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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慘案的消息20天后才傳到延安。由于國民党嚴密封鎖消息，周恩來6月18日离渝返延時還一無所知。 7月2日，周恩來在延安得知事件經過后立即致電陳誠，提出嚴重抗議，并把此事提到可能導致國共關系破裂的高度來警告國民党。電文說：“弟此次回膚(延安)，原冀与敝党中央商討鞏固團結大計，并求乎服磨擦事態。乃北事未乎南變又起，推波助瀾者大有人在。此种陰謀，弟敢斷言決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國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戰，走人不得不對日妥協之途，其處心之深，用意之毒，顯系破坏分子所為。吾輩矢志團結，堅持抗戰，對茲慘案，必須有以善其后，方能得事理之平。否則激蕩愈多，憤撼難抑，弟雖努力亦難收效矣。”電報還要求：“請轉呈委座，嚴令查明此案真相，對死難者請給以撫恤，對肇事者務請嚴予懲治，并責令保證以后再不發生此類事件，使中共党員得有生存之保障。” 7月19日，陳誠電复周恩來：“嘉義舊土匪潛在謀亂，在地方四出搶劫，槍殺國軍來往官兵，滅尸繳械。二十七集團軍派隊前往剿辦，該匪主力當即起猛烈抵抗，雙方激戰，互有傷亡。涂正坤等召集土匪，扰亂后方，槍殺國軍，滅尸繳械，危害地方，實屬目無國法，該集團軍派兵前往剿辦，維持后方治安，系适當處置。” 雙方各執一詞，認識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7月22日，周恩來再電陳誠近千言，歷數新四軍通訊處功績，從陳誠電中找出8處漏洞加以反駁，請中央或九戰區派專員會同時劍英前往調查，“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同日，周恩來、時劍英又寫近兩千言檄文，電告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和軍委各部長官，要求主持公道。 過了6天，不見國民党方答复。7月28日，周恩來、葉劍英再電軍政部長何應欽和軍委各部長，懇請派公正大員前往詳查。 此電又是泥牛入海。 至7月底，毛澤東、周恩來都發表了談話，報紙也登了文章，電報也打了5封，此事仍無結局，僵住了。 中共領導人再也忍無可忍。8月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界人士及群眾數千人，在延安舉行集會，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周恩來送了挽聯，上書： 長夜輒深思，團結精誠仍是當今急務； 同胞須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陰謀。 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的報告。他說：“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這樣一件殺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誰出來過問呢？這件事應該由誰出來過問呢？如果在陝甘宁邊區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的高等法院早就出來過問了……這是什么緣故呢？這是因為中國不統一。這樣下去，中國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統統被殺。殺抗日的人，這是什么意思？這就是說，中國的反動派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和汪精衛的命令，准備投降，所以先殺抗日軍人，先殺共產党員，先殺愛國志士！”毛澤東話鋒一轉，直指蔣介石：“現在國內流行一种秘密辦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動辦法》……這种辦法就是破坏團結的种种罪惡行為的根源。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為了這個，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當日，追悼大會通電全國，蔣介石自然也收到一份。不過，他不想在這件事上爭什么是非，所以還是“冷處理”掉了。 此后，共產党一方也沒有再提此事，因為共產党已經占据了主動，達到了目的。現在需要的是研究如何統盤處理新形勢下的統一戰線工作。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中共中央多次舉行政治局和各方面負責人會議，重點討論這個問題。 毛澤東邊吸煙，邊幽默地說：“因為頑固分子他死頑固，他磨擦來，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會愈磨愈凶起來。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使他的頭不敢再鑽進來。他就想一想，還是不磨吧，講親愛。這個時候我們也同他講親愛，請他喝茶，大家講和平。所以磨擦是對付頑固分子，結果還是講親愛。但是有一個原則，我們不要先打人，人家打來了，我也打過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講和，磨擦是講和的最好辦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從前十年內戰一樣呢？那我們也不贊成那樣搞的。” 和蔣介石直接打過多年交道的周恩來則對蔣作了重點分析，指出：“蔣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共的，不承認統一戰線，實際政策在那里限共防共，破坏統一戰線，存在著妥協投降的危險；但目前的方針及形式上還講團結，還講抗戰，還不愿造成全國破裂的局面，這是蔣之思想与政策的最矛盾處，也就是他的政治特點。” 為什么蔣介石沒有馬上投降和分裂呢？周恩來認為，這是因為：一、投降將成為汪精衛的尾巴，或許會被迫下野。二、分裂會遭到國人甚至他部下一部分人的反對，并且不能戰胜中共。三、日本提出的投降條件很苛刻。四、國內堅持抗戰的困難還不是完全無法克制。五、國際的妥協派還不是一定要中國全部馬上投降。 周恩來冷靜地指出：蔣介石也有另一個特點，就是承認現實，只要現實對他有利，也能影響他改變一些辦法，但階級的根本思想是不會變的。“幻想蔣放棄其階級立場，特別是對敵妥協性、對英美依賴性、對內反共性，是絕對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是使抗戰延長，國內情形相當好轉，以便于各方面的進步而已。” 實情如此，又該如何處理同蔣介石的關系呢？周恩來主張：在他困難時援助他，在他蠻橫時拒絕他；誠懇的批評，具体的建議；影響他左右的進步分子，反對那些落后分子；經過抗戰將領及有正義感的元老造成進步的集團來影響他。 周恩來特別強調：“有利的應該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將來會有更好的；無利的應該嚴正拒絕，不要拖泥帶水，使他增加幻想；讓步的應該自動讓步，不要等他要求；可能實現的應該适時适當的提出要求，不要過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虧。總之一句話，對蔣不要過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變。” 周恩來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講得有理有据，鞭辟入里，在場的人听得入神，不住點頭稱是。毛澤東笑著說：“恩來算是把蔣介石看透了！” 再說這年9月1日，納粹德國在先后占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蘭大舉進攻。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了。蔣介石喜出望外，一邊布置軍事上的冬季反攻，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擴大到英、美、蘇等大國頭上，好尋個同盟者，一面重新考慮政治解決國共軍事沖突的辦法。 9月13日，王明、博古出現在蔣介石的會客室里。 “恩來怎么沒來呀？”蔣介石問道。 王明答：“恩來騎馬摔傷了手臂，去蘇聯治療，一時怕回不來。” 7月10日，周恩來騎馬到中央党校作報告。恰恰第一夫人江青在外跑馬，恰恰在這個時候江青的馬因狗叫聲惊嚇，失了控制，迎面奔向周恩來和他的坐騎。周恩來當場墜地，右臂造成粉碎性骨折。他堅持開完政治局會議，于8月下旬在鄧穎超的陪同下赴蘇療傷。他坐的是重慶派來的道格拉斯飛机，蔣介石不會不知道，但他還是關切地問了一聲。 蔣介石嘖嘖連聲：“騎馬？太危險了，怎么不坐車呢？”然后切入正題，“我找你們來，是想設法徹底解決一下軍事糾紛問題。” 王明說道：“上月，我們請求你廢止《限制异常活動辦法》，沒有回音。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怎么辦？” 蔣介石支吾道：“噢，是有這么個文件，是徐恩曾他們搞的，我并未最后批准。” 王明說：“很多地方都在實行了，要不然，軍事沖突不會這么多。” “雙方都有原因嘛。”蔣介石眼望天花板，慢條斯理地說，“之所以要搞這個辦法，只不過是因為中共在進攻國民党，國民党要自衛而已。即使如此，我也沒有批准。” 王明冷笑一聲：“委員長，共產党的力量，軍事也好，政治也好，經濟也好，都遠遠不能和國民党相比，自顧尚不暇，能活下去就不錯了，怎么可能進攻國民党呢？事實真相，恰恰不是共產党進攻國民党，而是國民党進攻共產党。” 蔣介石說：“這不是事實，而是謠言，你們共產党可不要相信謠言喲！” 博古掏出一份物證遞給蔣介石：“委員長，這是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下發消滅八路軍的密令，請你過目。” 蔣介石看看，順手放在日式茶几上，略顯尷尬地說：“這事我倒是不知道。” 王明一笑：“那這個張蔭梧膽子可太大了，居然背著委員長做這件事。” “你這是什么意思？”蔣介石惱了，“我以領袖人格擔保，我确實不知道這件事，我總不能事無巨細，包攬一切吧！你們哪，以后要注意大問題，不要總是想占小便宜。我若把你們當敵人，還會約你們來商談嗎？有關具体問題，下一步我派專人和你們細談吧。” 三天后，毛澤東在延安會見了隨同張繼、賀衷寒、王右瑜率領的北路慰問團來訪的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位記者，向他們暢談了抗戰形勢和治國方略。毛澤東說：“你們知道，共同抗日的軍隊叫做友軍；不叫做‘异軍’，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戰中間有許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 毛澤東在“友”、“异”兩字上作出了如此精彩的文章，這恐怕是制定文件的國民党幕僚們始料不及的吧！既然這個文件是針對共產党的，何不來個痛快直說“共党”，而別出心裁地說成“异党”？一字之差，竟把別的小党派也一并掃到共產党一邊了。經毛澤東這么一點，豈不狠容易引起這些小党派的憤怒嗎？ 當記者問到共產党對待磨擦的態度時，毛澤東說出了后來家喻戶曉的一段名言：“我可以直率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党派之間這种互消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党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著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党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 几天后，毛澤東再次見到來延安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一開始就講到，他在重慶訪問國民党一個將軍，那個將軍說：現在沒有什么統一戰線的問題，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党——國民党，一個合法的政府——國民政府，“邊區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終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訪問另一個將軍，也是這樣說：中國除國民党外，再沒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產党在与蔣委員長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現在是沒有什么統一戰線的問題的。 毛澤東回答說：“中國早已有實際上的統一戰線，在大多數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動中，也已有了名義上的統一戰線……別的政治集團怎么講，我不知道，說到共產党，那末，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政党，從來也沒有過一天半天一小時或者一分鐘放棄過它的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么個人或什么集團或什么党派屈服過。要共產党屈服，這大概是比上天還要困難些吧。” 從蔣介石和毛澤東的談話可以看出，此時的國共合作，已經到了雙方都不愿再作讓步的危險境地。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党之跋扈梟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只知乘机擴張勢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 這時，國民党以何應欽、賀耀祖為代表，共產党以葉劍英為代表，正就八路軍人事及經濟等問題進行談判。11月中旬，何應欽向中共提出三項條件：(一)國家行政之統一必須保持，尤其法幣之發行，与國家經濟財政關系重大，更因与他國助我有關，故其發行權必須統一于中央，所有十八集團軍在冀南發行之鈔票，必須收回銷毀。(二)為統一對內對外之宣傳，以正國際視听，第十八集團軍各軍師(擴編后)政治部，應照中央規定与其他軍師政治部一律辦理，政治部人員應由軍委會政治部委派。(三)國軍之人事經理均系統一于中央，十八集團軍乃最革命之軍隊，其人事經理亦應統一于中央，步兵團長以上，特种兵營長以上，應呈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任命；另中央經費應直接發到師部，師軍需處長應由軍需署委派。 何應欽提出，中共如同意這三項條件，則第十八集團軍可采取甲案，擴編為三軍六師三個新編旅，增加月費三十万；或按乙案，擴編為三軍六師三個補充團，增加月費二十万。 葉劍英表示：“鈔票問題純為地方政府問題，待冀南政署和河北省府矛盾解決后，八路軍代表參加河北省府，方可過問此事。八路軍已達22万人，擴編三個乙种軍仍不能編完，請准予擴編三個甲种軍九個甲种師。”對于國民党向八路軍政治部和軍需處派人，時劍英表示不能接受。 何座欽認為共產党回避實質問題，時劍英認為國民党用心險惡，雙方談來談去，怎么也談不攏。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西北又起風云。11月20日，蔣鼎文以陝北河防薄弱為理由，調所屬騎兵二師進入陝甘宁邊區。次日，蔣鼎文又令二十八師偽裝成保安隊奪取了陝北七里鎮等戰略要地。中共中央于同日急令在晉之王震三五九旅回援陝北。陝北局勢驟然緊張。 蔣介石得知王震率部入陝，深為震惊，此時華中正在對日反攻，如西北一亂，局面就不好控制。于是，忙派張沖約見博古，要共產党令王震旅回晉。 其實，蔣介石這是放一個气球，試試風向，如果王震旅回晉，共產党就是虛張聲勢。11月25日，張沖見了博古，傳達蔣介石旨意后又說：“根本上解決問題，最好划定一定區域，使部隊不致犬牙交錯，引起雙方之疑忌，釀成沖突。” 博古問：“怎么划分區域呢？” 張沖道：“可以划河北、察哈爾、熱河及東北給你們。” 博古怕是迷魂湯，未敢表態，只是很有興趣地說：“淮南兄此議甚好，我立即報中央商量。不過這么大的動作，貴党一時能有個統一意見嗎？”張沖道：“內戰打不得。這事當然得蔣先生做主，不過我可以設法說他同意此議。” 然而此議尚無下文，晉西北十二月事變發生了。 話說閻錫山在軍閥中以老奸巨猾、變化多端著稱。几十年征殺，他在各种勢力中縱橫摔因，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依靠“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處世信條，他費盡心机地支撐著山西這個獨立王國。 抗戰爆發后，閻錫山表現積极，采取聯共擁蔣策略，一度把山西、綏遠變成了全國抗戰的旗幟。忻口、太原戰役期間，他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好名聲。同時，他慘淡經營的晉綏軍也損失了百分之七十。1938年3月，臨汾失守后，閻錫山開始念投降經了。他對校尉級軍官訓練團訓話時說：“蔣先生的腦子里，決夫什么抗戰的意思。今日面對的只是怎樣妥協。我們要看清形勢，比如眼看天要下雨，我們就要赶緊准備雨傘草帽，否則落了人后，就成了落湯雞。”同年6月，他把那些逃散的軍、師級軍官召集到吉縣開會，對他們說：“不應該再和敵人死拼了，不然，再有三個月，你們就全完了，這個會就成了預先給你們開的追悼會。抗戰以來，我們差不多抗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加了，再加上犧盟會、決死隊和八路軍合作，今后還有我們晉綏軍的立足之地嗎？”1939年1月，閻錫山在黃河西岸宜川縣秋林村召開的軍政民高級干部會議上專門講了“狡兔三窟”的典故，并解釋說：“我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窟窿，才能存在：第一個窟窿是日本人，第二個是國民党，第三個是共產党。因為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須費力經營好日本人這個窟窿。”又說：“抗戰与和平是政治問題，不能說主張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汪先生出走，哪里是當漢奸，不過是政見不同罷了。我如回太原，日本人還不郊迎六十里？” 1939年11月1日，閻錫山以其下屬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十九軍軍長王靖國、六集團軍總司令兼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名義派人去和日本清水師團談判。條件是日軍幫助晉綏軍消滅山西境內的八路軍和決死隊，發還其部下高級將領在日占區的財產，他愿意在山西作為日軍和國民党軍、八路軍的一個“屏障”，并將一部改編后專事“剿共”。 日本人基本上全部答應了閻錫山的條件，但要求閻“全部投降”，并像汪精衛那樣發通電。閻錫山權衡良久，未敢立即答應。他知道漢奸的帽子是戴不得的，他還不想整個地鑽進日本人這個“窟窿”。他的如意算盤是：名分上還在抗日，實際不抗日，保全名節；在日本人的保護下，清理好山西這塊地盤，繼續做土皇帝。他雖沒答應發通電投降日本人，但決定作個態拿個樣給日本人看看。11月底，机會來了。按蔣介石的部署，要在年底發動全國性的冬季反攻，以求得西方大國卷入中國事變的可能性。12月1日，閻錫山命令駐晉西的決死二縱隊向同蒲線靈石、霍縣段舉行破襲；同時，密令嫡系王靖國、陳長捷軍与日軍勾結，准備將二縱隊消滅于同蒲線西側，求得与日本人討价還价的資本。 決死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在王靖國軍進攻下舉行自衛反擊，并電閻錫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閻錫山當即宣布二縱隊為叛軍，蔣介石也立即同意閻提出的“分汾東、汾西，借剿叛軍名義北上，肅清共党勢力”的方案。是謂十二月事變，亦即國民党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開端。 新軍是閻錫山和共產党合作的產物。1937年底。閻錫山的晉綏軍潰不成軍之時，求薄一彼幫他建立一支新部隊。到1939年底，這支部隊已經發展到4個縱隊50個團5万余人，受閻錫山和共產党雙重領導。 共產党當然不會坐視山西新軍被殲。12月7日，八路軍晉西支隊立即和決死二縱隊一起抗敵。12月16日，閻錫山又令趙承綴第七集團軍參加作戰。中共中央軍委于12月23日，電令八路軍一二０師派得力指揮員到新軍幫助指揮作戰。12月31日，再令八路軍三五八旅及晉西北新軍立即集中，賀龍、關向應也回兵晉西北。1940年1月11日，八路軍和新軍開始反擊，連克臨縣、楊集鎮等地。 至此，閻錫山苦心導演的反共戲進入尾聲。通過事變，他完全控制了晉西南，占領了晉東南的部分地區；拉走了決死隊的3個團，但卻退出了晉西北，逼使山西新軍的40個團完全過渡到共產党的領導之下，晉西北地區完全被共產党所控制。 閻錫山得不償失，正所謂“偷雞不成反蝕了一把米”，只好答應和共產党談判，划界而治。按下不表。 再說山西鬧得正歡的時候，蔣介石又放出一只“气球”。11月16日，國民党九十七師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攻占了原為國共雙重政權的甘肅宁縣和鎮原。朱德連電蔣介石，表示強烈抗議。蔣介石理也不理。他在日記里寫道：“朱毛抗議，不過是虛聲恫嚇，振振聲威，實恐我大軍進剿也。” 1月4日，葉劍英面見何應欽。他毫不客气地說：“邊區近來發生的事情，實令國人心寒。究竟意欲何為？” 何應欽說：“邊區？所謂邊區，委座從來就沒有承認過。” 葉劍英一聲冷笑：“何部長太健忘了吧？邊區在民國二十六年冬天行政院就通過了。行政院三三三次會議通過此案后，只是因為人選未取得一致，才未實行，此事你我都是親歷者，何必隱瞞呢？” 何應欽說：“去年2月，你們林祖涵致函行政院，說是18縣，現在卻要求23縣，自相矛盾嘛。隴東之事，發生在王震旅西渡之后，閻長官并沒下令讓王旅移動，是擅自行動嘛。此事不解決，別的事怎么好談？” 葉劍英說：“騎二師不入邊區，王旅自然不用移動。近聞中央想調高桂滋軍入陝北，果真如此，問題就更复雜了。” 何應欽不置可否，只是說：“委員長的意思，這些事都可以商量解決，具体你找張淮南。不過，王旅一定要東渡。” 第二天，張沖一見葉劍英，直截了當道：“王旅要先回河東，也好敷衍一下委員長的面子。” 時劍英說：“淮南兄，王旅當然可撒，可是你看看邊區周圍，云集几万中央大軍，半月前又占宁、鎮兩城，王旅回保邊區，已感兵力不足。中央如答應我們提的條件，王旅自可回防。” 6日，張沖再見葉劍英，稱何應欽已下令停止隴東軍事行動，邊區問題因三省當局反對，是否需另想辦法？葉劍英一口拒絕了。 隔了3天，蔣介石略作讓步，卻把邊區18縣改為14縣。葉劍英仍表示難以接受。 談判再度陷入僵局。 正是： 談判桌上顯智勇， 全憑舌尖來爭鋒。 要知后事，下回再敘。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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