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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2月25日晚上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匯報后，26日毛澤東兩電周恩來：“張沖所提條件不能接受，7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誠意則應：甲，參政會延期兩個月開會；乙，在兩個月內解決十二條意見及一切懸案；丙，派飛机送周恩來回延安開會，以便討論彼方意見。”“目前國內外形勢日益對我有利，蔣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舉是不可能的，他手忙腳亂之時快要到了。” 同日，張沖再次來到曾家岩周公館。他看了毛澤東的來電后說：“這不等于破裂了嗎？” “責任在國民党。”周恩來接道，“這十二條正是我党為挽救破裂才提出的。現在中央要我回去討論，你說該怎么辦？” 張沖忙道：“回去不得！你如回去，他們又要說你們鬧破裂了。” “你們不讓我回去，豈不是表明壓迫更重？” “是否你回去討論，而將參政員公函撤回，讓董、鄧兩位出席會議？” 周恩來冷笑道：“實難認命！這樣做將成為歷史上的滑稽劇，是侮辱我們。出爾反爾的事我們不能做！” “董、鄧如不出席，他們不會讓你回去的。” “我本來就是准備在此待捕的。”周恩來把話說到了絕處。 張沖仍不死心，再退一步道：“即使董、鄧只出席一人也好啊。” 周恩來覺得好笑，譏諷地說：“國民党請客吧，被請者為‘奸党’，還要客來捧場，豈不是侮辱？淮南兄，我對你的苦心深表敬意，我對你個人決無任何刁難之意，然而我不得不再次告訴你，如果問題沒有解決，我方代表不可能出席。” 29日晚，蔣介石坐不住了，親自令張沖等人前去請董必武、鄧穎超到會，“開幕式上，一定要讓居里見到中共代表的面孔”。 3月1日，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在重慶复興關開幕了。是日晚，周恩來向延安報告說：“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響。蔣親提主席團名單，昨夜今朝連續派兩批特使迎董、鄧，一百多國民党員鴉雀無聲，任各小党派提議最后延期一天。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無精打采講話。全重慶全中國全世界在關心著、打听著中共代表是否出席……” 第二天，周恩來以書信形式經張沖向蔣介石轉去共產党略作讓步的臨時解決辦法“新十二條”：要求立即停止軍事進攻和政治壓迫，承認邊區合法地位，承認敵后的抗日民主政權，十八集團軍之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華北、華中、西北防地維持現狀…… 周恩來又与董必武、鄧穎超聯名致函民主党派代表，告以中共為顧全大局，“已委曲求全，改定臨時解決十二條”，倘能接受，董、鄧必親往參政會報到，如仍被拒絕，時局惡化，也“問心可告無愧”。 蔣介石不肯接受新十二條。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蔣介石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 于是，董必武、鄧穎超自始至終沒有到會。 3月6日，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發表演說，雖然繼續攻擊中共，仍然大彈“軍令、政令必須統一”的老調子，但不得不宣稱：“以后亦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參政會雖通過了一份國民党參政員提出的反共決議，但那不過是退兵時的策略。《中央日報》社論稱“即使中共參政員不出席，剿共事實亦不至發展。” 3月12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這樣評价參政會：“我們攻勢結果，迫使蔣介石作正面回答，卻把問題公開了，蔣原欲把問題縮小，現在卻擴大了，由軍事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党派問題。蔣的演說及參政會決議仍是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我們亦采取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這种拉鋸式的斗爭將延下去，就是所謂拖，可能再拖一年。蔣的演說是一种阿Ｑ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選舉必武為常委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种收兵的表現。” 這以后，國共關系趨向一定程度的緩和。 3月14日，蔣介石約見了周恩來。蔣夫人宋美齡在座。 蔣介石說：“因事情太多，兩個多月未見面了。參政會開會前，本想見見，你又很忙，終未見成。如今會開完了，情形緩和了，我們今天好好談一談。” 周恩來客套一番后，又將新四軍事件及近來各地政治壓迫的狀況說了一遍。 蔣介石有意不提新四軍的事，只是說：“你們感到政治上受壓，都是來自底下，他們有很多人做事并不明白我的意思。《新華日報》的事，放人、發護照的事，都很好解決嘛。這些都是小事，我們要多看大的方面。如今國際形勢于我們有利，美國人的態度日漸明朗了，只要他們太平洋的利益受到日、穗威脅，我們以后會順利得多。” 周恩來又提出防地和擴軍的問題。 蔣介石沒有正面回答，但也沒有再講開往黃河北岸的事，只是含糊其辭地說：“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都好說。” 最后，宋美齡笑吟吟地說：“恩來，今天就不留你吃飯了，改日我專門請你和穎超。我前一段在長沙，學了一道湯菜做法，到時候請你們品嘗一下。” 果然，3月25日，宋美齡出面宴請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在座的除蔣介石外，張沖、賀耀祖也出席作陪。席間雖也談些正事，更多的是勸酒，拉家常。 飯后，周恩來即向中共中央報告：“今天見面仍只是表面上的輕微緩和，實際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緩和的事。” 至此，半年來起草文電300多件的毛澤東終于可以緩口气了。他在一份党內指示中總結道：“這次斗爭表現了國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產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种變化的關鍵……我党在這次反共高潮開始時采取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讓政策(去年11月9日的電報)，取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變后轉入猛烈的反攻(兩個十二條，拒絕出席參政會和全國的抗議運動)，也為全國人民所贊助。我們這种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對于打退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 蔣介石在回顧這一段的情況時，則在日記中這樣道出了自己的苦因心情：“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內亂，破坏抗戰局勢，減低政府威信与喪失國家在國際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陰謀，在激怒我向他進攻。如果我進攻時遷時不決，則匪勢更張，國際輿論對我更劣；如我速戰速胜，則匪不過遷移地區，不能根本清除其匪党，而我國內戰既起，复不能根本解決，則國家威信仍有損失。無論胜与不胜，而一經用兵追剿，則被之目的達矣！故對匪決策仍取守勢，圍而不剿，必須用側面与非正式方法以制之，乃不宜公開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決也。” 蔣介石万般無奈，卻又心有不甘，于是決定采用派兵監視中共以遏制其發展的辦法。 1941年4月初，蔣介石密令兩個師繞道綏西向榆林運動，以壓迫中共首腦。4月8日，毛澤東急電周恩來：“蔣派陳長捷為晉陝綏邊區剿匪總司令，日內率直屬隊經陝、甘、宁似赴榆林。蔣之目的在奪取鹽池，壓迫綏德。請嚴重向蔣交涉。” 次日晨，敏感的毛澤東再電周恩來：“根据各處消息，蔣介石有從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壓迫的可能。請一面向蔣抗議，一面告訴軍令部次長劉斐，鹽池為我給養命脈，如被占領非与蔣拼命不可！” 恰在這時，何應欽飛到西安開了一個軍事會議。4月10日，毛澤東等電告貿龍、關向應：“李文部四個師似有准備進攻陝甘宁邊區的企圖，如其進攻則可能是突然襲擊延安、富縣兩點。你們應做好准備，并准備抽調五個團待胡宗南進攻延安時為保衛延安之用。” 延安的神經再次繃緊了，不過事情沒有發生。 4月13日，蘇聯和日本在莫斯科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盡管當天蘇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即約見中國駐蘇大使邵力子，表示蘇將繼續援助中國，但無疑加重了中國抗戰的困難。同時，這一條約也使得蔣介石的“求和”与反共活動更加不利了。 4月底，日本大本營同意了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團駿關于進攻山西南部戰略要地中條山的作戰計划。5月7日，中條山戰役打響。与此同時，日軍又在集結兵力准備打通平漢路，占領云南，截斷中國西南、西北兩條交通線，加速滅亡中國的進程。 這樣，國共兩党并肩御敵的問題便顯得十分重要了。 5月7日，軍令部次長劉斐約見周恩來，要求八路軍在軍事上配合國民党軍行動。 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各部負責人：“仍按我軍現在姿態，鞏固各根据地，耐心發展敵、偽、奸三种工作，按當地情況許可，拔取敵偽某些深入我區的据點，在接近豫陝地區，應有相當部隊配合友軍作戰，并极力發展統戰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國民党地區擴展，使蔣桂各軍放心對敵。” 5月11日，劉斐會見周恩來，指責八路軍在西北集結重兵，而面對日軍向中條山的大規模進攻不予打擊，不配合友軍的行動，使國軍遭受嚴重失利。 周恩來當即反駁：“我軍在華北及各地配合友軍打擊敵人，從未停過。所獲成績，婦孺盡知，并為國際人士所稱頌，何能叫不打擊敵人？至于与日妥協，移兵西北，打通國際等等，純屬謠言。反之，半年來，反共成為高潮，辱我党為奸党，我軍為匪軍，到處打人、罵人、殺人，在西北更是彰明昭著。” 當晚，劉斐將周恩來的話報告了蔣介石。 第二天，蔣介石約見周恩來，表示：“你們能配合行動就好，只要有成績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自然發給，捉的人我會命令他們放的，根本問題也可以談好。” 接著，蔣介石一再要求周恩來請示延安，答复配合中條山作戰問題。 周恩來說：“中共中央已致電八路軍總部，報具体配合作戰計划，請校長通知衛立煌和閻錫山，直接同八路軍總部聯系。” 蔣介石連連稱贊：“這就好，這就好！” 5月14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怀：“目前國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党不能不討好我，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党在抗戰中將日益占据領導地位。因此我們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對敵，是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党激將法所沖動，而是周密考慮情況，給以有計划的配合。” 這次中條山戰役，日軍利用了國共矛盾。戰役發動的同時，日本散布了大量的謠言，對共產党和八路軍進行攻擊。國民党軍從中條山一線潰敗后，國民党對八路軍的配合作了多方指責。國民党參政員許孝炎公然對新聞記者說：“中條山激戰時，第十八集團軍不遵命配合對敵作戰。” 周恩來聞訊，立即約見中外記者，以事實駁斥許孝炎，并一再要求國民党當局更正。5月18日，他又向美國通訊社聲明：外傳所謂“八路軍不抗日，打中央軍”之說，全系日寇造謠中傷。 蔣介石不得不派劉斐向周恩來說明：他只希望八路軍有戰報，并無其他用意。 不過中條山失守后，國共關系還是比較緩和的。因為日軍占領這一戰略要地后，洛陽、潼關、西安門戶頓開，國民党軍不得不調重兵設防；陝甘宁邊區与晉南根据地聯系被切斷，中共也不得不派兵加以防備。按下不表。 話說時間進入1941年下半年，風云變幻，戰爭席卷全球。這對于中國時局，不能不發生重大影響。 6月22日，德國不宣而戰，突然進攻蘇聯。當天，自稱“最近25年來，沒有人比我更一貫地反對共產主義”的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聲明說：“希特勒侵犯俄國只是侵犯不列顛諾島的先聲，因之蘇聯的危險也就是我們的危險！”2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聲明：“美國決定于可能范圍內，全力援助蘇聯。” 對此，蔣介石頓時產生了一种依額外力戰胜日本的樂觀心理和希望日本北進的僥幸心理。 毛澤東更是迅速作出了反應。戰爭爆發第二天，他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決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他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更明确指出：“不管是否帝國主義國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來分界限。”談到國內形勢，他著重強調了蔣介石的作用。6月28日，他電告彭雪楓：“蔣介石還在抗戰，蔣在全國軍隊中，在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中，還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戰還少不了他，他也沒有破裂統一戰線，他還是兩面政策……我們對付蔣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針只應該是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政策，你的意見卻超越了這個方針。在蘇德戰爭爆發后，我党對國民党態度允須慎重，不可大意。” 9月1日，國民党駐八路軍的聯絡參謀陳宏漠等人拜見毛澤東，幫蔣介石、伺應欽、張治中等捎來一個口頭請柬：希望未德總司令能到重慶走一趟。毛澤東當即表示：國共兩党應進一步改善關系，共產党決不推翻國民政府，決不越過現有疆界，國民党應承認共產党在敵后有發展的權利，承認現有防地，承認邊區；在敵后的國共兩軍，雙方下令互不攻擊；何應欽停止反共，共產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往來，但何若再反共，共產党必再反何。 此時，毛澤東正在集中力量領導大生產運動，以克服邊區遇到的巨大的財政經濟困難。同時，他已開始發起整風運動，以統一党內思想，分清路線是非，消除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王明開始受到清算，雖不服气，但很快成為眾失之的。 這一年的10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總辭職，18日，東條英机任首相的新內閣宣告成立。這一事件表明日本已經徹底走向了法西斯化的道路。從此，世界格局再次發生了巨變。 10月2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時局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最近時局有到轉變關頭的味道。國民党說不要悲觀，實際上有悲觀情緒，蔣介石又開始提日軍北進、國民党軍北進、我們北進的政策。現在我們党員中也有悲觀情緒，這种悲觀失望是沒有根据的……我們的路線仍須繼續過去的方針，堅持團結，要團結就要斗爭，我們要使國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現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國的進攻可能已達到最高點，決定的關鍵在今后一二個星期內，一個星期后看形勢發展會更明顯。日本新內閣應估計為直接准備戰爭的軍人內閣。” 同一天，他又電告周恩來：“國民党正肯定北進，我們不必与之一致。無論日本北進南進，其對華侵略決不放松，此點我們應加強調……根据某些情報，國民党似有轉圜之意。望加注意。” 恰在這時，重慶國民參政會又要開會了，這無疑為國共的進一步和解提供了机會。 11月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國民党在放葉挺或發餉二者中做一件，我們即派一參政員出席；如一件不做，則以請假方式不出席，而不公開提出條件表示不出席。” 于是，又一輪開不開會的智斗開始了。 11月6日，毛澤東在陝甘宁邊區參議會開幕會上和國民党聯絡參謀陳宏漠談了何文鼎部進攻邊區和中共參政員是否出席重慶參政會兩件事。他說：“何文鼎只要南下，我們必打。放葉發餉。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參政會，否則我方請假，不作別的指示，以示不与國民党為難。” 陳宏謨說：“開不開會，你們的態度無可指責。傷仍的部隊只要不打響，我們擔保何文鼎不會進攻你們。” 毛澤東一笑：“這樣自然好。你們不要以為只有共產党有困難，可以欺負，須知國民党還有极大的困難在后頭。我也向你們保證，只要國民党抗日，不論國民党有何等困難，共產党決不起火打劫，仍与你們合作，” 11月9日。周恩來轉來了蔣介石的兩條意見：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變；二、何文鼎部決不進攻陝甘宁邊區，如八路軍攻何文鼎，必變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將來減少兵力。 次日，毛澤東复電周恩來：“連日偵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動，王震、賀晉年已集中約6千兵力于三邊，有可能嚇住何文鼎不來。你處可不再進行交涉，如被方說減少兵力，決不要答應他。至于蔣以破裂嚇人，只是瞎吹牛皮，他決不敢的。” 也在這一天，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建議周恩來見蔣提出席參政會的條件。毛澤東11日電告周恩來、董必武：“放葉、發餉，必做一件，否則請假，空言不算數。堅持不變。” 3天后，仍沒見何文鼎有開拔的意思，毛澤東變得更加強硬，決定以了參政員名義致函王世杰，說明因事不能出席本次參政會，特此請假。并電告局、董、鄧，准備應付各方面可能的壓力。 電文剛剛發出，壓力就來了：崔可夫告訴周恩來，希望中共參政員出席參政會。毛澤東接到周的電報，當即電告周、董、鄧：“我們是被聘的參政員，蔣介石決無強迫我們出席之理，我們絕對不能在蔣介石的壓迫下出席參政會。請以下函即刻送達參政會。國民參政會秘書處王秘書長勳鑒：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參政會，特此請假，敬希諒察。毛澤東、陳紹禹、林伯渠、吳玉章、秦邦憲、董必武、鄧穎超11月15日。因事二字請勿漏，并請你們即刻准備對付蔣介石從各方面給予我們的壓力。” 毛澤東真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竟連一張請假條如何寫都想到了！ 然而正在這個節骨眼上，秘書送來了共產國際的電報，毛澤東只得适當妥協。他16日致電周恩來：“接共產國際來電，主張我們出席參政會。請要王世杰擔保放葉、發餉，則在渝兩個參政員的請假書可以撤回，并准備出席。” 當天，周、董致電毛澤東：“張治中、王世杰已擔保在參政會后釋放葉挺，故決定董必武、鄧穎超向參政會報到。” 11月17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在重慶召開，董必武、鄧穎超的身影終于出現在眾人矚目的會場上。 然而，參政會后，國民党既沒有放葉，也沒有發餉。可以想見毛澤東是如何憤怒，周恩來又是如何懊惱了。 過了十几天，何文鼎部已向安邊移動。而在參政會前夕，蔣介石已表示何部將緩調。毛澤東气坏了。11月30日，他電告周恩來：“請質問劉斐，所謂何師緩調是否緩兵之計。我軍直到今天未放一槍，如何師一定南下，則將堅決自衛，一切責任由彼方負之。” 緊接著，國共兩党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太平洋上了。 12月7日晨，日本電令山本五十六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快地占領了西太平洋美屬所有島嶼。星條旗的灰燼在太平洋上空飄洒，美國無心也無法“超然物外”了。一夜之間，太平洋水域中的侵略和反侵略界限淫渭分明。在同一時間，日軍南方軍在馬來半島登陸直逼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接著，英、美等相繼對日宣戰，美國与德、意之間也相互宣戰。 蔣介石望眼欲穿的局勢出現了。在山城重慶，一片歡欣鼓舞的熱烈場景。英國作家韓素音這樣回憶： 街上不多時立即喧嚷起來，報童喊叫賣號外，人們從屋子里潮水般涌出來爭相搶買報紙，他們擁擠在一起，喧鬧聲音竟蓋過了車輛的嗜雜聲……軍事委員會一片歡騰；蔣介石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口里哼起了一段京劇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禱。國民党政府官員紛紛互相祝贅，仿佛已經獲得一次偉大的胜利。在他們看來，美國對日作戰，這是他們盼望已久的偉大胜利。美國終于同日本打起來了，終于打起來！現在中國的戰略地位將越來越重要了。美國的鈔票和裝備將源源不斷地流入。 12月8日下午，蔣介石召見了英、美、蘇三國大使，告以中國對時局的態度，并在与三國大使簽署的一項備忘錄中聲明：反侵略陣線的各個國家，必須認為各軸心國為公敵。同時，他又建議中、英、美、澳、荷、加、新應成立軍事同盟，訂立不單獨媾和條約，并促使蘇聯對日本宣戰。 9日，中國國民政府在中日全面戰爭進行四年半之后，發表文告，正式宣布向日本國宣戰。蔣介石終于對中國的抗戰鼓起了信心，不再對“和平談判”感興趣了。 當天，羅斯福致電蔣介石，為中國抗戰四年重申敬意，呼吁共同努力打敗日本。其實，蔣何嘗不清楚美國突然這么熱烈的真由呢？他說：“往者美國限制日本，不許其南進北進，獨不反對其西進。”而今，因為共同利害，美國才來找朋友。 同日，蔣介石電告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建議立即在反軸心國各國間組織某种聯合軍事會議。10、11日，他又兩次邀請美、英大使及武官，商討中、美、英、澳、荷五國聯合制敵的具体計划，請美國為這一軍事聯盟的盟主。12日，丘吉爾首先表示贊成這樣做。11日，斯大林表示目前蘇聯力量不宜分兵遠東，一時無法對日宣戰。16日，羅斯福來電，請蔣在重慶召開一次聯合軍事會議，“借以交換情報，并考慮在東南亞最有效的陸海軍行動，以擊敗日本及其盟國”。 12月20日，中國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擬就關于中、美、英、澳、荷五國協同作戰的總方略。 15日，羅斯福和丘吉爾擬訂了聯合宣言，約定加盟諸國應各盡兵力与資源以打擊共同之敵人，且不得單獨与任何敵人媾和。這個宣言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簽字，共有26個國家加盟。 本年的最后一天，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建議組織中國戰區。作為東南亞抗日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并請蔣任中國戰區總司令。 似乎在一夜之間，中國确立了大國的地位。而蔣介石本人，在國際上許多人的心目中，也成了中國和中國抗戰的化身。他的形象，突然間高大起來。 這個時候，西方人還不知道，有一個更加厲害的中國人正在對世界戰爭局勢發表惊人的預言。 正是： 世界風云多變幻， 且看何人具慧眼。 未知發出預言之人姓甚名誰，請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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