛甫和毛澤東住在這里同一幢房子里。 關于十九路軍發動事變的決定，意義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產党人突破蔣的封鎖，使他們的事業得到全國甚至國際上的支持，使紅軍被外界所知。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外國也很少有人知道紅軍)以為紅軍只是偏僻山區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義外，甚至還有其他有利因素：當時，廣東軍閥對蔣介石持敵對態度。如果共產党人与第十九路軍結盟，廣東軍閥也許有可能加入這一聯合力量。有了廣東的支持，其他軍閥也可能參加進來。福建有福州這個海港城市。另外，蘇聯還有可能——盡管實際上不大可能——通過福州建立一條對外的運輸線。 這個机會喪失了，因為共產党人內部意見分歧。共產國際的首席顧問曼弗里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對与十九路軍結盟，他稱這支軍隊“只不過是一支軍閥部隊”。李德似乎對此半心半意，認為只能按照弗里德的指示行動。后來，他聲稱博古和周恩來都贊同聯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對此表示反對。當代歷史學家找不到根据證實這种說法。他說最激烈的反對者是“中央委員會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當時，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級干部主持的亂攤子，不久就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消滅了。 乘共產党人自相爭吵之机，蔣介石把十九路軍消滅了。 一九三四年共產党領導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內部不和——朱、毛堅決果敢的戰略已不复存在。決定是由那些几乎沒有或完全沒有戰斗經驗的人作出的，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們稱之為群眾)打交道的經驗。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卻企圖發號施令。李德已在中國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這個國家，不了解中國。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學。他不了解這個國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貴州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一個江西人在福建，或一個福建人在江西時，由于不懂當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圍人講話，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家或能不能回家，對這樣的人的心理狀態他一無所知。 長征開始兩天以后，一些戰士沖到楊成武政委面前提出問題時，李德大概是無法理解他們的。那天，隊伍在彎曲狹窄的山路上行進，沒有一個人說話，戰士們低著頭匆匆向前赶路。突然，兩名江西的戰士气喘噓噓地跑到楊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了。我們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們還要這樣走多少天啊？” 這兩名戰士——事實上整個隊伍——都處于焦慮的狀態。這是往哪儿走啊？ 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還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鄉和親人？楊成武怎么能回答他們呢？ 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訴他們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進；告訴他們將沖破敵人的封鎖。給國民党沉重的打擊，并保衛蘇維埃根据地。 李德從未意識到，要紅軍打得好就必須提高他們的覺悟，讓紅軍戰士了解他們自己在于些什么。這些紅軍戰士不是机器人，沒有被訓練成普魯士軍隊或俄國軍隊那樣只是服從命令，而從不思考，也從不提什么問題。 而李德卻是一個信奉這類原則的人。他是個歐洲軍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觀念和思想方法。他這种人和他所指揮的這些人之間几乎沒有什么共同點，他來指揮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國人的一個考慮不周的命令。在中國，李德從來沒能意識到做一名中國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樣艱苦的環境里，他還經常喝咖啡，抽雪茄 (只要能搞到這些東西的話 )。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飯，盡管有時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蘇俄”幫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們是知識分子，鍍了層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的金，而且這層金使他們脫离了真正的中國。他們在莫斯科學到的重要知識是如何進行官僚主義派別斗爭。而毛澤東和他的實干家們卻大都受過戰爭的考驗，到過山區、農村，和農民共同生活過。他們當中許多人都和毛澤東一樣出身于農民家庭，了解中國，盡管他們不能隨時恰當地引用馬克思、列宁的辯證法語錄。他們目前沒有掌握實權，還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態的發展。而毛澤東在作為一個革命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生涯中，很長時期來一直是個局外人。現在，他開始意識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轉折就要開始了。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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