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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美軍觀察組的住宿安排妥當，就該吃午飯了。周恩來親自出席，為客人接風。他向包瑞德舉起一杯邊區的士造酒：“英雄受了傷——我們認為你們的飛机就是英雄。來來，听說你把張發奎都給灌醉了，我看看你的酒量。” 包瑞德急忙笑著擺手。對周恩來的才華和酒量他早有所聞，不敢造次。至于“灌倒張發奎”一節則事出有因：那還是戰爭初期，他在桂林出席了一位美國將軍為張發奎舉行的宴會。張發奎有傳奇的酒量，他常以顯示自己的酒量而把同桌灌醉為樂。忠心耿耿、盡自己的可能保護自己上級軍官的包瑞德上校，這天晚上首先用大酒杯向張發奎勸酒。宴會進行到一半的時候，張開始搖晃。他鼓起最后的神智反攻，輕輕敲了几下酒杯請大家注意，要求在座的中國軍官每人用大杯分別向美國將軍敬酒。包瑞德在這個致命指令還沒有執行之前，站起來滔滔不絕說了一連串中國成語，轉移了目標，巧妙地扭轉了局面。從此，包瑞德這一招成了他在社交場合的保留節目。 不過今天不行，周恩來已約請他在飯后交談，葉劍英、謝偉思也參加。用餐中的舉杯只是禮節性的，彼此并沒有真正喝酒，周恩來的“酒量”之說自然也是活躍气氛的玩笑話。 席間最活躍的是謝偉思。他和周恩來早已相識，很喜歡同周恩來交談，覺得周恩來文雅、和藹、机警而不緊張，說話幽默而不挖苦人，“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耍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從不夸夸其談，他總是愿意開門見山地談問題，而又總設法尋找共同的見解。” 在下午的談話中，謝偉思問起周恩來：“最近的國共和談有何進展？” 周恩來接過鄧穎超送過來的茶，放在小桌上，做了一個請的姿勢后說：“國民党是利用談判來撈宣傳上的好處，主要是為做給美國輿論看；國民党是希望戰爭結束時能把共產党一舉殲滅；這樣下去，它會不斷地衰落。” “對此您可有高見？”謝偉思繼續追問。 “要戰胜日本帝國主義，國、共兩党必須團結，國共之間存在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而要解決，只有國民党的統治人士立即放棄一党獨裁政治，立即放棄削弱、消滅异己的方針，立即實行民主政治，公乎合理地解決國共關系。” 7月26日，中共中央為美軍觀察組正式舉行晚宴。毛澤東和他身邊的包瑞德、謝偉思親切地交談著。他最有興趣的似乎是同出生和長期工作在中國、對中共抱著友好態度的謝情思交談。 酒過三巡，毛澤東突然側過臉問道：“你們美國是不是可以考慮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謝偉思愣了半天才說道：“毛先生為什么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毛澤東坦率地說：“戰爭結束后，你們這個觀察組會立即撤离延安，那個時候正是國民党發動進攻和打內戰的最危險的時机，有個領事館就好多了。” 謝偉思陷入了沉思。 美軍觀察組的任務，是了解日軍的戰斗序列、日本空軍的戰斗序列、偽軍的戰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了解共產党領導的軍隊的力量、位置、作戰部署、裝備狀況、訓練狀況、戰斗力，還有共產党在日軍內部和日本占領區中的情報工作能力。他們听取了中共領導人和軍隊負責人的情況介紹，并且多次進行實地考察。 美軍觀察組訪延期間，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陳毅、葉劍英、黃華等常來走動，有時縱談抗戰形勢，有時穿上本地人服裝，挎上卡賓槍去黃土高原上獵獲野味，有時在延安梨園里舉行舞會。這繪了包瑞德很深的印象：“周恩來和林彪舞步輕盈，毛澤東跳的曳步舞獨具特色。無論哪位姑娘請他，他都跳，而且在夯實的地面上轉起圈來相當靈活。” 最長的談話要數毛澤東与謝偉思了，長達8個小時。周恩來也在座。毛澤東主要談國共關系。周恩來則闡明，對于美國來說，贏得中國抗日戰爭的決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內戰的惟一辦法，就是美國既支持國民党，又支持共產党。 “其實你們美國對我們也是有支持的，比如你。”毛澤東幽默的天性又出現了，他換了一支煙，冷不丁地指著謝偉思發笑。謝偉思摸不著頭腦，怔了。 “我們喬老爺的血管里還流著你美國人的血哩。” 謝偉思這才恍然明白毛澤東所謂“支持”是何意。那是去年，在重慶的喬冠華患了急病，急需輸血，當時一般中國人并不了解輸血，以為這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給了別人，有畏懼心理。謝偉思從喬冠華夫人龔澎那里知道喬所處的險境后，便自愿獻血。他的示范使一些中國人打消了顧慮，保全了喬冠華的性命。 “可惜呀，我們的軍隊，我們的抗戰前線，還缺少你們美國的血液。”毛澤東在不知不覺中轉入正題，“國民党必須整頓，其政府必須改組。像現在這個樣子，是不能指望它進行一場有效的戰爭的。要是美國替它打贏這場戰爭，胜利后也肯定發生內亂。我們共產党之所以接受國民党1936至1937年提出的結成統一戰線的條件，是因為來自日本的外部威脅。我們畢竟都是中國人嘛。” 謝偉思請毛澤東談談中美關系。 毛澤東吐出一口煙，說道：“制止中國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尤其是美國的影響，這种影響對中國問題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國民党對美國只能是惟命是從。你說呢？” “我不是官方權威人士，我的個人看法不代表官方意圖。”謝偉思說，“我認為，美國在華利益有長期性和特殊性。在我們國內，不存在因戰爭造成的重建家園的問題，相反，經濟的大發展和全球戰略，要求我們尋求對外貿易和投資。所以我們希望一切國家建立民主制度。” 毛澤東說：“你們美國人同我們共產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我們歡迎在這里設觀察組，你們會發現我們比國民党更容易合作。我們尤其希望了解華盛頓當前對共產党人的態度。它是否承認共產党是一支抗日積极的戰斗力量？它是否承認共產党是爭取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一股有影響的力量？華盛頓將根据什么來決定它對雙方內戰的態度？它將怎樣保證國民党不利用美援來對付共產党？” 听了毛澤東連珠炮似的發問，謝偉思笑了。他又不是美國總統，怎能答复如此重大的問題。稍停，他坦率地反洁道：“你們不怕美國的民主嗎？中共能与美國合作嗎？” 毛澤東笑著說：“怕？我們連侵占中國半壁河山的日本都不怕，還會害怕美國的民主影響？恰好相反，我們將歡迎這种影響！我認為，美國無須擔心我們不給予合作，我們也愿意得到美國的援助。遺憾的是美國政策在有了一個良好開端之后，現在似乎搖擺起來。” 謝偉思說：“再不支持一個并沒有不友好舉動的政府，這在外交上是講不過去的。公開承認一個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對党，是干涉這個國家的內政，顯然也是不應當的。” 毛澤東說：“美國已經干涉那些駐有美軍、實行美援的國家的內政了。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的、間接的，然而卻是不可否認的。對美國來說，向包括共產党在內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內政。僅僅援助國民党才是干涉內政，因為這樣會使國民党繼續与人民為敵。有益于中國人民切實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將受到人民大眾的歡迎。” 周恩來插話：“史迪威將軍怎樣了？听說蔣介石對他掌管美援非常不滿，多次提出撤換的要求，可是真的？” “是的。他与蔣介石的關系一直很僵。羅斯福總統不久將派赫爾利特使來華。”謝偉思露出一絲憂慮。 毛澤東接著說：“我曾邀請赫爾利來延安，親自對共產党做出估价，但沒有得到答复，不知何意？” 謝偉思說：“請閣下放心，我將再次向赫爾利和美國政府轉達主席的熱情邀請。” 毛澤東幽默地說：“美國与中國共產党從相識到相親，總不是一廂情愿吧？” 謝偉思也笑著說：“美國的一些實業家可能對‘共產党’的名稱有疑慮。” 毛澤東大笑：“名稱可以變嘛。不過人們是否知道共產党并不是可怕的？我看就是最保守的美國商界，也難對我們的政策提出异議吧！” 對于這段經歷，謝偉思30年后回憶道： “歷史捉弄了我們。羅斯福總統和美國政策制定人沒有領會周恩來和毛澤東向我們提供的權威信息的重要性。此外，周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可能認為從在華美國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為我們的級別太低，同華盛頓的政策中心也距离太遠——至少是在美國新派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到任之后不久就同蔣介石取得了默契時是如此。” 再說7月26日，也就是延安宴請美軍觀察組那一天，國民党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在重慶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透出了這樣的消息：國共談判已經解決了一些問題，雙方的觀點事實上并無嚴重分歧，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在中共方面。 8月6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梁寒操對外記者所談，我們決定暫時不理，俟9月底外國記者從晉西北返延時將向他們發表談判經過。” 8月8日，衡陽保衛戰降下了帳幕，苦戰守城4了天的國民党王牌第十軍，在對國民党軍委會极度絕望的情況下，向日軍第十一軍投降了。這使得蔣介石在近一個月來日漸恢复的聲譽复又跌落下去，各种批評的武器又都瞄准了國民党上層。 8月11日，毛澤東在審改《解放日報》的題為《論衡陽的失陷》的社論時，先將標題改為《衡陽失守后國民党將如何》，又加了這樣几段話：“衡陽失守，是國民党政府和統帥部不要民眾与自愿放棄主動极的消极戰略的結果。政府的措施中，沒有一件是號召和組織民眾起來參加保衛衡陽、保衛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國民党人競在報紙上批評延安在聯合國日紀念大會上向數万到會民眾所表示的保衛西安与西北的堅強意志，認為是‘共產党的陰謀’。總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國民党包辦，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國民党先生們啊，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們的，它是中國人民生于斯、長于斯、聚族處于斯的可愛的家鄉。”“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民眾，不解決要不要民眾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要民眾，雖危險也有出路；不要民眾，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團。國民党有識人士其思之。” 12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董必武：“你們所擬談話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來談話方式于本日發表，你處收到后速在重慶及各處散布，并立即設法送往外國；衡陽失守，敵后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47万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外國人在延安很高興，他們對我軍的發展甚感興趣。”以周恩來名義發表在《解放日報》的談話指出：經過三個月的談判，“任何一個具体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雙方在解決問題的原則上，有著很大的距离”。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就在于“國民党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党統治与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而不愿立即實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以保證戰后和平”。 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的社論。這篇社論經過毛澤東的改寫，加進了許多重要內容： “美軍觀察組戰友們的來到延安，對于爭取抗日戰爭的胜利，實有重大的意義。七年以來，近五十万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后戰場奮勇作戰。很久以來，事實上敵后戰場成了中國抗戰的最重要戰場。在這里，抗擊了在華敵偽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這里，几乎一切中國的大城市均被八路軍和新四軍所圍困；在這里，大部分的敵占海岸線均被我們控制了。這种情形，一向為盟國朋友們所不明了。在過去，在盟國政府和盟國人民方面，他們所了解的中國抗戰情形、所得的印象，在中國抗戰的主力軍是國民党，將來反攻日軍也主要依靠國民党。這些印象，直到現在還是統治著盟國朝野大多數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現了這种完全違反事實的現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國民党統治人士的欺騙政策与封鎖政策。他們欺騙外國人，說國民党如何努力的在打日本人；實際則從1938年10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時間，他們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過是坐山觀虎斗的政策；直至現在，除湖南与緬甸外，大多數戰區依然還是如此。他們只許國民党的丑詆、惡罵、造謠、誣蔑，向世界橫飛亂噴，決不許共產党、八路軍、新四軍的真相稍許透露于世。但是事實胜于雄辯，真理高于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的。現在，果然慢慢地亮起來了，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均先后沖破國民党的封鎖線，來到延安了。我們相信，該組的戰友們一定會對此間情況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觀察，并對于雙方如何親密合作以戰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國民党想要永遠一掌遮天，已經困難了……” 在這种對共產党十分有利的形勢下，毛澤東不失時机地喊出了一個響亮的政治口號：成立聯合政府。 這時正是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召開的前夕，國共兩党都想利用這次會議作點文章。 8月17日，毛澤東在董必武向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批示：“應与張(瀾)、左(舜生)商各党派聯合政府。請周考慮擬复。”隨后，他又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提議成立聯合政府的問題。他說：“聯合政府，三條政綱，可在答复張、王時提出。”根据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國民党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机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体代表，開國是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党統治……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后中國人民中的政治斗爭目標。” 國民党方面也正在考慮利用即將召開的參政會，公開兩党談判過程，揭露中共有多少次多少回的“食言”和“前言不播后語”，從道德方面陷中共于困境，以示政府的開誠布公与光明磊落，以掩蓋自身面臨的嚴重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危机。 8月30日，蔣介石召見了美國駐華大使高思，對他說，自從觀察組到達延安之后，共產党越來越傲慢，并且拒絕了繼續談判，要求美國做工作使共產党服從政府。 第二天，高思在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寫道：“我是知悉國民党的意思的，國民党認為目前只能是一党政府，現在還不可能繪小党派參加政府的机會。那么，是不是可以讓特殊的集團或政党中的干練的代表參加政府呢？應該把這些人請來，參加某种形式的、責任的軍事委員會，以應付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嚴重的戰爭危机。” 后來的事實表明，這一建議受到了美國政府的重視。當然，蔣介石也是樂于接受的，因為這樣不會動搖他統治的基石。 9月5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幕了。這次會議是在戰局嚴重惡化、國人群情激昂的時刻召開的，會上發言之熱烈，批評之直率，是以往歷次參政會上不曾見到過的。這次會議還有一項重要議程：國共關系問題。 9月10日，國民党方面公布了國共兩党談判中雙方來往的文件。 9月15日，張治中和林伯渠在大會上分別作國共談判經過的報告，會場座無虛席，立無隙地，熱烈緊張，肅然無聲。林伯渠講到后來，話鋒一轉，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國民党立即結束一党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体的代表，開國是會議，組織各抗日党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中共這一主張，立即引起強烈反響，成為會上會下的熱門話題。9月24日，在重慶的各党各派各階層代表500余人舉行會議，一致要求改組政府。參加會議的有國民党元老馮玉祥、章振、邵力子等，國民党實力人物鐘天心、司徒德、王昆侖、鄧初民、屈武等，各党派負責人及社會名流張瀾、沈鈞儒、章伯鉤、李琪、左舜生、黃炎培、張申府、劉清揚、胡子嬰等。以上各位，如果振臂一呼，都有隨者如云的號召力。此外，郭沫若、陶行知、李濟深、柳亞子等知名人士亦或著文，或發表宣言，贊同中共主張。 蔣介石無疑陷入了被動。 他更感被動的是同美國的關系。 6月下旬，鑒于長沙失陷后，中國戰局已非，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忽然生出了讓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与日作戰的念頭。7月1日，馬歇爾電告史迪威，征求對此議的意見。与蔣介石的矛盾愈來愈深的史迪威當然愿意親自指揮几百万軍隊。不過，他在華已有兩年多，深知中國的事情難辦得很。7月3日，他電告馬歇爾：“此事應電總統出面促成，告訴蔣介石，現在劇變情勢應采取激烈手段之必要，這樣蔣或能被迫使我擔任此職，中國軍隊才能受我指揮。即便如此，還應免去何應欽參謀總長職務，或規定其無權過問戰事。我如無實權則不能擔任。其實，中國局勢不能鈕轉，自中國陝西向洛陽、鄭州、武漢發攻，即為良策。” 馬歇爾收電后，馬上擬定了一個備忘錄和致蔣介石電呈報羅斯福審定。羅斯福很快同意了馬歇爾的意見。了月7日，他發給蔣介石一封措詞強硬的電報。內稱：“日本進攻華中后所形成的嚴重局勢，不僅使中國政府感受威脅，且使美軍在華基礎同受影響。今欲挽救危局，必須迅速采取緊急之措施。鑒于現狀之危急，我意應責成一人，授予協調盟軍在中國的作戰資源的全權，包括共產党部隊在內。”羅斯福歷數史迪威的优長后，寫道：“我擬將史迪威晉升上將，并建議將彼置于閣下直轄之下，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為使史迪威能順利指揮作戰，請閣下授予他全部權力与責任。” 蔣介石別提有多窩火了。泱泱大國，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今美國人竟要來全權指揮，豈不欺人太甚！當天晚上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羅斯福讓史迪威統領中國軍隊，是其必欲干涉中國之心，昭然若揭矣！余于此不外拒絕、接受与緩和之三种方針，以為應付之道，緩和處之為上矣……局勢至此，若不自立自強，國家民族亡無日矣！今日之事，惟有奮斗圖強，才能挽救也。” 他不敢拒絕，只能采取拖延戰術。7月8日，他電复羅斯福：“原則贊成此事。中國軍隊与政治內容，不若他國之簡單，全部統率之情形亦非緬北少數軍隊所可比，故非有一准備時期，不能使史將軍指揮順利，以符尊望。” 同日，他又電告在美國的孔樣熙：“史迪威今已控制中國全部租借物資，若再統率中國全部軍隊，加上裝備中共，后患將不可測。” 7月12日，羅斯福急不可耐地再次催促蔣介石盡快采取步驟，甚至說了這樣的話：“軍事危險如此嚴重，應不計政治冒險為之。” 眼看躲不過去，7月17日，何應欽向蔣介石獻了一個對策：將重要戰區的軍隊分為攻擊兵團和守備兵團，前者交史迪威指揮，后者仍由中國統帥部自行掌管，這樣，美國人只有一部分指揮權，后事好善；在中國內政問題尚未解決時，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不列人美國人指揮范圍；作此讓步后，如美國仍堅持全部統帥權或者以停止援助相逼，則中國亦當單獨抗戰到底，不予遷就。 蔣介石大喜。果能達此目的，一可度過眼下難關，二可得到更多美援，三可絕了共產党与美國的聯絡，四可向國人、向列祖列宗交代。7月23日，蔣介石電令孔祥熙向羅斯福解釋上述方案。 又拖了一個月，羅斯福于8月23日再電蔣介石：“對史迪威統率中國軍隊之事要盡快處置，如再遲，或會發生嚴重后果。我對任命史迪威之事之所以如此堅決，是因為覺得再有延窩，將會失去挽救中國軍事危局的時机，這樣不僅有害于中國，而且會影響盟國傾覆日本的全盤計划。孔先生所述各點我已經考慮過了，我仍認為，所有中國軍隊除不能防敵和對日作戰者，應全由史迪威指揮。”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赫爾利到了重慶。他是美國前陸軍部部長，是應蔣介石的要求，作為總統特使前來中國的。從9月5日他到重慶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蔣介石的格外款待。每次會面，蔣介石都到大門以外迎送，而蔣介石以往對任何外賓，從不迎來送往，即使是對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也是一樣，惟獨對赫爾利如此謙恭。赫爾利受寵若惊，不能不把這种好感帶到公務中。他向蔣介石表示：“羅斯福總統派我來的目的，是援助中國早日戰胜日本，維護國民党政府的鞏固和蔣委員長的權威。” 這時國民党的軍隊在繼續潰敗，9月14日又丟失全州，而蔣介石卻遲遲不肯把軍權交給史迪威，羅斯福再也不能容忍了。9月18日，他給蔣介石發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電報，毫不客气地要求蔣介石：“你必須立即增加薩爾溫江一線的中國兵力，加強攻勢，否則你該承擔責任。你必須立即授予史迪威將軍不受限制的指揮所有中國軍隊的權力。事情已經非常明顯，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為挽救中國所作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 蔣介石讀完電報，不禁黯然神傷，淚如泉涌。 正是： 猶記開羅座位同， 原系一枕強國夢。 要知蔣介石如何答复，請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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