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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到醫院看望陳毅。他帶來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訴陳毅，中央委員會(几乎成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詞了)決定紅軍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蔣介石的“圍剿”，向西轉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嚴冬，陳毅隨毛澤東和朱德离開井岡山向南行進，和他們并肩戰斗，在贛南和毗鄰福建省的邊區建立了中央蘇區。他目睹了蘇區發展到擁有三十五個縣，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塊相當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領土總和的土地。他看著這塊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瑞金成為“紅色的首都”。 現在這一切都將結束，什么花言巧語也掩蓋不了嚴酷的現實。陳毅看到了這一年多來的慘重損失，紅軍在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戰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陳毅是講現實的，他沒有試圖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湯說成鮮濃肉汁。紅軍面臨的是慘重的潰敗以及艱險的撤退。 周恩來還帶來了進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員會決定陳毅不隨主力紅軍撤退。他將留下來在蘇區指揮軍事行動。他只負責軍事指揮，另一位老資格的政工干部項英負責全面工作，他們倆將在一起共事。陳毅很清楚，項英与博古、李德關系密切，是“蘇俄”路線的支持者。 陳毅將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隊，其中至少一万人是傷員，許多人象他一樣傷勢嚴重，根本不能參加戰斗，當時很難估計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現在就更難估計了。戰斗人員的數字雖然高達一万六千人，而受過正規訓練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衛隊，許多人從未握過步槍。而敵人方面，蔣介石能夠部署二十万人，他還可從附近的部隊抽調更多的人。陳毅沒有問他的部隊有些什么武器彈藥，他知道武器彈藥是不夠的，因為從來就沒有夠過。 周恩來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傳達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陳毅的熱情。他強調陳毅將起的重要作用，他贊揚陳毅具有經過考驗的戰斗能力，以及對農村情況的深刻了解。陳毅在這里戰斗了多年，沒有一條山路、一條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恩來指出的那樣，陳毅受了傷，長征對他來說是十分艱難的。 “你的傷口怎樣 ？”他問陳毅。他對陳毅的傷勢很了解，因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他和陳毅一起去興國前線，陳毅就是在高興峪那次戰斗中負的傷。陳毅回答說傷勢沒有好轉，醫生還沒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來。他一直要求拍一次 X光片，但他們卻沒有給他拍。周恩來听后馬上去找有關部門交涉。原來， X光机器和片子這時都已包裝好准備撤离。結果不得不重新打開。因為沒有電，周思來命令把無線電台備用的汽油發電机運到醫院，專門給陳毅拍了 X光片子。 命令總是命令。陳毅是個好軍人、好將軍，他執行命令，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務，即使心里并不痛快。當他發現他的同事項英對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時，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項英主張硬拼，而陳毅主張避開敵人的鋒芒進山打游擊。他認為這是生存的唯一机會。然而，他的意見被否決了。 陳毅對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沒有公開表示他認為這与反毛的政治斗爭有關，盡管他的許多朋友待有這种看法。他承認對他的委任是有正當理由的，因為他比任何其他指揮員都熟悉這塊土地，他是個有經驗的領導人，他的任命會提高那些留守人員的士气，會使他們感到紅軍并沒有放棄中央蘇區。但是，陳毅對這件事的情緒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講話中既謹慎又明确地表示，把這樣一個重大的任務交給一個指揮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見，這樣的作法是不對的。 十月中旬，這是個气候宜人的時節。但從于都出發的那一行人情緒都不高。這個決定周恩來不只告訴了陳毅一人。与陳毅談話之前，他把毛從于都召到梅坑的總部，告訴他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毛對此事的反應如何，沒有記錄，但是他對當時的軍事形勢感到日益不安。他兩次提出建議，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絕。他每次都建議紅軍放棄陣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國民党封鎖線之后，越過碉堡群，襲擊敵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張向東挺進浙贛，進而直取南京；后來又建議打進湖南。這些就象對牛彈琴，沒有人听他講話。在北京的長征問題專家王愿堅說：“我們有一种說法，一項戰略一旦開始執行，就必須堅持到底。” 周恩來詳細地說明了新的計划，即紅軍向西出擊，穿過蔣介石在馮·塞克特將軍指導下設立的四條封鎖線，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邊境挺進，与賀龍會合。賀龍已在那里建立了一個根据地。周恩來把計划告訴一軍團司令員林彪和政委聶榮臻，以及其它軍團——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軍團的司令員和政委。据聶榮臻說，沒有把這個計划告訴低于這一級的干部。除了這些最高級的指揮員外，大約八万戰士——据伍修權說這是“實際數字”，“為了宣傳，當時號稱十万人”——并不知道他們正在執行什么樣的任務。 根据花名冊上的數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紅軍的實際人數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這個數字是本書首先發表的。具体分為： 第一軍團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軍團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軍團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軍團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軍團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還有兩個獨立縱隊：中央軍事委員會縱隊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時被稱為中央軍委第二縱隊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總數不包括雇用的擔架員 (他們有時僅受雇一、兩天)。 這八万人的經歷各不相同。他們中有個姓危的婦女，如今雖已七十四歲高齡，但還是個硬朗的小個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頰，起皺的鼻子，灰白的頭發上戴了一頂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褲子，白襯衣，黑色的中國布鞋，正配上她那雙小巧的腳。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紅軍中度過的。她是隨第一方面軍長征的三十名婦女之一。她有一個坎坷的經歷，我們的談話從她五、六歲時被父母賣給別人當童養媳開始，她始終不知道家里賣她得了多少錢。 危秀英仍然記得當初她父親要把她賣掉時的情景。她准備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鐮刀，把它們藏在門后。第二天一早當一個男人來接她時，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鐮刀砍他。但那個男人力气很大，終于制服了她，并試圖把她帶走。她又踢又抓，還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罷。這時他們又把她父親的兄弟，她最喜歡的叔叔叫來。她不能咬叔叔，就這樣被叔叔帶走了。她后來睡著了，醒來時已到瑞金。買她的這家在這里開設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長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擔。當紅軍到興國時，她還在象奴隸一樣地于活，經常挨打挨餓，還要放水牛、拾柴火。對于危秀英這樣的婦女，參加紅軍無需多少動員。她自動剪掉長發并用頭巾裹上，以免家里人發覺(會打她)，徑直來到紅軍總部要求參加紅軍。他們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堅持要當紅軍。這樣，她主人家終于發現了她的意圖。有個朋友告訴她，主人家准備殺死她。危秀英把這個消息告訴紅軍后，紅軍才接受了她。 她還記得在吉安第一次參加戰斗，在一個小屋里度過的一夜。小屋里亮著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她從來沒有見過電燈，也不知道怎么關燈。最后她拿過步槍，舉起來用刺刀捅破了燈泡。這杆帶刺刀的槍比她還高几英寸呢。 危秀英是中央蘇區“模范縣”興國參加紅軍的几万人中的一個。從興國參軍的人編成了一個師，叫模范師。興國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象危秀英這樣貧困的農民入了党和參加了紅軍。為革命捐軀的烈士達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國沒有—個縣能与之相比。整個江西省的陣亡人數為二十三万。 參軍，參軍，參軍。這是紅軍在占領贛南最后一年的號召。當時小劉英正在于都干擴紅工作，長征前夕，毛澤東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憲輝當時也在那里做擴紅工作。他現年七十四歲，看上去有點象年邁的赫魯曉夫，帽子戴在腦后，寬寬的(中國的)烏克蘭人臉，眯著眼，一副鄉村人精明能干的樣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貧農，姐姐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紅軍一到，他就加入了共產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擔任党支部書記，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擴紅。由于廣昌戰斗傷亡慘重，部隊需要征集每一個可以參軍的人。當他登記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參了軍。他參加的部隊是一個新編師，即第十五師，或者叫做第一軍團少年共產國際師，當時才十八歲的肖華任政委。該師平均年齡為十八歲，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歲。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時，曾憲輝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著五磅大米的干糧袋，一百發子彈，兩穎手榴彈，一支步槍和一套棉衣 (天气還很暖和，不必穿棉衣 )，一共加起來負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隊要轉移，對長征卻一無所知。但他跟隨部隊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長征在吳起鎮結束。 參軍的人源源不斷。組成了新編八軍團，第三十四師和減員較大的三軍團也補充了戰斗力。紅軍隊伍不斷地擴大，各縣男子已所剩無几。一九三三年長岡鄉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婦女和老人。瑞金縣自毛澤東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參加了紅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參軍，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個月就有二千人參軍。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參軍的人中，大多數人參加了長征。該具為革命犧牲的人達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國民党報复殘殺的大約五万人。研究長征的專家胡華教授估計開始長征的部隊大約有一半是新參軍的，因為第五次反“圍剿”戰斗中營以下的指戰員傷亡慘重。 為動員青年參軍，他們想盡了种种辦法。軍屬在商店購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時還免征稅收；紅軍家屬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戰士在前線犧牲，烈屬可以得到撫恤金和免費勞力。向軍屬發了軍屬證和光榮匾，他們的家門前挂著用大紅紙寫的光榮榜，給軍屬送慰問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鹽以及火柴和大米。還舉行群眾大會讓軍屬到台上發言，使他們覺得自己与紅軍有特殊的聯系。 由于國民党人的封鎖，鹽、燃料、棉織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蘇區當時是無价之寶。共產党人想盡一切辦法鼓勵偷運和貿易。這些商人很机靈，他們慣于賄賂，他們能夠經常來往這一地區。与蘇區做生意有利可圖，加上銀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勵，使得商人們不惜一切穿過封鎖線，与蘇區不斷地進行貿易。贛江上經常有人用夾層船把煤油和鹽(一個銀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貴十三倍)運入蘇區。蘇區有些鎢礦，封鎖也未能阻止礦石外運。毛的弟弟毛澤民當時住在于都，組織貿易，監督運輸。 共產党人沒有讓馬克思主義教條阻擋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裝成運糞苦力的小販在臭气熏人的擔子里把電筒和電池偷運進來。鐵匠、糧商、米商，受到保護，甚至放貸者都獲准做生意，但受到嚴密監督。共產党的軍隊在蘇區紀律嚴明，享有良好的聲譽。的确，他們沒收富人的財產，然而中產商人卻傾向于共產党而不喜歡蔣介石的軍隊。 農民之所以特別擁護紅軍，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貧困的贛南農民過著被奴役和被剝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錢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糧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鹽百分之一百五十。貧苦農民的債務越陷越深，根本無法還清。一九三零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澤東視察了興國縣和另外六個正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縣。他發現占當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農和地主，擁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貧苦農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擁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給窮人。他主張免除農民的高利貸負債，給農民分配土地，再免費分給未耕的山林荒地。他號召禁止賭博和抽鴉片，并杜絕搶劫。他說共產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閉戶的社會秩序。連殘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壯勞力替他們耕种。 老紅軍吳興也來自貧困的、但給紅軍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鄉在會昌縣吳村，与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同鄉。他倆在南昌接受采訪時，吳興告訴我：“論輩份，我應叫吳吉清‘祖父’。”吳村的人几乎都姓吳，一九三零年當吳興十四歲參加紅軍時是這樣，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吳的一生都在紅軍中度過。他沒上過學，家里沒有錢供他上學。他說：“我一輩子都在前線。”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典型的紅軍戰士。長征結束時，他被提升為排長，在延安的學校學習，后來當了師長。他小時候跟篾匠學手藝，但掙錢很少。他曾想參加國民党軍隊，可又覺得他們是一幫強盜。你就是有一把象樣的雨傘，這些人都要搶。當朱德率領部隊路過他家鄉時，吳興听說這部隊的戰士都是些公正老實的人，又听得部隊里有人向他喊道：“來吧，小兄弟，加入我們的隊伍吧！”他就參加了，從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紅軍戰士。 五十年后他回憶說：“當我們到達雪山時，我想起了這一切。我們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們這些人也許永遠也翻不完這些山了，沒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堅信，即使我們真的倒下去，中途失敗了，那我們的下一代也一定會繼承我們未竟的事業，繼續前進，革命終將成功。” 不只是吳興一人有這樣的想法，許多戰士离家時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獨，但他們也抱著和吳興同樣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讓紅軍戰士离開蘇區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們多年的根据地，是他們的家鄉。他們中大多數人來自江西，而這些人中多數又來自中央蘇區——模范縣興國、瑞金地區、于都縣、宁都和福建的周圍地區。离開他們的故鄉是痛苦的。 楊成武曾是紅軍第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他回憶道：“蘇區是這樣的好，蘇區的人們是這樣的親。要我們放棄這一切，到一個遙遠的陌生地方去。我們即將离開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開這朝夕相處的蘇區人民，叫我們怎能舍得？” 楊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邊界的長汀縣，那里是共產党根据她的一部分。當紅軍已開到附近的消息一傳開，楊成武家鄉的許多農民都來看望并且慰問紅軍戰士。他們爆玉米花，收集雞蛋，扛來一袋袋的紅薯干，織好了襪子，編好了草鞋，并選了十几個代表，包括楊成武的父親和堂嫂都來了。楊成武的堂哥楊能梅是團里的司務長。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過山山水水，在戰士們离開駐地前和他們團聚了三天。當他們准備回家時，楊成武和他的同事們湊了所有的錢 (并不多，楊只有五角錢 )給他們作為回去的盤纏。楊成武的堂哥楊能梅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備离開時，他才回來，他們只能團聚短暫的一會儿，能梅就得出發了。這一別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們夫妻才又相見。 危秀英還記得她隨第一方面軍總衛生部干部營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個月光皎洁的夜晚，他們頭上戴著一束束樹枝作為偽裝，到天亮就停止行軍。開頭几天沒遇到轟炸，因為敵人沒有發現他們。后來，有一天下午將近黃昏時，他們集合在山坡上開會，一架國民党飛机飛過來扔下了炸彈。炸彈落在大約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當時董必武正在講話。董時年四十八歲，已被認為是長者了。他和藹可親，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彈坑，炸彈掀起的土濺了周圍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訴戰士們說：“馬克思在捉弄敵人，炸彈沒有爆炸。”接著他又泰然自若地繼續講話。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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