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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1956年7月1日，羅湖橋海關，從香港那邊匆匆過來了一個50多歲的男子，一個干部模樣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們上了一輛在那里等候的轎車。 這位香港來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記者于一身的曹聚仁。專門迎候他的是北京派來的中聯部的徐主任。 曹聚仁是浙江省浦江縣人，久罕盛名。他雖說是個做學問的文化人，卻与各方的高層人物有很深的交情，因而被稱為“謎一樣的人物”。他年輕的時候，被稱為章太炎大師的高足，又是魯迅的朋友，著有《魯迅評傳》、《魯迅年譜》等書。抗戰時期，他擔任國民党中央通訊社記者，常到新四軍戰地采訪，成為葉挺的座上賓，并与陳毅結成至交。后來在贛南擔任《正气日報》主筆、總編輯，与在贛南主政的蔣經國成了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蔣經國曾說過：“知我者，曹公也。”正是這种特殊的身份，使曹聚仁成了國共兩党重開談判的穿針引線人。 他在廣州稍事休息就直飛北京。不知道曹先生為什么選擇7月1日這個在中國很特殊的日子從香港過來？連日來，海外華人各界，無論其政治信仰如何，都正為3天前周恩來在北京的演講激動、興奮，并生發出很大的期望。 6月28日，周恩來在中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傳達出了新的信息： “我國政府曾經再三指出：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种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毫無疑問，如果台灣能夠和平解放，那么，對于我們國家，對于我們全体中國人民，對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將是最為有利的……現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們愿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体步驟和條件，并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适當的時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种商談。” 正在港澳人士議論紛紛，新聞界視為熱點時，曹聚仁又突然北上。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人為的安排？敏感的新聞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蹤。曹聚仁尚未成行，种种猜測与議論，就一時間充斥于港澳報紙。為此，他行前對友人解釋道：“我這次回祖國去，絕無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報》到大陸上作廣泛深入的采訪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團訪問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該團記者。這便是我訪問祖國的重要任務。” 曹聚仁這次北上，是他离開大陸到香港整整6年后第一次回來。其實他并不是匆忙決定的，而是在周恩來“六·二八”講話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時，還有一個神秘人物北上，這個神秘人物的北京之行，導致了9年后國民党2號人物李宗仁的葉落歸根。這個神秘人物就是程思遠。 程思遠和曹聚仁兩人的北京之行都很突然，都帶神秘色彩。 曹聚仁來到北京，受到了党和國家領導人的熱情接待。了月16日中午，周恩來在頤和園宴請曹聚仁，陳毅、張治中、邵力子出席作陪。一見面，周恩來就熱情地說：“我們歡迎曹先生回來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歡迎你。”席間，大家敘舊談新，十分熱烈。 下午，在頤和園昆明湖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來和陳毅陪著一位客人划船。游人們盡情游玩，竟然沒有覺察領袖就在這儿。他們陪的這位客人，正是曹聚仁。 談笑風生的曹聚仁進入正題，談起周恩來的“六·二八”講話，問道：“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面有多少實際价值？” 周恩來即答道：“和平解放的實際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党和共產党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胜利。這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曹聚仁連連點頭。 周恩來繼續說：“台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雙方完全可以合作……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來的話，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當即表示：“身為炎黃子孫，當為國共重開談判盡力奔走，多做工作，決不推辭。” 3個月后，即10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曹聚仁。這天下午，中央領導人大都出席歡迎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訪華的大會，毛澤東沒有出席，而在怀仁堂靜候曹聚仁，足見毛澤東對重開國共和談的重視。 毛澤東一見曹聚仁，便十分誠懇地說：“你這次回來，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處走走，看我們這里還存在什么問題，不要有顧慮，給我們指出來。” 曹聚仁坦率地講了自己的觀感。 隨后，毛澤東与曹聚仁便開始了無拘無柬的長談。他們談古今文學，談毛澤東的詩詞，談魯迅的作品，也談曹聚仁的文章。后來進入正題，談國共合作，談蔣介石、蔣經國。毛澤東听說曹聚仁在贛南和蔣經國共事几年，便向曹聚仁了解蔣經國的為人。曹聚仁回憶了蔣經國在贛南的一些舊事，對蔣經國多所肯定，并告訴毛澤東，他在1948年寫過一本《蔣經國論》，由香港創懇出版社出版。毛澤東對曹聚仁的介紹很感興趣，要曹回香港后，寄一本《蔣經國論》來，說很想看看這本書。 事后，曹聚仁告訴四弟曹藝：“想不到，我的著作，毛主席差不多都看過。我說我是自由主義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話便說，百無禁忌’的。主席認為我的有些敘述比較真實，而且態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后，曹聚仁在《北行小語》里披露了他与毛澤東談話的一些內容： 因為毛氏懂得辯證法，世間的最強者正是最弱者，而最弱者卻是最強者。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莫柔于水，至堅強者莫之能胜。”從這一角度看去，毛澤東是從蔑視蔣介石的角度轉而走向容忍之路的。他們可以容許蔣存在，而且也是承認蔣介石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滅的功績的。在党的仇恨情緒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經冷靜下來，准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重大轉變呢。 毛澤東的談話使曹聚仁對促成國共談判信心百倍。他回香港后，很快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触的情況詳細轉告台灣方面。 不久，台灣傳來指令，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委托他到奉化，去看看蔣氏祖墳是否完好。顯然，蔣介石對中共所稱“奉化墓廬依然”并不相信。 1957年5月，正是万木蔥蘢的初夏日子，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陸。這次，他在北京待了短短几天后，便匆匆赶到浙江。在奉化溪口鎮，他佐進了當年蔣介石回溪口時常住的妙高台，游覽了武岭、雪竇寺，并在蔣介石寓居過的丰鎬房和蔣經國寓居過的文昌閣仔細看了很久。同時，他還代蔣氏父子到蔣母的墓園祭掃，敬香燒紙，行民族傳統的孝儀。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曹聚仁回到香港后，即繪蔣經國等寫信，報告他的大陸之行，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信中說：“溪口市況比過去還繁榮一點。我所說的‘過去’，乃是說1946年冬天的情形(戰時有一時期特殊繁榮，那是不足為憑的)。武岭學校本身，乃是干部訓練團。農院部分由國營農場主持，中小學部分另外設立。在聚仁的心目中，這一切都是繼承舊時文化体系而來，大体如舊。尊府院落庭園，整洁如舊，足證當局維護促使之至意。聚仁曾經渴蔣母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見，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訪溪口，原非地方當局及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沒有准備。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腦后。聚仁知老人謀國惠民，此等處自必坦然置之也。惟情勢未定，留奉化不如住廬山，請仔細酌定。” 在另一封信中，曹聚仁坦率地談了對兩党重開談判、進行合作的看法。他說：“目前，國際形勢如此复雜，聚仁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個人只是道義上替台座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無意走向解決國是的途徑，似乎也不必聚仁再來多事了。誦于右任先生讀史詩‘無聊豫讓酬知己，多事嚴光認故人’之句，為之惘然！以聚仁這兩個多月在大陸所見所聞，一般情況，比去年秋冬間更有進步，秩序己更安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6月30日我和朋友們同在漢口，晚間在武昌看川劇演出，社會秩序一點也沒有混亂過。海外謠傳，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員和聚仁到大陸去廣泛游歷一番，看看實情如何？千万匆輕信香港馬路政客的欺世浮辭。周氏(即周恩來——作者)再三囑聚仁轉告台座，尊處千万匆因為有什么風吹草動，就意志動搖，改變了原定的計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匆認為時間因素對台方有利。這一因素，對雙方同樣有利，或許對大陸比台方更有利些。聚仁為了國家、民族，才來奔走拉攏，既非替中共作緩兵之計，也不想替台方延長政治生命。說老實話，中共當局不獨以誠懇態度對我，也耐著性子，等待你們的決定。希望最高方面，不必玩弄机謀和權術，要看得遠一點才是。” 曹聚仁的信和隨信寄去的照片，對蔣氏父子不能不有所触動。 此后，曹聚仁又多次回大陸，為促進國共和談而奔走。而且在1958年，毛澤東第二次接見了他，与他共進午餐，江青作陪。他也不管江青愛听不愛听，席間大談30年代上海影壇的較聞与掌故，毫無顧忌。 在這段時間，他与陳毅談得最多。陳毅在抗戰中与蔣經國相識于南昌，并對蔣經國在江西推行的新政給予好評。因此，曹聚仁想促成陳毅与蔣經國見面，并為此做了很多工作，雙方達成默契，表示一旦條件許可，即可見面，而且約定了會面地點。他給友人的信中透露：“當時是想讓經國和陳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島作初步接触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陳毅与蔣經國終于未能會面，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1959年以后，曹聚仁一直沒有北回大陸，但仍然為海峽兩岸的統一而盡心盡力，并且在1965年還有一次台灣之行。這是后話，且按下。 卻說1957年是蔣介石70歲生日的年頭。在去年，經過好几個月努力，他撰寫并出版了《蘇俄在中國——蔣中正七十概述》一書，連英文版也于這年底在美國出版了。据擔任該書英文版譯者的沈劍虹說，這本書出的是晚了一些，如果是在1949年國民党丟失大陸之后問世，當時美國正在為“是誰丟失了中國”這一問題進行激烈的爭辯，該書可能有多一點的讀者。但在1956至1957年這段時間，西方讀者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已經減退。沈劍虹還說，直到尼克松要秘密打開“中國之門”時，西方人才對中國又發生了興趣。 這本書的出版，了卻了蔣介石“沉痛”總結國民党歷史及其失敗的教訓；警告“自由世界不能与共產世界和平共存”的一樁心事。然后，他斷斷續續在台灣島上作了一些巡視。經過這几年的艱苦，台灣的局勢總算是穩住了：利用朝鮮戰爭帶來的一段喘息時机，改組了國民党和行政机构，美國經濟援助也恢复了，政府著力開發經濟資源，更重要的是實施了土地改革，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民族工業也得到了發展。1954年12月簽訂的《中美共同防御條約》已經生效兩年了，盡管為此与美國還有爭執，但他感到已經給大家帶來早先几年所缺少的安全感，台灣已經不是“坐以待斃、風雨飄搖”的局面了。 去年春天，大陸那邊托章士釗老人捎到香港轉給他的信件，不是敦促他投降，也不像以前稱他為“頭號戰爭罪犯”，開展的是和平統一攻勢。毛澤東、周恩來也不斷在公開場合講話，呼吁搞國共第三次合作。他從這些事感到，台灣的現實局面，已經不得不使毛澤東冷靜地正視。 因而，對中共捎給他的信，他沒有立即回絕，也沒有馬上答复，事關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慮。 几個月來，蔣介石將這封信看了許多遍，每逢再看了，都要獨自沉思，不許人打扰。 他終于決定派人到大陸去進行試探性接触。為了留有后路，將來進退自如，他考慮從海外選派人去。為此，他約了將章士釗捎來的信轉給他的許孝炎來談話。許孝炎在香港負責國民党的宣傳工作，主持《香港時報》。 1957年初的一天，許孝炎如約來到台北市郊的陽明山總統官邸。 蔣介石遞給許孝炎看一本1月號新出的香港刊物，上面所登署名“衣爵”的一篇題為《解決中國問題之途徑》的文章，已被用紅鉛筆畫了粗杠杠和大問號。 許孝炎接過，迅速掃了一眼。文章的中心意思是主張蔣介石退休。它寫道：只要胡适先生登高一呼，提出請蔣退休的要求，“海外華僑必定群起響應，台灣同盟及三軍人員受外來的鼓勵，必定有所表示，美國友人對于中國人民的一致要求蔣介石退休的運動，勢必重視。” 該文還提出一种改革方案：把台灣軍隊交聯合國組成國際警察部隊，解散國民代表大會，徹底改組政府，由胡适任總統，蔣廷撤任行政院長，吳國幀任外交部長，孫立人任總參謀長，俞大維任國防部長。新政府的各級組織人選取三三制，即原有官員留用三分之一，台灣民選三分之一，海外華僑和社會賢達選出三分之一。 許孝炎看了說：“太不像話！竟然如此放肆。香港那個地方就是太自由。我离開香港的時候，還沒有看到這份東西。” 蔣介石并不顯得很激怒：“你回去查一查，是不是我們這里那伙《自由世界》雜志的人化名去香港造輿論？” 許孝炎說：“我一定照辦，盡快搞清楚。”事后很快就查了出來，署名“衣爵”的執筆者并不是台灣的，而是香港的自由主義者鍺定民。 “今天我找你來還不是為了這件事。”蔣介石對許孝炎談了大陸來信的主要內容和目前的局勢，然后說，“基于‘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針對中共發動的和平統一攻勢，決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實際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實意圖。至于人選，不擬從台灣派出，而在海外選擇。你考慮一下，提出兩三個人選來，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許孝炎當時經過斟酌，提出了三個人選，請蔣介石圈定一人。這三人是曾任立法院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文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許孝炎說：“這三人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身份比較靈活。” 蔣介石頷首，說：“這三個人都可以，都還靠得佐。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弟，据說宋希濂被共產党關在北平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可以說是去那里探親，還是毛澤東的湖南老鄉。當然，童冠賢和陳克文亦可以。他們都在香港？” 許孝炎說：“他們都在香港，聯系方便。” 蔣介石說：“首先要本人自愿，你回香港找他們三個都聯系一下，我再最后決定派誰去。” 再說1957年4月，北京城風沙刮過，春暖花開。 宋宜山從香港經廣州乘火車來到北京，特地帶了大衣、圍巾，准備裹個嚴嚴實實的。他一下火車到站台上，卻覺得暖融融的。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過他手上的大衣，說：“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裝，害怕給凍坏了？” “北……”宋宜山盡管事先有所准備，還是差一點將北京按國民党老習慣說成北平，“北京的气候想不到也有了變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比較熟悉的。他們都是湖南老鄉，在國民党南京政權時代就認識。前几年，在香港時也曾在湖南同鄉會的活動中常見面，只是交往不深而已。宋宜山在接受任務時，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將從旁聯絡，協助對話。 當許孝炎來找他時，說是蔣介石給的任務，他當即同意了。童冠賢拒絕接受這一使命。陳克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許孝炎將他和陳克文報給蔣介石圈定，蔣介石選中了他。他感到這是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他是蔣介石的學生，自從南京中央党務學校畢業后，被蔣介石派往英國留學，回國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出任過國民党中央組織部人事處長的關鍵職務，擔任過國民党候補中央委員。從大陸撤退后，他留在香港，仍接著台灣方面立法委員的頭銜。他覺得自己是受過蔣介石栽培的人，現在是報效的時候。他自己也抱著回大陸看一看的好奇心理，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机會。他住在香港的這些年頭，聞听不少有關大陸的消息。有報紙說大陸這几年怎么怎么好，另外的報紙又說民不聊生，食不果腹，地主資本家挨共產，國民党的人挨抓、挨關、挨鎮壓，還說老人、婦女、親屬都受牽連不放過。可是，他從進入深圳開始，看到的農民面無饑色，正熱气騰騰地在田里插秧；廣州街頭，商店擺滿貨，熙熙攘攘，比大陸撤退那几年繁華多了。 唐生明陪他到新僑飯店，安頓住下后，告訴他：“這兩天，周恩來總理要請你吃一頓飯。至于具体的問題，則由統戰部的部長李維漢先生出面跟你商談。李部長亦是湖南老鄉。” 宋宜山望著唐生明，欲言又止，最后還是開了口：“生明兄，我想問一句老鄉的話，我難得來一次，想探望一下我胞弟希濂，這不會有困難吧？” 唐生明說：“我看不成問題。”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嗎？” 唐生明說：“你不是說來探親的嗎？共產党讓你來探親，怎么會不給見面呢？吃飯的時候，你可以跟周總理提出來。” 宋宜山在飯店里休息了兩天，不敢輕易出門，等著与周恩來見面。 第三天，唐生明陪同他來到北京有名的東興樓飯庄用膳。周恩來見了他，說道：“宋先生，歡迎你來北京，我特地讓生明兄來接待，他和你是老鄉，前几年在香港又見過面，他跟我們做朋友的歷史已經不短了。” 宋宜山說：“抗戰時期，生明兄忍受了誤會与委屈，執行‘特殊任務’打到汪精衛漢奸政府里去，為國家為民族做了許多工作，不但蔣先生与國人贊賞，連我也十分敬仰。” 周恩來笑道：“我們共產党人也忘不了他。1927年大革命受挫，我們党處于最困難的時候，得到了生明兄的同情与支持。我們舉行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得到了他給予槍支、彈藥和物資的支援，一些傷員也得到他的營救和保護。” 宋宜山第一次听說唐生明的這些舊事，流露出一點惊奇，聯系起1949年唐生明輔佐程潛在湖南投向毛澤東，就不覺得奇怪了。1950年，唐生明曾去香港做生意，1956年才又從香港回到北京，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宋宜山說：“生明兄的經歷真算得上丰富多彩。” 周恩來對宋宜山說：“宋先生，如果我沒有記錯，今年該是你希濂老弟過50歲的生日吧？” 宋宜山手拍額頭：“喲，周先生記憶力真好。你不提起，連我這個當兄長的都想不起。” 周恩來說：“希濂是黃埔一期嘛！他跟你們的湖南老鄉陳賡一起在長沙應考合格后，繞了一個大彎，經武漢、上海來到廣州的。抗戰時期，他在大別山和滇西通惠橋重創日軍，立下了卓著戰功，人民都不會忘記的。” 宋宜山听了，十分感動：“周先生，我想……” 周恩來接口說：“50歲是人生的大日子，你來看他正是時候。” 宋宜山連說：“謝謝，感謝周先生關心！” 周恩來意昧深長地說：“總的來說，在中華民族大家庭里，我們都是一家人嘛。抗戰胜利在重慶談判的時候，蔣先生說過，大革命的時代，國共兩党的同志們曾在一個屋里開會，共一個大鍋吃飯。我希望我們還會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問題，李維漢先生跟你商談。”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來了解共產党方面對于台灣問題及國共合作的意圖，沒有帶來台灣當局的具体意見。中共方面由李維漢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几點： 一、兩党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二、台灣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 三、台灣地區的政務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干預，而國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 四、美國軍事力量撤离台灣海峽，不容許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宋宜山在北京過得很愉快。他不僅与中共的代表進行了商談，還去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探訪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訴他，有希望不久就可以特赦出來。 主人還讓唐生明等陪同他參觀了石景山鋼鐵厂、四季青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游覽了故宮、頤和園等名胜古跡。當時，“反右派”斗爭尚未展開，大陸正廣泛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又加上號召和平統一祖國，經濟建設熱气騰騰，整個政治气氛和社會面貌，顯得很有生机和活力，繪宋宜山以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印象。 5月，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釗、唐生明等到車站送行。唐生明握著宋宜山的手，意昧深長地說：“希望再見到你，是你陪同國民党更高的官員前來談判。” 宋宜山笑了，充滿信心地說：“我們會再見的。” 正是： 興致勃勃揮手去， 關山阻隔難再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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