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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毛澤東是1949年12月16日到達蘇聯的。當天下午，毛澤東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了第一次會見。 斯大林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端詳良久，說：“你很年輕，紅光滿面，容光煥發，很了不起！” 毛澤東本著禮尚往來的傳統，也客气地說了几句。然后話鋒一轉，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不等毛澤東講完，斯大林立即插話：“胜利者是不受審的，不能譴責胜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的這句話使毛澤東沒有把內心的話講出來。然后，雙方的談話海闊天空，從前線的軍事情況到鄉下的收獲、土地改革、工業建設以及群眾工作等。當時惟一的翻譯師哲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澤東此行的意圖和愿望。談話歷時兩個多鐘頭。斯大林問：“你這次遠道而來，不能空手回去，我們要不要搞個什么東西？” 斯大林的話是指搞一個條約，但又不愿先提出來，以免日后有人說其強加于人；也可能斯大林過去對中國革命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因而表現得狠謹慎。 毛澤東也不肯明說，他認為蘇聯應該主動提出幫助中國，不提是不誠懇的。他幽默地說：“恐怕是要經過協商搞個什么東西，這個東西應該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及在場的蘇共領導們不能理解，全都目瞪口呆。貝利亞竟然失聲笑起來。 毛澤東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灣問題。他向斯大林提出：“國民党的支持者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海空軍基地。海軍和空軍的缺乏，使人民解放軍占領這個島嶼更加困難。考慮到這种情況，我們的一些將領一直在提議，請蘇聯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飛行人員或秘密軍事特遣艦隊協助奪取台灣。” 斯大林沒有一日回絕，但回答得含糊其辭：“這樣的援助不是沒有可能的，本來是應當考慮這樣做的，問題是不能給美國一個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揮人員或軍事教員，我們隨時都可以派給你們，但其他的形式還需要考慮。” 斯大林在會談中再三提到他在1945年与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達成的那個《雅爾塔協定》，稱破坏這個由三大國對遠東政治格局所作出的共同承諾，未必是明智的。聯想到斯大林這時因為擔心与美國在遠東發生直接沖突，甚至連是否應當根本廢除舊的中蘇條約，另訂新條約一事都猶豫不決，可知他這時是不可能真正提供軍事援助的。他建議毛澤東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來解放台灣，比如，是否可以先向台灣空投傘兵，組織暴動，然后再去進攻呢？ 斯大林不了解毛澤東，甚至不能确定是否應當幫助毛澤東。雙方產生了隔閡和不愉快。會談后，斯大林再不露面，所有的正式會談即告停止，莫斯科的新聞媒介對毛澤東的活動不再報道。 毛澤東當然沒有閒著。他一面用電話、電報指揮國內事務，特別是部署進攻海南島的計划，一面參觀列宁格勒。蘇聯對毛澤東此行未按國家元首規格接待，沒有政府高級官員陪同，只由列宁格勒地方領導出面，回到莫斯科時，也只有副外長葛羅米柯迎接。斯大林似乎在設置難題，有意考驗毛澤東。 他吩咐部長會議副主席莫洛托夫：“你去看看他，他是什么樣的人，摸摸底。” 莫洛托夫奉命來到別墅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向他漫談中國革命的歷史，談党內斗爭，說的時間很長。但莫洛托夫一直沉默，不提問題，不表態，只是點頭听著。 莫洛托夫回去對斯大林說：“毛澤東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很有頭腦。他是一個農民領袖，是中國的普加喬夫。” 普加喬夫是沙俄時代率領農民起義的英雄，在蘇聯是個家喻戶曉、聲譽很高的人物。 斯大林表現出了一定興趣，但他還是不知道究竟應當怎樣對待毛澤東，仍然把毛澤東擱在莫斯科坐冷板凳。這時候，一個十分意外的情況戲劇般地改變了斯大林的態度。 這便是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的關于台灣問題的聲明和談話。他們宣稱美國的安全線既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朝鮮，美國不會為了保護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軍事行動。美國政府的態度使斯大林的膽子壯了許多。既然美國自己放棄了《雅爾塔協定》划定的勢力范圍，把中國和朝鮮划在自己的防御圈之外，這就等于把它們交給了蘇聯。因此，斯大林同意毛澤東就适當時机解放台灣進行必要的准備，同意將蘇聯給中國的3億美元貸款，一半用于購買進攻台灣最需要的海軍裝備。不過直到最后，斯大林還是小心翼翼地沒有同意利用蘇聯的飛机和軍艦來進攻台灣。 “解放台灣”的准備工作作為1950年中共軍事工作的首要任務，緊鑼密鼓地進行了起來。蘇聯人也加強協助中國軍隊進行各种裝備和技術的改進工作，人民解放軍的空軍和海軍也迅速地初具雛形。 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態度漸漸熱情起來，他主動派人來征詢毛澤東對于簽訂中蘇條約等事宜的意見。毛澤東也安排周恩來率領政府代表團到莫斯科進行具体談判。 毛澤東在莫斯科的后期，收到了第四野戰軍前委關于海南島戰役作戰方針的報告。他多次致電四野司令員林彪，進行周密部署。 3月4日晚間，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安全回到北京。臨近拂曉，毛澤東和林彪接通了長途電話。 3月5日傍晚時分，第一支渡海先遣營分乘13條木帆船，從雷州半島西南端的燈樓角起渡，開始了進攻海南島戰役的偷渡行動。26日，另一小批部隊偷渡。他們登上海南島，和那里的中共游擊隊——瓊崖縱隊會師。這樣，中共對橫渡瓊州海峽已是熟門熟路了。 4月16日，几百艘木帆船從雷州半島出發，如箭离弦一般向南駛去。 駐守海南島的是蔣介石的嫡系，當年在長征時追剿紅軍的薛岳，他擔任瓊崖保安司令兼防衛總司令。薛岳知道海南島難保，曾面見蔣介石，請求從海南島主動撤退，遭到蔣介石的拒絕。蔣說：“海南島是反攻大陸的跳板，不可放棄。”如今，得知中共部隊橫渡海峽而來，薛岳急命出動飛机、軍艦攔擊，卻無法阻擋那數百條木帆船。 只花了4個多小時，几百條木帆船在夜色的庇護之下，居然一舉渡過海峽。在瓊崖縱隊和先期登陸的兩批部隊的配合下，解放軍主力部隊強占灘頭，站穩了腳根。接著，后續部隊不斷地渡海而來。 經過10多天的戰斗，海南首府海口于4月30日落入解放軍之手。5月1日，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港，紅旗飄揚。至此，海南全境解放，薛岳部隊3万多人被殲。 此前不久，西昌已告解放。待到第二年西藏插上五星紅旗，中國全境除台灣及少數島嶼之外，就都成了中國共產党的天下。 這樣，蔣介石別無選擇，只能据守台灣。 這樣，毛澤東和蔣介石以台灣海峽為界，繼續對立著。 這樣，兩岸關系便一直為世人所矚目。 再說蔣介石回台北前三天，國民政府遷至台北。不過，此時的國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總統李宗仁卻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附設的長者會醫院。蔣介石雖然是台灣的實權人物，是國民党總裁，是“非常委員會”主席，但畢竟是下野總統。總統位置虛懸著，總是“名不正言不順”，且不符合“憲法”精神。 蔣介石早有复出之意，無奈，總得由代總統李宗仁主動讓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卻怎么也不肯讓位，甚至把蔣介石复出稱為“复辟”。 据李宗仁回憶，蔣介石的复出計划，早在1949年7月便開始進行了： 7月間，我還在廣州的時候，黃埔系將領及蔣夾袋中的政客，已有請蔣复職的企圖，然那時尚無人敢公開提出。抵渝之后，情勢便迥然不同了。他們認為廣州既失，我已墮入蔣的瓮中，可以任其擺布了。這時，CC系和政學系控制下的報紙，對蔣已不再以“總裁”而徑以“總統”稱呼。我深知蔣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職”了。 果然不久，吳忠信、張群、朱家驊等便先后來找我，他們不敢明言要我勸蔣复職，只是含糊其辭地說，當前局勢緊張，希望我拍一電報請蔣來渝坐鎮。其實，蔣一直在飛來飛去，向來不需要我敦請，現在何以要我拍電促駕呢？他們辭窮，便隱約說出希望我聲明“引退”，并參加他們“勸進”。 當吳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時，我勃然大怒道：“禮卿兄，當初蔣先生引退要我出來，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勸我勉為其難；后來蔣先生處處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們又要我來‘勸進’。蔣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沒有這個臉來‘勸進’！” 他們見我態度堅決，才不敢勉強。 這時李宗仁在美國，倒是真的動了手術，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腸”。1950年1月20日，李宗仁身体恢复出院，但仍在美國居住。台北的監察院連連電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提出讓位。 蔣、李矛盾，終于公開爆發。2月21日，非常委員會致電李宗仁，限他三天內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視為放棄代總統職權。李宗仁仍然拒絕回台。 2月25日，監察院彈勃李宗仁。 3月1日，蔣介石宣布正式复職，亦即复任中華民國總統。 13日，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講話時，談到了他三次复職的經歷：“我每一次复職時所預定的目標，亦無不如計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職以后，不到8個月的工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職以后，雖然經過14年的長期奮斗，但終于促使日本投降，達到了我們雪恥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現在是第三次复職了，這一次复職以后，我們革命的目標，是恢复中華民國，消滅共產國際……我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職的使命。” 從此，蔣介石直到病逝，一直連任中華民國總統，成了終身總統。 他是在1948年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總統的。按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6年。1950年3月，他尚在任期之內，只是由下野變為复職重任。 按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后來為了使蔣繼續連任，國民大會通過一個《臨時條款》，作了“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的規定。于是，蔣介石便連任五屆總統，一直當到死。 不過蔣介石1950年初复職時，他這個總統卻不是好當的，因為他面臨著危如累卵的形勢，他只能勉為其難，苦撐危局。 台灣島的面積36000平方公里，山脈占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600万。經濟上，在1949年剛剛恢复到抗戰前的水平。可是一下子從大陸退涌來200多万軍民，人口驟增，經濟惡化，生產失調，通貨膨脹极為嚴重。根据台灣政府當局公布之平均物价指數，1949年的物价是1945年抗戰胜利時的7000余倍。 与經濟狀況一樣嚴重的，是人心不穩。當時，有過大陸上潰退經驗的外省人，許多人已經產生了“恐怕快完了”的心理。有的從大陸遷台的企業家，机器設備剛運到台灣，又放心不下，高价雇船，將机器遷到南美去了。有的政界人士，也紛紛出走海外，如曾擔任過台灣省主席的魏道明，就寓居巴西；擔任過東北大員的熊式輝，也滯留香港，不愿來台。 蔣介石重新上台后，格外注意各方面的反應。宋美齡從英文電訊中得到消息，美國各報刊刊登了李宗仁的發言人甘介侯的聲明。甘介侯代表李宗仁譴責蔣介石恢复總統職務為違憲行動，理由是蔣介石將總統職務移交李宗仁之后，他已經成為一個平民。甘介侯向記者們問道：“一個平民怎能自稱為中國總統？” 蔣介石得知，只是一笑。他宣布正式复職的當日，便給李宗仁發去一封電報，通知李，由于時勢与環境的需要，他已在台北复任總統，希望李以副總統的身份在美國作他的專使，在友邦爭取外援。李宗仁通過甘介侯作如此反應，他并不惊异。 蔣介石更為關注的是美國當局的反應。他3月1日宣布“复職視事”的當晚，從外交部長葉公超那儿得到報告，稱美國總統杜魯門將于3月2日中午在白宮會見并宴請李宗仁，他為此感到痛苦而憤怒，可又不能對外發泄出來。當他第二天得知在宴會上杜魯門只說了一些禮儀上的話，并未對李宗仁作任何政治承諾時，他的心情才平靜了一些。 美國人其實只是耍了一個手腕。就在3月2日晚間，國務院新聞發布官麥克德英特發表聲明說，國務院收到了蔣介石恢复總統職務的正式通知，美國承認蔣介石是中國政府的首腦。聲明還說，關于誰是中國總統的問題，是一個由中國政府自己決定的問題。 蔣介石這才有點放心了。 他复職后，總統府所在地名為“介壽路”，是紀念他60誕辰時取的。總統府原來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也改稱“介壽館”。 在介壽館三樓他的辦公室內，忽然出現一本不平凡的書，書名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者乃海峽對岸他的政敵毛澤東。 痛定思痛，蔣介石正在反思和檢討自己在大陸失敗的原因。 此時此際，他認識到自己在發動內戰之韌所實行的“全面進攻”、“速戰速決”犯了戰略性的錯誤。 他說：“我們在進攻中雖然占領了許多城市，卻要處處設防，尤其是交通要點和后方基地更須置重兵据守，每處至少布置了一團以上兵力，我們的兵力就這樣被四處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動使用的‘呆兵’。而共軍則能隨時集中主力，采取主動，在我們正面積极活動，伺机突襲，將我各個擊破。” 在此之前，蔣介石就說過：“國軍處處設防，備多力分，形成處處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點，乃‘以大吃小’之戰法，集中其全力攻擊我薄弱之一點，于是屢被其各個擊破，此所以逐漸造成今日嚴重之局勢。” 蔣介石在作了這些戰略檢討之后，認為：“我們初次失敗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實在是我們自己打倒了自己！”他總結了4條“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內部不能精誠團結，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撥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違反國父遺教，大家不以服務為目的，而以奪取為目的； 第三，是喪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個人自由与能力，貢獻于革命大業； 第四，是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和民族精神的偉大。 蔣介石反思了自己的軍隊，總結了高級將領們的8大缺點： 一、本位主義； 二、包辦主義； 三、大而無當，粗制濫造； 四、含糊籠統，不求正确； 五、因循萄且，得過且過； 六、貪求享受，奢靡墮落； 七、遲疑猶豫，徘徊卻顧； 八、主觀自大，固步自封。 由此，蔣介石認為，他的軍隊也就成了“六無”之軍，即“無主義、無紀律、無組織、無訓練、無靈魂、無根底的軍隊”。 由此，蔣介石認為，軍人們也就成了“六無”之軍人，即“無信仰、無廉恥、無責任、無知識、無生命、無气節”。 由此，蔣介石得出結論：“非失敗不可。” 他說：“我們的几百万軍隊，沒有同共軍作過一番較量，就被解決了，無數优良的裝備送給了共產党，用來消滅我們自己。” 蔣介石又反思了國民党，承認：“党內不能團結一致，同志之間，派系分歧，利害磨擦，違反党紀，敗坏党德，以致整個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擊，遂致全盤瓦解，徹底崩潰。” 為此，蔣介石組織了“國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組”。 為此，蔣介石在一次總理紀念周的集會上，向2000多名國民党高中級干部作了長篇演講。演講分為三部分：首先表示虛心接受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其次表示將不惜犧牲感情与顏面，徹底改造；最后表示他自己將鞠躬盡瘁，爭取最后胜利。 蔣介石這番動人的演說，使座中不少人涕淚滿面。 与此同時，蔣介石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灣局面。在人事上，他讓陳誠代替閻錫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長，組織台灣內閣，又讓吳國幀出任台灣省主席，讓孫立人擔任重要的陸軍總司令一職，海軍司令仍由桂永清擔任，空軍司令則由參謀總長周至柔兼任，并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功高資深的何應欽、顧祝同等均退出一線。三軍首領年輕化，是蔣介石對軍隊的一項革新措施。 他還讓行政院發布緊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規定人民出國探親游歷一律禁止；政府官員因公出國，須行政院審核批准。這一措施，剎住了當時台灣島上的外逃風。 在經濟上，蔣介石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早在1949年夏秋間，當嚴家淦任台灣省財政廳長之時，即將幣制改為新台幣，以從上海偷運來的200万兩庫存黃金為准備，限額發行新台幣2億元。每新台幣1元合舊台幣4万元，每5元新台幣合1美元。此項幣制改革，遏制了通貨膨脹，使之不演變為惡性。蔣介石還通過陳誠，在台灣實行土地改革政策。在以前，台灣佃農要繳納高達收獲量的5成至7成給地主。從1949年底開始，實行“三十七點五減租”，也就是“從佃農的收獲量中減除肥料等實際費用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余則由地主与佃農各分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在20年代大革命時期和抗戰初期，中共都曾促使和希望國民党政府實行孫中山的“二五減租”政策，但都遭到蔣介石反對。亡命到台灣之后，痛定思痛，盡管為時已晚，還是實行了土地改革政策。這些措施對于發展台灣經濟，無疑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在治安方面，蔣介石的措施极為嚴厲。除了實行出入境管制，還禁止集會、游行、請愿、罷工、罷市、罷課，管理書刊出版。是共產党人，抓住當然槍斃。有“通共嫌疑”者，也一律投進監獄，或用麻袋捆扎丟到海里，無辜受害者不計其數。台北市郊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是槍斃人的刑場，在那時頻頻傳出凄厲的槍聲。1950年上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數犯被槍決伏法”的標題，一星期要出現好几次。 對大陸，蔣介石向國民党空軍提出了“攻勢防御”的要求，加緊了對東南沿海城市、港口的轟炸。由台灣起飛的作戰飛机到舟山群島定海机場加油后，其航程可達華東乃至武漢。在1950年一二月間，國民党空軍對上海及華東沿海港口連續轟炸，以破坏大陸的國民經濟恢复，并阻撓解放軍向華東沿海集結船只。在2月6日對上海的大轟炸中，國民党空軍机群分4批輪番轟炸發電設施，炸死炸傷上海市民1400多人，使上海電力喪失百分之九十，多數工厂停產癱瘓。 使蔣介石惱火的是，斯大林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派出一個空軍師到上海、徐州，協助共軍擔負內地防空任務。當先進的米格噴气式飛机出現在上海机場，使國民党十分惊慌，其空軍被連續擊落5架飛机，從此即不大敢進人上海地區。 5月，解放軍空軍在南京組建空軍第四混成旅，終于有了一支可以配合陸軍作戰的空軍力量。同時，可以用于海上作戰的華東海軍第四艦隊也在上海組建。 蔣介石已得到消息，林彪的四野已全部攻占海南島，陳毅、粟裕的三野正積极准備對舟山群島登陸作戰。國民党部隊在丹山的守軍有15万人，是國民党僅剩的陸軍部隊的三分之一。如再蒙受重大損失，守衛台灣就更加困難。 5月11日，蔣介石給在舟山的副參謀總長郭寄嶠、浙江省主席兼舟山群島防衛司令官石覺寫了親筆手諭，部署秘密撤退。13日，撤退開始，3天后，守軍撤光，并炸毀了島上的重要設施，花費4000万銀元修筑的定海机場也被徹底炸毀。 解放軍發現國民党從舟山撤退，立即以3個軍的部隊渡海，17日占領了舟山本島。 海南島失守，舟山群島撤守，毛澤東的下一步棋就是進攻台灣島，台灣頓時進入戰時狀態。台灣是不是守得住？已經成為台灣街頭巷尾議論的話題。有人說，300年前荷蘭大鼻子都抵擋不了鄭成功的海師，從大陸潰敗下來的國民党殘余部隊，能夠确保台灣嗎7台灣島上，沉浸著一片悲觀和惶恐的气氛。 《中央日報》惊呼：“我們國家實在已經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險時期，每個處在這個孤島上的人也已沒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 蔣介石作了最坏的准備。他向高級將領訓話說：“軍人要知廉恥，辨生死，負責任，重气節，忍辱負重，与中共周旋到底。如果台灣淪陷，就要以身殉國。”蔣經國主持的政治部，發動各部隊歃血連盟，“誓死效忠領袖”，要做到“成功成仁誓為國死”。 同時，蔣介石又開殺戒，殺了几個大人物以鎮壓人心。先以通共罪槍斃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和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全中將。接著，又以通共策反湯恩伯罪，判處原浙江省主席陳儀死刑，執行槍決。 正是： 危險關頭急紅眼， 先要殺雞給猴看。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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