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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沙文漢對張權在策反上取得的進展和成績，深感滿意。他說：“現在万事俱備，只欠東風。這個東風就是時机。一定要選擇一個合适的時机，要和包圍上海的几十万解放大軍步調一致，互相呼應，密切配合，里應外合舉行市區武裝起義。杭州已經解放，蔣介石從陸路逃跑已無可能。如果我們通過海軍的關系，把軍艦炸沉，堵住航道，讓蔣介石乘坐的軍艦駛不出吳淞口，再通過空軍的關系，把机場控制起來，不讓蔣介石乘坐的飛机起飛，張權將軍再親率一部精兵，配合解放軍，圍攻复興島，那時，蔣介石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必將為我所活捉！”張權、王亞文都覺得這是一個大膽而又周密的“捉蔣”計划。 但是，國民党在上海的統治力量是相當強固的，除30万正規部隊外，警察、特務多如牛毛。蔣介石到上海后，毛森親自主管安全警衛工作，明里暗里，森嚴壁壘，可謂滴水不漏。 蔣介石不僅多次召見湯恩伯、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谷正綱、毛人風、毛森等人談話，還以“校長”的身份，召開黃埔和中央軍校畢業的高級將領座談會，封官許愿，恩威并施，要大家團結對敵，共度難關。5月1日，他又在复旦大學召開團以上軍官會議，除親自訓話外，又讓湯恩伯在會上宣布了《戰令十條》，一連說了10個“殺”字，使在座軍官心惊膽戰，頭皮發休。會后，蔣介石下令將團以上軍官的家眷送往台灣，名為“保護”，實質是做人質，迫使軍官們不得不為他拼死賣命。 所有這一切果然奏效，原先答應張權愿意起義的一些將領動搖了。182師師長王挽危給張權送來了一張條子，上面只有四句詩：羡公勇攀列宁山，古柏參天耐霜寒。 惆悵不堪附驥尾，各行其志勿相殘。 詩意不言自明：他欽羡張權，又慨歎自己不能追隨張之驥尾，而要各行其志，改弦易轍了。 青年軍209師師長方懋鍇，也因家眷要去台灣不干了。 兩個起義的主力師師長中途變卦，推翻原先的諾言，給醞釀中的捉蔣計划影響甚大。張權又气又急，立即向地下党作了匯報。王亞文同意張權親自上門做工作，但叮囑他小心謹慎，防止特務破坏或被人出賣。 張權冒著風險赶到182師師部，徑直來到師長王挽危家中。 正巧王不在，王妻見老長官來到，熱情招待。張權乘机向他說明去台灣的利害得失，動員她堅決不去。王妻被說服了，表示：“我們母子生生死死都要留在上海和老王在一起。” 第二天。張權又和王亞文赶到青年軍209師方師長家中進行勸說。方懋鍇顯得非常矛盾和為難。他坦率相告：“我是叫花子出身，是小蔣(蔣經國)一手提拔的。老蔣腐敗，小蔣還想有所作為。他對我有知遇之恩，要我舉起槍打他，我于心不忍。” 張級勸道：“你這是愚忠思想。古代還講‘良禽擇木而栖，忠臣擇主而事’呢，今天，更要一切以對人民的態度為出發點。” 方懋鍇低頭沉思，旋又長歎一聲：“我与共產党面對面廝殺了這么多年，共產党能饒恕我嗎？”王亞文和張權鄭重向方表明：共產党的政策歷來是愛國一家，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立功受獎。傅作義名列戰犯名單之中，但他在北平高舉義旗，受到了共產党和人民的禮遇。無可否認的事實，說得方懋鍇不住點頭。他最后表示：“一旦共軍從我的防區進攻，我就舉起白旗，開個缺口，讓共軍長驅直入。然后我就解甲歸田，回家去務農。” 眼看條件漸趨成熟，沙文漢主持召開秘密會議，傳達了上海地下党的決定：任命張權為上海市起義軍司令，王亞文為政委，鄭振華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部署了起義的具体方案。 沙文漢強調指出：“我解放大軍已兵臨城下，上海敵人已成了瓮中之鱉。据情報，蔣介石已于5月7日乘江靜輪悄悄离開复興島，叫蔣經國留在上海督戰。但蔣介石本人隨時可能回來。我們要迅速組織起義。5月13日上午，侄女婿秦然軒應約來到張權家。張權叫他立即到复旦大學跑一趟，把李錫佑將軍寫給132師情報科長張賢的一封親筆絕密信件，務必親手交給張賢本人。秦然軒知道事關起義机密，便穿上軍官服，佩戴少校軍銜，一路順利來到132師師部，把密信交給了張賢。張賢看完信以后，顯得很熱情，詢問怎樣和李錫佑聯系。秦然軒告之翌日上午由自己驅車來接張賢。兩人就這樣約定了。張賢和李錫佑是同鄉，又是軍校同學。他一度窮愁潦倒，生活無著，靠李錫佑接濟。李任第14綏靖區少將處長時，將正在失業的張賢安排在自己手下當中校參謀。李調任暫編第1縱隊司令，又把張賢調來當中校科長。對于李錫佑的多次提攜，張賢感恩戴德，五体投地，開口“大哥”，閉口“司令”，唯唯諾諾，無以复加。 考慮到張賢對自己忠貞不貳，132師駐扎地區位置重要，放而李錫佑將起義、捉蔣的极机密事和盤托給了張賢，要他串連師里的老同仁，把部隊爭取過來。 5月14日，距預定起義、捉蔣時間已不到兩天。張權急匆匆地赶往复興島周圍，作了進一步的偵察。接著，將年事已高的老母親轉移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又聯系好將夫人胡雪影送到親戚家隱蔽。 15日上午，張權和王亞文在外灘公園秘密碰頭，對翌日的起義和捉蔣行動作了最后的籌划。下午，張權不放心吳淞口這個咽喉要地，又特地赶到吳淞炮兵司令邵百昌家中，對邵作最后一次爭取。他曾對王亞文說：“我和邵百昌朋友久了，關鍵時刻不拉他走光明之路，對不起朋友。” 下午4時許，張權想回家看看夫人胡雪影轉移了沒有。他剛剛走到弄堂口，早巳守候在那里的國民党特務一擁而上，將張權牢牢地抓住，關進吉普車，直送上海市警察局。這真是晴天霹雷！如此秘密的行動，怎么會被敵人偵悉了呢？ 原來，事情就出在張賢身上。他一方面向李錫佑信誓旦旦地表示愿意參加起義，回到師部后卻立即向師長告了密。師長大吃一惊，迅速報告了湯恩伯。湯讓張賢帶路，抓捕了李錫佑。這是15日上午的事。下午，張權又被抓捕。這時距起義、捉蔣行動只有半天了。 張權被捕后，特務多次對他進行審訊，要他供出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情況和准備參加起義的國民党官兵的名單，甚至叫張賢、李錫佑當面對質。但張极大義凜然地說：“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一切都由我負責。上海起義的總領導就是我！真理是屬于人民的。我受人民的委托，反對老蔣的專制獨裁統治，你們要殺就殺我好了，不要牽連無辜的人。” 由于張權被捕，由數万名國民党官兵准備參加的起義、捉蔣計划不得不被迫停止執行。但由于他的守口如瓶，保護了地下党成員和大批國民党愛國官兵。 上海地下党從多方面設法對張權等人進行營救，但未能成功。5月21日下午，張權、李錫佑在上海大新公司門口英勇就義。 此前一天，蔣介石坐軍艦逃出黃浦江，前往馬公島，從此永別了他的發跡之地。 此后四天，解放軍攻入上海市區，湯恩伯倉皇逃走。又過了兩天。上海宣告解放。 經陳毅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張權為革命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出賣起義的張賢雖然受到國民党的厚獎，卻惶惶不可終日。 解放后，他隱姓埋名，東躲西藏，還是沒有逃過懲罰，于1957年被判處死刑。這是后話，按下不提。 再說毛澤東這時正在緊張地籌划建立新中國的問題。 他一直住在香山的雙清別墅，說是要等南京解放后才肯搬進中南海。然而南京解放了，他卻又推遲了搬遷的日期，說：“再等一等吧！”還要等什么呢？一天，他站在一張一比一千万的中國政區地圖前，指著右下角那條狹長的海峽問身邊的工作人員：“你們知道從大陸到台灣的海面，最近的距离有多遠嗎？”有的說：“看那條海溝比長江、黃河也寬不到哪儿去。” 有的說：“最多不過几十里水路吧。” 毛澤東一笑：“要是像你們說的那么近就省事多嘍！可是，從廈門到台灣最近的澎湖列島，有整整130公里喲！”渡江戰役結束后，鑒于大陸的完全解放已經指日可待，而蔣介石已把大本營遷至台灣，毛澤東的大腦里就開始考慮渡海作戰解放台灣的問題了。要完成這個任務，首先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迅速建立起一支在近期內即可使用的空軍；二是掃清屏護台灣的外圍，進軍福建，占領攻台出發陣地。 當攻占上海的槍炮一打響，毛澤東就電示陳毅，滬戰告捷，應迅速准備，提早入閩。 未雨綢緞。毛澤東向中央軍委提出了渡海攻台和突擊建設空軍的設想：我們必須准備攻台的條件，除陸軍外，主要靠內應及空軍，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則把握更大。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同時購買飛机一百架左右，以便在渡海作戰時能奪取制空權。 在中共領導机關遷入北平后的第五天，也即3月30日，中央軍委已成立了航空局。周恩來根据毛澤東組建空軍的設想，立即召開軍委會議，制定了一個比毛澤東原設想更大的建設方案：請蘇聯突擊培訓600名飛行員，購買300至350架戰斗机和轟炸礬。這一方案當即得到毛澤東的批准。 于是，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出訪蘇聯。 劉少奇向斯大林通報了中共將在一年內解放台灣及海南島、新疆和西藏的計划。斯大林表示承認他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有過偏見和錯誤。 斯大林問劉少奇：“我們妨害過你們沒有？”劉少奇說：“沒有。” 斯大林說：“妨害了，應該說是妨害了，因為我們對中國不大了解。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好儿子！蔣介石政權腐敗，他是咎由自取。你們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譴責的，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說這番話時，態度非常嚴肅，透出內疚之意。 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國空軍建設問題，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只是說航校不必在蘇聯，可以由蘇聯派人到中國幫助開辦。 斯大林還說，中國現在建立空軍是晚了一些，如早一年，空軍便可參加解放中國南部的戰役，蔣介石也不可能在台灣“另起爐灶。” 其實，早在口本投降后中共就在東北籌建空軍了——在通化辦了一所航校，不過當時蘇聯沒有提供技術和物資援助罷了。 斯大林的表態傳到北平后，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召見第四野戰軍第十四兵團司令員劉亞樓，要他出任空軍司令并帶隨員赶赴蘇聯，同蘇聯商談空軍建設的具体事宜。 在加緊建立空軍的同時，毛澤東也著手海軍的建設。在解放軍將紅旗插上南京總統府的同一天，中共的第一支海軍部隊——華東軍區海軍宣告成立，由原華中軍區司令員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委，在接收國民党起義、投誠艦艇的基礎上著手組建工作。 為了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于6月15日暫時住進中南海丰澤園菊香書屋，以后進城均住此處，直至9月21日正式由雙清別墅移居這里。 “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4月30日發出的倡議。 第二天，毛澤東又致信在香港的國民党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常委沈鈞儒，說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机已經成熟，同時對政協籌備會議的出席范圍、開會地點及時間等問題，提出了初步意見。毛澤東還指示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潘漢年，攜帶他親自草擬的召開政協的三党聯合聲明草案，去見李濟深和沈鈞儒，進行面商。 在香港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國民党革命委員會)，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同盟)，馬敘倫、王紹鏊、蔡廷鍇(中國民主促進會)，陳其尤(中國致公党)，彭澤民(中國農工民主党)，李章達(中國人民救國會)，譚平山(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郭沫若(無党派民主人士)等，聯合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的號召。毛澤東立即复電，對各民主党派的熱忱表示欽佩，敦請他們及早進人解放區，共同籌划新政協會議。 然而，要把旅居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到解放區去，卻有相當大的困難。首先，由于內戰正在進行，當時陸上、空中都沒有通路，只能利用海上交通工具。而且，由于香港處在英國殖民管轄之下，它与南京政府又有著外交關系，國民党和港英的特工人員關系密切。因此，如何排除和避免可能碰到的种种干扰、破坏，自然就成為中共方面必須慎重對付的問題。這項艱巨的任務、落到了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的肩上。 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名義致電香港分局，要求盡力做好“邀請与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并為他們籌划安全的道路”。具体指定潘漢年、夏衍、連貫負責執行。為此，香港分局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由潘漢年掌管全局，夏衍負責与各民主党派頭面人物聯系，許滌新負責籌措租船等經費，饒彰風負責具体工作。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通知先前從延安派到大連擔任中華貿易總公司總經理的錢之光，要他從大連租用外國商船來往香港，以運載貨物作為掩護，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并且指定錢之光到香港走一趟，与香港分局直接取得聯系，協同行動。為安全計，周思來還設想好錢之光可以用“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的名義公開活動。從1948年8月到1949年8月這一年間，在中共香港分局四人小組安排下，先后護送了20批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精英北上，安全到達東北、華北解放區。其中，由大連中華貿易總公司出面租用外輪運載的有5批。第一批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香港分局由章漢夫陪同。第二批主要有馬敘倫、許廣平、陳其尤、沙千里、曹孟君等，香港分局由連貫陪同，宦鄉隨行。第三批主要有郭沫若、丘哲、茅盾夫婦等，香港分局派了胡繩陪同。第四批主要有李濟深、未蘊山、彭澤民、鄧初民、王紹鏊、梅龔彬、李民欣等，香港分局由李嘉人陪同。 1949年1月22日，先期到達哈爾濱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体的代表人物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發表對時局聲明，堅決擁護中共毛澤東主席在14日聲明中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反對國民党的假和平陰謀，表示愿意在中共領導下團結一致，將革命進行到底。2月25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到哈爾濱，把李濟深以及先前到達東北的民主人士，接到已經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第五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陳叔通、馬寅初、黃炎培夫婦、盛還華夫婦及其子盛康年，以及俞寰澄、姚維鈞等。他們乘坐的是挂葡萄牙旗的“華中”號，3月14日駛离香港。3月20日到達塘沽港時，中共中央派了董必武、李維漢、齊燕銘迎接，并于25日送抵北平，剛好赶上26日北平舉行的歡迎各方民主人士的盛大集會。 截至8月底，先后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連同中共干部和其他人員共達11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的領導人和文化界精英，除前面提到的外，尚有何香凝、陳嘉庚、司徒美堂、章乃器、蔣光鼐、柳亞子、龍云、錢昌照、許寶駒、黃琪翔、葉圣陶、李達、包達三、陳其援、李任仁、千家駒、曾昭掄、鄭振鋒、馬思聰、曹禹、洪深、史東山、郭大力等等。 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廣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們共商建國大計。 一天下午，他由香山來到北平城內，拜訪北平師范大學代校長湯噪真、文學院院長黎錦熙、地理系主任黃國璋。他們有的是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或同學，有的是北平九三學社的成員。毛澤東和他們暢敘舊情后，黎錦熙對毛澤東說：“新政協會議就要召開，新中國將要誕生，北平九三學社的人數不多，這個團体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正准備宣布解散。” 毛澤東听后，誠懇地對他們說：“九三學社不要解散，應該認真團結科學、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積极參政，共同建設新中國。” 毛澤東先后會見了張瀾、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何香凝、馬敘倫、柳亞子等，就新政協將要討論的各項問題同他們進行了深入的交談。 他的衛士長李銀橋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對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親切有禮，一听說哪位老先生到了，馬上出門到汽車跟前迎接，親自攙扶下車、上台階。一些民主人士見到毛澤東總要先豎起大拇指，連聲夸耀“毛主席偉大”。對于這种情況，毛澤東十分不安。一次，毛澤東出門迎接李濟深，李老先生一見面就夸毛澤東了不起，毛澤東扶他進門坐下后說：“李老先生，我們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獎，那樣我們就不好相處了。”有一天，毛澤東准備會見張瀾先生，事前吩咐我：“張瀾先生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了不少貢獻，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們要尊敬老先生，你幫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換換。”我在他僅有的几件衣服里選了半天也沒找到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對他訴苦道：“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毛澤東說：“歷來執褲子弟考不出好成績，安貧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們會考出好成績！”我說：“現在做衣服也來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澤東不同意：“不要借，有補丁不要緊，整齊干淨就行。張老先生是賢達之士，不會怪我們的。”毛澤東就是穿著補丁衣服會見張瀾，會見過許多民主人士。 當新政協會議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時，在國際國內有重大影響的國母孫夫人還居留在上海。 宋慶齡本來住在廣州。5月初，蔣介石電令在廣州暫理行政院的閻錫山，規勸在穗靜養的宋慶齡來滬或去台灣。電文稱：對“二姐”應以縝密的監護措施，勿讓中共及他派人士將其誘到北平去。 閻錫山去見宋慶齡，宋慶齡說：“只要國民党在此存在一天；我一天也不离開廣州，哪儿也不去。” 然而20多天后，當上海失守的大批國民党軍政要員紛紛逃离時，宋慶齡卻踏著硝煙來到了上海。 5月27日上海一解放，周恩來立刻寫信向她祝賀：“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接著，毛澤東、周恩來派鄧穎超和曾長期在宋慶齡身邊工作的廖夢醒去迎接她北上參加政協會議。 廖夢醒先去見宋慶齡。因為孫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宋慶齡對廖夢醒說：“北京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 廖夢醒說：“北京將成為紅色中國的首都。鄧大姐攜帶毛澤東主席的親筆信，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你。你打算什么時候見大姐？”宋慶齡說她想好了再通知廖夢醒。過了兩天，接到她宴請鄧穎超的請柬。見面時，鄧穎超首先轉達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和各民主党派領導人對她的問候，并轉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件。宋慶齡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与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胜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超前致候，專程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茬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傾大安！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几次交談后，宋慶齡明确表態：“我要去北平，而不去台灣！” 不久，宋慶齡在鄧穎超等陪同下，從上海抵達北平。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早已在前門車站站台上迎候她。當晚，毛澤東設宴為宋慶齡洗塵，气氛极為熱烈。 接著，在湖南宣布起義的程潛到達北平，毛澤東又去車站迎接。當程潛走下火車后，毛澤東快步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雙手。就在握手的剎那間，程潛的淚水流了下來，激動得說不出話來。還是毛澤東先開了口，風趣地說：“多年未見，您歷盡艱辛，還很康健，洪福不小啊！這次接你這位老上司來，請你參加政協，共商國家大事。” 接著，毛澤東把程潛扶進車里，兩人同乘一輛車，來到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晚宴時，毛澤東對程潛說：“二十多年來，我是有家歸不得，也見不著思念的鄉親。蔣介石把我逼成個流浪漢，走南闖北，全靠這一雙好腳板，几乎踏遍了半個中國……我們這個民族真是多災多難啊！經過八年浴血抗戰，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也過不成太平日子。陰險的美帝國主義存心讓蔣介石來吃掉我們。我們是被迫打了四年內戰，打出一個新中國。這是人心所向啊！”程潛點頭，陷入了沉思。 正是：以史為鏡知興替，水可載舟亦覆舟。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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