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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回 周恩來迎進李宗仁 毛澤東派出章士釗


  話說李宗仁一行抵達上海的當天晚上,周恩來在文化俱樂部設宴招待。
  入席前,李宗仁見到了陳毅副總理。陳毅握住李宗仁的手,說:“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當時北伐軍一共有8個軍長。現在李德鄰先生回來,我們就有4個軍長在祖國大陸了。”
  李宗仁當然明白,這4個軍長是: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和第八軍軍長唐生智。于是,他連連點頭,說:“是的,是的!”
  入席后,有几位解放軍將領過來向李宗仁敬酒。周恩來笑著說:“德鄰先生,你們從前是打過仗的啊。現在你回來了,大家歡迎你。”
  對此,李宗仁又是無限感慨,他添酒回敬,一飲而盡。
  19日上午10時,一輛小車載著李宗仁和程思遠來到上海文化俱樂部,面見周恩來。這是周恩來安排的,主要是對李宗仁在政治上作一些交代。其實,有關精神,周恩來已通過程思遠向李宗仁交代過。而且,在7月13日,李宗仁從蘇黎世机場啟程的那天,周恩來又預先將原國民党參加北平和談的在京的代表、原桂系將領及其他一些在京的國民党部隊起義將領張治中、傅作義、章士釗、邵力子、黃紹閎、劉斐、屈武、李蒸等人召至中南海,向他們通報了李宗仁就要回國的消息,闡明了中央對李宗仁歸國的“四可”、“四不可”等項政策。現在,他要當面向李宗仁交代清楚。從10時20分到13時許,周恩來和李宗仁的談話持續了近3個小時,在一些根本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談話開始,周恩來便風趣地說:“現在,台灣在到處打听李先生的消息,但所有的消息都是不准确的、錯誤的。國民党方面一切都落后,情報也落后了。對李先生的安全,我們最擔心的是台灣方面。蔣介石是不擇手段,不計后果的。”
  他又說:“美國對李先生有胡思亂想,不至于整李先生,美國是實用主義。美國千方百計尋通中國的線索,可能把李先生也作為一條線索。盡管李先生的思想轉變了,美國還是要胡思亂想的。但李先生不要怕它,美國不僅對在過美國的人抱有幻想,對大陸也有幻想。”
  其后,周恩來就中美關系、“第三勢力”及台灣問題等一一与李宗仁進行了坦率的交談。
  關于“第三勢力”問題,周恩來說:“李先生在聲明中對第三勢力兩條出路的意見是對的,或者投降人民,或者投降反動派。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不贊成蔣介石,也不贊成共產党。”
  按照事先的安排,即將飛往北京的李宗仁,要在机場發表一個聲明,對于這個聲明,周恩來已經看過,并表示了同意。
  李宗仁說:“我在即將發表的聲明中,會講到,我一度在海外參加推動所謂‘第三勢力’運動,是一誤再誤。”
  周恩來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說:“第三勢力活動肯定是沒有前途!但是還有一部分人要搞,同時必然附于一种外力。不論靠美國靠日本,都必然要失敗。”
  “當然,當然!”李宗仁點頭贊許。
  談到台灣問題,周恩來說:“對蔣介石,我沒有李先生清楚,但我和蔣介石在過去的几個重要歷史時期曾在一起,所以我對蔣介石了解比較深,此人沒有一句真話,不以信待人,不可信。在東征的時候,關于孫中山去世的那封信,在東征胜利以后拿給蔣看,蔣當時痛哭流涕,一副极為傷心的樣子。什么事也不干,關在房子里寫祭文,這是做樣子給我們看的。其實,他的祭文寫得最糟糕,只講友誼感情,不講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
  繼而,周思來又講到:“蔣介石不可信,但台灣保存在蔣手里還是比讓美國霸占去好。”
  李宗仁馬上點頭,表示同意。
  周恩來接著說:“蔣介石的看家本領就是軍隊。南越的吳庭艷和蔣介石來往很親密,蔣曾告吳,美國不可靠,軍隊要千万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蔣在世以前,軍隊是要保持的。‘台灣獨立’、‘兩個中國’,蔣介石是不會同意的。陳辭修一死,沒有人能和蔣說上話。蔣也79歲了,余年不多,但是即使蔣死了,美國進來,台灣也不乏有民族气節的人起來,重整局面。總還有愛國人士起來,英雄是時勢造成的。”
  李宗仁說:“實現祖國的統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對,美國把台灣看成不沉的航空母艦,但台灣和航空母艦畢竟不一樣。”
  說到這儿,周恩來稍一停頓,強調說:“李先生對台灣問題可以不干預。”
  這話過去曾由程思遠轉達過。李宗仁理解周恩來的用意,如果自己回國后出面來干預台灣問題,會使台灣問題复雜化。既然蔣介石不許搞“台灣獨立”和“兩個中國”,說明蔣尚有愛國之心,自己也可借以自慰了。于是,李宗仁說:“我是衷心地祈禱蔣介石活到百年。”
  周恩來說:“你希望蔣活到百年,是出于愛國之心。但蔣是不會相信的,他以為你講的這些話,是為了取得他的部下。”
  這句話深深触動了李宗仁,他一時默然無語。
  說完蔣介石,周恩來又講到去世不久的陳誠,說:“陳辭修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制造兩個中國,可惜他身体不好……他臨終時有遺囑,台灣當局在修改后發表,他夫人反對,說要么就不發表,要發表必須原文發表。”旋即說了一遍陳誠的遺囑。
  李宗仁說:“總理,這次回來,就再也不走了。宗仁愿將有生之年,報效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對反帝愛國事業有所貢獻。”
  周恩來含笑說道:“李先生說回來不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還是要講的。1963年11月,我曾請程思遠先生轉達了‘四可’的內容。現在,我們還要重申來去自由。來去自由,不單是你的問題,還有你太太的問題,你太太可以去香港。去年我曾向羅隆基、章伯鈞宣布,你們現在想出去,我們歡送,在外邊住不慣,還可以回來。”
  李宗仁听周恩來講到了他夫人郭德洁,馬上反應說:“郭德洁要找個女同志把她好好訓練訓練。她出言無狀,不知高低。對我多少年來,總是鬧別扭,我說東,她說西;我說對,她偏說錯。我干了大半輩子軍隊,總還算打過几個胜仗,她說,如果她指揮軍隊,仗比我打得漂亮……”
  周恩來哈哈大笑起來,其他在場的人也禁不住笑著。周恩來邊笑邊說:“照你這樣說,李夫人是個好內助嘛!”
  其實,周恩來心里明白李宗仁為什么要這樣說郭德洁。
  那是6月27日,李宗仁在瑞士時,中國駐瑞士參贊會晤李宗仁,談話期間,郭德洁的態度顯得傲慢,說了對宋慶齡不禮貌的話。李宗仁借此机會說郭德洁,顯然是想圓這個場。
  周恩來想到了這一層,接過話頭說:“女士也有很杰出的,孫夫人就很了不起,她和中山先生生活過10年,中山先生死后,單獨生活了40年,并且發展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孫夫人的文章從來都是自己寫的,用英文寫那么好的文章,國內還找不到第二個。孫夫人的精神很好,政治上有見解,有骨气,有能力,真是國之瑰寶。”
  李宗仁听周恩來這么一說,知道誤會已經消除,便釋然了。
  7月20日上午,周恩來同李宗仁夫婦等一起乘車到了上海虹橋机場。周恩來對李宗仁說:“我先飛20分鐘,我在北京歡迎你們!”
  11時,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飛抵北京。他走出机能,看到机場上彩旗獵獵,人群攢動,面對如此熱烈的歡迎場面,百感交集,兩行熱乎乎的老淚忍不住奪眶而出。
  他擦著淚水,走下舷梯。周恩來總理和北京市長彭真首先走上前去握手歡迎。接著還有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陳叔通,國務院副總理賀龍、陳毅、羅瑞卿,全國政協副主席徐冰、高崇民、李四光、沈雁冰、許德珩,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葉劍英、傅作義、蔡廷鍇,以及副總參謀長王新亭等陸海空三軍將領。
  歡迎的人群中,還有李宗仁所熟識的國民党進步人士和當年參加北平和談的代表團成員:王昆侖、朱蘊山、盧漢、劉仲容、邵力子、劉斐、屈武……及他的舊部杜章明、宋希濂、范漢杰、廖耀湘等,還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共112人。
  在人群中,他一眼就看到了40多年的桂系老友黃紹閎。他走到黃紹閎身前時,意外地喊出了聲:“季寬兄……”激動之下,二人緊緊擁抱在一起。最早新桂系李、白、黃為首,共同統一了廣西,以后黃曾投向蔣,而与李、白有合有分,但私人友情始終保持良好;最后,黃作為南京的和談代表,力勸李宗仁在和平條款上簽字,而李卻錯估形勢,錯失良机。在他与黃紹閎緊緊擁抱的瞬間,已經無聲地表達了自己的慚愧和悔恨。
  引人注目的還有李宗仁和愛新覺羅·博儀的見面。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和舊中國的最后一任代總統,在新中國的開國總理面前,富于戲劇性地握手了。周恩來看著溥儀對李宗仁說:“博儀先生新生了。你看他50多歲了,不像吧?”溥儀望著李宗仁說:“李先生,歡迎你回到我們祖國的怀抱里來。”
  李宗仁又和溥儀緊緊地握了一次手。
  在机場大廳的歡迎儀式上,在一座毛澤東半身塑像前,李宗仁鄭重地宣讀了《歸國聲明》:
  ……16年來,我以海外戴罪之身,感于我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党和毛主席英明領導之下,高舉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紅旗,堅決奮斗,使國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經連續成功地爆炸了兩顆原子彈。這都是我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結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國人,除少數頑固派外,都深深為此感到榮幸。我本人尤為興奮,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并欲對一切有關愛國反帝事業有所貢獻。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報效祖國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歡迎李宗仁夫婦。此后,劉少奇、未德、鄧小平等党政領導人和張治中、邵力子、黃紹閎等諸多熟人舊部,紛紛會見或宴請,目不暇接,使李宗仁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夫婦和程思遠在劉仲容的陪同下,正在北京東郊參觀國棉二厂時,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見李宗仁。李宗仁到京后,一直盼望著与毛澤東見面,一接此消息,十分激動,立即前往。
  車從新華門人中南海,毛澤東正在一個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著。李宗仁一行下車后,沿著游泳池往前走。毛澤東從休息室迎上來,握住李宗仁的手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
  毛澤東同程思遠握手時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
  程思遠一時不知所措。
  大家剛剛坐定,毛澤東就以濃重的湖南口音對李宗仁說:“嘿!嘿!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見李宗仁愣了,接著說,“台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祖國大陸做‘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么呢!”
  程恩遠連忙替李宗仁答道:“我們搭上這一條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座的彭真跟著說。
  毛澤東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李宗仁對毛澤東說:“這一次回到祖國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熱情歡迎,首先應向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几天來我們在北京地區參觀訪問,親眼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感触頗深。我們為祖國的日益強大而感到十分高興。”
  毛澤東說:“祖國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要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
  接著李宗仁談到海外的許多人都渴望回到祖國來。
  毛澤東說:“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
  隨后,毛澤東邀彭真、程思遠、劉仲容等下水游泳。毛澤東時而仰泳,時而側泳,從容不迫,隨心所欲。程思遠游到他身邊時,他說:“你游得不錯嘛!”
  程思遠說:“跟不上主席啊!”
  移時,毛澤東上岸晒太陽,讓程思遠坐到他身邊,問其在海外的情況。程思遠說:“海外也有很多人學習研究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笑著問:“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飯嗎?”
  程思遠茫然不知所對。
  毛澤東徐徐說道:“靠總結經驗。”
  下午1時許,李宗仁一行來到了毛澤東的丰澤園住所,彼此又談了一會儿。李宗仁深以台灣問題久懸不決為慮。對此,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台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后來,毛澤東又問程恩遠:“你的名字為什么叫程思遠?”
  程思遠答道:“因為對自己的前程總應當想得遠大一點,所以才回來跟毛主席、共產党。”
  毛澤東點頭,笑著,又問:“你有別字嗎?”
  “沒有。”
  “那好,”毛澤東馬上說,“我來給你取個別字。中國古代的大散文家韓愈,字退之。現在我給你取個別字,叫近之。遠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產党也。近之,從今而后靠近中國共產党。你看如何?”
  程思遠立刻表示感謝,說:“這是主席給我最大的光榮。”
  隨后,毛澤東盛宴款待李宗仁一行。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舖天蓋地而來。
  郭德洁1965年3月21日因乳腺癌去世。死后不久即被某些人誣陷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戰略特務”,其接頭人是王光美,借此為打倒劉少奇夫婦和陷害周恩來制造輿論。
  1965年8月,黃紹閎因受迫害,自殺身亡。劉斐、陳此生、劉仲容、黃琪翔等李宗仁熟識的人均受到沖擊。
  周恩來憂心如焚,急忙于8月30日夜里擬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里面包括宋慶齡、何香凝、郭沫若、章士釗、張治中、邵力子、傅作義、程潛等,自然也包括了李宗仁。
  國慶節,毛澤東邀請李宗仁上天安門,故意站在城樓中間熱情地握著他的手,大聲說:“請多保重身体,共產党不會忘記你的。”
  李宗仁得到特殊保護,自然感到莫大的安慰。但他對這場運動是無法理解的,尤其是看到連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賀龍、羅瑞卿等党和國家重要領導人都紛紛被打倒,更感到困惑不解。他對程思遠說:“林彪和江青勾結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來,這斷非國家之福!”
  這年12月,當年桂系的二號人物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尸体周身發綠,睡衣和床單都被撕得稀爛,表明他死前十分痛苦。而且,死因不明。
  又過了兩年,李宗仁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1969年1月30日午夜,他因患直腸癌在北京病逝,享年78歲。
  在彌留之際,他口授了一封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再次表示感謝之意。信中說:“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我快要离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党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怀抱。”
  卻說“文化大革命”使中國共產党對台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遭到嚴重破坏,中國大陸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已經少得可怜,更狠難听到關于國共兩党和談或是和平統一祖國的口號了。這一狀況直到70年代初期才出現新的轉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复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中日關系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台灣當局的處境急轉直下,其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形勢對中國共產党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73年5月中旬的一天,一架中國民航的專机從北京飛來,破天荒地降落在香港啟德机場。那時候,在香港有台灣的班机通航,而中國民航尚未開航。這架中國民航專机,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架在香港降落的中國大陸飛机。這架中國政府派來的專机上搭乘的不是中共要員,而是前國共和談中作為南京政府代表的章士創一家人。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個向台灣發出的強大的和談信號,頓時轟動丁香港。章士創雖稱是來探親——探望他在港的第三夫人殷德貞,但在他到達香港的頭几天,港、澳的中英文報紙在以极大的篇幅報道他抵港消息的時候,無不進行种种猜測,大都認為章士釗此行帶有同台灣和談使命。
  章士釗已經91歲高齡,他是在專門的醫生護士及親屬陪同下,乘著輪椅被人抬下飛机舷梯的。中國古話說“九十不出門”,他以老病之軀赴港,當然絕非僅為探視小夫人而來,而是另有打算,報界的猜度并沒有錯,他确實肩負著促進國共和談的使命。
  章士釗字行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他一生跨越了滿清、民國与新中國三個歷史時代,經歷极為丰富,在思想、政治上走過曲折复雜的道路。他在武昌求學時,与黃興同住一室,成為莫逆之交。他加入過蔡元培、章太炎的愛國學社,与鄒容是同窗好友。他還策划過刺殺路經上海的廣西巡撫王之春的行動,并為此坐過大牢。他曾經編譯日本人宮崎寅藏所著介紹孫中山革命事跡的書《三十三年之夢》。在編譯中,因一時筆誤,將孫先生的真名“孫文”与假名“中山樵”的兩個字連綴成文,寫做“孫中山”。后來該書出版,這個名字也隨著傳開,久而久之,竟成了孫先生的正式名字。
  章士釗經楊度介紹,在東京結識了孫中山,常在一起共議天下大事,頗為投机。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以為章士創必是該會的積极成員,不料他競不愿人會。結義兄弟章太炎苦勸,他也不為所動。章太炎知道章士釗對同盟會員吳弱男女士甚為傾慕,乃生出一計,請吳弱男出面動員章士釗入會。不料久久沒有結果,吳弱男卻通過此番接触成了章士釗的情侶,后來二人在英國結了婚。孫中山后來談及此事時,開玩笑說:“同盟會与章行嚴的關系,真乃‘賠了夫人又折兵’。”
  章士釗贊成過資產階級代議制,又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他接近過袁世凱,又參加了反袁、討袁斗爭。他投靠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但又設法營救過共產党領袖李大釗,還曾出庭為陳獨秀辯護,數千言辯護詞震惊法庭,并轟動一時,被上海的大學選為法學系教材。他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也當過新中國的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文史館館長。抗戰期間,他堅持民族气節,面對威逼利誘,嚴詞拒絕加入汪偽政府。他先是避難香港,而后來到重慶,在重慶結識殷德貞,是為他的第三位夫人。
  章士釗作為學者,一生從事著述,有專著20余部、論文數百篇、詩詞數千首傳世,特別是對邏輯學和柳宗元文章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由于得到毛澤東的關照,得以在1971年出版。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周恩來曾將此書贈給尼克松一套,作為紀念。
  以章士釗如此丰富而獨特的資歷,作為促進國共兩党和談的代表,是最合适不過了。
  他在1949中的北平和談中,已經當過南京政府的代表。談判破裂后,他和其他代表一樣,拒絕再回國民党陣營。新中國成立后,他多次赴香港,繼續為促進國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把它中斷了。
  這次章士釗年過90還不辭辛勞來港,是想在中斷了8年之后,在大陸与台灣之間架設起新的和平的橋梁。他女儿章含之在談起父親最后的香港之行時,曾說:“到了最終那几年,父親常常談到他見不到國共和談、祖國統一是他一大遺憾。我感到他一生最后一個愿望是台灣的回歸。”
  章士釗身邊的莫夫人于19了0年病故后,他內心异常孤獨,而他又是一個從不虛度歲月的人。于是,從1972年下半年開始,他多次向身邊的人談起去香港再為國家的統一大業盡他最后一份力的念頭。另外,殷夫人在香港,已闊別9年之久,自然也希望一晤。他要女儿向周恩來匯報。
  章含之報告后,周恩來說:“与台灣方面的對話,行老去是再适合不過了。但是,行老已92高齡,恐怕身体己不允許作此長途旅行了。”
  章含之向父親轉達后,此事一度作罷,章士釗也只是作為遺憾而談起。
  1973年春天,毛澤東在一次會見外賓后突然提到章士釗希望去香港促成國共和談的事,并問章含之:“行老還有沒有這個念頭?”
  章含之說:“有是有,老人常念四,不過總理和我都覺得他年齡太大了,恐怕去不了。”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我們如果准備得好一點,是不是還可以去呢?譬如說派個專机送去?”
  章含之轉告了父親,章士釗很高興,說毛澤東懂得他的想法。于是,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章士釗啟程赴港了。
  正是: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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