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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毛澤東給季米特洛夫的第二封電報發走之后，在行動上也做了适當的努力。 他很快約見了國民党聯絡參謀郭仲容，表示：中共擁蔣抗戰与擁蔣建國兩項方針始終不變。郭要求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赴渝談判，毛澤東答：“林、周或可先后去重慶。”并同意以“皓電”為基礎進行談判，反攻時胡宗南部与邊區部隊可按比例開赴前線。 与此同時，毛澤東開始親自主持對被審查人員的“甄別”工作，并且很快就王明問題在組織上作出明确結論：王明、博古的錯誤“應視為党內問題”，所謂臨時中央“篡党”問題也被取消，指出固有國際承認，也“應承認是合法的”。王明留在了党內，雖失去了權力，但“七大”時仍被選為中央委員。 不過，在季米特洛夫特別強調的康生的問題上，毛澤東沒有絲毫妥協的表示。他始終堅信康生是他最可信賴的同志。在二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動亂中，康生故伎重演，變本加厲，成為制造大批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這是后話，不提。 再說1943年11月，當毛澤東答复重慶方面“周在渝三年無事可做，暫時不擬出來”的時候，蔣介石正准備前往埃及首都開羅參加大國巨頭會議。在世界性政治舞台上，這种榮光百年不遇，蔣介石心情之歡快興奮，可想而知。 11月18日，蔣介石与夫人宋美齡率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軍委辦公廳主任商震、航空委員會主任用至柔、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等一行20人，自重慶乘飛机啟程，途經安哥拉、卡拉奇，于21日上午抵達開羅机場。 華麗的米納飯店位于沙漠邊緣，雄偉的金字塔遙遙在望。這是一次規模巨大的聚會，几乎所有知名的英、美軍官都來到了這里。21日下午，丘吉爾到達，蔣介石先去拜訪。羅斯福22日上午到達，向蔣介石解釋了斯大林不能到會的原因：開羅會議只討論對日作戰問題，与斯大林關系不大。斯大林將參加緊接著召開的德黑蘭會議。 23日，三巨頭會議開始。首先由羅斯福致辭，繼之，由盟軍東南亞戰區統帥蒙巴頓報告近期戰況。下午，丘吉爾和蔣介石先后對照地圖發表了對戰局的看法。 當晚，羅斯福設宴招待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特別助理霍普金斯作陪。一個仆役推著輪椅進來，羅斯福笑容滿面地坐在輪椅上。仆役將他推到餐桌旁，調整好位置，拉緊了輪椅上的閘，退了出去。身穿繡花黑緞旗袍的宋美齡請羅斯福吸煙，羅謝絕了，然后掏出自己的煙盒，用他那細長的手指把一支香煙插在一個精致的煙嘴上，抽了起來。 “抽慣了自己的。”羅斯福笑了笑，聳聳肩，表示歉意。羅斯福對中國軍隊在常德地區的作戰表示滿意，并特地為正在与日軍作戰的中國將士干了杯。 羅斯福說：“由于中國人民在抗戰中的杰出表現，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我以為，中國應以平等列入四強，參加四強組織的机构及各項決策。關于這一點，我已同斯大林和丘吉爾交換過意見。不知蔣先生以為如何？” 蔣介石當然求之不得，忙說：“我同意。” 羅斯福說：“日本國之所以能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是因為他們不民主。如今，日本戰敗已成定局。戰后的日本應該是民主的日本。美國國內已在傳播著對日本天皇追究戰爭責任的輿論。日本的天皇制應予保留還是廢止？特地征求中國的意見。” 蔣介石沉思片刻，答道：“這個問題，我以為除了日本軍閥必須根本鏟除，不能再讓其起來干預政治以外，至于日本國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進的覺悟分子自己來解決。”等宋美齡譯完后，他又說：“如果日本國民能起來對付戰爭禍首的軍閥而革命，推倒它現在侵略主義的軍閥政府，徹底消滅其侵略主義的根蒂，那我們就應該尊重他們國民自由的意志，去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形式。” 羅斯福抿一口酒，又問起蔣介石對戰后派兵進駐日本一節，是否應由中國為主体？ 蔣介石的態度是：“對日本本土駐軍監視問題，我的意見應由美國主持，如需要中國派兵協助，我們一定盡力而為。我對領土問題比較關心，日本攫取中國之土地，如東北四省与台灣、彭湖群島，均應歸還中國；惟琉球可由國際机构委托中、美共管。” 羅斯福完全同意。他有意要使中、美關系打下基礎，并幫助調解國、共兩党之間的矛盾，他估計這些問題可能會影響戰后的世界秩序。而在當前，最要緊的是讓中國繼續戰斗下去，拖住日本軍隊。他試探著問蔣介石：“政府軍為什么非要監視共軍不可？還有蘇聯……” 蔣介石拿餐巾擦擦嘴，答道：“共產主義与帝國主義為問題之重心。我期望總統尚須注重俄國今后之行動与事實為要，反正我對俄國不敢深信。” 羅斯福建議：“國民政府應該容納共產党，組織國、共聯合政府。” 蔣介石低頭撥弄著刀叉：“如果蘇聯不插手東北，則可予考慮。” 羅斯福說：“我當和斯大林洽談。” 至于香港、廣州、上海等地之英國割据地及租界之歸還中國問題，羅斯福也以組織國、共聯合政府為條件，允為努力促其實現。 第二天，丘吉爾舉行晚宴，請蔣介石參加。由于丘吉爾對蔣介石十分關心的反攻緬甸、恢复滇緬公路問題持消极態度，二人談得并不愉快。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丘吉爾為英國式之政治家，實不失為盎格魯薩克遜之典型人物。雖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羅斯福總統同日而語，而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則現代政治家中實所罕見。”同時感慨道：“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決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對于美國之主張亦決不肯遷就……其与中國存亡生死，則更不值一顧矣。”其后丘吉爾曾對羅斯福說：“不通過戰爭就休想從英國手中奪回任何東西。”他指的是新加坡和香港。結果，香港問題就這樣拖下來了，直到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恢复行使主權。 11月26日，一群外國將軍，包括蒙巴頓、史迪威、阿諾德、薩默維爾、惠勒、斯特拉特邁耶和陳納德，都來拜訪蔣介石，一個個戎裝筆挺，威武瀟洒，彼此相談甚歡。而羅斯福、丘吉爾和歐洲戰區的代表，已經前往德黑蘭，与斯大林會晤去了。 德黑蘭會議上的兩件事使得開羅會議最后會取得什么結果變得明朗化了。這兩件事是：一、斯大林表示，在戰胜德國之后，蘇聯將增兵西伯利亞，協同打擊日軍；二、英、美同意，在法國西部和南部登陸，開辟第二戰場。 12月1日，由英國、中國和美國簽署的開羅宣言公開發表。 不料剛過兩天，日軍第十一軍攻陷了常德城。羅斯福大吃一惊。12月6日，他在開羅召見了時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中將。 羅斯福問：“你看蔣介石能夠支持多久？” 史迪威答：“如果日軍仍像這次和上次鄂西那樣全力攻擊，則蔣政權可能垮台。” 羅斯福：“如此，我們就得尋找別人或別的派別繼續与我們合作了。” 正是由于國際的壓力，迫使蔣介石對國內問題進一步采取緩和態度。 1944年初，蔣介石授意國民党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向中共放出和談的气球。毛澤東的判斷是：“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与可能，而協調之時机，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該做些工作。”于是，中共中央決定，停止公開批評國民党，積极參加蔣介石許諾的憲政運動，爭取和廣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動蔣介石轉變政策。 2月17日，毛澤東再次約見郭仲容，告訴他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3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憲政運動問題。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會上，作了《關于憲政与團結問題》的演講。指出：國民党及其政府如果要實施憲政，就必須真正拿革命三民主義做基礎，必須首先實行保障人民自由、開放党禁和地方自治這三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如果真愿用政治方式合理解決國共關系，就應該做到：一、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二、承認邊區及各抗日根据地為其地方政府；三、承認八路軍、新四軍及一切敵后武裝為其所管轄、接濟的部隊；四、恢复新四軍番號；五、撤銷對陝首宁邊區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鎖和包圍。周恩來說：“我們很愿意國共關系能夠恢复到孫中山先生在世之日的那樣密切的合作，但只有做到了上述各點，國共團結了，才具備實施憲政的先決條件。” 蔣介石也在思考對策。鑒于以往在宣傳上的被動吃虧，3月15日蔣介石發布注重宣傳性的訓示，要求各負責人每次与中共代表談話時記下詳細情況，逐日公開發表。并強調了對國際宣傳的重要性，“要說明中共之國際性，使歐美人士明了其陰險可怕，實不同于歐美各國之共產党；指出中共系百分之百的實行共產主義，其所謂奉行三民主義者，純系挂羊頭賣狗肉之偽裝；切實說明中共軍隊完全為烏合之眾，實不堪一擊，其到處招兵買馬，添購槍炮，無非欲借數量之擴充，以補質量之低劣。” 4月12日，國民党方面确定了經過反复修改的《中共問題政治解決辦法草案》。此案的方針是強調國家軍令政令的統一。軍隊問題，仍只同意十八集團軍增編一個軍，但卻要求中共取消編制外所有部隊，并要求使用中央教育綱領進行教育；陝甘宁邊區問題，仍要求改為陝北行政區，但卻強調其行政机构陝北行政公署歸陝西省府領導，區公署主任由中央委派，各縣長的任免照各省通例。此案最引人注目處是要求中共“均能确實遵辦以上諸項后，政府可准予中共之合法地位”。 此案之強硬，在國民党歷次所提談判方案中大概首屈一指。這也不奇怪，因為蔣介石本沒打算重開談判，只是因為美國人插手了，才不得不作個樣子。他的高級幕僚們在秘密的對策要點中這樣說：“奸偽野心在逐步取得政權，欲使其放棄既擁有之武裝及侵占割据之地盤，真正服從軍令政令，勢不可能。如此林之來此，可視為奪取政權過程中的一种步驟……以對等談判之態度与中央高談合作，以其慣用之猛烈的宣傳，陷中央于失敗的境地。”既然對中共這樣估計，當然不打算与其談出什么結果，條件自然提出越苛刻越好。 4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在即將進行的談判中應采取什么方針。周恩來說：“國民党現在對我們主要采取政治斗爭，宣布我們破坏抗戰等所謂十大罪狀。我們的方針，照毛主席估計的。目前還是求和緩。” 毛澤東接著說：“對！總的態度不卑不亢，表示我們要求和緩，要求抗戰到底，團結到底，不表現盛气凌人的態度。我們要求和他們一同抗日，使他們不覺得我們在威脅他們。”毛澤東提出：“對中間派主要宣傳民主，爭取他們的同情。對英美主要宣傳抗戰，要求英美派人常駐陝甘宁邊區。” 4月29日，林伯渠同王若飛、伍云甫一起离開延安，5月2日到達西安。同日，國民党代表張治中、王世杰一起到達。4日，雙方進行了初步會談，但沒涉及任何實質性問題。6日，張治中拿出了去年他親筆記下的周恩來、林彪所提的條件說：“貴方對此案有什么意見？” 林伯渠說；“我們的意見，恩來公開發表的《關于憲政与團結問題》的講話已說得很清楚，所提5條可作為談判的基礎。” 王世杰說：“不行不行，周恩來講的5條太抽象，怎么能作為解決問題的條件呢？” 張治中說：“是啊，恩來講話中，提恢复新四軍番號，說共產党抗擊百分之五十八的敵人，不僅僅刺激蔣委員長，前方將士也不這么看。這种宣傳文字顯然不能用作討論的基礎。”接著，他又提出要共產党遵守1937年所提4項諾言問題。 林伯渠說：“我党對自己的諾言，早已完全實現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對此，恩來的談話已經講清楚了。第一條，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斗。恐怕現在全中國，還沒有另外一個地方像我們各抗日根据地為三民主義這樣真正努力的。第二條，取消暴動政策与赤化運動。七年來我們對此堅守不移，任何人找不出我們做的有絲毫不合這一條的地方。可是有些人卻在那里天天想推翻共產党，實行反共運動，實行沒收農民土地的政策，難道這也算是要求共產党實行自己的諾言嗎？第三條，取消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現在我們各抗日根据地所實行的，就是民權政治，全國政權只有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可是對邊區卻至今不予承認，難道國民党允許承認邊區的諾言，便可以不實踐了嗎？第四條，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這一條也是行之已久，并且成就卓著，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抗戰，就是鐵證。” 林伯渠喝一口水，繼續說道：“政治解決的內容應該是雙方的与公平合理的。我們愿意堅守4項諾言，貴党也應接受我們提出的5條意見。國共兩党果能本此基點，推誠相見，公平合理地解決各种問題，則不僅在蔣主席領導下，合作抗日的最后結果，必然達到驅逐日寇之目的，即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中國，也可以在蔣主席領導下，達到合作建設之目的。” 張治中顯然听得不耐煩了，說：“我看咱們還是一個一個問題解決吧。是否先談軍事？” 林伯渠表示同意。 張治中主張中共軍隊擴編為三軍八師，林伯渠提六軍十八師。雙方要求相距甚遠，又都堅持己見，爭論不下，只好作罷。 以后又進行了三次談判，關于軍隊數額仍是爭論的焦點。几經討价還价后，張治中作了适當讓步，提出以四軍十二師為限。林伯渠不好再爭，与王若飛商量后，同意以此作為最低條件向中共中央請示后再作回答。除軍事問題外，兩党代表還就作戰區域、人事、經濟、邊區等問題原則上交換了意見。 5月9日，國民党代表將雙方在西安4次談判的情況進行了整理，形成書面意見，送給林伯渠、王若飛。林、王審閱后，在一些地方作了修改，并于11日簽字認可，同意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的談判，表示要上報中共中央，待中央作出決定后再与國民党談判。 此時，國內外形勢又發生了變化。 1944年初，日軍為挽回整個戰場的頹勢，确定了以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為目標的“一號作戰”方案。為完成這一任務，東條英机于；月里完成了獨裁統治的一切必須的准備，并立即擴軍32個師團，實行全民皆兵。 蔣介石万万沒有料到日軍的“一號作戰”竟置他于前所未有的困境。4月中旬，日軍沿平漢路向河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相繼攻陷中牟、鄭州、新鄭、許昌。接著，又從湖北沿粵漢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廣西，前鋒直達貴州獨山。在日軍進攻面前，國民党戰場上出現了駭人听聞的大潰退。短短8個月內。相繼丟失20万平方公里的富饒國土，6000多万中國同胞淪于日軍的鐵蹄之下。作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慶，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戰時，人們最關心的焦點莫過于軍事。如果其他問題還可以勉強忍受的話，那么在這方面出現不應有的嚴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難以忍受了。誰都看得出來，這場大潰退其實是國民党當局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嚴重問題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騰，輿論空前激昂，國民党統治區的民主運動沖破皖南事變以后相當長時間內的沉寂狀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規模蓬勃興起。人們對國民党政府已經喪失信任，要求實行根本性的變革。國民党的腐敗無能和抗戰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國駐華官員和輿論的強烈關注与不滿。 毛澤東在林伯渠离開延安前，尚未料到中原局勢會急轉直下。這樣的形勢，顯然有利于共產党而不利于國民党。毛澤東認為，蔣系軍隊缺乏戰力，是因為沒有民主政治，又執行反共政策，國共之爭的結果在于未來，將來執牛耳者必是最有力量者。因此，他隨即确定了“發展自己，不受限制”的新方針。對國共談判，他認為已沒有必要以讓步求安定，西安轉來的書面意見中國民党將條件壓得太低了，必須立即提出更高的條件，在國民党焦頭爛額之際，迫使其讓步，解決几個根本問題。 5月15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台將《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党中央委員會提出關于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杰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的具体內容。 這份意見書是毛澤東起草的。意見書首先說明：“為克服目前困難局面，擊退日寇進攻，并認真准備反攻，中共方面認為唯有實行民主与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若干急切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于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于兩党懸案方面者。” 關于全國政治的有3條：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党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党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關于兩党懸案的有17條，主要是：允許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万人，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宁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敵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軍隊防地在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八路軍和新四軍，公平分配同盟國的援華物資；撤銷對陝甘宁邊區和各抗日根据地的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停止進攻華中新四軍和廣東游擊隊；釋放各地被捕人員，等等。 5月17日，林伯渠和張治中、王世杰同机到達重慶。因周恩來、林彪回延安后，重慶与延安的電台聯絡已告中斷，所以林伯渠和董必武都沒有及時收到16日由電台發來的中共中央意見書。 5月19日，蔣介石在重慶官邸召見了林伯渠。林伯渠因未得到最新方案，仍按原定不刺激國民党的方針与蔣介石談話。蔣也沒有改變原來的強硬態度，競不同意按林伯渠11日簽過字的意見書談判。 5月21日，林伯渠終于看見了5天前毛澤東電示的新方案。他暗自慶幸蔣介石沒有答應按前面意見書談，那樣的話豈不陷中共于被動？22日，他帶著新方案去見張治中和王世杰。 林伯渠把新方案遞過去道：“委座不同意按西安所簽意見書談，我向中央作了匯報，中央電示這一新案，請二位過目并呈委座。” 張治中、王世杰看了中共的新方案，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他們不明白，為什么剛過了兩三天時間，事情竟變成了這樣。他們所以邀林來渝，是因為林在他們提的意見書上簽字了呀！ 王世杰冷笑道：“祖涵兄，這种嚴肅的政治談判，怎能視作儿戲，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你們新案全文盡顯宣布罪狀之精神，完全沒有實踐諾言及擁蔣之表示，這說明你們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在中原戰事不利的情況下，你們提這种方案，豈不是乘机要挾？且与共同御侮的宣言隔在云泥！” 張治中也是一臉怒气，說道：“你們不講信義，突然變卦！你在西安可是簽過字的呀！即使推翻西安的方案，為何又不以林彪案為談判基礎？你們自己提的，又自己不認賬，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們這樣歡迎你，以為我們軟弱可欺？” 林伯渠爭辯道：“這20條都是要實事求是解決問題。再說，西安初步談判意見，約定各自向自己中央請示，并不是最后之決定。前几日我提出以初步意見進行談判，委員長不允，可見不講信義、當儿戲的并不是我們。前一次我曾提六軍十八師，如今提五軍十六師，已經作了讓步。其他各條，均為兩党懸案，過去談過多次，有的國民党方面還作過允諾，難道今天不該提出商談，還要永久拖下去嗎？我不明白張、王二兄何以得出我們突然變封、得寸進尺的結論。” 王世杰：“這20條必須修改！” 林伯渠：“這20條哪一條不是言之成理之說？” 張治中談談一笑：“祖涵兄，此案洋洋千余言，為何單單遺漏了擁蔣抗日一條？難道你們覺得失去這個前提還能繼續合作嗎？” 林伯渠答：“這20條沒有修改的余地，不過我可以報告中共中央。也請二兄將此案呈報委座。” 張、王商量后表示：堅決拒絕中共這20條，并拒絕將此案轉呈蔣介石。 這時的國內外形勢，正越來越不利于國民党。毛澤東審時度勢，決定繼續強硬下去。5月31日，他這樣電告林伯渠：“為尊重張、王意見，以利談判，以示我們希望解決問題之誠意，特修改文件內容詞句，請再次提交張、王。請向張、王聲明，擁蔣及執行4項諾言等屢經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為尊重他們意見，故將其加入此次文件。另將20條改為12條，其余8條，作為口頭要求，仍請政府考慮解決。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決，則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誠意可大白于天下。” 中共提出如此強硬方案，若在往常，國民党代表早拂袖而去了。然而，這一次他們不能這么做。一則戰場失利，二則美國即將派副總統來華考察援助條件。蔣介石只好在談判桌上后退一步。 正是： 談判桌子像彈簧， 這邊弱了那邊強。 欲知后事如何，請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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