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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12月9日，蔣介石親自下了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1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次日，軍令部長徐永昌拿著蔣介石的手令去找蔣介石，說：“委座，共匪難馴，此令沒見不遵令開拔如何處置，職以為有就此先下達命令之必要。”徐永昌為何如此？他被蔣介石的猶豫搞害怕了，如不逼蔣先下命令，到時新四軍不走，他也無法下手；再說做這种兄弟相煎之事，日后保不准會有翻案的一天，還是讓最高統帥留下白紙黑字為上策。 于是，蔣介石再寫一手令：“新四軍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應先將江南新四軍立予解決。”并密令顧祝同：“按照前定計划，妥為部署……至限期該軍仍不遵命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顧祝同接到蔣介石密令后，立即做了兩件事：第一，令李品仙集團軍在江北無為地區加強布防，准備夾擊新四軍皖南部隊；第二，派人向日軍泄露了新四軍上報的北移線路。 12月18日，毛澤東感到形勢嚴峻，致電葉廷、項英：“你們的机密文件電報須一律燒毀，切勿保留片紙只宇，以免在通過封鎖線時落入敵人手中，你們的密碼須由負責人帶在自己身上。”兩天后又電葉、項：“葉挺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征蔣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江邊須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劉少奇)、云逸聯系在對岸作准備。” 三天后，蔣介石下達了“一网打盡，生擒葉、項”的手令。 12月25日是圣誕節，正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獲釋的四周年。這一天，周恩來應邀去見蔣介石。 蔣介石有些傷感地說：“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難的日子，故以得見面談話為好。” 日后周恩來這樣寫道：“他開口就是什么患難之交，我一看就知是在灌迷魂湯，迷魂湯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我說，四年前也是為了不打內戰。” 蔣介石似乎動了真情：“抗戰四年，現在是有利時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難道愿意內戰嗎？愿意弄坍台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么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十六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 周恩來說：“校長苦衷，我們都明白。我們都是你的部下，在哪里打日本人不是一樣嗎？既然校長是敘舊，我就說說心中的迷惑，你為什么非要讓八路軍、新四軍都開到黃河以北呢？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行。可是，他們北面有長江，還有日本人。” 蔣介石揮揮手：“不要怕日本人嘛。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如果都和我討价還价，有令不遵，我這個統帥還怎么當？只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至于政治問題，都好解決。” 周恩來剛要解釋，蔣介石又以威脅的口吻說：“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如能調到河北，你們的做法一定會影響全國，將來必成功。” 最后，蔣介石說：“恩來呀，不管怎么說，我們是患難朋友。讓我們為和平与友誼干杯！ 第二天，周恩來即向中共中央報告說：“我對蔣的挑撥及攻擊我們的話，均當場答复了。”指出：蔣的許多承諾是靠不住的，“其實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并且一針見血地寫道：“張沖回去，認為出意外的滿意。我倒認為系嚇、壓之余，又加上哄之一著了。” 周恩來确實是把蔣介石看透了，這确實是蔣施放的煙幕彈。實際上，國民党圍攻新四軍的部隊已分別開到指定地點，构筑碉堡工事，基本完成對新四軍的合圍態勢。 面對嚴重局面，項英對主力部隊如何移動仍然猶豫不決，多次向中央請示，一再延宕北移方針的實施。 12月26日，毛澤東忘了自己的47歲生日，吃江青做的長壽面也毫無滋味，吃了半碗就放下，生气地給項英、袁國平、周子昆擬寫一電： 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放后發展，你們卻始終借故不執行。最近決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動中的困難，要你們自己想辦法，有決心。現雖一面向國民党抗議，并要求寬展期限，發給餉彈，但你們不要對國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國民党幫助你們任何東西，把可能幫助的東西只當作意外之事。你們要有決心有辦法沖破景黑暗最不利的環境，達到北移之目的。如有這种決心、辦法，則雖受損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發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敵頑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党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准備与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我們不明了你們要我們指示何項方針，究竟你們自己有沒有方針？現在又提拖或走的問題，究竟你們自己主張的是什么？主張拖還是主張走？似此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將來你們要吃大虧的。 作為老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項英，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曾有過不俗的表現，作出過重要貢獻，而這時卻變得如此优柔寡斷，毫無定見，實在令人不可思議！毛澤東的這份電報，透出悲憤，也透出焦慮。 第二天，焦慮万分的毛澤東一面電請周恩來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蔣命令李品仙給北渡新四軍讓出一條生路；一面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党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高抬貴手，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然而，這時國民党的戰网已經張開，形勢已難逆轉，誰也回天無力了。 1941年1月1日，毛澤東終于收到了項英下了最后決心后的電報：“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隔了一天，毛澤東、朱德复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并立即開動，是完全正确的。” 1月4日晚，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主力部隊6個團共9000余人，在《別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壯歌聲中，冒雨由云岭啟程北移。他們怎能想到，前面等待他們的將是一場血雨腥風。 6日，蔣介石正式發出討伐電令：“查朱、葉各部，尚未烙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決強制執行之。第三第五戰區應并用軍政党綜合力量，迫其就范。特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 顧祝同接電后，馬上命令國民党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為整飭法犯，貫徹軍令，對該軍擅自行動部隊決予進剿，仰貴司令迅速部署所部開始進剿。”上官云相指揮了個師8万余人包圍了新四軍。雙方兵力懸殊，新四軍陷入苦戰中。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因為通訊被阻斷，事情發生后三四天，毛澤東才得到确實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劉少奇1月9日發來的兩封電報。一封電報說：“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党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報告：“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离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并令小姚(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 10日，毛澤東才收到葉、饒緊急求救電和在突圍不成后又回到部隊的項英自請處分的電報。毛澤東立即決定，由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繼續執行北移任務。并要劉少奇、陳毅“就近隨時去電幫助他們并加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又電告彭雪楓、張云逸、鄧子恢、李先念：“擊破反共軍隊十分之七靠宣傳。”要求他們立即向圍攻他們的部隊發起公開的宣傳攻勢。 12日，毛澤東等經劉、陳電示葉、饒：“你們當前情況是否許可突圍？如有可能，似以突圍出去分批東進或北進為有利，望考慮決定為盼。因為重慶交涉恐靠不住，同時應注意与包圍部隊首長談判。” 然而，談判、交涉都已無濟于事。13日，中共完全明白了蔣介石的用意，立即改變了策略。中共中央以朱、彭、時、項名義發表抗議通電后，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告八路軍、新四軍高級將領：“蘇北准備包圍韓德勤，山東准備包圍沈鴻烈，限電到10天內准備完畢，待命攻擊，以答复蔣介石對我皖南新四軍一万人的聚殲計划。”同一天，毛澤東電告周恩來、葉劍英：“你處交涉應帶嚴正抗議性質，勿用哀乞語气為盼。” 毛澤東決定以攻為守，用槍彈說話了。不過，皖南局勢已非，無可挽回。新四軍在浴血奮戰了天了夜后，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而失敗。葉挺去國民党一０八師談判被扣押，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9000余人只有1000人突圍，大部犧牲或被俘。一場大悲劇，就這樣鑄成了。 1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 1月17日，蔣介石迫不及待地發布命令，以新四軍叛變為罪名，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將軍長葉挺革職，交軍事法庭審判。 當晚，周恩來聞訊，立即驅車抵國民党談判代表張沖住處，提出強烈抗議。又打電話斥責何應欽：“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這時的毛澤東反倒冷靜下來。他接受劉少奇的建議，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只能取守勢”。 1月20日，中共中央再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對付時局的辦法。會議決定：政治上全面揭破蔣的陰謀，但暫時不提蔣的名字，在“堅持抗日，反對內戰”口號下動員群眾；軍事上先取防御戰；宣傳上展開強大攻勢；組織上擬撤退駐國民党統治區的各辦事處。為加強軍委領導，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怀、周恩來、王稼祥組成。 當天，根据政治局會議決定，在延安發布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起草的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后，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整編全軍為7個師和7個獨立旅，共9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后抗戰。 同時、也是根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于皖南事變的談話。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特別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著嚴重的政治意義。因為發令者敢于公開發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徹底投降的決心……目前全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視事變的發展，准備著對付任何黑暗的反動局面，絕對不能粗心大意。” 事情是不是已經到了非決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澤東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党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最后，毛澤東指出：“他們已經殺了第一刀，這個傷痕是很深重的。他們如果還為前途著想，他們就應該自己出來醫治這個傷痕……如能實行以上十二條，則事態自然平复，我們共產党和全國人民，必不過為已甚。否則，‘吾恐季孫之优，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反動派必然是搬起石頭打他們自己的腳，那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 1月25日，周恩來將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面交張沖轉國民党中央。蔣介石當然不會接受這些條件，然而他又不能不正視中共的態度，因為毛澤東的談話立刻引起了重大反響。 國民党和各界愛國人士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當局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撤銷“剿共”部署；從前怕共產党過于強硬會引起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陳嘉庚等仗義執言，指責蔣介石；馮玉祥、于右任、孫科等也對蔣介石表示不滿，。馮玉祥說：“只有共產党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張治中則給蔣介石上万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處理失策，“尤其皖南事件，我認為是招致兩党破裂的開始，關系至大。” 這件事，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廣泛重視。斯特朗、斯諾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道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英、美、蘇等國都不支持蔣介石的做法，他們擔心此舉削弱了抗日的力量，日本法西斯的火焰將四處蔓延。美國羅斯福總統派行政助理居里訪華，轉交致蔣書信一封。信中寫道：“在万里外的我們看來，中共似乎是我們國內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我們贊同他們對農民、對婦女、對日本的態度。据我看這些所謂共產党与國民政府之間，相同之點殆多于相异處。我們希望雙方消滅歧見，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對日本作戰的共同目標。” 1月25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會見了蔣介石，指出：“中國打內戰就意味著滅亡。”同日，蘇聯使館武官崔可夫拜會了正副參謀總長何應欽、白崇禧，表示中國如內戰擴大將有害于世界反侵略戰爭，暗示如果繼續內戰蘇聯方面很可能停止對中國的援助。 皖南事變或許算得上蔣介石在軍事上的一個胜利，因為做得干淨利落。但是，他并沒有得意几天，就發現自己陷入了內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狽境地，這是他根本沒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連日本人對他命令八路軍、新四軍開赴華北也不滿意。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机公開宣稱：“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的共產党軍隊去華北，直接破坏帝國利益，這是不能容忍的。”更有甚者，日本軍隊沒有因為他發動“剿共”戰爭而停止進攻。1月下旬，日軍發動豫南戰役，將國民党軍隊15万人包圍在乎漢鐵路以東，兩軍發生激戰。毛澤東評論說：這對蔣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他們非求得個妥協辦法不可，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的計划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非想個妥協辦法，更加于他不利。” 1月27日，蔣介石在總理紀念周發表講話，不得不表示：“皖南事變完全是我們整防軍隊的問題，并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質夾雜其中。” 對于皖南事變的消息，蔣介石原想嚴加封鎖，以免傳播于公眾之中。國民党新聞檢查机构不准《新華日報》披露事件真相。 1月18日，因有關皖南事變的記載被扣下，該報開了一個“天窗”。机智的周恩來文思敏捷，立即為“天窗”補上一首四言詩：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恩來還親自到重慶街頭叫賣這一天的報紙。 中共領導人，昔日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今日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西服革履當了“報童”！這件事本身就是大新聞。于是，皖南事變的消息在大后方不腔而走。 事情再一次与蔣介石的意愿相違背。越想捂住、蓋住的東西，越有人熱衷于打听和傳播，越有人為之繪形繪色，最后落得個失信于民，再說真話也沒人听了。 這時連直接指揮殘殺新四軍的上官云相，也覺得有點理虧了。事變之后，蔣介石獎給他5万元法幣。當時上校的月薪是120元，5万元這個數目很可觀了。但是，他總覺得這事不那么光彩，所以极少炫耀。后來國民党軍事當局召開參謀長會議，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在准備材料時，曾想把皖南事變的“戰功”作為匯報內容。上官云相立即否定，對參謀長說：“不要列入，不要在會上報告！這是內戰，自相殘殺，在抗日戰爭民族大義上是理屈的，擺不上桌子面的事，哪能列入報告呢！” 這也可以算作蔣介石在中共的強勁攻勢面前，在政治上已陷于困境的一個注腳。 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蔣介石“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1月17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御的，17日以后反過來了，他已處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這一關，就好辦了。” 于是，雙方都把目光注意到了原定于3月1日開幕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皖南事變前，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公布了參政員名單，中共方面仍是毛澤東、王明、博古、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等7人。中共方面參不參加這次會，無疑成了國共關系現狀如何的溫度表。由于皖南事變的發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過這個會議來緩解一下國共矛盾，紛紛表示這次會議中共方面必不可少。羅斯福私人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慶，專等觀光國民參政會。 這給蔣介石造成很大壓力，為了擺脫困境，減輕來自國內外的責難与議論，必須爭取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出席會議。 因居里的介入，參政會上有無中共代表的身影，變得十分敏感。中共當然不會放過這一天賜良机。 2月10日，周恩來在重慶玉皇觀与民主党派人士沈鈞儒、黃炎培、鄒稻奮、章伯鉤、張申府、張君勱、左舜生等商談出席參政會問題。周恩來說明中共不參加的方針。沈鉤儒等表示諒解，并建議中共以十二條作為出席的條件，還提出准備成立各党派委員會，討論國共關系和國內政治民主化問題。周恩來認為可取，當即電告延安。毛澤東回電，決定采納這一妙計，利于參政會發起新的政治攻勢。 2月18日，周恩來怀揣中共方面7名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的公函，去見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 周恩來把公函一交，旋即回了曾家岩。王世杰一看，毛澤東等了名參政員在公函中聲明：中共所提十二條善后辦法未得裁決以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參政會。王世杰頓時亂了方寸，立即去找張沖。 “淮南兄，弄不好要出大事，中共的態度分明是要決裂。羅斯福的態度對中國抗戰至關重要。他們不出席，這可如何是好？” 張沖也覺事態嚴重，忙拿了公函去找周恩來。 “周公！”張沖開門見山央求道，“此函送不得喲。還有回旋余地，請你暫行收回此函，給我兩天時間，讓鈞座約你談一次可好？”周恩來早料到張沖會來，冷笑道：“十余天里，政治壓迫之嚴重而且連續不斷，你們已無理之极，我們此次不參加會，實屬忍無可忍。 張沖勸道：“校長是吃軟不吃硬的一個人，這樣下去，恐怕要翻臉了。” “翻臉？”周恩來大笑起來，“臉已經翻了一半了！現在所能做的，不過是討伐令，全國清党，逮捕辦事處人員，封閉《新華日報》等等，我們已經准備著了。見蔣能得到什么結果？不過再重复一次撤過黃河那一套。” 張沖悻悻然，只好帶公函回去另作打算。 會期一天天逼近了，談判仍處于僵持狀態，國民党方面越來越焦急。2月25日，天剛亮，張沖就急匆匆再次來到曾家岩。這次會談進行了近三個小時，張沖再三請求中共撤回了參政員公函，周思來卻絲毫沒有松勁。張沖動感情了：“周公，為國家計，我給你跪下都可以！” 周恩來怔了一會儿，歎口气道：“淮南兄，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新四軍問題后，政治壓迫，軍事進攻、我們确實沒有再讓步的可能了。淮南兄，拋卻你我個人感情，為這事，莫說你下跪，就是你自縊，我也不能答應！” 張沖苦笑了：“難道此事不能見校長一決？” “沒用！”周恩來肯定地說，“目前見他毫無意義，什么結果也不會有。” “不然！”張沖急忙說，“這兩天，我走訪了几位要員，据各方面的意見，可以有几項具体解決辦法供你們研究。軍事上，十八集團軍以正規軍開到黃河以北，其他游擊隊完全留華中，再歸還一軍的番號，以補新四軍的缺，歸還葉挺和其他干部，邊區及冀察政權照前議。參政會的事，改請董必武和嫂夫人二人出席。軍事進攻停止，政治壓迫要總解決，請蔣先生負責糾正，再不許發生新事件。” 周恩來回答：“你提這些條件，我可以報告中共中央，但公函沒必要收回，校長暫時也不用見。” 二人握手道別，一人去向毛澤東發電，一人去向蔣介石報告。 正是： 兩党相爭同使命， 私交公干兩分明。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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