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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在台灣方面保持沉默，緊緊把守大門的情況下，中共仍在為和平統一祖國進行不懈的努力。 1981年10月1日，建國32周年的國慶節，北京各大報刊均在頭版頭條的顯著位置，以通欄套紅標題《建議舉行兩党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刊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這篇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于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 (一)為了盡早結束中華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們建議舉行中國共產党和中國國民党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換意見。 (二)海峽兩岸各族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音訊、親人團聚、開展貿易、增進了解。我們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游以及開展學術、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 (三)國家實現統一后，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并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四)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系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五)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机构的領導職務，參与國家管理。 (六)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七)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妥善安排，不受歧視，來去自由。 (八)歡迎台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种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權益和利潤。 (九)統一祖國，人人有責。我們熱誠歡迎台灣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眾切体通過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議，共商國事。 10月9日，借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党主張實現兩党和談与合作的呼聲和輿論達到了高潮。 這天，在北京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規模和聲勢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大。 ——北京鐵獅子胡同孫中山逝世紀念室和宋慶齡故居經修繕后開放。 ——《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展覽》、《辛亥革命歷史展覽》和《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書畫展覽》同時舉辦。 ——《辛亥風云》、《革命軍中馬前卒》等影劇正式上映、上演。 ——人民銀行首發關于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金銀幣。 ——郵電部發行了紀念郵票。 …… 這天下午，北京人民大會堂气氛异常熱烈，“辛亥革命了0周年紀念大會”的巨大橫幅高懸在大會主席台上方，主席台正中懸挂著孫中山先生的巨幅畫像，“1911一1981”的字樣分別挂在畫像兩側。党和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人士1万多人參加了大會，盛況空前。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講了話。在談到台灣問題時，胡耀邦的情緒顯得誠懇而激動，他清了清嗓子說： “現在我們提出的建議，對于台灣方面沒有任何不公平，不安全的地方。如果台灣方面還有不放心的問題，也不妨在雙方談判中提出來研究解決。由于長期隔閡而存在著某种不信任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触，不交談，怎么能消除隔閡，建立互信呢？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難題，還要讓彼此的力量在對峙中互相抵消，我們將何以上對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以來的先烈，下對海峽兩岸的各界同胞和子孫后世呢？共產党決不用國民党曾經用過的方法來回報；‘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過火行為永遠不會再重复。在這里我愿意告訴台灣當局，不僅孫中山先生的陵墓經過一再修葺，而且奉化瑩墓修复一新，廬山美廬保養如故，其他國民党高級官員的老家和親屬都得到妥善安置。樹高千丈，落葉歸根。難道蔣經國先生就沒有故鄉之情？就不想把蔣介石先生的靈柩遷移到奉化蔣氏墓地來？” 一番深情的話，贏得了又一陣熱烈的掌聲。 胡耀邦放慢速度，繼續說：“我今天愿以共產党負責人的身份，邀請蔣經國先生、謝東閔先生、孫運璇先生、蔣彥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蔣緯國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請宋美齡女士、嚴家淦先生、張群先生、何應欽先生、陳立夫先生、黃杰先生、張學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邀請台灣各界人士，親自來大陸和故鄉看一看。愿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熱烈歡迎。這對于蔣經國等先生和台灣各界同胞會有什么損失呢？外援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的還是本國10億人的愛國大團結。唯自助者天助之。自毀長城的人，無論高唱什么不現實的口號，任何人也無法幫助他轉危為安，化否當泰。我們如果能夠互相諒解，互相尊重，長期合作，風雨同舟，使我數千年文明古國真正昂首闊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當含笑于九泉。中山先生生前號召‘和平，奮斗，救中國’，我們今天為什么不大聲疾呼‘和平，奮斗，興中國’呢？和平統一，振興中華，千秋傳業，系乎一轉念一反掌之間。讓我們學習中山先生的遺訓，‘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攜起手來，為創造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新歷史而共同奮斗！” 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 這是中國共產党再次向國民党發出的重要的和解信號。 擔負現場直播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向全世界作了特別報道。 但是台灣方面嚴格封鎖了新聞媒体的傳播。 胡耀邦公開邀請的14位台灣高層人士當時的職務分別是： 蔣經國——國民党主席、“總統”。 謝東閔——國民党中央常務委員、“副總統”。 孫運璇——國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長”。 蔣彥士——國民党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高魁元——國民党中央常委、“國防部長”。 蔣緯國——“國防部聯勤總司令”。 林洋港——國民党中央常委、台灣省“主席”。 宋美齡——國民党中央評議會主席團主席、私立輔仁大學董事長。 嚴家淦——國民党中央常委、中華文化复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 張群——“總統府”資政。 何應欽——“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立夫——“總統府”資政。 黃杰——“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 張學良——著名愛國將領。 對中共中央這次充滿深情的邀請，台灣方面依然拒之千里之外，始終未作任何反應。時至今日，14人中有的已經故去，健在的也未能踏上大陸這魂牽夢索的故士。 1982年1月10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接見一位海外朋友時說：“九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 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种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坏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坏他那個制度。 至此，“一國兩制”的概念正式使用，這一构想基本形成。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繹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對“一國兩制”构想又作了進一步的闡發： (一)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 (二)不贊成台灣“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三)祖國統一后，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与大陸不同的制度。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党、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台灣吃掉，當然也不能是台灣把大陸吃掉。 (五)要實現統一，就要有個适當方式，這個适當方式就是舉行兩党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合作。 (六)我們一定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要多接触，增進了解。 “一國兩制”的提出，在國際上獲得了高度贊譽。英國前首相撤切爾夫人稱之為“天才的創造”、“令人神往的构想”。美國一家著名的智囊机构評价其是“20世紀世界戰略史上從來沒有攀登過的新高峰”。 在實踐中，“一國兩制”构想也取得了很大成功——根据“一國兩制”原則，中國政府与英國和葡萄牙分別達成了和平收回香港、澳門主權的協定。 “一國兩制”构想繪台灣留下的空間已經是大得不能再大了，比聯邦制和邦聯制國家所能給予其各個行政區域的空間都還要大。可以說，“一國兩制”要求台灣的僅僅是其對中央政府名義上的承認，并沒有其他苛刻的條件。在這個基礎上實現和平統一，台灣不但擁有廣大的生存空間，而且還因為背靠祖國大陸，能擁有更為廣大的發展空間。 中共的主張在台灣島內及海外華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輿論呼吁：台灣應及早“宣布与北京和談統一，為民族盡大孝，為國家盡大忠。”“國共倘不早口談判第三次合作，局勢可能演變至不可收拾的情況。” 在中共和平方針的影響下，在台灣及海外華僑輿論的触動下，台灣國民党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對共產党，對大陸政策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最初兩年，國民党仍然攻擊中共的和談主張是他們“階級斗爭的另一种形式，說穿了就是誘降的策略運用”。后來，在經歷了消极對抗、醞釀試探、局部開放等几個階段的調整后，逐步形成一個所謂“維護台灣安全”為中心，通過民間、間接、單向、漸近等方式發展与大陸關系的政策模式。這樣，海峽兩岸局勢逐步走向緩和，互動關系已初步形成。政治上，“不接触、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在具体執行中已被突破，雙方具有官方性質的非政治性對話逐步開始；軍事上，雙方的對抗已經停止；經濟上，兩岸交往增多，台商到大陸投資者日眾，間接貿易已經開放。國共兩党終于打破了近40年的人為隔絕狀態，開始進人一個由中華民族自己醫治歷史創傷，整合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歷史進程。 1986年5月3日，台灣中華航空公司B198號波音747貨机机長王錫爵，在駕机從曼谷飛往香港途中，轉航祖國大陸，降落在廣州的白云机場，王希望在大陸定居。 5月17日至20日，大陸方面由中國民航香港辦事處經理張瑞普、中國民航國際司副司長盧瑞齡、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總工程師劉遠藩3人組成中國民航商談代表團，台灣方面由華航香港分公司經理鐘贊榮、副經理陳勳偉、華航總經理特別助理陳恩錦3人組成台灣華航代表團，雙方在香港就華航貨机交接問題舉行正式晤談，并達成了一致意見。 5月23日，根据協議在香港啟德机場舉行交接儀式，華航貨机事件得到了妥善解決。 中航代表張瑞普對中外記者發表談話說：“這次商談，雙方完全處于平等地位，互相尊重，互相諒解，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中，終于得到了圓滿結果。事實證明，我們同胞兄弟之間的确是沒有不可解決的問題。” 兩航香港談判雖是一次一般性的飛机事件的談判，但它的圓滿成功，對于國共兩党關系和海峽兩岸關系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949年以來，國共兩党各据海峽一岸，相互對峙，其間雖有偶爾接触，卻都是在极秘密的狀態下進行的，而且只是帶有試探性的接触。此次兩航談判，雖說是民間性的，商務性的，但實際上，是帶有政治性的，在兩航代表團背后，是國共兩党在左右，國共兩党最高級領導人都曾親自過問此事，干預此事。因此，這次談判結束了國共兩党自1949年以后即不再公開往來的歷史，“成為37年來海峽兩岸第一次在官方正式允許下的公開接触”。 1987年9月15日，台灣《自立晚報》的李永得、徐璐飛抵北京，從而開創了另一個“第一”——台灣記者第一次采訪大陸。此事雖然在台灣激起一場軒然大波，兩位記者和《自立晚報》社長吳丰山受到指控，差一點坐牢，畢竟為許多已經做好准備躍躍欲試的台灣記者開辟了道路。此后不久，一批又一批記者踏上了大陸的行程。中共“十三大”召開時，皮介行成為第一個采訪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記者；台灣當局開放探親后，張自強成為第一個向台灣紅十字會申請探親并獲准的記者；南方朔是第一個面對面采訪中共對台政策各位領導人的台灣記者；70高齡的台灣前中央通訊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是台灣資深記者中以其特殊身份造訪大陸的第一人…… 台灣取消報禁、書禁后，大量介紹大陸的書籍、文章涌現，大陸的影視音像制品在台成為搶手貨。台灣“文雅出版社”出版了台灣詩人羅青選編的《小詩三百首》，其中收錄了俞乎伯、馮雪峰、謝冰心、何其芳等20多位大陸作家的50余首詩，發行后的一年多時間里，連續4次再版。台灣“成文出版社”連續出版了台灣作家周錦主編的一套20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對魯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禹、冰心、蕭軍、沈從文、葉圣陶、丁玲、何其勞、艾青、沙汀、姚雪垠等作家作了評介。台灣“時報文化有限公司”出版和再版了香港作家趙聰著的《新文學作家列傳》和《五四文學泥爪》，共為64個新文學作家立傳，稱魯迅為“中國新小說的奠基人”，稱老舍的小說“具有真正的中國風味”等。當代大陸作家張賢亮、張洁、阿城、戴厚英等人的作品在台灣發行，也成為搶手書。《走向未來叢書》及朱光潛、費孝通等學者的社會科學著作，以及大陸翻譯出版的外國著作，也被台灣的大學生當作學習參考書。老一代大陸美術家的作品，在台灣更為走紅。 1987年11月2日，被台灣民眾稱為“一個具有歷史性而又非常值得特別標志的日子”：台灣紅十字會在台北、高雄兩地開始辦理探親登記，當天辦理赴大陸探親登記的就達1334人，民眾就像潮水般涌人紅十字總會，辦公室被擠得水泄不通，服務人員應接不暇，“每一位前來辦手續的人都掩不住一臉的興奮、喜悅”。 隨后，台灣“國防部”又宣布，軍人眷屬除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外，均可赴大陸探親。与此同時，台灣當局對大陸同胞赴台方面也有所放松。 正在這時候，蔣經國因糖尿病瘤疾而于1988年1月13日逝世，終年78歲。 當天，中共中央即致電國民党中央，吊唁蔣經國逝世： “諒悉中國國民党主席蔣經國先生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向蔣經國先生的親屬表示誠摯的慰問。” 中共中央領導人隨即發表談話”除表示悼念之意外，重申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不變： 中國國民党主席蔣經國先生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表示要向歷史作出交待，并為兩岸關系的緩和作了一定的努力。 當此國民党領導人更替之際，我們重申，我党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和政策是不會改變的。我們希望新的國民党領導人，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審時度勢，順應民心，把海峽兩岸關系上開始出現的良好勢頭推向前進，為早口結束我們國家分裂局面、實現和平統一做出積极貢獻。 台灣人民有著愛國的光榮傳統，盼望統一，反對分裂，近年來同港澳同胞、海外僑胞一起，為推動和平統一，促進國共兩党和談作出了努力。我們愿与台灣各界人士共商國是，完成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大業。 我們由衷地期望台灣局勢穩定，社會安宁，經濟繼續發展，人民安居樂業。 中共中央的唁電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談話發表后，立即在台灣和國際土產生了強烈反響。台灣大報《中國時報》說中共中央唁電“電文僅有39個字，但被視為是近40年來，兩岸隔絕敵對下，共產党對國民党首次有較平和的直接反應，也是對党与党之間對等地位作出反應”。路透社報道說：“唁電沒有提及蔣經國的總統職務，只稱他為中國國民党主席，因為北京不承認台北政府。”共同社認為中共這一做法靈活、實際，并將中共對蔣介石、蔣經國去世時所采取的態度作了比較——蔣介石去世時新華社發的消息是“國民党反動頭子、中國人民的公敵蔣介石死了”，而這次發唁電態度友好，与上次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目的是“借蔣經國去世的机會向台灣當局強調中國的靈活態度，這反映出中國十分重視蔣經國之后”。合眾社評論說：“中共領導人代表官方對蔣氏去世最初的反應讓人覺得他們猶如失去了親人，對在晚年曾設法彌合近40年分离狀況的這樣一位疏遠了的親戚的死表示哀悼。” 在中共中央發出唁電的同時，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名譽主席屈武也致電台北蔣經國夫人方良女士，吊唁蔣經國逝世。屈武長蔣經國12歲，作為于右任的亥婿，他和蔣經國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就結拜為兄弟，后又在蘇聯同學。二人雖政見不同，但仍維持了几十年的友誼。 新中國成立以來，屈武曾多次向蔣經國發出信息，希望蔣經國以民族利益為重，求得早日實現和平統一。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后，屈武更是竭盡努力，為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而多方開展工作。先是蔣經國的另一位老同學廖承志致信蔣經國，以“同窗摯友，彼此相知，談之更易”為由，表示愿意“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請長輩教益”，可惜未引起回應，而不久廖承志即不幸辭世。1987年底，台灣開放對大陸探親，屈武感到時机成熟，表示愿以90高齡率先赴台探望蔣經國，可惜尚未成行，蔣經國卻遽爾長逝，海峽兩岸的兩位故友終未能白首相聚。 屈武在唁電中表達了深深悲痛的感情和無法彌補的缺憾，感人至深： 昨夜惊聞經國老弟病逝，悲痛無已，竟夕難眠。經國一生愛國，正期再展長才，共竟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不意遁爾長逝，痛惜何似！我与經國，兩世交誼，情同手足，當年蘇聯同窗，溪口話別，此情此景，歷歷在目。雖兩岸睽隔，音問久疏，然思念之情，無時或已。近見開放探親，正慶把臂話舊有期，詛料經國先我而去，竟成永訣，遙望云天，不知涕泗之所從矣。謹電致唁，敬希節哀，善自珍重。經國靈前，尚祈為我馨香祝禱安息。臨電神馳，未盡欲言。 1988年7月14日，在國民党“十三大”閉會后的中央評議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國民党元老陳立夫以第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的名義，聯合34位中評委，向國民党中常委會提出了一項議案，即《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划，建立互信，并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 該提案的基本內容有： (一)中共應放棄四個堅持和武力犯台，并對中國共產党拒絕國民党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表示惋惜。 (二)深信中國的統一是海峽兩岸及海外全体同胞的共同愿望，所以只是時間問題。但統一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努力達成，其方式是以文化与經濟，而非武力，亦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 (三)“欲謀求統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會團結統一。”而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是建立共信的最佳條件。 (四)复興中華文化，“以倫理、民主、科學為綱，重振四維八德”，比中共用四個堅持來凝聚全民，其力量要大千万倍。這既為大陸人民額手稱慶，也与台灣的文化复興運動趨于同一方向而合流，如此進行，和平統一之門必將自然開啟。 (五)“和平之門一開，則可進一步走向經濟互惠之途，台灣之財經科技的潛力，与大陸之人力資源，合為互惠之基礎，共同成立‘國家實業計划推行委員會’，合力謀划國父實業計划之實施”。這樣，千則可以協助大陸人民解決經濟困難，二則可以奠定21世紀為中國人的世紀的經濟初基。 (六)如果中共愿与國民党開誠合作，以平等及和平方式謀求中國自由、民主、均富与統一，從文化、經濟兩方面率先實現，那么國民党愿意向大陸提供50至100億美元之外匯資金，作分年長期低利貸款之數。 (七)苟能如此進行，則共信互信，自能建立，雙方在各方面之敵對行為全面去除，進而作次一步政治整合之協商，根据總理“和平、奮斗、救中國”之大方針，逐步進行，則和平統一，乃為必然之結果也。 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是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一，歷來以党務專家、教育專家著稱，舊中國流傳“蔣家天下陳家党”的政治歌謠，可見其當日的勢力。1949年逃到台灣以后，陳立夫受到排擠，遠离政治中心，潛心研究中國文化。但他對中國統一，一直抱有期待和使命感。在國民党“十三大”召開前，他就興致勃勃地自撰了這個3000多字的提案，親自一一找人聯署，在中評委開會期間，手邊還不時拿著案文，逢人散發。 “立夫案”一提出，立即成為熱門話題，陳立夫這位一向以反共守舊著稱的國民党三朝元老也再次成為風云人物。盡管此案未能付諸實現，但它對台灣朝野所造成的心理震撼，是不可忽視的。大陸輿論也對陳立夫提案作了積极的評价，認為提案中盡管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張祖國和平統一，提倡對話協商、互信合作，是令人感佩的，“只要談起來，一切問題都好商量，問題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決”。 正是： 歷史大潮不可逆， 和平統一勢所趨。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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