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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4月23日中午，桂系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白崇禧的老師李任仁正准備吃飯，黃旭初來電話告訴他，李宗仁今上午從南京起飛到桂林時設法降落，因為机場的工作人員怠工，李只好到柳州机場降落了。黃旭初說他已經對机場作了安排，李宗仁很快就從柳州飛過來。李任仁表示他也赶去机場迎接。 這几天，和談簽不成字，解放軍全面渡江，進逼南京，加上兩天前黃旭初与郭德洁及其他几位在南京的桂系官員的夫人倉皇飛回桂林避難，使在桂林的官員們心上大都罩上了一層陰云。大勢已去，惶惶不安，有的甚至准備避去香港了。人們都從不同的角度去關心南京的戰局和李宗仁的命運。在桂系的官員中，只有李任仁處之淡然，覺得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十分惋惜李宗仁在關鍵時刻猶豫不決，丟不開包袱，坐失良机。 他2月間曾應白崇禧之邀到漢口商議局勢。他力主与中共和談，白崇禧卻不予理會，他也就快快不樂地轉回桂林來了。后來，李宗仁多次電邀他去南京面商和談。他思慮再三，覺得李宗仁、白崇禧划江而治的企圖根本不可能實現。他更看到蔣介石在幕后抓著兵權財极不放，李宗仁調兵不應，用款不靈，連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的皇皇大令也成一紙空文，更不必說政治經濟能有什么改革的措施了。蔣介石的軍、警、憲、特遍布南京，李宗仁是孤家寡人一個，自己的安全也無保障，別人到了南京，豈不更受威脅？因而，他覺得這時去南京起不了什么作用，為桂系盡忠，實現它划江而治的企圖嗎？回天乏術；為人民做點好事，促成真正的和平嗎？沒有把握。于是，他以老病為由，多次婉拒李宗仁的邀請，一直留在桂林。 得到李宗仁即將飛抵桂林的消息，李任仁覺得有點突然。已經有消息說，總統府南遷廣州，李宗仁為什么不去那里呢？是不是路過作短暫停留？ 下午1點，李宗仁乘坐的“追云”號專机降落在秧塘机場，李任仁和黃旭初、張任民及廣西的軍政官員們一起過去迎接。見到李宗仁眼窩深陷，神態疲憊，一副陰沉的面容，在場的人心里都有一种說不出的感受。 李宗仁稍事休息，當晚就召集廣西高級軍政官員在新建不久的桂林文明路103號李公館開會。他說：“南京今天失守了，我是堅持到最后時刻才飛出來的。本來飛机是安排飛廣州，起飛之后我臨時決定飛回桂林。在南京失守之前，昨天，我在杭州与蔣介石會談，本來想和老蔣攤牌，要打的話，讓他姓蔣的出來打。想不到他搞突然襲擊，提出成立國民党非常委員會，他當主席，我作副的，在座的何應欽、張群都附和，我也就不好反對。蔣介石要我和他聯名通電全國，宣布國共和談破裂，共產党毫無誠意，將昭告內外，戡亂到底，繼續作戰。我沒有在通電上簽字就离開杭州飛回了南京。總統府雖然要南遷廣州，宗仁目前不去那里，我是想使家鄉的人民過上和平生活。” 李任仁听了，以為李宗仁已經變得頭腦冷靜一點、現實一點了。他想，李宗仁不飛廣州而回桂林，也許是他不愿意和蔣介石同歸于盡。桂林是蔣介石軍警特務勢力所不能及的，李宗仁真的要改弦易轍，簽字和平協定或同意局部和平的話，桂林是一個最适宜的地點。 第二天是星期天，李宗仁繼續召集開會。他接到了邵力子、章士創從北平發來的電報，勸他：“此為公懸崖勒馬之第二次机會，蓋長江之局面雖變，西南之版圖猶存，盼公在桂林開府，屹立不動，繼續以和平大義相號召。” 他向大家表示：“絕對不回廣州，絕對不糜爛廣西。” 李任仁由此受到鼓舞，想借用集体力量推動李宗仁簽字于和平協定，就和桂系另一骨干陳雄商量，打算召集桂系的高級干部來商談，繪李宗仁上個意見書，使其知道自己的干部也傾向和平，從而決心在和平協定上簽字。省主席黃旭初贊同這個意見，于是便在省政府大樓召開了會議。到會者有廣西省政府的廳長、委員，一部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以及高級軍官李品仙、莫樹杰、姚槐等。李品仙剛由白崇禧安排回桂林來擔任廣西綏靖主任。 會上，先由剛從香港回來的陳雄報告情況。他說：“我在香港見到了黃季寬(紹閎)，季寬說，當時南京在蔣介石勢力控制下，特務遍布，德公不敢在和約上簽字，有他的苦衷；這時他飛回桂林，可以爭取他在桂林簽字。為此，季寬還寫了一封信給德公，力主在桂林簽字于和約。我已經將信交給了德公。” 李任仁接著發言，力言和平的重要，說：“縱使不能爭取其他省份一起行動，廣西也應該要局部和平。” 這時，李品仙搶著發言：“我們桂系的軍隊還沒有受到什么損失，廣西又是我們自己的地盤，共產党既要打過來，我們當然要跟它打到底。古話說，宁為玉碎，不作瓦全！” 李任仁立即站起來駁斥：“和平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抗戰胜利后打了這么多年的仗，已經搞得民怨沸騰，人心盡失，蔣介石几百万軍隊尚且一敗涂地，現今強弱之勢懸殊，倘不爭取和平，一味蠻干下去，則恐求瓦全而不可得。” 李品仙听了不服，起來爭辯。李任仁又逐一駁斥。這次會成了他和李晶仙針鋒相對的辯論會，別人很少發言。最后，黃旭初同意寫一個希望和平的意見書繪畫李宗仁，自由簽名。 稿成后，簽名者有几十個人，只有李品仙、莫樹杰、姚槐等少數高級軍官沒有簽名。 這份《致李代總統意見書》洋洋數千言，其要點是： 第一，就大局來說，國民党政府已至末日，積重難返，遲早必然崩潰，決無挽回的可能。 第二，廣西省內尚和平安定，桂籍軍隊亦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險而守，与中共作有條件的和談，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 第三，廣西軍政領袖們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濟深則友誼极深，現在极宜運用李濟深居間斡旋，与中共言和。 第四，廣西如想以實力与中共對抗，無异以卵擊石，目前應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協。 這份意見書由黃旭初轉呈李宗仁后，促使李宗仁動了与中共重開和談的念頭。 有一天，下著很大的雨，李宗仁獨自一人乘車來到李任仁家。下了車，徑自走到住室。雖然沒有几步路，衣服還是淋得透濕。他見了李任仁，也不寒瞳，就開門見山地說：“我還想重開和談，想請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趟。我想，仗是不能打了，非和不可，再打，連廣西都要糜爛。你和中共的人、和文化界的人熟識不少，所以你去合适。” 李任仁說：“只要決心和平，我就去。” 李任仁是民革中央委員，李宗仁冒雨來找他要重開和談，使他甚為興奮，遂准備与在香港的民革机构聯系此事。豈料兩三天后，白崇禧飛回桂林，事情又起了變化。 當晚，白崇禧即和黃旭初出面，邀集高級官員開會。會上，李品仙搶著發言，反對重開和談，說：“中共不要中國歷史文化，不要老人，拆散家庭，絕對不能与他們談和。” 李任仁忍不住站起來反駁：“延安有中國歷史的研究會，也演京戲，寫舊体詩詞，怎么能說不要中國歷史文化？中共的領導人不少是老人，如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等，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徐特立抗戰時來桂林，我們好些人都見過嘛，非共產党員李鼎銘先生也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中共還請他當邊區政府的副主席，怎么能說人家不要老人？延安就有夫婦、子女、家庭，怎么能說拆散家庭？” 李品仙不服，又起來爭論。這一夜，發言的人雖然不少，但主要還是二李吵來吵去。白祟禧陰沉著臉起來說話：“和戰取決于德公。” 大家都不做聲了，望著李宗仁和黃旭初。黃旭初一言不發，李宗仁也一直不開口。 李任仁望見李宗仁裝聾作啞的樣子，想起兩天前李宗仁冒雨來訪時說的話，不由得苦笑了一聲。 當晚就這樣無結果地散了會。 第二天晚上，李任仁得到消息，白崇禧已經召集高級軍官開過會，吩咐他們說：“以后再有言和者，給我抓起來！” 5月8日，李宗仁飛往廣州去了。報上傳來消息，李宗仁一到廣州就發表了一篇表示要對中共“戡亂到底”的談話。至此，本來在桂林已經很濃的和談空气大變，主戰者的气焰不可一世。 連執筆寫那份意見書的省政府秘書長黃中廑，也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不但切口不言和平，甚至在道上遇見李任仁也繞路而避之。 李任仁心情郁悶，只好在家閉門不出。五六月間，白崇禧回過几次桂林，也曾到他家看望過兩次，但師生之間都是說些閒話，涉及時局的話都避而不談。后來，他為避免麻煩，索性稱病，搬到醫院住去了。 這時，正在為籌建新中國而日夜操勞的周恩來沒有忘記這位老朋友，沒有忘記李任仁在抗戰的桂林文化城与中共的合作。他囑咐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致電中共駐香港負責人喬冠華，要喬“負責邀請并幫助在廣西的李任仁經港來平，參加新政協會議”。 不久，李任仁就怀著喜悅的心情北上了。 再說蔣介石在杭州召開完緊急軍事會議，又与湯恩伯部署了守衛淞滬的作戰計划之后，于4月24日中午回到溪口。 得知南京被中共軍隊占領的消息后，蔣介石內心的劇痛是可。 想而知的。但他卻以平靜而低沉的語調對儿子說：“把船准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 下午，蔣經國向父親匯報說：“泰康號已停泊在象山港待命，俞濟時和王世和等人的家眷都已送上了艦艇。” 蔣介石點點頭，深為身邊的軍務局長和侍衛長的忠誠而感動。 俄頃，他又吩咐儿子：“你帶妻子和孩子到你祖母墳前告個別，也把他們送到艦上去，以免后顧之慮。” 蔣經國轉身回丰鎬房，即刻領著妻儿來到慈庵，見父親已肅立在墓前。 蔣介石屈膝下跪，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禮，悲搶泣訴：“不肖子瑞元，此刻辭別母親，不知何日再來為您老人家守陵祭掃……” 王世和与石祖德把悲痛欲絕的蔣介石攙扶起來，勸他節哀。他揩著淚對儿子說：“經國，你帶妻子和孩子給太婆多磕几個頭，再代我去祖父墳上祭掃一下，求告兩位老人家保佑我們……” 蔣經國即拉著儿子愛倫、愛理跪下來磕頭，只有俄藉妻子方良只朝蔣母之墓鞠了一躬就站著不動了。 蔣介石見狀，頗為不滿，但此刻又不便發作，低聲說了句：“俄國人不懂規矩！”被侍從攙回去了。 蔣經國夫婦又帶著孩子去鎮北一里許的桃坑山，向祖父的墳瑩進香火。爾后，又到母親毛氏的墓前辭別。 方良和孩子采瀕了几柬松枝和野花，來祭奠這位一生命乖運蹇的婆婆。方良曾對蔣經國說：“在蔣氏家族里，我感到最可親可敬的是婆婆，她是一位慈祥而又能吃苦能忍耐的母親。”當年方良隨蔣經國從蘇聯回國來到溪口，感到最頭痛的是自己不會講中國話，更听不懂溪口本地的話。細心的婆婆就從慈溪娘家請來一位女教師教她識字學話。有時婆婆還幫她矯正發音的口型，以手勢助說話……往事歷歷在目，她不禁悲從中來，在婆婆的墳頭深深鞠了三個躬，又跪下磕了三個頭，哭泣著說：“婆婆，儿媳以后還會回來給您老人家掃墓……” 當蔣經國回到丰鎬房時，只見蔣介石正在院子里漫步，作最后的巡視，透跟在父親的身后。 蔣介石走到前妻毛氏的經堂，停下腳步，佇立良久。毛氏誦經守齋敲木魚的凄苦清影，仿佛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知道，他當年停妻再娶、穆情別戀，給毛氏帶來的巨大痛苦是無法彌補的。他也知道，毛氏惟一的寄托就是經國。作為父親，他也越來越把全部感情傾注在儿子身上了。 蔣介石走著走著，驀然想起了什么，臉上露出一絲愧意，對儿子說：“經國，今年3月18日，恰好是你40歲生日，因為事忙，我把這事疏忽了，沒有給你做生日，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呢？” “父親不提及，儿現在也不知今夕何夕，過去就算了。” “你找來筆墨紙硯，我寫几個字贈你吧！” 蔣經國一听父親要給自己題字，頗為激動，忙叫賬房准備。 侍衛已在桌上舖了一張大紅紙，專等蔣介石題字。蔣介石走過來，提筆懸肘，飽蘸濃墨，一气寫下了“寓理帥气”四個大宇。寫畢，又捉起一支寸楷湖筆題了几行小字：“每日晚課，默誦《孟子》養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間。自覺于此略有領悟，嘗以‘寓理帥气’自銘，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認深切，引為自快，但不敢示人。今以經儿四十生辰，特書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已体察，卓然自強，而不負所望耳。” 蔣介石題此，自然是希望儿子將銳气寄寓于內，不露于外，將自己修養成為能操握党國權柄的領導者。后來全家到台灣后，蔣經國將父親的題字裝裱好，挂在自己的臥室，“一日三省我身，俗守自律”。 4月25日早晨，軍務局局長俞濟時匆匆跑來，向在蔣母墓庄度過最后一夜的蔣介石報告：陳毅大軍占領南京后，長驅直人，進逼滬杭。共軍三野七兵團，在浙東縱隊的配合下，越過錢塘江大橋，分三路南下：一路向宁波方向而來；一路經嵊縣、新昌，向象山方向開進；一路經金華南下溫州等地…… “怎么，錢塘江大橋沒有炸掉？”蔣介石惊問。 “共軍來勢突猛，又是在夜間。”俞濟時說，“守橋部隊來不及堵擊，倉促點火，只炸坏大橋一點皮。” “娘希匹！1600公斤炸藥怎么會炸不斷大橋？這里面定是有鬼！” 然而事到如今，有鬼又能怎么樣？ 蔣介石向母親的墳墓投下最后一瞥，然后對儿子說：“經國，我們該走了……” 蔣經國在當天的日記中記下了他們父子最后离別故家的情景。 上午，隨父親辭別先祖母墓，再走上飛風山頂，极目四望，溪山無語，雖未流淚，但悲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想再到丰搞房探視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鄉間父老辭行，心更有所不忍，蓋看了他們，又無法攜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戀耳。終于不告而別。天气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几至無立錐之地！且溪口為祖宗墓廬所在，今一旦拋別，其傷痛心情，更非筆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蔣氏父子當天下午登上“泰康”號軍艦，途經宁波，于4月26日上午抵達上海吳淞口，下午停泊于复興島江面。 蔣介石走下軍艦，即在江灣龍華机場召開軍事會議，听取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海軍司令桂永清、空軍司令周至柔、炮兵總指揮官邵伯昌以及他的次子、裝甲兵副司令蔣緯國作關于保衛大上海的作戰方案報告。參加會議的還有參謀總長顧視同、上海警備司令陳大慶、上海防守司令石覺、上海戰區空軍司令毛瀛初等。 湯恩伯報告說：“目前，總裁親自指令的部隊已集中上海周圍，共約30万人，陸續進入各自防御區內。為在外圍掃清射界，陣地前3華里以內的庄稼全部鏟光，墳墓夷平，村舍拆遷。另外、緯國指揮的裝甲兵團也己到了上海。這樣，以我海空軍优勢全力協助地面部隊，我們可打一場現代化的立体戰爭。我們的大上海，要成為攻不破、摧不毀的斯大林格勒！” 待別人匯報之后，湯恩伯又將守備方針和指導要領、陣地編成概要、兵力配置方案等敘述了一番，并說：“本部已頒布了十條戰令：違抗命令者，殺！臨陣脫逃者，殺！未經許可擅离職守者，殺……” 蔣介石擺擺手，打斷他的話：“不用說了，這些大家自然明白。除以上這些，還有什么？” 湯恩伯以頗為得意的口吻說：“除以上計划內容外，卑職還擬就了一個編外計划：必要時將浦東戰場從川山至金沙一段實施堤防爆破，造成涌東泛區，以節約兵力加強浦西地區的作戰。目就准備工作正在進行。到時我投入作戰的30万部隊可以絕大部分部署在浦西，在北起吳淞、南至虹橋的20余公里的戰線上，放心地和敵人進行決戰。而絕無后顧之憂。” 蔣介石當即贊許：“好，這個計划很好！要抓緊落實。” 湯恩伯說：“我已派爆破技術總隊長杜長城在浦東沿海進行勘察，一候准備就緒，馬上實施爆炸，讓海水漫遍浦東。” 這确是一個堪稱殘酷的計划！湯恩伯在构思這個計划時，也許受了蔣介石當年下令炸開黃河花園口以阻止日軍南侵的啟發。万幸的是，當湯恩伯准備于5月15日至18日待海潮到來之際實施爆炸時，解放軍卻于5月14日凌晨搶先占領了浦東。一場慘劇總算沒有釀成。 湯恩伯繼續說：“我們政工處已經會同市政府和參議會，設立了‘英雄館’，地址選在國際飯店。凡各部隊作戰有功的官兵，都送入‘英雄館’享受榮譽。除了受獎慰勞外，我們還准備把所有妓女、舞女集中起來，分設三個軍妓營，一個守備區一個軍妓營。” 這個荒唐的計划，后來也沒有來得及實行。 最后，蔣介石接過湯恩伯手中的木棒，指點著軍事地圖，把自己早已盤算好的防御部署和盤托出：“從以上三軍備戰的情況看，憑借堅固工事和有利地形，采取陸海空聯合作戰，實行固守防御，守上6個月，應該說是不成問題的。我看可以以獅子林、大場、真如、華涇鎮為第一道防線，吳淞廟、周家橋、漕河徑為第二道防線，張華徑車站、廟行、江灣、虯江口為核心防線。最后如戰況失利，不得已時，退守市區核心据點，繼續抵抗，以待時机。” 部署完，他把木棒往桌上一扔，調轉話頭，以訓令的口吻說：“部隊內部要注意，要好好查一查，嚴禁再發生像王曼清那樣的倒戈事件。還有戴戎光這個混蛋，一炮未放就把江陰要塞丟了，讓共軍輕易渡過了江，使許多部隊未經戰斗就潰退下來。同時還要采取一切有力措施，鼓舞士气，安定人心。給大家講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快就要打起來，我們反共是不會孤立的，美國會很快支持我們重新收复國土。因此，這是至關党國存亡之戰役，—定要打好！” 与會者紛紛表示：要和大上海共存亡，不成功便成仁！ 蔣介石對上海軍務、党務、特務等均作了精心策划和安排后，即于5月7日乘“江靜”輪离滬赴定海。但當戰局危急時，他又于16日坐飛机進入上海，直至20日逃出黃浦江。 蔣介石在滬期間，差一點成為共產党的階下囚，只是由于偶然的因素，才避免了再次被活捉的命運。 5月12日，第三野戰軍的8個軍發起了淞滬戰役。中共地下組織為了迎接解放大軍進城，并活捉來上海督戰的蔣氏父子，決定組織市區的武裝起義。而上海地下党任命的這次武裝起義的總指揮，卻是國民党的一位中將張權。 張權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先在孫傳芳部任職，后投奔程潛，參加北伐，抗戰中一手組建了國民党第一支机械化裝甲部隊，1941年晉升為戰車防御炮部隊中將總隊長，參加了滇緬會戰，因生性耿直，不愿攀龍附風，抗戰胜利后調到國防部當了一名空頭“部員”，長期在上海賦闊。他的秘書王亞文，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策反工作組的組長。他得知王亞文的真實身份后，曾向王提出加入共產党的申請。王向董必武請示，董讓王轉告張權：“党組織認為張權將軍不加入共產党比加人共產党起的作用更大，希望他在國民党軍隊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蔣介石一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負責人沙文漢就和王亞文、張權一起，在虹橋公墓秘密開會，商談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當時蔣介石在上海行蹤飄忽，開始住在复興島上，后來又搬進市區住在金神父路的特務机關勵志社，有時又住到“永興”號軍艦上。 沙文漢問王亞文：“永興號軍艦有沒有我們的關系？” 王亞文說：“永興艦的艦長，是我党一位同志的父親。這位同志也在永興號上，他很可靠，很堅決。” 張權說：“新近從青島開來一艘軍艦，停泊在吳淞口，艦長是我的老熟人，我可以把他策反過來。” 沙文漢高興地說：“好啊！蔣介石再老奸巨猾，也不會料到在他指揮作戰的軍艦上，就有我們的人。” 接著，張權詳細匯報了他策反國民党陸軍部隊的情況。如駐在交通大學的51軍，原系東北軍，軍長王秉鉞和張權私交甚厚，表示愿意起義。駐在复旦大學的132師，是由李延年兵團暫編第一縱隊改編的，該縱隊原少將司令李錫佑，和張權是重慶陸軍大學將官班同學，又是結拜兄弟，張是大哥，李是老四。通過李錫佑去策動該師起義，可能性很大…… 沙文漢一听，連說：“好，好！” 正是： 東風不与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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