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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961年下半年，美國邀請陳誠訪美，企圖在是否從金門、馬祖撤退的問題上离間陳誠和蔣氏父子的關系，擴大他們之間的矛盾，實現搞“兩個中國”的目的。毛澤東、周恩來經過分析，決定以促進他們之間的團結來擊破美國“拉陳抑蔣”的陰謀。章士釗曾經說：“現在真正支持蔣介石的是北京。” 周恩來明确表示：“我們希望蔣介石、陳誠、蔣經國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他認為陳誠“還有些民族气節，看來不會被美國牽著鼻子走”。陳誠赴美前，周恩來請人提醒台灣當局要加強內部團結，即蔣、陳的切結，把軍隊抓在手里，美國就不敢輕舉妄動了。周恩來申明：只要他們一天能守住台灣，不使它從中國分裂出去，那么，我們就不改變目前對他們的關系。希望他們不要過這條界。 8月，陳誠訪美。美國國務院將1955年以來中美大使級談判的記錄拿給他看，想以此進行拉攏。陳誠看后對人說：“中共拒絕美國一切建議，而堅持美艦隊及武裝力量退出台灣的做法，不受奸詐，不圖近利，是泱泱大國風度。” 鑒于陳誠思想的發展，周恩來進一步抓緊了爭取台灣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來請張治中、傅作義致信陳誠，闡明台灣的處境与前途，說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實為美國，而支持台灣者并非美國實為中共。中共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与領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談到對台灣的政策時，信中除重述過去對台灣回歸祖國后的建議外，并作了更具体的說明。概括起來就是毛澤東提出并由周恩來歸納的“一綱四目”。用張治中等給陳誠信中的話來說，“一綱”就是“只要台灣歸還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与兄意見妥善處理”。“四目”是：“一、台灣歸回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由總裁与兄全權處理；二、所有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台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候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与兄意見協商決定然后進行；四、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坏對方團結之事。”不久，周思來又請有關人士轉告陳誠：“台灣歸還祖國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權利，除外交以外，軍隊、人事均可由台灣朋友自己來管。”周恩來表示，過去送去的一些信件雖然大都是以個人名義寫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們個人在政府中擔負的工作可以變更，但對台灣政策是不改變的。 周恩來代表中共表達的和談誠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議對台灣當局深有影響。他們表示：只要一息尚存，決不會接受“兩個中國”。 1963年7月。周恩來獲悉陳誠提出辭職的消息后，于9月約見張治中、傅作義商議此事。周恩來分析陳誠辭職不外三個原因：美國壓力、內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說：“不管台灣形勢如何，我們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年底，周恩來出訪亞非14國期間繞道廣東，會見去台灣的有關人士，希望他轉告陳誠及台灣當局，美國正采取更多的行動，要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單位，而國共兩党可以在反對“兩個中國”問題上形成統一戰線。我們不會因自己強大而不理台灣，也不會固有困難而拿原則作交易。如果單從我們方面看，台灣歸回祖國固然好，即使暫缺那也無損于祖國的強大地位。我們是從民族大義出發，是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今天祖國的四周邊界問題已解決，惟獨東南一隅尚未完滿，這個統一大業應該共同來完成。 1965年3月，陳誠病逝。他留下的遺言中，既沒有提“反共”，也沒有提“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台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陳誠的這种態度說明他還是有愛國心的，也說明周恩來爭取他支持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一片苦心沒有白費。台灣的國民党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去世后，周恩來繼續堅持不懈地對台進行爭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講到：對台工作急是無用的，今后可能會拖下去，我們這輩子如看不到祖國統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總會看到的，“我們只要播好种，把路開對了就行”。 再說1965年7月18日上午11時，上海虹橋机場，一架波音737客机徐徐降落了。已經在机場等候多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全國政協副主席葉劍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獲秋及有關方面負責人，都以企盼的目光，注視著飛机在跑道上滑行，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艙門打開，一位為大家所熟悉而又分別多年的老人，首先出現在門口。令人震惊而又別有一番情趣的是，來者不是別人，乃是曾任中國共產党的敵對政權——南京政府代總統的國民党第二號人物李宗仁。 塵埃落定，換了人間。李宗仁為新中國感召，毅然從定居了16年的美國回到了祖國的怀抱。走出机艙門的李宗仁，首先看到周恩來微笑著站在候机室門前，親切和藹地注視著他，便三步并作兩步，上前伸出雙手抱住了周恩來。 周恩來笑容可掬地說：“你回來了，我們歡迎你。” 李宗仁激動得難以自抑，連聲說：“我回來了，回來了！”隨后，又深情地問候，“總理，你好！總理，你好啊！” 和周恩來一同前來迎接李宗仁的各位領導人，也都滿面笑容地紛紛上來和李宗仁握手。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握手。 這是一樁轟動世界的新聞。 爭取李宗仁歸國，毛澤東、周恩來花費了近10年的心血。這期間，原李宗仁的秘書和智囊人物程思遠在周恩來的親自安排下，五上北京，兩赴瑞士的蘇黎世，牽線搭橋。此外，李濟深、張治中、李克農、劉仲容等原來与李宗仁有過密切交往的重要人士，也從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全國解放前夕，李宗仁以治病名義到美國定居，但對和平一直存有一念。為給日后留下一條回歸之路，他特意把与其非常貼近的程思遠留在香港。程思遠后來回憶說：“我替李宗仁辦完一切手續后，他決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計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時權宜之計，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國來，可能讓我在香港起橋梁作用。” 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在万隆會議上，就台灣問題闡明了中國的立場，明确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什么時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并鄭重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 一直在關注時局的李宗仁，听到了這一消息，興奮异常。他認為這個聲明為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正确的途徑，凡屬愛國之士均應竭誠擁護，并為促其實現而共同努力。于是，他立即寫信給程思遠，囑其同海外愛國人士交換意見，并替他准備一個文件，以便在适當時候發表。 1955年8月，李宗仁針對中國當前形勢，在美國公開發表了《關于解決台灣問題的具体建議》。 李宗仁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百廢俱興，建設規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無前例，國勢日振，真可說舉世矚目。我本人雖失敗去國，而對北平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我國變亂百余年，民窮財盡，今日幸得此和乎建設的机會，我們斷不應再使內亂出現中國。”他認為，自新中國成立以后，美國一直采取“等塵埃落定”的政策。“試看今日中國，塵埃已經落定，室內紅光耀目，煥然一新。”而美國當局卻視而不見。他呼吁美國當局，改變對華政策。 談到台灣，李宗仁認為，蔣介石“未能在大陸實行三民主義，今日在台灣已做到党政軍清一色的局面，理應發揮理想，把台灣治成一三民主義的實驗區”。但是蔣介石到台灣以來，“小朝廷內的一切作風似仍沿襲大陸時代的惡習”，“獨裁作風有甚于大陸時代”。 李宗仁說：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清末甲午戰后，台灣割歸日本五十年。然珍珠港變起，中國對日本正式宣戰，馬關條約失效，按照國際公法，台灣遂复還于中國。1943年開羅會議，更經同盟國領袖正式承認，故台灣絕無獨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國人自皆不愿接受。” 李宗仁認為，台灣局勢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嚴重的問題、對中國不利，對美國亦無益。鑒于此，李宗仁提出，今后解決問題，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國共再度和談，中國問題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經過談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第二條，美國應正式聲明它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它可以成為這個國家的一個自治州。然后，在美國撤走其第七艦隊的同時，實行台灣海峽地區非軍事化。只有通過這樣的辦法，才能免除台灣海峽的戰爭危險。經過長期的和平，兩個敵對政府間的彼此仇視就會逐漸消失，然后就能夠為國家統一作出安排。” 李宗仁說：“蔣先生比我年長4歲，已年逾70高壽，生年飽經憂患，如果他能毫無個人成見地以蒼生為念，毋使內戰重起于中國，他會同意我的意見的。” 李宗仁的建議發表以后，海外反共人士輿論大嘩，在他們的眼中，李宗仁的建議荒謬絕倫，狂妄已极。而在一些愛國人士的眼中，李宗仁的聲明則被看作他認清形勢，轉變政治立場的起點。 對李宗仁態度立場上的變化，中共中央及時注意到了，于是爭取李宗仁回國的工作便積极開展起來。 1956年4月下旬，周恩來授意李濟深：想法以你的名義告訴程思遠，讓他到北京來談談。 李濟深按照周恩來的意思，當即給香港方面的朋友打電話。請其轉告程思遠。程思遠雖覺突然，但事關重大，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如約秘密北上。 程思遠沒辦任何手續，也不帶行李，由專人護送回到大陸。這一行程充滿了神秘。他4月底到北京后，連續几天受到李濟深、蔡廷鍇、黃紹閎的宴請。5月6日晚，張治中約他在家中吃飯。飯后，張治中說：“明天下午，政協禮堂三樓舉行酒會，招待海外歸僑，周總理為要見你，也來參加。你最好寫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給總理，明天我將鄭重地向他介紹你。” 次日上午，程思遠寫了一份各方對台灣問題看法的報告，交給張治中。下午3時許，程思遠到政協禮堂參加酒會，他正和張治中交談時，周思來健步走進大廳。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一面揚起左手和大家打招呼，一面徑直走到張治中和程思遠面前。張治中正准備作介紹，周恩來卻已笑容滿面地向程思遠伸出手去，說：“程先生，久違了，歡迎你回來！我們1938年在武漢見過面。” 程思遠不禁惊奇：事隔18年，他居然還記得我，真是記憶力惊人。 4天之后，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閡設午宴招待程思遠。當程思遠由外交部副部長兼副總參謀長李克農陪同來到宴會廳時，看到過去的一些國民党軍政大員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濟深、蔡廷鍇、陳銘樞、張治中、邵力子、黃紹閎、劉斐、屈武、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還有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等。 周恩來首先講話：“這一次程思遠先生到北京，是建國以來我們同國民党人第三次會晤。第一次是葉帥在廣州与張公權接談，我們保留他在中國銀行的董事職位，希望他回到祖國來，結果他到澳洲去，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見龍繩武(龍云之子)，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國統一的工作，后來他去香港，卻溜到台灣去了。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們很想借此机會深入地談談。現在首先吃飯再說。” 在宴會上，周恩來高度評价李宗仁的對台建議。但有一點，他不贊成李宗仁主張台灣非軍事化。他說：“台灣重新歸還祖國以后，還需要國民党的軍隊來保衛嘛。” 周恩來批評白崇禧說：“白健生頗自負，其實政治上急功近利，沒有遠見，他竟相信蔣介石的話，因此被騙到台灣去了。” 飯后，周恩來在客廳里同程思遠進行了3個小時的長談，涉及許多方面。他說：“我們國家當前的對內對外政策，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調動一切積极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為建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按照這一方針，我們主張愛國一家，團結對外，以誠相見。過去，中國共產党和國民党人曾經兩度并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希望將來有第三次的國共合作。有人說，過去兩次國共合作，結果凶終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責任不在我們。這是事實俱在，有目共睹的。” 談到對台政策，周恩來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派人去台灣工作，我們不在台灣內部制造分裂，我們希望台灣全部過來。台灣當局如要了解國內情況，盡可以派人來大陸考察，我們將提供一切幫助。他們不必派特務來進行破坏活動。國民党軍政負責人員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我們將給以各种方便和協助，并保證他們來去自由。” 談到李宗仁，周恩來說：“李宗仁先生在聲明中反對搞‘台灣托管’，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協商解決。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國的表現。請你向李先生轉達，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我們贊成中國的一旬古話“和為貴”，我們歡迎李先生在他認為方便的時候回來看看。” 程思遠回到香港后，花了几個晚上，把回大陸的經歷、感受和周恩來要他轉達給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話，寫了一封長信。因為篇幅太長，他分裝了几個信封，寄給遠在美國的李宗仁。 時間又過去了3年，李宗仁并沒有大的舉動，似乎還在觀望。思鄉之情与對紅色中國的陌生，交替地折磨著他。但李宗仁并沒有停止回歸的腳步，1958年秋天，他給李濟深寫了一封長信，表達了自己落難他鄉的种种心境。最后，他把這种心境歸為一句話：“中國有句古語曰：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李濟深接到信后，很快將李宗仁的信息報告了周恩來。 1959年，海外組織了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回國參加建國10周年慶典，程思遠也在被邀之列，他的名字是在代表團組成后由于接到一個長途電話才臨時加上的。10月25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紫光閣接見了他。 周恩來說：“李德鄰先生出于愛國熱誠，要向國家貢獻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贊賞。至于他有落葉歸根的意愿，估計當前他回國的時机尚不成熟。在适當的時候希望他先到歐洲同你談談，然后作決定。” 11月初，程思遠回到香港，即將此行經過函告李宗仁。 后來，李宗仁托人將存在美國的字畫運到香港，通過程思遠送到北京。這些古董有12箱，李宗仁說是他在北平當行轅主任時花11万美元購買的，要獻給國家。可是經故宮博物院專家鑒定，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假的。周恩來說給他3万美元吧。當時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等感到已夠大方了。但周恩來報告毛澤東后，毛澤東說：“這叫做投石問路，我們的統戰工作要講策略，我們就給他12万美元。” 于是，周恩來寄語程思遠：“李先生的藏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助他一筆赴歐的旅費，以壯行色。” 1960年秋，李宗仁派夫人郭德洁到香港，面見程恩遠。因怕特務發現，每次見面都是以游玩為名，由程夫人石溉開車，在約定的地點等郭，車開起來之后，程便与郭交談。初步約定与李宗仁在瑞士的蘇黎世會面，因那里是中立國，又是著名的旅游區，李可以探親、旅游的名義前往，不會引人注意。 直到1963年4月，李宗仁才按周恩來的意思，動身去歐洲，以便同程思遠會面。 這年夏天，李宗仁接受了意大利《歐洲周報》女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的采訪，縱談天下大勢与中國問題，表達了他回歸祖國的思想軌跡。7月14日，《歐洲周報》發表了該記者的《李宗仁先生訪問記》，文中引用了几段李宗仁同她的談話，頗耐人尋味。 李：“我不能談論蔣。蔣是我的總司令，我曾經在他手下工作，我說他的坏話是絕對不禮貌的。” 記者：“那么，就說點好話吧。” 李：“關于蔣，我只能說史迪威將軍常說的話。這就是，他有許多缺點。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喜歡他。我們都是失敗者。許多年來，蔣一直是中國的元首，而現在他的舉動好像他的經驗還沒有一個村長多。他不懂歷史。每年一度他站在金門、馬祖海邊的懸崖上發表演說，總是重复著同樣一句話：‘我們一定要回去。’很難說他本人是否了解這一事實：回大陸是不可能的。蔣對我沒有像我對他那樣的友誼。1949年以來，我一直在工作和祈禱，而蔣則想像著可怕的事情。我從來不曾打扰他，我一直沒有開口。難道他不知道將來不是人力所能決定的嗎？蔣說我是一個共產党，我回答說我不是共產党，我甚至也不喜歡共產党，但是我不否認今天共產党為中國所做的事情。我宁愿繼續做一個誠實的人和可怜的政治家，但是我不能不說實話。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組織得這樣好。我怎么能夠抹煞事實呢？我為什么應該歪曲事實？是為了宣傳嗎？但是一個人所能進行的唯一的宣傳，就是為了事實真相。反過來，讓我們來看看蔣，他歪曲事實，一年一度地站在懸崖上叫嚷：‘我們要回去！’再不然就造我的謠言。這樣，他給予他的人民是什么樣的榜樣呢？去年他散布謠言說我突然离開了美國，好像我可以突然离開似的。他說我在香港，并試圖進入紅色中國。而我當時卻在新澤西州參加一次婚禮。聯邦調查局先向我家里打電話，然后他們匆忙赶來要證實回電話的是不是我。我就把吻新娘的照片給他們看。我到這樣的年紀，聯邦調查局還不相信我，你看多有意思。” 記者：“如果我可以引用一句古老的諺語的話，將軍，那么我要說，無風不起浪。你不會說蔣的神經過敏是無緣無故的吧？” 李：“完全不會。我已經對你說過，我像蔣介石和國民党一樣，是一個失敗者。唯一的區別是，我完全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作為個人來說，我自己無關緊要，我不能妨礙中國的前途和它的進步。我由于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我不把我的錯誤歸咎于任何人，這些錯誤是我的。我不說我受騙了，他們拋棄了我。誰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這些理由的人。什么時候我們曾經有過像我們今天有的這樣一個中國呢？” 接著，李宗仁從歐洲向程思遠發出了信息：當年12月在蘇黎世會晤。 行前，程思遠于11月中旬再次來到北京，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要程思遠向李宗仁轉達三點意見： “應該告訴他：我們欣賞李德鄰怀念故國、葉落歸根的想法，并把他看作是有影響的愛國人士，但是不把他看成是代表哪個方面，李德鄰不要怀念過去代總統的頭銜，那是反動年代的頭銜，已成過去。第二點，德鄰總想在中美之間做點事情，愿望是好的，但這不符合我們的國策，今天也不需要。不管是艾森豪威爾、肯尼迪，還是洛克菲勒，他們不改變敵視中國的政策，我們就是若即若离。1961年我就向你談過，德鄰以不介入中美關系為好。今天更應該斷絕這种念頭。這种事對他個人也不會有結果，甚至可能給他的晚年增添些麻煩。歸納一句話，就是：歸國万事足，無累一身輕。還有一點，就是他到歐洲后的去處，這由李德鄰先生自己決定，一切不要強加于人。” 接著，周恩來提出“四可”，讓程思遠務必記住轉達：第一，李先生可以回來在祖國定居，他決心回來我們表示歡迎；第二，可以回國后再去美國；第三，可以在方便的時候再回來；第四，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 圣誕節前一個星期，程思遠飛抵蘇黎世。李宗仁在歐洲南部休養了一個時期，也到這里來了。他們在約定的天堂廣場見面。兩人久別重逢，緊緊握手，相視良久，感慨万千。程思遠望著李宗仁，覺得他頭禿了一些，兩鬢皆白，但精神尚好。午飯后，他們到圣彼德飯店前面的咖啡館，在靠街走廊盡頭找到了一個僻靜的座位，彼此談起闊別后的情形。 程思遠向李宗仁轉達了周恩來的問候和“四可”的意見。李宗仁剛一听完，就說：“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國定居，安度晚年。” 程思遠問：“李夫人如何？” 李宗仁說：“還沒有同她談過這個問題。她不同行，我就一個人先回去。” 又經過一年多，李宗仁歸國的各方面條件終于成熟了。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再度离美赴歐，揭開了繞道歐洲回國的序幕。 6月28日，程思遠再度飛抵蘇黎世，迎接李宗仁夫婦回國。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李宗仁抵達上海之前，周恩來等提前來到上海迎接李宗仁。 正是： 异邦飄零終非宜， 落葉歸根是正理。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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