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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6月28日，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和林彪、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車离開重慶。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 7月2日，胡宗南電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備，待命行動。 7月4日，毛澤東急電董必武：“蔣介石調集二十余師兵力包圍陝甘宁邊區，戰事有在數日內爆發的可能，形勢极度緊張。請立即將上述情況向外傳播，發動制止內戰運動。特別通知英、美有關人員，同時找張治中、劉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6日，朱德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發以万万火急電報給蔣介石和何應欽、徐永昌，要求下令撤兵。同日，蕭勁光分電國民党方四個軍長、十四個師長，呼吁制止內戰。當晚，毛澤東再電董必武：“辦事處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燒掉，以防突然查抄。” 就在這一天，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這樣一條新聞：西安各文化團体曾于第三國際解散后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并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党組織，放棄邊區割据。這條消息，無异于軍事行動前的政治宣傳戰。 7日，毛澤東告知彭德怀：“不得已時恐須一戰。”這天下午，胡宗南部的几發炮彈已落在關中分區八路軍駐軍的前沿陣地8日，中共中央決定發動宣傳攻勢，同時准備軍事力量粉碎國民党可能的進攻。 9日，延安各界3万余人舉行抗戰六周年紀念大會，緊急動員全邊區人民制止內戰，保衛邊區，并發出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正巧這一天，周恩來、林彪一行到達西安。毛澤東急電林、周：“請与胡談后速來延，胡提意見勿与爭辯，只說回延安會商，一切可以和平解決。判斷彼方計划是陳兵邊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則進擊。我已進行全邊區党政軍民總動員，准備自衛。”同日，毛澤東決定從速抽調14個團支援邊區。 在這一触即發的關鍵時刻，蔣介石再次猶豫了。他沒想到這次軍事進逼的計划會這么快地泄露，他更沒想到毛澤東竟能如此迅速地作出各方面的准備。眼下，已不能達到通過軍事進逼迫使中共作原則讓步的目的了。延安動員大會一開，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等地也紛紛開會，發表通電；國民党元老、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續范亭通電全國，呼吁制止內戰；中國民主政團致函蔣介石，正告他“正應共同抗戰，共同建國，以力求政治民主化，經濟民主化，而達到將來世界之大同，尚何憑借武力以內爭之有”？在這种沸沸揚揚的輿論中，如仍按計划發動進攻，政府威信和個人威信豈不損失太大？而且中共已有充分准備，其必拼死一搏，短時間內豈能解決問題？這兩天，美、英、蘇三國大使輪番前來表示反對中國內戰，看來事情复雜了。 蔣介石經過再三權衡，于7月10日電令胡宗南取消進攻延安的計划。次日，蔣介石、胡宗南复朱德6日電，聲明中央絕無進攻的意思。12日，胡宗南下令開始撤退一個師及兩個軍部。 周恩來、林彪在西安停留5天，先后拜會了胡宗南、熊斌、鄧寶珊等要人，于了月16日回到延安。 乘蔣介石猶豫之机，中共中央決定發動一場強大的政治攻勢。 7月12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質問國民党》在《解放日報》以社論形式發表，向國民党提出一連串的質問，警告它必須立即撤退進犯邊區的反共軍隊，糾正一切錯誤。 第二天，毛澤東又親自撰寫這樣內容的新聞稿：“英、美人士對中國政治黑暗，和蔣介石將英、美援助不用在前線打日本而用在補充后方部隊，不大滿意。最近熊式輝在紐約、華盛頓、倫敦的招待會上，都在這些方面受到英、美人士的質詢。” 同日，毛澤東電示董必武：“現在內戰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眾大會通電已于9日用万万火急電發蔣、胡及各方要人，故你處仍應密印散發，表示共產國際解散后我方之強硬態度，借以擊退國民党之無恥反共宣傳。” 7月18日，中共的宣傳戰火力開始指向蔣介石四個月前出版的《中國之命運》。這一天，《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經典’。這本‘經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話說完，就是要在兩年內解決中國共產党，以便實行法西斯主義。” 19日。毛澤東改定陳伯達作為理論家的成名之作《評＜中國之命運＞》，致信博古、陸定一：“陳伯達文章看過改過，送上請閱，請在今日或明日發表，以約5000字登在社論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兩天或三天廣播之，并請廣播兩次。另印一小冊子，亦請在日內印出，印一万五千份。” 21日，陳伯達的這一長文見報了。毛澤東喜不自禁，繼續精心運作。他代中宣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告區党委電，指出：“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一切干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應注意散布到國民党軍隊中去。應乘此机會作一次對党內党外的廣大宣傳，切匆放過此种机會。” 這還不算，毛澤東又電示在重慶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体系，并鞏固我党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要求南方局印譯為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發。 這就是毛澤東的气魄和風格！凡事不做則已，做則做夠，做足，做到位，做到底。比較起來，蔣介石四個月前雖曾通令全國各界通讀他的《中國之命運》，但運作得頗為粗糙，其宣傳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都与中共的宣傳戰不可同日而語，其成效自然也有不小的距离。 這樣一來，陳伯達這位毛澤東的秘書立即名噪全中國，甚至名播全世界。此后，陳伯達又寫過一些轟動一時的文章，從而奠定了“中共一支筆”、“天才理論家”的地位，直至在“文革”中當上操持生殺大權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并進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第四號人物，再后來則被毛澤東親手打倒，最后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名主犯受到審判。這是后話，不提。 再說陳伯達的文章發表后，延安又相繼推出了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誰革命？革誰的命？》与《袁世凱再版》，呂振羽的《國共兩党和中國之命運》，哲學家艾思奇的《＜中國之命運＞——极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等文章。猶如一排排重型炮彈，一齊射向蔣介石以《中國之命運》為代表作的理論体系。 7月25日，意大利法西斯獨裁者墨索里尼倒台。 8月16日，回到延安一個月的周恩來針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撰寫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的報告提綱，從哲學思想、倫理觀、民族觀、國家觀、戰爭觀、政党觀、經濟思想等方面對蔣介石進行了全面系統、淋漓盡致的剖析。 8月22日，毛澤東在董必武報來的《質問國民党》等文發表后的反映材料上，不無得意地寫道：“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痒，唯獨此次打到了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气勢。” 第二天，中國共產党發表《國共兩党抗戰成績之比較》、《共產党抗擊的全部偽軍概況》兩個重要文件。新華社評論道：“蔣先生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曾說：‘沒有國民党就沒有中國。’今觀此二項材料，究竟有如蔣先生所說呢？還是相反：沒有共產党就沒有中國？凡屬國人，必須明辨之矣。” 在這段時間里，美軍參謀長馬歇爾電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情況如何？并勸蔣介石“勿用武力”。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一份備忘錄，以強烈的語气要求將胡宗南等部調往山西抗日，否則美軍將停止援助。气得蔣介石大罵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對他的“干涉”和“威脅”。 蔣介石深感處境不妙，只好倔旗息鼓，鳴金收兵。他下令停止關于取消中共的宣傳，并授意胡宗南停止對陝甘宁邊區的進攻。9月13日，他在國民党五屆十一中全會上不得不再次公開表示：“中共問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然而，蔣的部下体味不出他的難處，使這次反共高潮留下層層余波。9月22日，董必武在重慶參政會會場因反對何應欽對共產党、八路軍的攻擊，受到CC分子的起哄圍攻。董必武憤然退出會議，以示抗議。5天后，剛剛歸順蔣介石不久的盛世才，在新疆殺害了中共一大代表陳潭秋和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 10月5日，蔣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商談尋求緩和雙方沖突的辦法。當日，毛澤東下令：“從10月6日起，解放日報及新華社一切揭露國民党稿件暫時停止，風平浪靜，以示緩和。” 11月12日，在憲政實施籌備會開幕時，蔣介石遇到了董必武。机會難得，蔣介石主動向中共表示友好。 蔣介石說：“上月你和王世杰有過接触，事情還是談一談的好。這些事應該由恩來出面，如請他再來重慶，什么都好談些。” 董必武答道：“我上次向王世杰先生談了，首先國民党得退兵撤圍，使延安免除封鎖，与外界恢复聯系，才能重開談判。如果邊區周圍的軍事狀況不能恢复到6月份以前，恐怕誰談都談不出什么結果。” 蔣介石說：“這點請你放心，我可以人格擔保，決不會在國內動武的。我說了要政治解決嘛，你們可以提條件嘛。” 事情就是這么變化多端。年初時毛澤東對談判很熱，蔣介石卻很冷；如今蔣介石熱了，毛澤東卻又冷了。11月13日，毛澤東在董必武的報告電上批示：“擬答：周三年在渝無事可做，在國民党未真想合理解決問題以前，不擬出來，各事可經董談判，如至真能合理解決問題時，周可以出來。”兩天后，果將此意電告董必武。 毛澤東作出這樣的批示，不僅表明他對國共談判失去了興趣，同時也對周恩來三年來的艱苦談判及其他工作作了某种程度的否定。這也從側面透示出，周恩來這時的日子不太好過。 周恩來、林彪一行是7月16日抵達延安的，當時受到毛澤東、劉少奇、未德、任粥時、葉劍英、張聞天等人的歡迎。闊別三年，使周恩來對延安的生机勃勃的新景象感到震掠和欣喜。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說：“我這三年在外，做的事實在太少了。可是在這三年中間，國際的國內的變化，我們党的進步，卻特別的多，特別的大，我們在外邊也看得格外分明。” 他來到延安前夕，劉少奇、王稼祥已經率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周恩來未用這個概念，但在歡迎會上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我們党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党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党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這時，延安的整風學習已經基本結束，轉入了審查干部階段。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總學委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和情報部部長的康生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使這個運動离開了正常的審查干部工作的軌道。7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屬机關干部大會上作《搶救失足者》的長篇報告。他宣布，從4月中旬以來，已有450人“坦白”了他們是國民党特務或日本特務。他強調：“這次大會是在國民党反共高潮這樣緊急時期的會議，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他聲稱邊區內部暗藏著大批的坏人，特務多如中毛，要把這些失足者“搶救”出來，號召“以堅決的革命精神去進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爭”。 隨后，延安各机關、學校普遍地開展搶救運動，除中央領導人以外，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發、大檢舉、大坦白熱潮之中，造成濃厚的恐怖气氛，出現嚴重的逼供信現象。光是一個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來250個“特務”。國民党統治區的地下党員更是普遍地成為被怀疑的對象。康生等人在中央机關一些單位逼供出了所謂“紅旗党”(意為偽裝紅旗的假共產党)，遂認定甘肅、四川、河南、湖北、云南、貴州、浙江、陝西等十多個省的地下党都是國民党特務控制的“紅旗党”。 周恩來正好這時候回到延安。這些省的地下党組織都是由周恩來領導的，康生卻說它們都是“紅旗党”。作為一向机敏過人的政治家的周恩來，當然明白康生這么做，矛頭是針對他的。他當然也明白，康生說這番話是有來頭的，要不然，康生吃了豹子膽，也不敢狂妄若此。可是，毛澤東為什么默許康生搞這种誹謗呢？周恩來迷惑起來。 好在毛澤東不久即發現了“搶救運動”的嚴重偏差，作出了審干的9條規定，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提”的政策。雖然事實上肅反擴大化的恐怖气氛和逼供信現象仍持續了不短的時間才得以糾正，但隨著國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迅速退潮，使中共中央有可能集中力量組織党的高級干部轉人總結党的歷史經驗。 從9月7日起，中共中央接連召開政治局會議，再度討論歷史問題，主要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机會主義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机會主義錯誤。 王明自1941年10月13日躺進中央醫院以后，陸續有中央領導人前去探望。見了毛澤東、任粥時等，王明表示愿意接受批評，誠心檢討；面對王稼祥、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則每每大吐苦水。他見王稼樣時說：“毛這個人太厲害，眶眺必報，現在整我們，你過去也反對過他，你也跑不了的。”見周恩來說：“現在整風不過剛剛開始，你我錯誤一樣的，一定會整到你頭上去的。”見博古說：“這次是整你我的，不過不用擔心，那邊(指莫斯科)的方式我是知道的。”見張聞天說：“洛甫老兄，這次主要是整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的，尤其是整你的。因為曼努伊斯基說你是我党的理論家，毛听了這話大發脾气。你的教條比我多，我自己不過是因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話都隨便說。” 這些話傳到毛澤東耳中，他別提有多么惱怒和激憤了。他在筆記中，以极為情緒化的語言宣泄出他對王明深惡痛絕的心情：“王明諸人不但沒有起碼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就連一個普通老百姓的知識也都沒有，所以他們寫起文章來，就特別顯得幼稚可笑。”“中國自從有那么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党鬧得烏煙瘴气，白區的共產党為之鬧光，蘇區与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批人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家里有成雄的馬克思主義出賣，裝磺美麗，自賣自夸，只此一家，并無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認。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鏡，才發現其寶號里面盡是些假馬克思，或死馬克思，臭馬克思，連半個真馬克思，活馬克思，香馬克思也沒有，可是受騙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謂慘也已矣！”“我們老爺是一條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竅不通，只知中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指責王明等人“篡党、篡軍、篡政”，“真是所謂不識人間有羞恥事”！ 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再討論歷史問題時，毛澤東第一次坦率地說出了他多年來對王明不滿的兩大原因：第一是他的正确意見長期被壓抑，党的工作不斷受到不應有的巨大損失；第二是無論在江西，還是在延安，王明宗派到處篡党奪權，即使在六中全會以后，延安實際上仍是諸侯割据，一國三公的局面，時至今日，王明一面養病，一面還做破坏活動，向一些同志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党仍存在發生破裂的可能。因為，現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選舉的，而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舉的，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只剩下6人，其中只有毛和劉兩人是受“左”傾路線排擠打擊的，其余多是擁護王明宗派的。也就是說，王明宗派長期控制了中央碼頭，并且打著“國際”旗號，用馬列的招牌，欺騙了党十多年。要清算他們的罪惡，需要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當然，毛澤東表示，即使在內戰時期，錯誤路線的代表也是王明，而博古、張聞天是執行者和發揮者。 毛澤東表明態度之后，一些發言者干脆斷言，王明是“身在毛營心在蔣”。陳伯達說：“王明的心始終都是放在國民党身上，而不是放在共產党身上的，他實際上可以說与共產党是兩條心，對共產党是仇恨的，有許多反共言論，他的理論根本就是叛徒的理論。”康生的發言同樣尖銳，他指責王明的投降主義是有系統的，“他的投降主義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有一套与毛主席對立的路線，他根本上已經成了買辦封建法西斯的代言人。” 在斷斷續續兩個多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最主要的檢討者是博古、張聞天和周恩來。其中，周恩來的發言最長，從11月15日起，斷續講了5天。他從歐洲回國講起，著重談了六屆三中全會以后到這次整風前的情況，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既批評了王明，也檢查了自己在斗爭中的失誤和不足，同時認為“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并說他始終尊重中央，特別是近四年來，他實行的路線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他說：“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沒有這樣反省過。經過這几年的實踐，我對毛澤東的領導确實心悅誠服地信服。” 11月29日，中央書記處委托李富春找仍在休養中的王明談話，要求他主動檢討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以供會議討論。王明看出大勢已去，眾叛親离，只好讓妻子孟慶樹代筆，表示：“一切問題都以党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并聲稱：“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就王明錯誤作出正式決議，在就此下發的有關指示中稱：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會主義路線，自四中全會篡党開始，至五中全會達到頂點，使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這一錯誤路線雖經遵義會議開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會議至1938年9月六中全會期間，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党活動，并且王明本人長期地堅持其錯誤路線，反而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是違背共產國際方針的。 對王明問題定性最重的，是這樣一段話：王明的投降主義。實質上是國民党在共產党內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無中階級隊伍中的反映，是幫助國民党、瓦解共產党的腐蝕劑。 与此相輔相成的，是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員，包括劉少奇、周恩來、任粥時、博古、張聞天、王稼祥、凱丰等，都公開發表文章或講話，竭誠地表達對毛澤東的敬佩与擁戴。“延安沉浸在對毛的一片贊揚和歌頌聲中，每天都有歌頌毛的詩歌和文章。”(韓素音語)應該說，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是在實踐中形成的，他的戰友和同事對他的稱頌也是發自內心的。至于劉少奇這位首先使用“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的人最后竟被扣上“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犧牲品，那是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人都始料不及的。 再說1943年12月底，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根据從重慶和延安的俄國人那里得來的情報，心情焦慮地以個人的名義致電毛澤東，請他不要減少對日軍的軍事行動；不要放棄与國民党的合作政策；不要指控周恩來和王明執行了共產國際建議的統一戰線政策而開展對他們的斗爭，應把他們留在党內并盡量利用他們為党工作；不要在党的干部中造成對蘇聯的不信任情緒；尤其不要相信康生，因為康生所實行的清除党內敵對分子的辦法正在幫助敵人從內部瓦解共產党，為國民党效勞。 1944年1月2日，毛澤東從蘇聯紅軍情報總局駐延安聯絡員伏拉基米洛夫那里看到了這封電報。他當即揮筆寫了一個复電稿，要伏拉基米洛夫譯好后發回去。复電直言不諱，稱： 一、我們并沒有削弱對日斗爭。相反，1943年八路軍在十處地方實行了積极的對日作戰。因此，在1940年和1942年失去的一些地區又奪回來了。八路軍現在的人數達到了50万。1943年的對日斗爭是在堅決的指揮之下的。 二、我們与國民党的合作方針沒有任何變化，1943年了月出現了緊張危險的局面。國民党准備對邊區發動進攻。由于我們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了沖突的發生。1944年還可能發生同樣的緊張局勢，但我們會用我們的政策來努力避免軍事沖突。 三、我們与周恩來的關系是好的，我們毫無把他開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四、王明一直在從事各种反党活動。對此，所有高級干部都已經得到了通報，但我們沒有告訴一般党員，更沒有通知非党群眾。在党的高級干部中討論王明錯誤后，大家更加團結一致。 五、我向您保證并且可以擔保，中國共產党熱愛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蘇聯。我們對在這里的所有蘇聯同志，如伏拉基米洛夫、阿洛夫、雷瑪、尤金和塞洛夫等，都有很好的印象。 六、在我看來，王明是不可靠的。他以前在上海被捕過。几個人都談起，他在監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党員身份，后來才被釋放的。也有一些同志談到了他与米夫的可疑關系。王明進行了很多反党活動。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并不負責審查干部。他們只調查證据确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干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然而，這封電報剛一發出，毛澤東就不安起來。第二天，他急忙找到伏拉基米洛夫，詢問電報是否發走了。他說對季老的電報想了很多，前面的复電可能不十分妥當。他特別解釋了對國民党的策略，強調他不是不要合作；對王明錯誤，不再提王明“反党”和政治上可疑的問題。 5日，毛澤東再次向伏拉基米洛夫談到電報問題。可見這一問題一直在他頭腦中盤旋。 7日上午，毛澤東又一次來到伏拉基米洛夫的窯洞，說他感謝季老在中國問題上所給予的關注。當著伏拉基米洛夫的面，他又起草了一封電報，要求轉給季米特洛夫。電報說： 作為對1月2日電報中我所表明的觀點的補充，今天我愿意再一次向您報告如下：我真誠地感謝您給予我的指示。我將深入地研究它，高度地重視它，并据此采取措施。 關于同國民党的關系，我們正在實行合作的政策。我保證，對國民党的情況將會在1944年得到改善。關于党內問題，我們的方針旨在團結。這一方針也同樣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針對党內形勢做了工作，党的團結相當地改善了。 我請求您冷靜下來。所有您的想法，所有您的感情，都深深地打動了我，因為我的想法和感情實際上是一樣的。 這封電報發出，毛澤東才松了一口气。看來，一向以強硬、果斷和气魄宏大著稱的毛澤東，有時還是謹慎小心的。 正是： 近憂緣自無遠慮， 十年河東又河西。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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