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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12月16日，林彪在張治中的陪同下，第二次前去見蔣。行前，周恩來向其囑咐了談話的要點。 林彪表示擁護國民党十中全會宣言和決議的新精神，并說：“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國難宣言中所列四條，与十中全會對我党的各項要求完全一致，沒有什么分歧，我們不但過去遵守自己的諾言，而且准備將來也遵守這一諾言。” 蔣介石微笑著說：“這就好，這就好。我早就說過，只要服從命令，大家在統一的政令下為國為民工作，問題都不難解決，各党派、政治團体也是可以集中起來的嘛。” 林彪連忙提出了實行“三停三發兩編”的要求。 蔣介石顧左右而言他，繞開具体問題，端著校長的架子，許著空諾：“這個這個，你們要相信我，只要我活著，解決問題總要公道，不讓你們吃虧的。具体事情么，你們同張文白多談談。你也不必太匆忙，出來一次不易，可以在重慶多住一段嘛。” 然后，就閒聊起重慶的名胜、掌故來了。 當天晚上，周恩來、林彪致電中共中央，主張主動找張治中談下列問題：一、中共合法化，同意國民党到邊區和敵后組党辦報；二、軍隊擴編至一定數目；三、邊區改行政區；四、作戰區域戰后重新划分。 12月18日，毛澤東回電原則同意這么做，強調新四軍也在擴編之列，部隊調動目前只能做准備。 12月24日，周恩來和林彪一起走進張治中的公館，雙方舉行預備談判。 張治中听周恩來講中共已擬了個初步談判條件，忙問：“你們帶來了嗎？快拿給我看看。” 周恩來說：“我和林師長反复磋商了几天，早背得爛熟了，背給你听也是一樣的。” 張治中道：“先別急，待我拿紙筆記下來。” 林彪笑道：“那就有勞張部長了。” 于是，周恩來口述，張治中記下了這樣四項條件：一、党的問題。共產党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國民党可到中共區域辦党辦報，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二、軍隊問題。中共軍隊擴編為四軍十二個師，按中央軍隊待遇。三、邊區問題。依現有區域改為行政區，直屬中央，改組華北地方政權，實行中央法令。四、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備工作，保證戰后完全做到。情況許可時(如反攻)可磋商部隊移動事宜。 張治中讀了一遍，問道：“恩來兄，林師長，抄文是否有誤？” 林彪說：“一字不差。” 周恩來說：“如認為這些條件可以談，就請委座指示林師長留在這里繼續談，如認為相差太遠，請蔣先生提出具体方針，交林師長帶回延安商量。” 張治中說：“我一定報告委座，請委座定奪。” 林彪問：“不知張部長對這四條有何高見？” 張治中說：“我本人覺得中共确有讓步，也确實具有合作的誠意，所以心里很高興。”轉而又說，“其他各條都可以，唯第四條似太困難，為什么軍隊不可以實行中央化呢？” 周恩來說：“中共方面已經盡最大可能作了大的讓步，國民党方面也應當作些讓步，一些具体問題應該是不難解決的。” 接下來的情形，張治中20余年后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這四項，我當時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條款……親筆謄寫一份送給蔣看。蔣隨即召開一次臨時的軍事會議。會議中蔣先不置一詞，只問大家有什么意見。當時發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態度嗤之以鼻者。他們對第一條，根本就不愿意給共党以合法地位；對第二條，認為一下擴充為四軍十二師，辦不到！對第三條，倒少表示意見，只說應由政府決定；對第四條，認為措詞含混，應該先遵照皓電規定，把軍隊撤到黃河以北。總之，充滿了偏見与近視。在會議上我雖然一再解說，還是撤不過他們。蔣始終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說贊同，最后說：“好吧，再說吧！”這樣就擱下來了。其實，本來應該而且可以接受的條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將軍徒然虛此一行了。 轉眼到了1943年。1月9日，周恩來、林彪再次同張治中晤談。張治中說：“你們所提四項与中央希望相距太遠，与何、白皓電相距也遠。党与政府兩項倒還問題不大，但軍隊必須限期北移，再說中央正准備將600万軍隊裁減至400万，你們反要求擴軍，而且要編十二個師，這是說不過去的。” 周恩來忙解釋：“所提四項与皓電精神并無不合，距离只在軍隊的數目和移動的時間，分歧并不大嘛。” 張治中有點無奈地說：“我已盡力了。以后你們還是要找何、白。” 林彪追問：“校長是什么意見？” 張治中答：“委座說好吧，再說吧。” 林彪再問：“這是什么意思？” 周恩來苦笑道：“委座的意思是等一等再說，你就在重慶等吧。” 1月10日，毛澤東收到了周、林二人的報告。次日，中共中央專門為國共談判問題召開政治局會議，會后電台周、林：“將情況進一步詢問清楚后，中央再討論決定。” 周、林又几次會見張治中，仍未談出什么結果。 1月16日，毛澤東開始怀疑蔣介石的本意。他電告周、林：“被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為談判基礎以及何、白為主持人，除面子問題外，是否還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陳宏漠、鄭延卓几次表示部隊目前絕對無法移動，不是不愿移，而是無地方，無路走。具体解決問題時机目前是否已經成熟？是否等蘇聯更胜利、國民党抗敵更需要我們時較為有利？” 于是，談判進入擱淺狀態。 話分兩頭。再說1942年6月初，日軍進攻中途島美海軍基地慘遭大敗，損失大型航空母艦4艘，重量級巡洋艦1艘，各种飛机400余架。8至10月，美軍進行所羅門群島南部的瓜島登陸作戰，日軍從此處于戰略守勢。在蘇聯戰場，蘇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由防御轉入進攻。北非戰場上的英軍也開始進入反攻。在此形勢下，日軍被迫取消了進攻重慶的5號作戰計划。 中國戰區的戰略地位無形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隨之上升。10月1日，美國總統特使威爾基訪問中國。接著，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應邀訪美。 宋美齡11月2了日到達美國，第二天就會見了羅斯福夫人。她高雅的風度和适度的談吐，立即博得了羅斯福夫人的歡心。羅斯福夫人仿佛不是在听宋美齡說話，而像在欣賞一件藝術品一樣，最后競欣喜地上前親了一下宋美齡的臉頰。事后對人說：“我很想幫她任何的忙，我要照顧她，就好像她是我的女儿一樣。” 羅斯福夫人將宋美齡安排在白宮，孔家的儿子与女儿亦即宋美齡的外甥、外甥女連同兩個護士一道搬進了白宮。孔二小姐經常身著男服，總是被羅斯福總統誤稱為“我的小男孩”。由于來時正患蕁麻疹，宋美齡自備絲綢床單，每天一換，如果午休，也要換上一回。 在一直持續到次年5月的漫長訪問中，宋美齡始終以最优雅的姿態頻頻拋頭于政界和社交界，激起了不小的贊揚之聲。2月18日，她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那天，她身著典雅的黑色旗袍，儀態优美，神情自若，一口標准的英語十分動听。議員們全場起立，熱烈鼓掌達4分鐘。她演講的主題是：戰胜日本比戰胜德國更為重要，美國應該讓它的人民去中國戰斗，而不應該在太平洋花費那么多的力量。當她說到經過五年半的抗戰，中國人民相信“与其忍辱接受失敗，不如光榮地冒失敗之險，去爭取胜利”時，歡呼的掌聲達到了高潮。《生活》周刊一位曾在現場的記者不無夸張地報道，議員們全都被夫人的風采、嫵媚和才華“吸引了……惊愕了……絛亂了”。 宋美齡談話的第二目的是使中國躋身于世界四大國之列。她詳盡地敘述了自己對和平進程和戰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國立即采取行動，發起研究戰后問題的四大國會談。 這几個月，宋美齡達到她一生事業輝煌的頂點。僅美國各大學授予她的名譽博士學位就有16個之多。同時，美、英決定為中國抗戰增加貸款。 宋美齡向羅斯福總統辭行時，雙方作了最后會談。事后，她立即將談話結果電達重慶，向她的丈夫報告： 一、羅斯福允派美軍二師，赴緬作戰，于9月准備完畢。 二、丘吉爾對于由緬甸發動總反攻之事未必履行。 三、關于大連、旅順、台灣由中、美海空軍共同使用事，羅斯福表示同意。并謂候中國方面准備完妥后，美軍即可退出。 四、羅斯福之意，朝鮮可暫由中、美、俄共管。 五、前國際聯盟交由日本管理丰太平洋各島，羅斯福意，戰后可由聯合國接收，組織暫時共管。 宋美齡訪美，為几個月以后的羅、丘、蔣開羅會議敷設了路軌。 作為國家元首，蔣介石眼見得要与世界大國平起平坐了，他的興奮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一百年了，中國受盡屈辱，有誰取得了他這樣的成就呢？回顧歷史，瞻念前途，他決定掀一掀輿論，進行一下思想灌輸。 1943年3月10日，由陶希圣起草、由蔣介石署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重慶出版了。書中認為中國的民族恥辱和其他現代弊端大都是不平等條約所造成的，聲稱“沒有中國國民党，那就沒有中國”，“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國民党”。同時，該書強調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把十年內戰的責任加在共產党身上，稱敵后根据地和八路軍、新四軍為“變相的軍閥和新式割据”；鼓吹“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今后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大家如不肯徹底改變封建軍閥的作風和根本沒有放棄武力割据的決心，那就無論怎樣寬大，決不能發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合理的方法了”，暗示將以武力解決共產党。 這本書無疑為國共兩党關系埋下了一顆炸彈。只是它出版之時，周恩來和林彪尚在重慶等待進一步談判，才沒有立即爆炸。毛澤東這時對延安的情況是頗為樂觀的，他2月9日致電周恩來、林彪：“邊區財政難關已度過，現党政軍積蓄資產值邊幣五万万以上，今年決定大發展農、工、鹽、畜生產，提出丰衣足食口號，如不遭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丰衣足食。邊區高于會展開徹底的自我批評，對過去歷史，當前任務，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諸問題，都獲圓滿解決，气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 這時，國共之間又發生了一次軍事磨擦。磨擦的主角，還是兩年多以前的那位韓德勤。 3月中旬，日、偽動用10万兵力，掃蕩淮東地區。在新四軍對日偽的反掃蕩作戰中，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總部特務營和保安第三縱隊王光夏部等，西渡運河，侵入新四軍淮北根据地的中心地區，經多次勸說、警告其退出，均無效，韓部捕殺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人員，收繳地方武裝槍支，搶掠財物等，遂引發新四軍与韓部的沖突，在沖突中韓德勤被俘。 3月28日，周恩來、林彪打听到前往印度視察遠征軍的何應欽已回到重慶，忙去會見，詢問他對中共三個月前所提四項條件的態度。 何應欽說：“我的態度很明确，兩中半以前的蜡電都講清楚了。” 周恩來說：“蜡電的原則我們實際上業已接受，只是對開拔的時間与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何應欽說：“接受什么？晤電規定的時間早已過去，新四軍已成叛軍，還有什么好談的？” 周恩來說：“國民党方面一再強調中央提示案，現在我們已作大的讓步，同意以中央提示案為談判的基礎，所提四項与此案并無原則分歧，為什么不能進一步商談呢？” 何應欽一聲冷笑：“先不要扯那么遠吧！目前最要緊的是精誠團結一致對外，尤其在淪陷區內，雙方部隊應協同合作，不能再有磨擦發生。最近我接到前方几個電報：敵偽猛犯淮東韓德勤部后，各部向敵包圍困外轉進，我一一二團至漣水北六塘附近，即受前新四軍殘部之圍攻，不得已向西轉進，沿途复遭該軍之截擊，損失慘重。韓主席發完此電后竟再無消息。前新四軍三、四師乘韓部顧軍西開，傾全力向韓主席駐地襲擊，獨立第六旅和王光夏部毫無防備，致全部潰散，王、李兩旅長均殉職。現在新四軍主力由陳毅率領繼續向西侵襲中。据報，韓主席被新四軍劫往洋河鎮。周先生、林師長怎么解釋此事？” 周恩來說：“据我所知，敵偽掃蕩時，韓主席曾派人与陳毅商討共同抗敵辦法，陳亦認為必要，故結果极為圓滿。陳毅与韓主席年來相處得不錯，韓主席已划定地區為新四軍防地。當顧部突圍轉進，一部人新四軍駐地范圍，因此雙方發生沖突。后來陳毅赶到，經協商，已將人械全部歸還。至于韓主席被劫，王、李旅長殉職等事，我尚不知情。想來不會有這等事發生，若有也必有緣故，待我查一查再向你報告。” 看來，毛澤東似乎未將后一段的情況告訴周、林。其實，早在3月19日，毛澤東即复電陳毅、饒漱石，同意新四軍釋放韓德勤。23日，書記處會議決定：“如韓德勤同意向西去，則發還一部分人槍就地解決問題；如韓不同意西去，則暫留一時期，在國民党表示態度后解決。” 3月25日，陳毅由新四軍軍部到達第四師師部，主持与韓德勤的談判。兩天后，他建議在蔣介石對韓德勤問題下決心以前，主動送韓出境。29日，中央同意陳毅的意見，但要求陳与韓訂立一合作抗日密約。4月1日，陳、韓簽了一份會談備忘錄，禮送韓德勤出境，并發還人槍。 由于國民党方面對中共所提四項要求的態度十分曖昧，對中共提出以“中央提示案”為談判基礎的建議反應冷淡，加之近一段國共磨擦驟然增多，毛澤東于4月3日作出判斷：“种种跡象使我們怀疑國民党欲改變十中全會政策，尋找借口停止談判，并向我們作進攻行動。” 對于何應欽關于國共磨擦向中共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央書記處指定由葉劍英起草一份電報予以答复，但暫不發表，意在先取守勢，待國民党方面有進一步的反共表示時再行反駁。 5月初，因國際形勢好轉，毛澤東指示各方面暫時不要刺激國民党。 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已經在党內完成了組織上的所有准備工作。 毛澤東發動整風本身，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從政治、思想、組織上實現一元化領導的重要意圖。實現最高領導層的調整配備，正是題中應有之義。 于是，劉少奇的地位引人注目地急速上升了。 劉少奇本是中共最早的成員之一，1921年5月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歸國后一直從事工運領導工作，六屆四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央委員，五中全會人選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屢屢被批評為“右傾”。遵義會議后，劉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到陝北后即被派往天津領導華北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抗戰開始后，劉力倡獨立自主和開展華北游擊戰爭，与毛遙相呼應。劉主持華中局工作后，新四軍工作亦開展得有聲有色，因而備受毛澤東的欣賞。 到1941年9月會議時，劉已被党內眾多領導干部視為毛澤東以外另一位正确路線的代表。陳云稱贊“劉是代表了過去10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确路線的”。王稼祥說：“過去中國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在白區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辯證法。”任粥時、康生也都將劉与毛相提并論，認為當年如果臨時中央由劉少奇負責，白區的情況將會完全不同。因此，當時的會議已經認為，“劉少奇同志將來的地位要提高”。會議結束不久，毛澤東在起草“決議草案”時，也特別點了劉的名字，稱贊其在白區工作時的貢獻。10月，毛澤東更兩度電召劉少奇來延安工作。只是因為劉一行通過日軍封鎖線頗費周折，再加上山東根据地領導人之間出現矛盾，毛澤東令其暫留山東幫助解決，所以才耽擱下采。 1942年的最后一天，劉少奇輾轉回到延安。兩個月后，仍擔“總負責”之名的張聞天也被召回延安。政治局很快進行了三次討論，由任粥時擬定机构精簡調整方案，劉少奇提議毛為主席，大家一致擁護，遂于1943年3月20日正式通過了《中央机构調整及精簡決定》。 決定指出：“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党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据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机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粥時三同志組成之，澤東同志為主席。會期不固定，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与此同時，政治局決定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作為書記處的助理机關，歸口管理各類党的部門。前者由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丰四人組成，毛為書記；后者由劉少奇、王稼祥、康生、陳云、張聞天、鄧發、楊尚昆、任粥時8人組成，劉為書記。 從這一天開始，毛澤東完全确立了自己在中共党內的一元化領導權威，不管是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成了至高無上的第一把手。而劉少奇作為得力副手，毛澤東產生了如虎添翼之感。所謂“气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正是指此。 引人注目的是，張聞天、王明均正式失去了原來的位置。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周恩來也离開了書記處。當然，也可以用周自己說的“我這三年在外，做的事實在太少了”來解釋，但理由總不是那么充分。 在中共中央剛剛形成新的領導核心之時，一場颶風隨即刮來了。 5月20日，毛澤東收到了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發來的電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將于5月22日公布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請中共中央急速討論這一提議，并將意見告知。” 毛澤東迅速召集政治局會議討論此事，決定先由毛澤東复電表示同意此提議，待提議公開后，中央再作決定。 据當時莫斯科派駐延安的聯絡員報告說，毛澤東在會上明确指出共產國際的存在太久了，它不能理解中國革命的條件和需要，因此是該解散了。還說，毛澤東特別批評了党內那些不听中央的話、只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話的人們。据說王明告訴俄國人說：“毛和他的擁護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雙手被解放了，道德上的責任感也不會有了。尤其能夠說明這一點的，是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的話：現在可以舉行党的代表大會了。” 5月24日，毛澤東電告周恩來：“共產國際解散，中央即將召開會議討論中國的政策，請你即回延安。” 5月26日，收到《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討論通過了一份這樣的決定：“自即日起，中國共產党解除對于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种義務。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時期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命，包括對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盡一切可能給予的援助。在現在的各种條件下，各國共產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歷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比較其繼續存在，更加有利的。共產國際的解散，將使中國共產党的自信心与創造性更加堅強，將使党与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党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國共產党人是馬克思列宁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列宁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党人必將繼續根据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宁主義，以服務于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蔣介石和國民党人得到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立即興高采烈起來。在他們一貫的觀念里，中共如果沒有蘇聯撐腰，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揮，便會一事無成，甚至頃刻瓦解。這時，他們對國共談判更加失去興趣，反而醞釀借机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們呼喊：共產國際解散了，中共作為它的一個支部，也應該解散。在具体處理辦法上，出現了兩种意見：一种主張要共產党交出軍權、政權，組織可以合法；另一种主張要共產党同國民党合并。兩种意見，紛紛揚揚，無法統一。 6月4日，張治中約見周恩來，說：“何應欽稱前方磨擦繼續，情況不明，談判須擱一擱。” 周恩來說：“談判暫擱是我們意料中事。在這种情況下，林彪決定回延安，什么時候談可再來。我自己也打算回延安，以便延安了解外間情況，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并希望同林彪再見蔣先生一次。” 張治中將情況報告蔣介石，三天后，蔣即會見了周思來和林彪。這次見面純粹是禮節性的，未談什么實質性的問題，不過蔣倒是痛快地表示允許周、林回延安。這是皖南事變后一年半來蔣第一次答應周的回延要求。 6月9日，毛澤東复電周恩來：回延宜速，勿耽擱。 就在這一天，何應欽、白崇禧、胡宗南在陝西耀縣舉行軍事會議，策划進攻陝甘宁邊區。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准備分9路閃擊延安。 一時間，戰云密布。 正是： 夏日恰似小儿臉， 風雨陰晴在瞬間。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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