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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章士釗到香港后，先后見到了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人。故舊見面，頗多感慨，都為過去几次談判沒能成功感到惋惜，并表示要繼續為祖國統一盡力，通過各种途徑向蔣介石進言，以促成國共兩党的高級談判。 章士釗此次赴港所帶中共關于和談條件与過去大体相同，即盡快舉行國共兩党談判，台灣當局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央可給予台灣省類似當年陝甘宁特區的地位，經費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負擔。如果台灣當局認為談判條件不成熟，可以先進行官方或私人及團体互訪，作一定接触，暫不舉行正式談判。 章士釗到香港后不到一個月，便因頻繁的活動，過度的興奮及對香港气候的不适，再加年事已高等原因，到6月下旬便病例了，而且一病不起，迅速轉重，雖經醫生盡力醫治，卻終不見好轉。 章含之在一篇文章中記述道： 一周后，我帶妞妞离港回京。臨行前，父親單獨与我談了一會儿。他要我轉告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很好，正在聯系各方關系。此時他在台灣的一些老友如于右任先生等都已經去世，他說他正在接触其他一些朋友。他要我告訴總理他在香港最多停留三個月就要回北京。他深情地對我說：“告訴周總理我很想北京，事情辦好我就回去，叫周總理不要忘記派飛机來接我。”人也許真有一种第六感覺，會對未來發生的事情有种預感。在我同父親的30年相處中，我很少見到他動感情。他是個感情极深逐的人。他的詩作洋溢著強烈的激情而在生活中卻极少動情。我在香港寓所辭別父親時，不知怎么我產生了一种悲哀，對老父親依依不舍。父親也是這樣，他特別舍不得姐姐，臨別前再三撫摸她的手和臉，要她“三個月后來接爺爺！”冷酷的時間沒有給父親留下三個月的生命。一個半月后，我和姐姐去香港迎回的竟是他的骨灰！ 章士釗7月1日与世長辭后，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党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為國共和談奔走的老人。許孝炎等人表示要盡快將章士釗帶來的中共和談條件轉告給台灣方面。 蔣介石得知此事后，雖然表面上不動聲色，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触動的，一些國民党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台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以辜君明的化名寫了一篇呼吁祖國統一的文章，提出：中國的統一必須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沒有一個帝國主義者愿中國統一，要統一只能靠中國人自己的覺悟。在雙方分裂對峙中，靠帝國主義在后撐腰，這些撐腰是為中國嗎？不，是為他們自己，這是很清楚的。”陳立夫主張國共兩党重開談判，以此達到祖國統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台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再說進人70年代以后，台灣孤島愈加給人一种凄涼之感。1971年10月，26屆聯大通過驅蔣案。1972年2月，蔣介石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這股沖擊波使整個台灣處在動蕩与不安之中，蔣氏父子更是心急如焚。同年9月，蔣介石另一“外交”盟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緊步尼克松后塵，踏上了中國大陸進行友好訪問。在此前后，許多國家相繼与台灣當局“斷交”。 在一連串的打擊之下，年屆85歲高齡的蔣介石終于支持不住了。1972年3月，蔣介石因前列腺肥大做了手術。 据台報載，宋美齡曾提出要蔣介石到美國去做手術，宋認為美國醫生的醫術高明。蔣介石也承認這一點，但又認為美國有人要把他赶下去，這些人必要時可能對他實施暗殺計划，因此他表示不愿去美國就醫。蔣經國從來惟乃父決定為決定，也不同意宋的提議，認為宁可花錢延聘美國名醫，也不能前往美國。最后，蔣介石還是在台北榮民醫院做了手術。因年齡不饒人，身体机能減退，后轉為前列腺宿疾，其健康狀況一蹶不振。 1972年8月6日，蔣介石乘坐的專車与一位少將的小車在陽明山的岔路口相撞，蔣受重傷，再次進榮民醫院療養，直到第二年的12月12日，才從醫院返回士林官邸。 蔣任第五屆總統不久即遭車禍，又屢屢生病，肺炎和心髒病時常复發，健康時候少，臥床時候多。在近；年的任期內，他僅公開露面3次，自1972年8月起，實際上已避不見客。 蔣在醫院期間，高度保密，不讓外人知道。他本應辭職，由副總統代理，可他一直沒有這樣做，以便讓長子接班做更充分的准備。至1973年7月，報紙上又公開刊載了蔣介石在其第四個孫子蔣孝勇結婚時与他的合照，算是病后第一次公開露面，向公眾表明他的健康狀況和并未暗中引退。 7月下旬，蔣介石又發表“世界反奴役國大會”文告，宣稱為人類自由而奮斗。 “雙十節”，蔣介石照例又發表文告，仍然表示其反共的堅決態度，說：“縱使我們的權利蒙上一層悲痛的面紗，我們的气氛暫時受到安撫逆流的毒化，我們不會气餒，我們不會迷失方向与道路。” 他仍在強撐著，編織著“反共复國”的神話，鼓勵台灣軍民去“奮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其倔強之態，真可謂躍然紙上。 1974年1月19日，中國与侵入西沙海域的南越之間的西沙之戰爆發。 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复出后擔任要職的鄧小平拿著一張文電匆匆赶來。“報告主席，海軍要求增兵西沙戰場。”毛澤東看完電報，立刻批示“同意”。鄧小平正要离開，毛澤東忽然說：“慢！”他略一沉思，然后一字一字地說，“直接走。”鄧小平听到這話，會意地點了點頭，就又匆匆出去了。 西沙之戰初起，蔣介石當即指示台灣方面就南越侵犯西沙和南沙兩群島主權發表聲明，指出該兩島是中國領土，不容侵犯。 不久，台灣“國防部”一封電報呈到蔣介石面前，內稱：“中共海軍導彈護衛艦4艘，清晨抵達東引島一側，企圖穿越台灣海峽。”蔣介石看完，沉吟良久，說了一句：“西沙戰事緊吶！”台灣軍方心領神會，作了妥善布置。當天晚上，解放軍東海艦隊4艘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台灣海峽，國民党軍不僅沒有開炮，還打開探照燈，讓解放軍的艦隊通過。 此事說明，蔣介石与毛澤東雖然處于敵對狀態，但在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重大問題上，二人卻有著強烈的共識。 1975年1月，蔣介石的病情日趨惡化，高燒不退。蔣經國每日至少3次前往探病。蔣介石握住儿子的手，言語甚低。蔣經國深感不安，夜不成眠。1月9日夜間，蔣介石在睡眠中發生缺氧症，經急救轉危為安。此后，蔣介石病情穩定，日漸好轉，實際是回光返照。 1975年春節前后，蔣介石感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想為打通國共和談之渠道作其最后的嘗試，即通過擔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党元老陳立夫，經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發來邀請毛澤東到台灣訪問的信息。陳立夫和談心切，在沒有得到回音的情況下，就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為《假如我是毛澤東》的文章。陳立夫在文中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与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陳立夫特別呼吁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先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大陸的消息還沒有反饋過來，蔣介石的病情從3月26日即開始惡化。他從昏迷中醒來，深感來日無多，遂令蔣經國召五院院長來士林官邸听蔣介石口授遺囑。蔣授完遺囑后，病情忽好忽坏，蔣府上下一片愁云。 1975年4月5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家家戶戶都在祭掃祖墳。顯然，這一天對病人來說是最不吉利的日子。 當日下午，蔣介石感到腹部不舒服，尿量減少。醫療小組認為心髒功能不佳，可能腹內積尿，便給蔣服用少量利尿劑，使積尿很快排出。下午4時許，蔣小睡片刻。晚8時15分，脈博突然轉慢，醫生當即實行心髒按摩術和人工呼吸，并打針急救，使心髒和呼吸恢复了正常狀態。然而几分鐘后，心髒又停止了跳動。再用各种方法急救，效果均不佳。 11時50分，蔣介石瞳孔放大，人已死去，但急救仍在進行。 蔣死前的最后一句話是對醫生說的：“謝謝你！”他的黃色皮包里的遺物是：中國大地圖、解放軍和台灣軍隊的軍事部署圖及調整記錄，還有党證和身份證。 蔣介石終年89歲。 在蔣介石彌留之際，宋美齡与長子蔣經國、次子蔣緯國、孫子蔣孝武、蔣孝勇均服侍在側。 蔣介石臨終之時，台北上空雷電交加，大雨傾盆。蔣經國稱之為“風云异色，天地同哀”。 宋美齡与蔣經國商量墓地問題，母子倆決定暫盾蔣介石靈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處的慈湖，“待來日光复大陸，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達成蔣介石的心愿。 過了9個月，既是蔣介石的政敵又是他的談判對手，并和他作過合作伙伴的周恩來，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逝世了。 他在說話已十分艱難的情況下，還專門約羅青長來談對台工作，詢問在台老朋友的情況，談著談著就昏迷過去了。 他臨終前唱的最后一支歌是《國際歌》。 他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這里，沒什么事了……” 他只活了78歲。 他逝世時，胸前佩有寫著“為人民服務”的毛澤東像章，梳下放著毛澤東詩詞。他确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按照周恩來生前与鄧穎超的約定，周恩來的骨灰撤到了江河里和大地上。 7月6日，年高德劭的委員長、被稱為“紅軍之父”的朱德元帥与世長辭。 接著，中國20世紀最杰出的偉人毛澤東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在毛澤東的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已不复神采弈弈、談笑風生、“掌上千秋詩、胸中百万兵”的雄姿，他几乎是病臥在床榻上處理國家大事的。心髒病、肺气腫、白內障、腦血管病等多种疾病，把他折磨得心力交瘁。他的腿軟弱無力邁不動步子，他的嘴唇說話吐字都很艱難，他的手顫抖著拿不起一支很輕的筆，但他仍舊在工作著…… 此時的毛澤東無疑惑到了孤獨和凄涼。談詩論學，已少知音；患難同志，多已离去；高朋滿座，舊景不再；“文革”十年，難以收場；庭院深深，寂寞重重。由于江青的阻撓，愛女李敏也不能与慈父相見，以至病危時見到女儿，拉著她的手久久不放開，凄楚地說：“嬌嬌，你怎么不來看我？嬌嬌，你要常來看我，我想你呀！” 他用微弱而含混的聲音一字一頓地苦吟著廢信的《枯樹賦》： …… 昔年种柳， 依依漢南， 今看搖落， 凄愴江潭。 樹猶如此， 人何以堪！ 1976年9月8日晚間，毛澤東看著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電報，突然昏迷了過去。時間是晚上8時10分。于是，急忙進行搶救。 屏幕上顯示毛澤東心跳的曲線在起伏抖動。這條曲線突然變成了一條直線，一條微微抖動的直線。時間是9月9日零時10分。他享年83歲。唁電唁函雪片般飛來，全世界為他下半旗志哀，全國的男女老少痛哭失聲…… 一代偉人逝去了，留下了一些懸在心頭未競的事業，國共和談、祖國統一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樁。毛澤東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問題，這個意愿一直到他臨終也未能實現。但是，國共和談的促進工作一直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 1972年春，毛澤東在會見尼克松時曾談起蔣介石。他將蔣介石稱作他和尼克松“共同的朋友”，并說他与蔣介石作朋友的歷史要比尼克松与蔣作朋友的歷史長得多。在談到台灣問題時，他對蔣介石在堅持一個中國、維護國家統一問題上的一貫態度表示贊賞。 遺憾的是，毛澤東和蔣介石最終未能實現握手。 國共和談、祖國統一的神圣使命，歷史地落在了他們的繼任人身上。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党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個全新的、開放的、充滿生气的鄧小平時代開始了。 1979年1月1日，北京突降瑞雪，紫禁城輝煌的琉璃瓦覆蓋著一片洁白的晶瑩。長安街人流、車流川流不息，在初升的陽光中，涌動著新一天的熱情。 此時，解放軍福建前線廣播電台，正播放著一篇划時代的文獻——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們代表祖國大陸的各族人民，向諸位同胞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衷心的祝賀。 昔人有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怀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這种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從1949年台灣同祖國不幸分离以來，我們之間音訊不通，來往斷絕，祖國不能統一，親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裔。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近30年台灣同祖國的分离，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決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每一個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誘的責任。統一祖國這樣一個關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務，現在擺在我們大家面前，誰也不能回避，誰也不應回避。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束目前這种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孫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愿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 ……今天，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种种條件都對統一有利，可謂万事俱備，任何人都不應當拂逆民族的意志，違背歷史的潮流。 我們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灣人民，也寄希望于台灣當局。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我們一貫主張愛國一家。統一祖國，人人有責。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 ……台灣海峽目前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只能制造人為的緊張。我們認為，首先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种軍事對峙狀態，以便為雙方的任何一种范圍的交往接触創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環境。 ……我們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親訪友，旅游參觀，進行學術文化体育工藝觀摩。 ……我們相互之間完全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這是相互的需要，對任何一方都有利而無害。親愛的台灣同胞：我們偉大祖國的美好前途，既屬于我們，也屬于你們。統一祖國，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時代在前進，形勢在發展。我們早一天完成這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創造我們空前未有的光輝燦爛的歷史，而与各先進強國并駕齊驅，共謀世界的和平、繁榮和進步。讓我們攜起手來，為這一光榮目標共同奮斗！ 在播出《告台灣同胞書》之后、電台又接著廣播了國防部長徐向前關于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國民党軍占領島嶼進行炮擊的聲明。 也是在這一天，根据中美兩國政府在兩周前發表的聯合公報，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 北京和華盛頓的關系從敵對狀態到實現正常化，是世界歷史上一個划時代的事件，標志著世界政治格局發生了微妙和潛在的重大變化。 美台關系的破裂在台灣造成了极大的影響，在許多人心目中，台灣似乎成了一個“棄儿”，愁云慘淡，月色昏暗，一种窮途末路的感覺彌漫台灣島上空。一些在親美的气氛中長大的人沖到美駐台使館前抗議美國政府，整個台灣島從上到下，人們紛紛詢問：共產党會趁此机會打過海峽來，解放台灣嗎？ 然而事實是，自中美關系正常化后，中共在台灣問題上采取了溫和的態度。 1月5日，在中共最高領導層處于核心地位的鄧小平會見了2了名美國記者，坦率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各种問題。 有記者問：“副總理先生，這是我們對你們進行的第一次采訪，我們希望今后將有更多的机會進行這樣的采訪。關于台灣問題，你多次講這是中國的內政。但是亞洲的一些地方感覺到，使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將會產生某种不穩定影響。中國對于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采取什么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有沒有時間表？” 鄧小平回答道：“我們多次聲明，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實現了同美國的關系正常化。當然，在雙方達成建交協議的時候，卡特總統曾經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夠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我們注意到這個愿望，但是我們同時也表示這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我們當然力求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台灣回歸祖國的問題，但是究竟可不可能，這是一個很复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么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愿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個良好的愿望。至于時間表，中國是有耐心的。” 《告台灣同胞書》和鄧小平的談話發表后，海外輿論反應強烈，台灣島內更是議論紛紛。蔣經國自1978年5月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以后，世界形勢變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毛澤東逝世和“四人幫”的倒台，曾使蔣經國松了一口气。但大陸經濟的复蘇和政治的穩定，自然又將台灣問題很快地提到桌面上來，台灣在失去了美國這個“盟友”后，前途更加艱難，蔣經國倍感壓力。 蔣經國是想干一番事業的。他就總統職的當天下午，就召見主管宣傳的負責人，作了三點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志之上。他認為今天是一個民主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他認為國民党只有兩位領袖，一位是孫中山先生，一位是已故的蔣介石總裁。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再被稱為領袖，他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党員，一個普通的國民，只愿以党員与國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歲”的口號出現。他認為只有國家民族的万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党的万歲，沒有個人的万歲。 這些，自然表現出蔣經國的進步面，而与他父親時代划出了明顯的界限。但是，他身上畢竟背著父親遺留下的沉重包袱，而在主觀上，他也是將父親的遺囑奉為圭臬，以繼承遺志為己任的。 “父親留下的這塊江山，至少不能在自己手中丟失，反共复國還應成為基本國策，不能改變。”蔣經國一直默默地告誡自己。但中共發動的強勁的和平統一攻勢和海外及台灣島內的呼聲是不能輕視的。于是，蔣經國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四方游說，頻頻講話，企圖挽救頹勢。 在采取了一系列防衛台灣的措施之后，1979年12月10日。蔣經國在國民党十一屆四中全會上，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在1981年3月29日的國民党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方案，与中國共產党的和平統一方針相對抗。會上，蔣經國再次強調：“中國的唯一道路是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80年代是三民主義胜利的年代，全体党員要奉獻智慧、經驗，齊心協力，團結奮斗，實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圣使命。” 而對北京發出的和談呼吁，蔣經國依然有意回避，不加理睬。 正是： 駝鳥埋沙事無補， 挺胸抬頭天地寬。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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