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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1954年了月8日，蔣介石約見即將回國述職的美國駐台灣大使蘭金。早飯后，他看按預約時間還有兩個鐘頭，便按照往常習慣，到書房去批閱文件、處理公務，然而剛一坐下，就感到心煩意亂，如坐針氈，遂起身獨自到陽明山公園里散步。說是散步，其實沒走多遠，進了涼亭就站在那里一動不動了。侍從見狀，也在不遠處站著，不敢打扰他。 他是在想心事。等一會儿他就要對回華盛頓的這個美國大使作出讓步了。他自幼脾气倔強，越是壓他，他越不服從。然而今天他是不得不讓步的，因此，他心里不舒服。 雖然台灣當局在朝鮮戰爭中被公認為最大的獲益者，蔣介石對美國人還是抱怨甚深。在台灣局面最動蕩的時候，因朝鮮戰爭而得到美國出兵保護，得到大批美援及包括噴气飛机、作戰坦克在內的美國軍事裝備，但美國人是有條件的，即不准國民党軍隊攻擊大陸，触怒中共。當國民党軍要對中共准備攻台部隊集結地進行先發性攻擊時，被美國极力制止。蔣介石數度要求派兵入朝作戰，也被美國拒絕。出于對台灣國民党政權生存的需要，蔣介石只好將怨恨壓在心中。 后來，隨著朝鮮戰爭進入第三個年頭，形勢有了新的發展，雙方對繼續這場較量都失去了興趣。美國政府不僅要耗費巨資來維持這場戰爭，而且發現自己越來越孤立。美國的盟友撇開美國，先后從朝鮮戰場撤出各自的軍隊。美國人民對于這場只花錢流血，卻目的不明，而且顯然打不贏的戰爭愈益厭倦。因而在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朝鮮問題成了兩党競爭的一個焦點。 共和党的艾森豪威爾正是在极力向選民保證盡早結束這場戰爭的情況下人主白宮的。盡管他上台后一再重复其反共的決心，并任用极端反共的杖勒斯出任國務卿，但是在朝鮮戰爭問題上還是采取了能停盡量停的態度。毛澤東的新中國也迫切需要和平環境以進行經濟建設，實施五年計划。在這种情況下，朝鮮停戰當然只是個時間問題。 朝鮮停戰在國際上普遍受歡迎，但給蔣介石帶來的卻是深切的不安与憂慮。他特別不愿看到的，是朝鮮戰爭以停戰的方式而不是以中共失敗的方式收場，這就意昧著他指望借朝鮮戰火重返大陸的夢想變成了肥皂泡，而且這無疑象征著紅色中國的國際威望得到了提高，而台灣當局的國際地位再次受到嚴重的沖擊与震撼。再者，朝鮮戰爭一体，中共這支連美國軍隊都感到頭痛的大軍，勢必移師南下，彭德怀的攻擊矛頭無疑將對准隔海的台灣島。朝鮮將停戰時，他曾批准以對付共軍見長的胡璉率陸海空三軍猛攻東山島，不僅沒賺到什么便宜，反而碰了釘子失了血。可气的是從東山島敗退的當天，美國駐台軍事顧問團赶忙聲明：盡管這次行動在戰術上是合理的，但是事前并未經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的同意，有違台灣對美國所作的承諾。行政院長陳誠只好出面表示：將下不為例。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使蔣介石极為惱怒的事。1954年2月，蘇聯提議召開謀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共產党中國与蘇、美、英、法并列，作為五大國之一出席會議。美國竟然接受了這一提議。他聯想起二次大戰后期，中美英蘇四大國在開羅開會，是他代表中國這個泱泱大國飛赴尼羅河畔，与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三大巨頭平起平坐，那是多么威風啊！而如今竟讓中共方面代表中國去參加大國會議，他由酸楚而至惱怒。顧維鈞在華盛頓即奉命向美國交涉，認為美國此舉等于默認北京政權的合法性，是搞“兩個中國”。美國就發表一項聲明，宣布与中共代表一起開會并不意味著對中共政權的外交承認。但是，蔣介石得到密報，就在這次日內瓦會議上。中共与美國代表在會下進行了接触，并經過英國的居間安排，舉行了几次會談，這導致拉開了后來中美大使級華沙會談的序幕。 他對美國与中共的接触，怀著深深的恐懼心理。他明白，盡管艾森豪威爾總統一再表示美國支持台灣當局，但這种支持只是一种權宜之計，美國在必要的時候，是不惜犧牲台灣當局的利益來与中共作交易的。 他感到需要加緊同美國商談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問題，必要的時候作出一點犧牲与讓步也是值得的。倔強的脾气使他感受到在壓力下讓步繪內心帶來的痛苦…… 侍從來到涼亭的台階上提醒他：“報告總統，該出發去總統府了。” 再說蘭金大使在來總統府的路上就猜想，蔣介石約見他恐怕主要是談中美兩國共同防御條約事宜。但他心里有數：盡管蔣介石對此事抱有十二分的熱情，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反應卻是冷淡的。美國支持蔣政權只是把台灣當作美國在遠東的戰略据點而巴，如果將台灣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那蔣介石只能算是一個并不理想卻又無法替代的艦長。對于這樣一個伙伴，美國當然不愿被條約和它綁在一起。艾森豪威爾特別擔心蔣介石隨時采取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而將美國拖人中國內戰。美國不愿意承擔協助蔣介石防守金門、大陳等几個島嶼的義務，也不希望明确宣布美國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承擔防衛這些小島的義務，將使美國冒与毛澤東的軍隊直接作戰的危險，而一旦這些難以防守的小島從美軍手中丟掉，還會有損美國的形象。同時，艾森豪威爾還几次重申美國不要講“永遠”不承認大陸中國，并主張解除對華貿易的全面禁運，与蔣介石締約無异于在外交上堵死這條路。 當蘭金被引進那間十分熟悉的總統府大會客室時，他望見蔣介石已經從沙發上站起來。他記得三年前第一次來這間會客室時，蔣介石還指引他欣賞了室中所挂的字畫。最珍貴的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早年手書贈給蔣介石的墨寶：“窮理于事物始生之處，研几于心意初動之時。”他覺得孫中山的這兩句話充滿了東方哲理。蔣介石還引他看過夫人宋美齡所畫的國畫山水圖，他當時贊不絕口。 寒暄之后，蔣介石先從遠處扯起：“大使先生，口內瓦會議再過几天又要复會舉行最后一輪會議了。” 蘭金說：“是啊。美國是希望通過這次會議找到一個阻止共產党在東南亞突進的辦法。” 蔣介石問：“報紙上盛傳上個月開會期間，杜勒斯先生拒絕和周恩來握手，不知道貴國有什么內幕消息？” 蘭金說：“關于此事，傳說紛紜，我還沒有得到國內的正式材料。不過我們大使館收到了通知，杜勒斯國務卿在日內瓦給代表團作了規定：今后不論誰，都不准和中共代表握手。” 蔣介石淡然一笑：“我跟周恩來共過事，也有過多次接触。按中國傳統禮節，‘兩國交兵，不斬來使’，敵對雙方使者握一下手，也不是不可以的。” 蘭金說：“那當然。按國際外交禮儀，敵對國在第三國的禮儀場合，也是可以握手的。不過值得高興的是，我們國務卿反共的立場是很堅定的。” 蔣介石拐了一個彎，這才進入所關心的內容，說：“另外有消息說，你們在日內瓦的代表和中共的代表在那里有過几次接触，不會無風起浪吧？” 蘭金知道這是蔣介石极為關心的一個敏感問題，斟酌了片刻，說：“我得到的消息是，雙方接触了几次，討論的是雙方僑民歸國的問題。有几個美國人被中共當作間諜扣留了。” 蔣介石說：“索要僑民完全可以通過第三國的渠道，通過英國、印度都可以，大可不必直接接触嘛。” 蘭金解釋說：“据說找了英國代辦杜維廉，英國佬說既然雙方都在日內瓦，何必還轉來轉去，就干脆安排了机會直接見面。据我了解，接触時沒有談別的，僅僅是僑民問題。沒有涉及任何有關承認大陸中共政權的問題，請總統放心。” 蔣介石點點頭，說道：“我毫無疑問地絕對相信与欽佩艾森豪威爾總統与杜勒斯國務卿的反共立場和決心，我們在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擴張方面會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蘭金說：“我們近三年來合作得很好，今后會合作得更好。” 蔣介石望著蘭金：“大使先生，請你這次回華盛頓轉告貴國總統与國務卿，我們期望盡早開始締約談判。貴國已經分別同日本、菲律賓、南朝鮮簽訂了同盟條約，唯獨還沒有与台灣簽約，這就使反共的防線上有空缺的一環。我通過你這次回國正式轉告，台灣方面准備滿足貴國的要求，即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動前，必須征得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同意。” 蘭金听了，微笑著答應了，但內心卻有些惊异。他覺得，美國代表与中共代表在日內瓦的接触，本來是無意損害台灣國民党的，但艾森豪威爾無意中下了一步棋，卻迫使倔強的蔣介石作了讓步。 不久，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提出一個取名為“神渝”的方案，以台灣地位未定為前提，旨在制造“兩個中國”。這一方案由新西蘭出面在安理會提出后，立即受到海峽兩岸的猛烈抨擊。毛澤東与蔣介石雖然是冤家對頭，但對“神諭”方案所持的基本立場卻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制造“兩個中國”。 12月2日，杜勒斯和葉公超代表美台雙方在華盛頓簽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條約》。即使蔣介石得到了這個夢寐以求的文件，在杜勒斯鼓動他承認“神諭”方案時，他仍然拒絕了，表示一個中國的立場不容動搖。他說：“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中華民國不能割裂，兩個中國的主張荒謬絕倫。” 16年以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10月第二次訪華期間，与周恩來總理為中美聯合公報草案進行會談討論，在台灣問題上各執己見，互不相讓，因而陷入僵局，成為討論公報文本中最困難的一個問題。 當基辛格意識到周恩來已經不會再作退讓時，他將助手洛德扯离座位，到會議廳的一個角落去商量了好一會儿，決定換一种方式表達美國的觀點。基辛格重新入座后，對周恩來說：“我方的提法換成這樣：‘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怎么樣？”周恩來將這句話重复了一遍，臉上露出了笑容，稱贊道：“博士到底是博士，這可是一項奧妙的發明。” 基辛格事后承認，這句話不是他自己的發明，而是摘自美國國務院50年代的一個文件，那個文件記述的就是杜勒斯所策划的“神諭”提案從制定到流產的經過。再說1954年12月初美國和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之時，解放軍正在緊鑼密鼓地准備以一江山島為首要目標，進攻大陳列島。擔任總指揮的，是浙東前線指揮部司令員兼政委張愛萍。 有了美台條約，解放軍還執行不執行用兵計划？美軍會不會真按條約出動協防？不能不引起中共決策者的重新考慮。 毛澤東認為，雖然條約簽訂后美國海空軍在台灣海峽的活動加強了，但它不會因為大陸沿海几個島嶼就同新中國繼在朝鮮較量后再打一仗，因而對美國焙耀武力既不必害怕，也不可以示弱。而且此時用兵，既可以考驗美國的真實意向，又可以向蔣介石猛擊一掌，告訴台灣當局，有這個條約，解放軍還是想打就打，別以為這個條約是護身符。 毛澤東再次确定攻打大陳的決心后，讓中央軍委指示浙東前線指揮部：在避免与美軍沖突的前提下堅決攻擊大陳和一江山島，攻擊時間推遲至翌年1月，攻擊目標不限于一江山島，只要發現其設防薄弱的島嶼，我又有攻占之絕對把握，可一舉攻占。 1955年1月17日，張愛萍進入一江山北面的頭門山島前線指揮所。 1月18日，一場典型的三軍聯合由岸至岸登陸作戰打響了。 美軍駐大陳首席顧問華爾頓說：“共軍攻擊一江山，使用在這個小島上的火力，竟比韓戰中還要猛烈。” 他向上級建議：“今后大陳的防務，已無法确保，應該撤出大陳。” 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后，火炮射程可以覆蓋大陳島，加上空中轟炸的优勢，大陳已經指日可下。台灣當局國防部長在台北急訪美國蘭金大使，要求第七艦隊介入大陳戰斗，還要求美國空軍給大陳島守軍以空中支援。艾森豪威爾要求蔣介石放棄大陳等島，美國提供海空掩護讓大陳守軍撤退。為了避免中美軍事沖突，杜勒斯將此事通知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希望其勸說中共在國民党軍撤退時不要加以攻擊。 于是，毛澤東于2月2日給國防部長彭德怀寫了一信： 彭德怀同志：在蔣軍撤退時，無論有無美(艦)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即是說，讓敵人安全撤走，不要貪這點小便宜。 再說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不可能以更多力量來解決台灣問題。直到1952年朝鮮停戰后，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平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后，台灣問題才又被中共中央鄭重地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考慮到复雜的國際形勢，中央開始提出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 1954年8月12日，周恩來在中央統戰部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提出：“凡愿從台灣回到祖國的，我們是既往不咎……大家都有朋友在台灣，可以向他們做宣傳工作。” 8月15日，周恩來在宴請外國客人時，再次強調了這一精神：“跑到台灣去的人是愿意回來的。如果回來，我們都將以寬大政策對待他們。” 9月25日，中央關于解決台灣問題的宣傳方針明确提出：“任何人都允許棄暗投明，回到大陸來与家屬團聚。” 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赴印尼參加由29個亞非國家參加的万隆會議。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可相机提出在美國撤退台灣和台灣海峽的武裝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 周恩來在會上鄭重聲明：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是美國造成的。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但任何談判都絲毫不影響中國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權——解放台灣的行動。中國人民有權用一切方法解決台灣問題，包括和平解決的方法。 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明确宣布：“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有兩种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1956年，中國即將進入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不僅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而且要調動一切積极因素參加進來。在這种形勢下，中共中央對台灣的政策相應地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并且愿意同蔣介石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來。 這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凡是能夠團結的，愿意站在我們隊伍里的人，都要團結起來，不管他過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灣，那里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斗。” 1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對台灣的方針和政策。他強調：“凡是愿意回到大陸省親會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陸上來；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們過去犯過多少罪過，中國人民都將寬大對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灣這個行動中立了功的，中國人民都將按照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 為將中國共產党對台的新政策傳遞到台灣，3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即將赴台的有關人士時，請他捎話給海峽對岸的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机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周恩來還強調：“蔣還在台灣，槍還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灣歸還祖國，成為祖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這件事，他就可以得到中國人民的諒解和尊重。” 到了6月，中共中央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政策又有新的發展。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体步驟和條件，并且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适當的時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种商談。” 至此，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工作從一般號召進入具体尋求接触和協商的階段。 10月間，毛澤東、周恩來會見有關人士。毛澤東在談話中表示：如果台灣回歸祖國，“一切照舊”，台灣“現在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坏，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坏他們；談好了可以訂個協議公布。”“台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毛澤東還說：“台灣只要与美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就這個問題，周恩來還作了具体的說明：蔣經國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台灣還是他們管，如果陳誠愿意做，蔣經國只好讓一下做副的。其實陳誠、蔣經國都是想干些事的。陳誠如果愿意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義之下，蔣經國也可以到中央工作。周恩來還表示：“如果目前台灣方面有難處，我們可以等待，希望蔣氏父子和陳誠也拿出誠意來。”當場，周恩來指示中央對台辦公室負責人通知有關方面，對蔣介石、陳誠等人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尚在大陸的親屬注意照顧。 1957年4月16日，周恩來為來訪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舉行盛大宴會，周恩來向伏羅希洛夫介紹原國民党高級將領衛立煌時說：“國共兩党過去已有了兩次合作的過程了。”毛澤東緊接著說：“我們還准備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出這條消息，標題為“毛主席說，我們還准備第三次國共合作”。 后來，毛澤東對此問題更是語出惊人：“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适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于當總統還是他好……十年、二十年會起變化，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 毛澤東為什么選擇蔣介石？主要在于蔣介石在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方面，是毫不含糊的。 此后，對台灣的工作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效，不少著名的國民党要人，或在中共中央寬大政策的感召下毅然返回大陸，或通過各种方式表達自己對和平統一的支持和向往。蔣介石等人雖然仍是疑心重重，總的說來取抵制態度，但也通過各种秘密方式試探性地与大陸方面進行接触。不過，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立刻往回縮。 卻說1949年參加過北平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章士釗在談判破裂后，留下來參加新政協工作，建國后被任命為中央文史館館長。他經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間，利用滯留在香港的一些國民党故舊，溝通与台灣的關系。當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周恩來總理在万隆會議上關于“中國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的發言后，更增加了做統戰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來主動請纓去香港，找他過去的一些朋友做蔣介石的工作，以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 毛澤東、周恩來同意章士釗的請求，為此，中共中央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信中倡導第三次國共合作，并提出了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的辦法： 第一，除了外交統一于中央外，其他台灣人事安排，軍政大權，由蔣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灣經濟建設資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撥款予以補助； 第三，台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台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 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坏對方之事，以利兩党重新合作。 信的結尾說：“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信中用這樣的字句，顯然是想告訴蔣介石他所魂縈夢繞的“慈庵”、“丰鎬房”這些故鄉景物均完好無損，并不像港澳某些報紙所說“蔣氏墓廬已在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運動中蕩然無存”。 1956年春，在周恩來具体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會見了台灣派在香港負責國民党宣傳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与章士釗是同鄉，抗戰時期在重慶同為國民參政員，交往密切，關系頗好。這次重逢，分外親熱，感歎不已。章士釗向許孝炎談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統一祖國、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的設想与誠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的信，委托他親手轉交。許孝炎即從香港飛往台北，直接到蔣介石的總統府，親手將中共的信交給了蔣介石，并將与章士釗交談的情況作了報告。 蔣介石看了信，默然無語。許孝炎只好退出。 正是： 故園盛景依然在， 緣何孤島獨徘徊？ 未知后事如何，請听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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