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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毛澤東這時确實正患感冒。8月17日，毛澤東電复周恩來：“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楷林或朱赴西安見蔣則更好。”這份電報是以中共中央書記處名義拍發的。這似乎可以說明，毛澤東尚在猶豫。 毛澤東在權衡見蔣的利弊得失。是他一個半月前主動提出見蔣要求的，如今再反悔，合适嗎？一月前周恩來見王世杰、張治中，張、王明确提出進一步商談要以何、白1940年“皓電”即“中央提示案”為基礎，當時中共未表態，現在是否到了可以表態的時机？當年此案所以讓毛澤東怒發沖冠，是因為他擔心部隊北撤過程和北撤完成后，中共軍隊受日軍和國民党軍南北夾擊。如今，英、美在太平洋戰場已穩住了陣腳，相持階段已經到來，日軍的攻勢已超過极限，此后就要走下坡路了。一旦日軍戰敗，如果中共部隊均在黃河以北，不是立即就可以出現個南北朝局面嗎？到那時再与國民党說話，不就可以乎起乎坐嗎？如能直接見蔣，提出遵兩年前“中央提示案”，蔣很可能答應，還可能作一些別的讓步，這樣，戰后將有一個好的局面。 思前想后，到19日凌晨4時半，毛澤東下了決心。他以個人名義電告周恩來：“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我感冒已10日，過几天要動也可以動。關于我見蔣，中央亦尚未作最后決定。” 素知蔣介石為人的周恩來仍不同意毛澤東見蔣。他有他的道理：目前蔣介石雖然有了用政治辦法解決國共關系的意向，但具体問題尚未涉及，對共產党的壓迫毫無減輕，會晤地點又在西安，因此覺得蔣、毛會面時机略早。19日，他將自己的考慮電告毛澤東：“你与蔣即會面似嫌略早，最好林或朱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隨其來渝，亦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气；一俟具体談判有眉目，你再來渝，便可見渠。” 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先派林彪去見蔣，毛見不見蔣視情況而定。按說，這件事可以畫上句號了。然而毛澤東并未放棄原來的想法，反而越想越覺得應該見蔣。8月29日，他又電告周恩來：“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彪見蔣，然后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候林彪見蔣后即确定我去時間。” 周恩來對此電沒有回复，顯系不以為然。 9月3日，毛澤東再電周恩來，重申親自見蔣的重要性：“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机會及蔣約見机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應准備答應他。蔣在蘭州頓了半個月，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備在蔣電約后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机不可失，時不再來。如今形勢未明，蔣介石可能會答應兩年前的條件，等形勢明朗后，誰都能看出中共軍隊移歸黃河以北的用意，蔣介石還會答應嗎？毛澤東看中的是机會，他知道這种机會并不是隨時存在的。再說，以蔣介石的地位和性格，這次若邀不到毛澤東，他還會輕易開這种口嗎？君無戲言啊！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蔣介石再邀毛澤東見面時，日本人已經投降了。 周恩來不得不認真對待毛澤東這封電報。他反复考慮兩天，于9月5日電复毛澤東，全面闡述了他的看法和建議。電報全文如下： 我們認為見蔣時机尚未成熟。其理由：(一)蔣雖趨向政治解決，但他之所謂政治是要我們屈服，決非民主合作；(二)蔣對我党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并即大部消滅；(三)蔣對人的觀念仍包藏禍心(即打擊我党領導，尤其對毛，西安事變后尚想毛、朱出洋，時至今日猶要葉挺太太勸葉悔過自新，吾屢次請回延不理，此次我在電答時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來亦不許)，因此可說他對我党我軍及民主觀念并無絲毫改變。 次之，在局勢方面，并非對我有利：(一)蔣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一面承認日寇有續攻中國可能，而英美一時無大力援華，且反內戰，但何(應欽)等卻看到蘇聯今日處境需要對華讓步，英美亦須中國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決西北及國內問題。(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歷年主張的發展，而他卻認為由于蘇聯讓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為謀改善根本關系，而蔣則可利用此机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蔣毛見面的前途可能有兩個：一、表面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面散。二、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后，借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此著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損失太大。我們提議林出勿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及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再定毛是否出來。 毛澤東終于采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他從周恩來的電報中，不僅看到了分析問題的周密和精明，更看到了一种發自肺腑的誠懇。過去的地位曾經高出于他的周恩來如果不是把他視作中國共產党無法替代的靈魂，是絕對寫不出這樣的電報的。因此，他沒有因為自己一再堅持的意見被否定而產生不快。 9月8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指示中強調：(一)林彪見蔣時，關于我見蔣應說我极愿見他，目下身体不太好，候身体稍好即可出來會見，不确定時間，如張文自愿來延則先歡迎他來延一敘，如此較妥。(二)我們与民主政團及地方軍隊的合作，應服從于國共合作，國共合作是第一位的、決定性質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質的，如果二者發生矛盾，應使第二位服從第一位。這是基本原則，必須堅持。(三)目前似已接近國共解決懸案相當恢复和好時机，對于國民党壓迫各事，應极力忍耐，不提抗議，以求懸案之解決与和好恢复，并請注意。 与此同時，毛澤東還先后向陳毅、朱端等地軍事領導人打招呼、告訴他們：目前是极力爭取國共好轉、恢复兩党談判的极好時机，因此，須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設法与周圍國軍取得和解、改善關系。 9月14日，林彪按預定方案從延安出發，前往西安見蔣介石。誰知天公不作美，自8月底以來，陝北下了一場數十年罕見的大雨，山洪爆發，路面被沖坏，林彪的吉普車几次拋錨，所帶5名戰士不得不沿途修路。這樣停停走走，17日才輾轉到達西安。林彪顧不得更換沾滿黃泥巴的鞋褲，急忙去找師兄胡宗南。 胡宗南一見面就埋怨道：“你們是怎么搞的嘛！反反复复，猶猶豫豫，拖拖拉拉。現在倒好，委座已回重慶了。” 林彪有苦難言，只能答以道路難行，然后問：“校長留沒留什么話？” 胡宗南已無年初的熱情，淡淡地說：“沒留什么話，看樣子很生气。校長日理万机，早定下的事，你們這么久不知都在做什么！” 林彪只好請示延安。 毛澤東在林彪動身的第二天即15日就得到了蔣介石已回重慶的消息。他15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自蘇德戰起，英美蘇好轉直到今天，國共間沒有大的沖突……我們估計這個好轉的總方向已經定了，目前任務是促成談判，促成具体解決問題，故應避免一切枝節，极力表示好意。林彪昨晨已乘車起身，聞蔣介石已返渝，我們仍要林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開商談門路。” 毛澤東通知林彪，讓他追到重慶去見蔣。 經過周恩來在重慶和林彪在西安分別活動，蔣介石同意了林彪赴渝的要求。 10月7日，林彪乘飛机到達重慶。蔣介石先讓張治中与林彪周旋，在摸清林彪來意后才決定見他。 10月13日，林彪在張治中的陪同下，在曾家岩張治中的公館“桂園”与蔣介石見面。三人當年都在黃埔軍校，是上下級和師生關系，如今卻分別代表國共雙方舉行談判，頗有戲劇性。 互致問候之后，林彪首先轉告：“毛澤東先生极愿意晉渴校長，只是近來偶染傷風感冒，身体欠佳，不能如愿前來，深抱歉意，請校長諒解。” 蔣介石似乎并不介意，連說：“沒有關系，沒有關系，請你代為轉達我向毛先生問好。你這次來渝，毛先生有什么意見讓你轉達嗎？” 林彪說：“我未動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到校長電報，毛澤東先生即提出中央會議討論，并約我數度談話。他強調要我轉達中共對于抗戰建國之觀點、國內統一團結及對委座之期望等問題。” 蔣介石頗感興趣，說：“愿聞其詳。” 林彪從容說道：“先說抗戰建國。此次世界大戰，同盟國必獲最后胜利，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中國抗戰的胜利毫無疑問。如今，德日的力量，業已盡量使用，已到戰爭的轉折關頭。德國傾全力尚無法解決蘇聯問題，待第二戰場開辟，其必無以應付。英美對于日本，將來必從太平洋以海空軍合力反攻，我國与蘇聯亦可協同從陸上進擊。校長高瞻遠矚，早說過日本之敗必從海上開其端……” 林彪見蔣介石靜靜地傾听著，不時點頭，便繼續說道：“我國抗戰目的在建國。我國建國之條件，較之并世列強，獨為优厚。我曾旅居蘇俄，那里民族复雜，歷史傳統与語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凍，農作物种類稀少，人口少于中國一半以上，他們卻在上次世界大戰后20年完成建國大業，至今乃能抵抗世界最強大之德國。其政治上團結、向外學習先進技術等經驗，可供我們效法。英美各國自然條件也不如我國。我處亞洲大陸之上，東連太平洋，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戰時可出兵員三四千万，且堅毅勇敢，堪稱舉世無匹。所以說，我國雖然落后，但論建國條件，堪稱世界第一。我們目前是要建設一個以總理的主義与校長的領導為根据的新國家。” “很好，說下去。” “國內的統一与團結，至關重要，這是建國成功的基礎。我來之前，毛澤東先生一再強調：今后兩党應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現在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我們不僅現在要擁護委座，即到將來，亦必擁護。此三句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成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蔣介石點點頭，示意林彪繼續講下去。 “我党名稱雖為共產党，實際即為救國之党。党的組成分子，老輩同志大抵是辛亥革命的參加者，后一輩當初大多首先加入國民党，爾后轉入共產党。我個人的經歷也可說明。當時，激于救國之熱忱，本于救國之一念，故投身黃埔，加入國民党。至今在我腦子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全是校長當日的教誨。雖然加入共產党十几年了，我的根本思想仍在救國，這一點無任何變化。有人說共產党人多為共產主義的書本知識所蒙蔽，我看不然。可以說，中共党員皆未讀過很多的共產主義書籍，只是目擊中國現實之不堪，激于義憤，為雪恥救國，才加入的。因此，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也不能照馬克思、思格斯、列宁与斯大林之具体辦法，依樣執行。他們所主張所實行者，未必能依樣實行于中國。即如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之革命救國方略，委座對目前抗戰建國所規定之方針，中共均無异議，极表贊同。雖因彼此作風各异，一時尚難強同，但兩党之間确無鴻溝可言。既然如此，理當共遵三民主義与抗戰建國綱領，無違國民之公意，共趨團結抗戰、統一救國之鵲的，在委座的領導下，為最后成功奠立穩固基礎。” 這時，蔣介石講話了：“我對團結統一是有誠意的，這不是政治手段，希望大家在統一政令下工作。國內政治問題，我希望整体解決，而且越快越好，不要零零碎碎，拖拖拉拉。只要我一天活著，我就會為此努力。我奉行公道原則，不會讓你們吃虧，這點可放心。” 林彪進而表示：“過去外面議論國共分歧之所在，不外主義与党的問題，但此二者皆可趨于一致，即共產主義与三民主義實具共同之理想，所謂‘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即此兩主義根本一致之觀點。” 蔣介石越听越高興，反過來贊揚共產党：“中共是愛國的，有思想的，有許多的人才。國家是愛惜人才的，并一視同仁。這方面有教訓。若國共問題解決，國家必能一日千里。”說到這里，蔣介石表示對共產党藥品可繼續供應，并當場讓張治中轉告何應欽負責發給。 林彪接著說：“我們認為，目前尚有一种思想影響抗戰，這就是有一部分人總是希望挑起內戰，如果真發生這种慘劇，抗戰建國必前功盡棄。” 蔣介石挪挪身子，看看表，露出不耐煩的神色。 林彪固執地說下去：“委座高瞻遠矚，當能看到這种危險，并盡力抑制這种錯誤思想的蔓延。中國不能再打內戰了。不過，万一內戰不能避免，中共也不害怕。中國地域遼闊，回旋余地大，一處不能固守，他處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而且我國經濟尚在自給自足時代，到處可以种棉織布，生產稻麥，雖至山地，也有苞谷可食。故就經濟條件而言，對于國內党派問題，亦不是用兵所能解決……” 蔣介石越听越不耐煩，臉色一沉，截住林彪的話頭：“你在重慶准備待多久？” 林彪說：“我還要晉謁何總長，閒時還要看看老同學。” 蔣介石說：“好吧，你在离渝前，我再找你談話。” 林彪說：“尚有具体事項須請示委座。” 蔣再看看表：“具体問題你們同文白他們談吧。” 林彪抓住時机，直截了當地說了一句：“校長，新四軍問題尚沒解決呢！” 蔣介石勃然變色，气惱地說：“你們既然擁護政府，擁護委員長，卻又提新四軍，這等于不承認政府，新四軍番號已經撤銷了，你今后切匆再提新四軍，再提我是不听的。你是我的學生，我才說這個話，我對別人沒有這樣說過。” 張治中急忙打圓場，林彪也不好再說什么，談話就此中止。 林彪回到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問：“談得怎么樣？” 林彪說：“校長大人不過講了十來句話，能怎么樣！” 周恩來一笑：“這么說，校長今天做學生，盡听你講了。效果如何？” 林彪一搖手：“我看哪，白講了。”遂把談話過程講了一遍。 周恩來歎了口气：“這扇門真不好開喲！” 10月16日，周恩來、林彪應約去見蔣介石指定的談判代表、接替陳誠擔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 林彪說明中共有几十万軍隊在敵后抗擊日軍，提出了“三停三發兩編”的要求，即：停止全國軍事進攻，停止全國政治進攻，停止對《新華日報》的壓迫；釋放新四軍被俘人員，發餉，發彈；允許將中共領導下的軍隊編為兩個集團軍。 林彪剛一說完，張治中便截斷話頭：“共產党不要再提老一套，如果真想緩和空气，最好多談一般原則，不涉及具体問題為好。如果真要解決問題，則必須改變態度，不可片面要求國民党方面讓步。” 周恩來說：“文白先生，不解決具体問題，怎能進一步改善國共關系，增強團結？” 張治中說：“談得太細為時尚早。你們應先同各方面多談談，然后再同我來談。” 于是，周恩來、林彪轉身去找軍令部次長劉斐。劉斐爽快地答道：“你們提出的一切都可以談，不過委座命張部長負責談判的事，你們還是找他先談為好。” 周恩來、林彪從國民党方面來回踢皮球判斷：通過談判解決兩党間具体問題的時机尚不成熟。然而毛澤東仍在作著樂觀的估計，認為中共的條件合情合理，國民党方面不難接受。10月25日，他致電周恩來轉林彪：“第一次見蔣時，是否談到了我見蔣的問題，如未談到，第二次見蔣請提出，征詢他關于會面的時間、地點等。李宗仁對李先念打得很凶，請找張治中一談，要求停止進攻。” 周恩來不得不再次寫長電勸阻毛澤東。周恩來分析道：蔣介石及其他國民党要人都傾向于以政治解決代替全面軍事破裂，但是，他們并不急于解決而在拖延時間，他們政治解決的中心仍以能否服從調遣、變更防地為前提，他們不先開口，是要看中共方面能作出什么讓步。周恩來預測，蔣可能采取以下五种對策：一、如不解決具体問題，則目前可在表面上緩和，而實際上絕不放松壓迫；二、如愿解決具体問題，必須我先讓步(必須是軍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讓步)，我不可能有具体收獲；三、如我們只作口頭上讓步(如表示愿听調遣，但有實際困難，一時尚難移動等)，則他們亦照常口惠而實不至(如中條山戰役時答應發購彈，二屆參政會時答應釋放時挺)；四、如我們能做某些地區的讓步(如東江游擊隊改編、湖北撤退等)，他們也可實行某些讓步(如“三發”等)，但不會實現我們的全部要求；五、如向蔣提出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調遣事，“蔣必沉默不語，必使關系弄僵，不利于形勢之緩和”。 据此，周恩來主張采取靈活的做法：在林彪第二次見蔣時，不提全部要求，或只談原則不提具体問題，或提到愿听調遣，但有困難；而對張治中，除要求停打外，還談防地問題，說明我們愿听調遣，但還有困難，或進一步提到某些防地未嘗不可移動，但必須解決許多困難，就此提出要求。 對采取這些做法的后果，周恩來作這樣的預計：“如此，林此來可完成兩個任務，一是緩和兩方表面關系，二是重開接洽之門。若要超過此种任務，則非在防地上大讓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毛澤東完全打消了近期見蔣的念頭，10月28日复電周恩來：“同意所提方針，重在緩和關系，重開談判之門，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問題均不提；林在二次見蔣后即回延。” 蔣介石當然不是想見就能見到的人。林彪在重慶又住了一個半月，才于12月14日接到了二次覲見的通知。 這個通知來之不易。 11月中旬，國民政府行政院販委會派遣糧食部參事鄭延卓擄款30万元專赴陝甘宁邊區賑災。 11月27日，國民党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了特种委員會《關于今后對共產党政策之研究結果案》，公開表示：“對共產党仍本寬大政策，只要今后不違反法令，不扰亂社會秩序，不組織軍隊割据地方，不妨礙抗戰，不破坏統一，并能履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國難之宣言，服從政府命令，忠實實現三民主義，自可与全國軍民一視同仁。” 11月29日，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國民党十中全會問題的指示》，指出：“十中全會這一決議，對于1939年到現在四個年頭的國共不良關系，做了一個總結，是對我們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開辟了今后國共兩党繼續合作及具体地談判与解決過去存在著的兩党爭論問題的途徑……它是嚴厲的，但卻是表示時局好轉的開始。”并要求：“各地對于國民党人員應繼續采取誠懇協商、實事求是、有理有節的態度，力戒驕傲夸大有害無益的態度，借以爭取更進一步的好轉。” 在此期間，林彪先后拜訪和會見了何應欽、陳誠、張治中、劉斐、孔祥熙、宋子文、孫科、馮玉祥、李宗仁、白祟禧、邵力子等國民党要人，向他們宣傳了共產党的主張和合作的誠意，贏得了廣泛的同情。 与此同時，國民党代表鄭延卓在延安受到了熱情接待。11月30日，毛澤東會見鄭延卓，坦率地對他談了政治、軍事等問題。毛澤東說：“蔣先生是全面人才，國民党是大有希望的。中國現階段應實行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義，以及實行議會制的民權主義。中國將來要實行社會主義，但現在無條件。將來三民主義可以發展為社會主義。” 鄭延卓道：“毛先生所見极是，我等茅塞頓開。我即要回重慶复命，先生何不寫封信給委座呢？” 毛澤東點點頭：“也好。” 當即提筆疾書： 介公委員長政席： 前承寵召，适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后如有垂詢，敬乞隨時 示知，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來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災黎，軍民 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采擇。鄭兄返渝之便，特 肅寸褚，借致悃忱。 毛澤東 古文基礎良好的蔣介石，當然明白“寵召”、“晉謁”、“垂詢”、“乞示”、“趨轅聆教”這些詞的含義。這些謙恭的詞語出現在一向卓爾不群、极富叛逆精神的中共一號人物筆下，蔣介石看了，豈能無動于衷？于是，發通知，召見林彪。 正是： 該妥協處柔似柳， 到強硬時堅如鋼。 未知此番師生相見會是什么情景，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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