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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6月5日晚，林伯渠与張治中、王世杰再次見面了。林伯渠手持毛澤東修改過的12條書面意見，張、王怀里也揣著國民党正式擬定的《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 林伯渠看過這份提示案，發現國民党雖有退讓，如同意中共軍隊編四軍十師、陝甘宁邊區改行政區后隸屬行政院、党的問題在戰后解決、允許共產党公開等，但与中共中央的要求相距甚遠。 林伯渠提出的中共12條意見，卻再次被張、王拒收。于是，雙方舌戰起來。張、王說共產党沒有誠意，林說國民党逼人太甚。爭執到最后，張治中口气緩和下來，說：“22日先生所提20項，因內容与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見出入甚大，未便接受，當經先生收回。此次所提12項，項目雖較前減少，但內容并未改變，中不能接受，惟不想過拂先生的意見，只得留下，但不能轉呈。”林伯渠見再爭無益，只好順水推舟，說：“好吧，就留在兩位處參考亦好。”并表示收下國民党提示案，向中共中央報告。 這個《中央政府提示案》客觀上比較接近林伯渠在西安簽字的意見，這就使得林伯渠感到為難了。不得已，林伯渠于6日寫信給張、王，解釋此中關節，聲明《中央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12條意見相距甚遠，但仍愿將這一提示案報告中共中央，相應地，張、王也應將中共12條報告國民党政府；雙方的新案都和西安商談的意見有出人，這种談判過程中的出人是正常的，不足為奇，不應因此指責中共沒有誠意而采取不合作的態度。 張、王堅持說《中央政府提示案》是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見作出的，与林彪方案、西安方案均無不合，中共無不接受之理，要談只能以這個提示案為基礎。 林伯渠11日再次致函張治中、王世態：“談判是兩党公事，非個人私事，我們彼此都得要遵照自己中央的意見去和對方談判，并將對方的意見詳細報告給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雙方中央一致同意，才能使問題獲得解決。你們不讓貴党中央了解我党中央方面意見，只片面地要求我個人接受貴党中央提示案，試問我個人如何能夠做主？談判如何能夠進行？兩先生又如何能負責？” 因事關重大，林伯渠請示了中共中央。毛澤東答道：“張、王既然不愿考慮我党中央所提意見，又不愿將此意見轉交蔣，又不承認我党合法地位，又不以平等地位對我党中央，而片面地提出所謂提示案，我党中央堅決不能接受，望立即將所謂提示案退還張、王。” 6月15日，張治中、王世態致信林伯渠，說已將中共12條意見轉報國民政府，但堅持解決辦法只能按《中央政府提示案》辦理，不能變更。 剛剛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兩党談判，又陷入了僵局。按下不表。 單說當國際上反法西斯戰爭節節胜利的時候，國民党正面戰場卻屢遭敗績。一部分美國人對國民党失望之余，將目光轉向了中國共產党。中共方面為了打破國民党的全面封鎖，回擊蔣介石的反共宣傳，顯示共產党在抗戰中的作用，也曾向美國方面吁請其派人訪問延安。早在1942年8月6日，周恩來即致函美國總統私人代表居里，提出了這樣的建議。1943年1月23日，美國駐華官員謝偉思向美國國務院轉達了周恩來的邀請，并建議“派美國代表訪問共產党地區”。他認為：“這种訪問對我們會大有益處，會使我們對共產党方面的形勢有一個廣泛和實際的了解。”6月24日，另一位美國駐華官員戴維斯向史迪威提出報告，建議派出一個觀察團并在延安設立一個領事館，理由是這一地區在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它對蘇聯軍隊將來進人中國將起到某种聯系作用。他的建議當時未得到答复。開羅會議之后，戴維斯于1944年1月15日再度建議派觀察組去延安。他在給史迪威的信中寫道： 我們需要趁著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政觀察員代表團到共產党中國去搜集敵人的情報，協助并准備從那個地區開展一些有限的話動。假如俄國進攻日本，也好就俄國在華北和滿洲的話動作出匯報，并對華北和滿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國甚至變成俄國的衛星國作出估計。蔣介石對共產党人搞封鎖，從而使他們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這就迫使他們逐漸依附于俄國。要是美國派一個觀察團到延安去，那就會打破這种孤立狀況，削弱依附俄國的趨勢，同時又能遏止蔣介石試圖以內戰消滅共產党的愿望。因此，蔣委員長自然要反對美國派觀察員去共產党中國。通過通常的外交和軍事渠道是不可能獲得蔣介石的允許的。應當由總統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蔣介石一開始就加以拒絕，總統可以運用我們足夠的討价還价力量制服他。 戴維斯把上述建議的副本寄繪了白宮的霍普金斯和柯里，希望他們倆提請總統給予重視。2月，羅斯福正式通知蔣介石，為了搜集日本在華北、東北的情報和研究將來在中國大陸作戰的各种可能，准備派出一個軍事觀察團去山西和陝西視察。他巧妙地避開了把這一地區稱作共產党區域。蔣介石心中惱火，又不敢斷然拒絕，只好大方地同意為觀察團“提供方便”，但補充說，觀察團當然只能去訪問那些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 在蔣介石同意的基礎上，中緬戰區司令部開始擬訂計划，不理睬那條毫無意義的限制規定。為了确保觀察員不受主人的擺布，史迪威挑選了懂中文而且了解中國的人。他任命包端德上校為團長，謝偉思為他的政治助手。包瑞德中文极好，能用中文朗誦莎士比亞的長詩，和中國人用漢語開地道的玩笑。 史迪威本人對這件事情的興趣，在于他非常自然地渴望与他認為有朝气、有明确目的的軍隊取得聯系。他對1937年八路軍在平型關取得的振奮人心的胜利記憶猶新。從那以后，他和其他人一樣，對共產党人活躍而又成功的游擊戰有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八路軍的參謀長葉劍英及其同事們和他會面，在他頭腦里留下了良好的記憶。史迪威還記得在緬甸戰役失敗之后，周恩來托人轉來的話。周說：“我愿在史迪威將軍手下服役，并服從他的指揮。”此話雖有些詼諧，卻讓史迪威的心里一熱。在輿論的种种責難中，他畢竟听到了另一种聲音。隨著与蔣介石矛盾的加深和國民党正面戰場一潰千里，史迪威越來越認為，只要蔣介石在位一天，軍隊的改革和戰斗力的提高就無法實現。這一認識使他想要接触遠方從未謀面的共產党部隊的心情更加迫切。目前需要的是第一手資料。 軍事觀察團以“迪克西”為代號，准備；月啟程，但卻遭到蔣介石的阻撓。“迪克西”一詞出自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一首流行曲《人們所說的迪克西是真的嗎？》。歌中“迪克西”指的是當時美國造反的南部各州。羅斯福于4月重申了美方的要求，但仍末成功。轉眼到了6月，這個問題移交到了另一位特使——副總統享利·華萊士的手中。 6月20日上午9時半，華萊士的專机降落在重慶机場。蔣介石早在机場等候了。從机場到蔣介石的官邸，蔣与華萊士同乘一輛車。借助夫人宋美齡精通英語的便利，蔣介石在車上即向華萊士表示：華萊士先生在最黑暗的時辰訪華，會提高士气，希望美國繼續援華；我很欽佩羅斯福總統的人格和見識；若是我看到中國崩潰的到來，我會告訴總統的，但是中國還沒有崩潰，事情并不像原來預計的那樣坏…… 說著說著，話鋒一轉：“解決中國國內問題，我愿意取得總統的幫助。中國共產党的領袖們都是些不守信用之人，簽了字是無效的。我和他們打交道多年，很懂得他們，不管他們嘴里講要怎么做，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會執行。如果總統和他們合作，威信會受到极大的損失。如果總統愿意協助我解決國內問題，我很歡迎，這不牽扯什么內政，因為總統是我的真正的朋友。” 華萊士只是听著，未作什么表示。 華萊士和蔣介石進行了四次長談，派觀察團訪延是一個重要話題，而蔣介石的交換條件是撤換史迪威。 6月21日下午，蔣介石在家里与華萊士單獨會談，宋子文擔任翻譯。 蔣：“先生是否帶有羅斯福總統的函件？” 華：“沒有。在离開華盛頓前夕，總統和我談過話。他曾談到過中國通貨膨脹的情況，不過我不想在這里談這個問題。總統談到過你們的共產党，他認為你們都是中國人，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間總有商量的余地。” 蔣介石沉默不語。 華：“我從蘇聯過來，我認為，任何足以造成中蘇兩國不睦的問題都不應懸而不決。” 蔣：“是否可請羅斯福總統出來擔任中蘇兩國之間的仲裁者？” 華：“美國愿意中國成為一個強盛而民主的國家。” 蔣：“謝謝！” 華：“斯大林主席表示，在戰爭期間，蘇聯應該支持你，他對你和毛澤東正在達成協議一事很感興趣。中國需要團結。” 第二天下午，蔣介石与華萊士繼續會談。中方的宋美齡、宋子文、王世態和美方的拉鐵摩爾、哈沙德、范宣德在座。 華：“在前一段的河南戰役里，曾發生中國農民對中國軍隊開槍攻擊的事，因為這些軍隊見了日本人就逃跑，這是怎么回事？” 蔣：“中國打敗仗是由于士兵缺乏士气，而這种缺乏士气大部分是由于經濟狀況所造成。緬甸全面戰役的未能發動起來，對中國士气有著決定性的不良影響。中國人民感到他們被拋棄了。如果這個戰役能夠實現，目前這些失敗就可能已經避免。” 華萊士不愿糾纏此事，赶緊轉移話題：“委員長十年前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是否還在繼續？” 蔣：“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訓練人民過更有紀律的生活，并提高他們的文明水平。前一段美國報紙對中國的批評太多，應該制止。中國因為共產党而遭到极大災害，美國人民不懂得這种情形。雖然中國目前的情況不能完全歸罪于共產党，但是他們的顛覆性行動和宣傳卻對中國的士气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中國人民并沒有把共產党人看作中國人，而把他們看作是服從第三國際命令的國際主義者。” 華：“共產國際不是早解散了嗎？” 蔣：“這個事實并沒有改變這樣的形勢。” 華：“紐約華旗銀行北平分行經理馬特爾·霍爾先生曾于1943年從北平出發通過共產党地區到重慶。他曾盛贊共產党，并說共產党對閣下充滿信心，他認為你對共產党地區內的情況了解得不正确。” 蔣：“霍爾先生和許多美國人一樣，譬如卡爾遜上校，都是受了共產党的宣傳。我是愿意共產党回到政府里來的，但是他們卻用宣傳破坏我軍隊和人民的士气。共產党希望看見中國的抗日垮台，因為這樣將加強他們的地位。” 華：“我不能理解閣下這番話，他們一直在和日本人作戰呀！” 蔣：“我承認共產党也是希望日本失敗的，但是，他們祈禱著國民党將先戰爭結束而告崩潰，因為這個崩潰將使他們取得政權。相反，如果國民党繼續執政到和平，他們將無机會取而代之。由于中共和第三國際的關系，政府無法公開批評他們，我們不愿因為批評而和蘇聯發生沖突。” 華：“美國的共產党人最起碼是愛國的，我不理解你說的中國共產党人的態度。” 蔣：“他們的差別在于美國共產党并無奪得政權的可能，中國共產党卻正在企圖奪取政權。” 范宣德插言：“你們和共產党正在進行的談判進展如何？” 蔣：“政府的條件有兩個：共產党服從命令，把軍隊并入政府軍；把他們現在的控制區變成政府的一個行政區。如果他們答應，他們將得到政府大赦，并有權繼續作為一個政党存在。如果那樣，那一批美國軍官就可以進入華北，不和共產党直接發生關系，而是在中國政府名義下去訓練轉變了的共軍。” 華：“先生對此是否樂觀？” 蔣：“假如共產党有誠意，可能會解決。如果此問題得到解決，我會立即施行民主方案。你們要讓羅斯福總統相信，中共不能公開使用蘇聯為自己撐腰，他們能夠用的而且确實做了的是利用你們美國的影響來強迫我們答應他們的要求。你們對共產党應該超然處之。” 華：“如先生所言，中共与蘇聯有聯系，那就更有必要解決你們的國共問題。” 蔣：“我知道你們希望中國能夠把全部的軍事力量用于抗日，但是你們卻不了解共產党對中國政府所构成的威脅，而且過高地估計了共產党抗日的作用。” 華：“你們和共產党是否能夠達成一個低水平的諒解，好讓他們在華北的力量發揮充分作用？” 蔣：“請你們不要逼我！欲速則不達。請你們認清共產党在抗日戰爭里并沒有多大用處。” 次日，華萊士等人一再表示他們只對戰爭感興趣，要求派情報組到共產党控制區，要求派軍事觀察團前去延安。爭執几個小時，蔣介石勉強答應在華北設美軍情報組，但要求中國軍官同往，對軍事觀察團一事不置可否。 中午，華萊士回到大使館，接到了羅斯福總統的親筆信：強求蔣主席批准陸軍觀察組出發去中共控制的任何地區。 下午5點鐘，蔣介石和華萊士繼續談話時，華萊士把羅斯福的信讀了一遍。蔣介石頓時呆住了。范宣德趁熱打鐵道：“是否觀察組一組成就可以啟程？我這樣解釋我們上午的談話是否正确？上午你并沒反對。” 蔣介石艱難地答道：“可以吧。但我們應對這一觀察組有支配權。” 法里斯將軍一听觀察組要受蔣介石的命令，馬上急了：“你們不能命令我們。” 蔣介石只能再退一步：“支配并不是命令。好吧，你們獨立吧。” 剛剛進來參加討論的宋美齡說：“該組不能使用‘使團’一字，應叫調查組。” “對，對！”蔣介石不能不佩服夫人的敏感。若使用“使團”一詞，中共豈不成了政府？ 蔣介石接著冷冷地說：“你們應該記住，共產党不接受我的命令，我不能保證該調查組在共產党區內的安全。不過，我愿意給予一切可能的幫助。” 法里斯和他的副官謝偉思一听蔣介石這般承諾，立即退席回使館准備去了。 蔣介石利用自己不得不讓步的机會，再次提到史迪威問題。他長期以來一直希望擺脫史迪威和高思——這兩個毫不留情地控制著來自美國的物資供應渠道的人。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敗。這次他沒有直接提出撤換史迪威，而是要求總統派一名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過國務院或陸軍部与白宮直接聯系，達到最后撤換史迪威的目的。擔任翻譯的宋子文以其流利的英語，動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种种坏處。 華萊士后來承認：“我被處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聲深深地打動了。” 在蔣介石等人的勸說下，華萊士得出結論：史迪威必須离開中國。 6月28日，華萊士從昆明打電報給羅斯福，主張國、共雙方團結合作。他在隨后給總統的匯報中說：“我們的態度應當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使我們能在更有希望的領導人或集團出現時利用他們。蔣介石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筆短期投資。据信，他沒有治理戰后中國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戰后中國的領導人要么從演進中產生，要么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可能是從革命中產生……” 卻說這時的延安，愈來愈成為中外人士關注的熱點。 6月9日，也就是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國民党當局第一次允許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到延安訪問。參觀團一行21人，成員中有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斯坦因，美國《時代》雜志、《紐約時報》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志記者夏南漢神父，蘇聯塔斯社記者普羅岑柯，此外還有國民党統治區各大報的一些記者以及國民党官員。 中外記者來到延安，毛澤東十分興奮，覺得總算是打開了局面。6月12日，他即會見記者參觀團，詳盡地回答了他們的提問。后來，又單獨會見了斯坦因和武道，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未德、周恩來、時劍英等也分別會見了中外記者。延安交際處安排他們進行了多方面的參觀訪問。 延安給中外記者留下了和重慶完全不同的深刻的印象。他們回到重慶或回國后，寫了許多引起很大反響的書籍和文章。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的葉劍英向記者團的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的報道，廣泛傳布到大后方和許多國家，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价中共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斯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以及愛潑斯坦等發表的評論，都受到廣泛的注意。連一向敵視共產主義的夏南漢神父“亦認為邊區是好的”。7月1日，《紐約時報》根据記者發回的報道發表評論：“無疑地，五年以來，對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產党領導下的軍隊，在對日戰爭中，是我們有价值的盟友。正當地利用他們，一定會加速胜利。” 愛潑斯坦在當時的筆記中這樣寫道： 我個人感受，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簡朴的。他會在遍地黃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談，他不帶警衛。當和包括我們在內的一群人拍照時，他不站在中間，也沒有人引他站在中間，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時在邊上，有時站在別人身后。 毛在延安給我們留下了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從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正面臨十多個抗日根据地頻繁的戰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組織工作。在和國民党多方面的關系中，他是主要決策人，他既要躲開對手的攻擊以避免發生內戰，又要推動對手更有力地打擊日軍。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從事于理論寫作和解決党內爭論的問題。 我們這些外國記者都來自重慶，我們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慶的蔣介石在舉止方面的強烈反差。蔣介石刻板，拘謹，神經質，語言單調，似乎經常處于緊張狀態之中。蔣經常沒有必要地過問過多的繁瑣事務，事后批評他的指揮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則相反，他极擅長于委任他人負責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考慮、分析一個更大的遠景；他也擅長于樹立榜樣，總結經驗…… 6月27日，毛澤東得到了美軍觀察組將來延安的消息，興奮不已。次日，他電告林伯渠、董必武：“美軍事人員來延，請你們代表我及周、未表示歡迎，飛机場即日開始准備，來延日期請先告。” 6月29日，毛澤東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討論美軍觀察組來延和國共談判問題。會議決定：對美方表明，我們現在需要合作抗戰，抗戰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國，民主統一；在交涉中以老實為原則，我們能辦到的就說能辦到，辦不到的就說辦不到。會議還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怀、林彪、葉劍英出面接待。 這次會議后，中共方面對國共和談也表示了熱情。6月30日，毛澤東電告林伯渠、董必武：“關于談判事，可利用美軍來延机會，請張治中、王世杰兩人或一人偕林伯渠來延安商談國民党政府提示案。如王、張均拒絕，則單獨回延安討論，好作具体回答。” 7月1日，周恩來在延安公開發表談話：“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談判，已經兩月，一切問題尚在繼續商談。林同志經西安時，國民政府曾派張治中、王世杰兩先生前往接洽。至重慶后，我党中央經林同志手提出書面意見交張、王轉交國民政府。嗣得張、王轉來政府提案，內容相距尚遠。我党中央現正研討复案，期謀合理解決。所謂合理解決，即是于團結抗戰及促進民主有利，在此原則下，我党無不樂于商討也。” 7月22日，由包瑞德上校率領的7名美國軍官，以“迪克西”觀察組第一批成員的名義到達延安。周恩來、葉劍英、楊尚昆等到机場迎接。飛机在著陸時螺旋槳撞上了一塊無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無恙。這反而使机場熱鬧起來，美國人滿臉笑容地出現在机艙口。葉劍英握著包瑞德的手高興地說：“我喜歡你們美國人。我們中國人碰到這樣的事會覺得很丟面子。”雙方都開心地笑起來。 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說：“我們不應把他們(指美軍人員和外國記者)的訪問和觀察當作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作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果然，在觀察組到達延安的第一天，周恩來就表現出外交家的風度。 正是： 千軍易得將難得， 名相更比將難求。 未知周恩來如何舉措，且看下文描述。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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