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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羅斯福的電報是打給史迪威轉交蔣介石的，自然意味著對蔣的輕蔑。 第二天是周末，蔣介石照例請赫爾利到重慶南岸的黃山別墅度假。不速之客史迪威把羅斯福總統電報的中文翻譯件交給蔣介石。蔣介石好像知道電報內容似的，拿起電報僅僅看了兩三眼，就往桌上一扔，仰著頭一言不發。晚上他在日記中寫道：“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而史迪威則怀著稱心如意的复仇感，用詩一般的語言給他的夫人寫信：“我用魚叉，對准小人物，猛地刺去，刺了個透心涼！” 然而史迪威高興得太早了。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后，決心向羅斯福攤牌了。9月24日，蔣介石約見了總統特使赫爾利，毫不客气地說：“史迪威缺乏政治頭腦及戰略思想，難當大任。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一事，關系中國生死存亡，羅斯福總統應給予充分的准備時間。我有這么几點基本觀念不能變更：第一，決不能變更三民主義之民主政治，坐看共党赤化中國；第二，凡屬損害中國主權之事，決不容許；第三，兩國合作必須互尊人格，互守信義，在友善和好的空气中進行，不能含有絲毫的強制，或出以壓迫之手段。” 次日，蔣介石又讓赫爾利向羅斯福轉交有這樣內容的備忘錄：“不能再委任史迪威將軍以如此重大之責任，且擬請其辭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職務，并請由此戰區遣調离任，另派富于友誼和合作精神的人代替。希望羅斯福總統不要因為堅決要求調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間產生隔閡。” 26日，蔣介石電告宋美齡、孔祥熙：“此次之事涉及立國主義、國家主權与個人人格，不能遷就；否則，縱是盟國作戰胜利，而我國格已失，雖胜猶敗。中國局勢決不致崩潰，吾人自力更生比受人束縛為愈。” 隔了一天，他又電召孔樣熙不可再要求美國的接濟，迅速回國以示決心。 赫爾利經過一番苦心思索，權衡利弊，認為在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必須選擇支持蔣介石。10月13日，他電告羅斯福：“你若在這次爭論中支持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并且可能連中國一起丟失……我們若不支持中國抗戰，而其崩潰，即使一切天使都發誓贊助我們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歷史的裁判。” 羅斯福當然不想失去中國，确切地說是失去中國所能給美國帶來的巨大利益。他感到在中國确實沒有更多的選擇，只能改變韌衷，收回成命。他不再幫助史迪威實現統率百万之師的夢想，轉而大力扶持蔣介石。 蔣介石胜利了，這胜利來得十分不易。他后來說中“此事件是1944年對內對外各种困難的症結，且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极人生之所未有也。” 10月21日，史迪威卸職回國。他气憤，他懊惱，他沮喪，但卻不得不接受無法改變的現實。 接替史迪威的是魏德邁。他接受史迪威的教訓，對蔣介石畢恭畢敬，不再提出要求指揮中國軍隊，也不再提出用美援武裝中共軍隊。 隨著史迪威离華，也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接近胜利，為了戰后獨占中國，控制亞洲，美國希望蔣介石集團的統治得到鞏固。因此，羅斯福對華政策的重點由援華抗日逐漸轉為扶蔣反共，把蔣介石集團看作是維護美國在華利益和消滅中國“共產主義危險”的工具。為此，赫爾利開始插手國共兩党的爭端。 赫爾利在一份報告中這樣概括他在中國的使命：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持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和美軍指揮官的關系；四、促進中國戰爭物資的生產和防止經濟崩潰；五、為打敗日本統一所有中國軍隊。 10月17日，赫爾利在重慶約見了中共方面的參政員林伯渠和董必武。一開始，他就拿出他那雄辯者的姿態，微笑著說：“我是代表羅斯福總統來促使中國團結的，決不會對党派有所偏袒，分配物資也不偏重某一方。中共武裝的組織和訓練都好，力量強大，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种因素；蔣介石是全國公認的領袖，但他的政府不民主，需要改進，不過他對中共的態度已變緩和，他同意我与你們會談，也允許我必要時去延安。” 林伯渠和董必武對望了一眼，樂呵呵地說：“好哇，我們代表中共歡迎你去延安；對你所談表示贊賞。” 第二天，赫爾利請林、董吃飯。飯桌上，赫爾利熱情不減，談興更濃：“國共合作，對抗戰与國家都是有利的，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軍事領導机构中應有中共人員參加；美軍很快就要在中國海岸登陸，但國、共不團結，美軍要雙方接洽，對軍事行動有大妨礙；你們過去對國民党寬容忍耐，以國家為重，這是很值得稱贊的，建議你們不用‘共產党’這個外國名稱，這樣可以大大地減少反感……” 兩位老布爾什維克越听越糊涂，老得用心辨析其中的意味，又不好打斷他，只得听下去。 “我將約張治中、王世杰和你們舉行三方會談，有初步結果后，再与蔣介石談，然后去延安，求得雙方合作的基礎，蔣介石与毛澤東見面，發表宣言，兩党便合作起來了。”赫爾利說完，完全被自己講述的天方夜譚打動了，陶醉了。 22日再談，赫爾利換了一副低聲小嗓，處處顯出神秘：“告訴二位，蔣介石前兩天交給我一份國共合作方案，我當場退回了。我想我要是共產党，也不會接受！” 林伯渠一愣，探問道：“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方案？” 赫爾利的聲音壓得更低：“因人格關系，絕對保守秘密。” 董必武捋捋胡子：“你只打個比方吧！” 赫爾利瞅瞅窗外，將椅子挪近他倆：“他叫你們在前面打，他們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滅你們。我問蔣，為什么不可以并肩作戰？蔣說，無适當人指揮。我說，我去！但我不是指揮，是作兩軍的連鎖。于是，蔣只好起草新的方案。我告訴蔣，要馬上行動，實行民主，釋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晚上，林、董二人給中共中央起草報告，犯起難來。“你說赫爾利神經正常不正常？”“難說。誰知道哪句話真，哪句話假？我們還是原原本本給中央匯報，請毛、周他們琢磨吧！” 毛澤東、周恩來接到林、董的報告，十分重視。11月6日，毛澤東主持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專門研究這件事。毛澤東分析道：“蔣介石要赫爾利來調停，可得救命之益。蔣想給些小東西而對我們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東西來，多少可以拿一點。對國民党問題，赫爾利看得相當樂觀。赫爾利如來，我們要開個歡迎會，由周恩來同志出面介紹，再搞點音樂晚會。”會議決定，對談判應采取積极的態度，基本問題是要改組政府，對國民党仍要批評，但可留點余地，不點蔣介石的名字。 在這段時間里，赫爾利親手寫了一份國共談判方案，交給蔣介石修改。直至11月7日早晨，蔣介石才把修改好的方案用英文打出來交給赫爾利。這時，赫爾利已得到羅斯福肯定能再次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便在沒有通知延安任何人的情況下，乘坐信使班机自重慶飛往延安。 在飛机起飛前，他向羅斯福總統電告：“今天，我要進入共軍控制區了，希望總統相信我正在扮演一個真正的無畏的角色。” 像往常一樣，盼望著美國來信的美軍觀察組長包瑞德上校照例去延安机場，接信使班机。在机場，他意外地看見周恩來那熟悉的身影，急忙搶上一步，与周恩來握手。周恩來余光一掃，突然指著机艙門口，問道：“那個身穿考究軍服，胸前一大片勳章的人是誰？” 包瑞德轉臉去看，不由失聲叫道：“我的上帝，他怎么沒打招呼就來了？” “他是誰？” “赫爾利少將，羅斯福總統的特使！” “噢，是赫爾利將軍？”周恩來雖然知道赫爾利可能要來，卻不料說到就到了，所以感到有些突然，但他很快想到下一步：“你先陪他待在這里，我馬上去找毛主席。” 包瑞德轉身就去接迎赫爾利，与他開著美國式的玩笑：“將軍，您除了平定謝伊族印第安人的勳章外，什么勳章都有了。” 赫爾利尖尖的灰白胡子一翹，望了一眼荒草漫漫的机場，問了一句：“怎么什么人也沒有？” 包瑞德急忙說：“將軍，周恩來將軍來歡迎您了！” “周恩來歡迎我？他在哪里？” “他請將軍稍等片刻。” “為什么？” 正說著，公路上騰起一股煙塵。毛澤東和周恩來乘坐著用救護車改充的大轎車來到机場，后面緊跟著一隊行色匆匆的士兵。雙方握手后，就地進行了一次臨時的儀仗檢閱。赫爾利興高采烈，在檢閱時，竟异乎尋常地表演起印第安人打仗時的呼喊，情不自禁地跳起了喬克托族的蛇舞。那粗野的吼聲令毛澤東大為惊异。周恩來在一旁不得不小聲提醒毛澤東：“此人就出生在美國印第安地區，又當過牛仔，所以……” 毛澤東笑了。他們乘上“救護車”离開机場，回到黃土崗下的一排窯洞。赫爾利剛在窯洞住下，就命傳令兵去叫戴維斯。戴維斯一到，赫爾利就急乎乎地說：“這是我帶來的一份國、共協議草案，我預想毛澤東、周恩來會在上面簽字的。等我從延安回到重慶，也能使蔣介石在協議書上簽字。” 戴維斯說：“事情若像特使先生設想的那樣簡單就好了。” 赫爾利笑著說：“難嗎？我有把握！” 第二天上午，第一輪會談開始了。地點在延安南門外交際處。中共方面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美國方面有赫爾利、包瑞德及譯員和秘書。這一次主要是听赫爾利談。 包瑞德后來說過：“為赫爾利將軍翻譯是一個困難的任務，因為他談吐隨便，語言不精，而且談話過程中喜歡東拉西扯，思路難以捉摸。因為見到路邊的鄉民，將軍便談起自己在俄克拉荷馬的老朋友的奇聞軟事，而這對毛澤東也許毫無意義。一匹受惊的騾子在我們車前停住了，老農民拉著它發愁，便引得赫爾利大叫：‘打那邊抽它，老伙計！’” 不過第一次所談，還是鄭重其事的。他說：“今天所談的一切請不要公布。我受羅斯福總統的委托作為他的私人代表，來討論關于中國的事情。我這次來此，還得到蔣委員長的同意和批准。我希望大家理解：美國不愿意干預中國的內部政治，美國相信民主，中國亦相信民主，我們有共同的敵人，我們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共同合作，擊敗敵人与支持民主。在重慶，我曾与蔣委員長詳談。他對我說希望与共產党得到諒解，承認共產党作為一個政党的合法地位。他將考慮吸收共產党員參加軍事委員會的問題。他承認有必要在公平基礎上成立統一机构，在這种机构里，共產党軍隊將獲得和其他軍隊同樣的待遇。這是一個簡略的提綱，蔣委員長認為這個提綱是可以同意的。我愿意請毛主席、未總司令考慮以這個提綱作為談判基礎，并請建議增改不同意的地方。 接著，他拿起一份題為《為著協定的基礎》的文件，宣讀起來： 一、中國政府与中國共產党，將共同工作，來統一在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以便迅速擊敗日本与重建中國。 二、中國共產党軍隊，將遵守与執行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委員會的命令。 三、中國政府与中國共產党將擁護為了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的原則。雙方將遵行為了提倡進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發展的政策。 四、在中國，將只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党軍隊的一切軍官与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傣与津貼，共產党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与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党的政党地位，并將承認中國共產党作為一個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國一切政党，將獲得合法地位。 赫爾利讀完后，一直耐心地听著的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赫少將剛才所說的基礎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見？” 赫爾利沒有完全明白毛澤東的意思，答道：“是我本人的觀點，不過是我們大家制訂出來的。我覺得這些條文是公正的，當然它只是提供參考的建議而己。” 包瑞德告訴赫爾利，毛澤東想知道這些意見是他的意見還是蔣介石的意見。 赫爾利說：“噢！原來是我的意見，后來蔣介石作了若干修改。” 對這個細節，包瑞德回億道：“毛澤東查詢這些條款体現了誰的思想，我當時覺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來，當閱讀這些條款時便覺得，毛澤東提的問題是公正的，因為某些語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員長自己慣常的表述方式。” 當天下午，舉行第二次會談，主要是毛澤東發言。 毛澤東一路思索著，反复斟酌著各种想法。一坐下便說：“中國的事情很難辦哪！這一點在中國多年和來延安已有一些時候的包上校知道得清楚，還有許多美國朋友也都知道。中國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們所需要的就是團結。中國大多數人民，包括我們共產党人在內，首先希望國民政府的政策和組織迅速來一個改變，這是解決問題的起碼點。如果沒有這一改變，也可能有某些協定，但是這些協定是沒有基礎的。因此，必須改組現在的國民政府，建立一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無党無派人士的聯合政府。推遲這一改組，將引起國民党政府的崩潰，但委員長卻正在阻止這一改組。” “有那么嚴重？”赫爾利搖頭，并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正是。”毛澤東請赫爾利抽煙，自己也點著一支，繼續說，“國民党統治區域的危机來源，在于國民党的錯誤政策与腐敗机构，而不在于共產党的存在。我們在敵后戰斗的63万軍隊和9000万人民，拖佐了日寇的中尾巴，這樣保護了大后方；假若沒有這個力量拖佐日寇的中尾巴，國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國民政府的軍隊已經沒有作戰能力了，因為它的195万軍隊有77.9万被用于監視共產党，其所剩部隊在近來的豫湘桂戰役中落荒而逃。我以為應當改組的是喪失戰斗力，不听命令，腐敗不堪，一打就散的軍隊，如湯恩伯、胡宗南的部隊，而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關于薪餉待遇，國民党軍隊的士兵饑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動，士兵月薪50元，只夠買一包紙煙。我們的軍隊全部投入了對日作戰，士兵吃得飽，穿得暖，走起路來蠻有勁。現在要我們拿和國民党軍隊一樣的薪优越，那不是要我們軍隊也和他們一樣吃不飽，穿不暖，走路都沒有力嗎？這如何使得呢？因此，應改造的正是國民党的部隊。” 赫爾利的臉色漸漸變了，話也變得不中听了：“毛先生，我听你的話，像听中國的敵人的聲音！” 毛澤東將抽到一半的香煙一下掐滅，不客气地反駁了一句：“赫爾利將軍，我剛才講的這些話，羅斯福總統，宋子文都曾講過，難道他們都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包瑞德后來這樣寫道：“我覺得，就毛澤東自身的利益而論，他正在犯一個錯誤。因為談判一開始就如此激烈地攻擊蔣委員長和國民党，我覺得這可能造成赫爾利將軍對整個共產主義事業的偏見。” 當時赫爾利胳膊肘支在桌子上，臉漲得通紅，說道：“為國民政府辯護，非我所愿之事。但是我想說一說，過去一年國民政府的軍隊在北緬和薩爾溫江地區贏得了非常杰出的戰役，打下密支那，使雷多公路不久可以開放。由于打贏這些戰役需要物資，削弱了其他地區國民政府軍隊的力量。這些責備中國士兵的言論，是那些希望中國繼續分裂的人們所散布的。我感到毛主席所說的，和我們的敵人所說的，有相同之點。我想我們應該設法使中國的領袖們在一起冷靜地商討目前的局勢，尋求中國各种力量團結的可能性。在我再去和蔣談話之前，我愿毛主席說明希望國民政府做些什么。如果局勢是已經無望的話，那我何必枉費心力？我曾与蔣委員長長時間談話，要他合理地采取有助于全中國利益的行動。我現在要求毛主席也合理一些，要毛主席給我一個聲明，你究竟可以做什么？以便与蔣合作。” 毛澤東說：“這個可以辦。” 赫爾利接著說：“剛才毛主席說話，有重复敵人所說的地方，這是不公平的。蔣苦戰了八年，他周圍的貪污腐化分子利用了他。毛主席應當幫助蔣肅清這些分子。” 毛澤東立刻抓住了這句話，說：“你承認那里有貪污腐化分子？” 赫爾利脫口而出：“是的。” 毛澤東反攻了：“既然如此，將軍不應該說我表達的看法是中國的敵人的看法。我所重复的是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的話，是孫夫人和宋子文、孫科先生的話，我想重复這些人的話是可以的吧！說我重复敵人——日本人的話，那是不合事實的。” 赫爾利忙解釋：“我的意思不是說日本人，而是說那些希望中國繼續分裂的人。” 毛澤東接著講出一番道理：“正因為不切結，我們才談團結，正因為不民主，我們才談民主。如果中國已經團結，已經民主，那么又何用我們來談它們呢？有兩類人說中國不團結不民主的。一种人希望中國繼續分裂，還有一种人希望中國團結民主，他們批評中國的缺點，但希望使中國團結民主。我的話決不反映前一种人，而是反映后一种人的意見，就是反映希望中國團結民主的人的意見。” 赫爾利說：“現在我們有一致意見了。” 毛澤東繼續自己的話題：“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中國缺乏兩個東西：團結和民主。” “同意。”赫爾利面露笑容，“蔣、毛兩位知道中國情形，當然非我局外人能比。以你們的智慧和你們掌握的材料，你們當能達成協議。我現在再問毛主席，是否可以給我一個聲明？” “將軍所提的‘為著協定的基礎’，有几條可以被充分接受。” “那么，就請毛主席對此文件加以修改或增補。” 于是，毛澤東當場修改起來。蔣介石加在“進步和民主”后面的“程序”被去掉了，赫爾利說好；毛澤東提出在“服從命令”前加“一切有利于抗戰，有利于切結，有利于民主”，赫爾利也贊成；毛澤東提出增加改組政府，成立“聯合國民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赫爾利居然也同意了。 毛澤東說：“修改后的第三條，還要加各种自由的規定才好。” 自小飽享自由的赫爾利當然不會反對這樣做。當周恩來提出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自由后，赫爾利脫口說道：“再加思想自由、向政府請愿要求平反冤屈的自由。”他完全回到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中去了。 毛澤東笑著說：“好，這樣就更全面了。” 赫爾利還在談自由：“我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居住自由？” 周恩來說：“譬如我在重慶的時候，我要回延安，國民党當局不讓我回來。” “噢！”赫爾利似有所悟地點點頭，接著催促，“讓我們談第四條吧。” 毛澤東把第二、第四條放在一起考慮，提出解放區的民兵也為抗日作出了貢獻，要求在戰爭結束后，按國防需要規定其編制。赫爾利說：“有了聯合政府，一切軍隊都要國家化，不要特別化，這一條如果放進去，反而會妨礙前几條的效力。” 毛澤東說：“好吧，不提了。一切抗日軍隊皆應服從聯合政府的命令，并應為聯合政府所承認，這樣改好不好？”赫爾利表示同意。 第五條，毛澤東改成了：中國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党、中國共產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這樣一來，國共兩党就處在了完全平等的位置，而改變了過去只是要求國民党承認共產党的一主一從甚至一正一邪的局面。赫爾利似乎沒看出其中奧妙，居然評价道：“修改得非常好！” 毛澤東說：“就是這几條，為了讓步不再多提了。” 赫爾利完全被征服了，當即表示：“從今天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了毛主席的熱忱和智慧。我剛才誤解了毛主席的意思，后來明白了。請各位將我誤解毛主席的話，從記錄上完全勾去。” 11月9日上午，包瑞德駕著吉普車帶著赫爾利參觀了延安的市區和郊區。 下午，毛澤東与赫爾利舉行第三輪會談。赫爾利看了一遍由中共方面修改好的協定草案，表示方案很好，他將盡一切力量促使蔣介石接受。 毛澤東提出：“赫爾利將軍回去以后，可以把我們所同意的要點征求蔣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 赫爾利說：“如果毛主席愿意見蔣先生，我將以美國國格來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在會見后安全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總司令或周副主席，無論哪一位到重慶去，都將成為我的上賓，由我們供給運輸，并住在我的房子里。” 毛澤東說：“我很久以前就想見蔣先生，現在有美國出面，赫爾利將軍調停，這一好机會，我不會讓它錯過。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見蔣先生的時候，就可以沒有多大爭論。就是說，在雙方見面以前，實際問題早巳解決，這樣的步驟比較恰當。” 赫爾利點點頭，說：“這樣也好。不過，現在就請主席先生在這五個要點之上簽字，是否可以？” 正是： 雙方都有老主意， 空勞紅娘費心机。 未知毛澤東如何答复，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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