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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蔣介石見到周恩來，就開門見山地說：“恩來呀，明天就要開全會了，延安可有什么建設性意見向會議提出？” 周恩來說：“我立即把校長的意見告訴他們。” “兩党統一的事，還有無可能？”蔣問。 “沒有這种可能。”周答。 “你們是毛澤東說了算，你投問他，怎么就說不可能呢？你再發個電報問問嘛。” “用這么急嗎？” “你知道，要開會了。會上要是形成什么決議，以后就不好辦了。” “好吧，我發個電報。” 第二天，周恩來即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發電，報告与蔣談話情況，認為“其意蓋欲我党對國民党全會有一具体讓步，以塞眾口，以利防共”。据此，他向中共中央提出兩條建議：一、對國民党的全會，中央應有一表示。二、拍一密電，提出我党的具体意見，“指出我党愿与國民党進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實如捕人、殺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沖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救急辦法，提議由兩党中央組織共同視察團或委員會，前往各地就地解決糾紛、至少可弄清事實，向兩党中央報告，以便尋找進一步具体合作辦法。” 這天夜里，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里為《論持久戰》英譯本寫序言。第二天，周恩來的請示電到了。毛澤東帶著一雙熬紅的眼睛出席了專門為此電召開的書記處會議，最后敲響了定音鼓：“給敬愛的蔣先生复一電，想取消共產党和馬列主義絕對不可能，要他徹底打消這個念頭。” 24日，中共中央拍發了致國民党蔣總裁暨五中全會電。第二天，周恩來將這一密電轉給了蔣介石。 電文寫道： 兩党為反對共同敵人与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党合并，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后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党誠意的愿与國民党共同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而奮斗，但共產党絕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之信仰，絕不能將共產党的組織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 言詞擲地有聲，毫無變通余地，蔣介石實在難以咽下。他在會上作了《喚醒党魂、發揚党德和鞏固党基》的報告，聲稱：“對中共是要斗爭的，不好怕它……我們對中共不好像民國十五六年那樣，而應采取不打它，但也不遷就它，現在對它要嚴正管柬、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根据這种“与中共作積极之斗爭”的精神，全會決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針，原則通過了《限制异党活動辦法》，确定成立防共委員會，嚴密限制共產党和一切激進分子的言行。稍后，蔣介石又秘密批准頒布了《共党問題處置辦法》、《淪陷區防范共党活動辦法草案》，嚴令執行。 這時蔣介石仍主張繼續對日抗戰，嚴厲譴責汪精衛的投降活動，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盤打算主要是在內部醞釀和布置的，并沒有完全公開出來。 不管怎么說，國民党五中全會可以說是蔣介石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折點。正如周恩來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分析的：國民党五中全會后。開始走“向下發展的道路”，重心由對外轉向對內，眼光由看前線和淪陷區轉向看共產党的后方，開始著眼于“如何限制共党，防備共党，乃至反對共党，如何消滅同情共党的影響及其分子，如何消滅國共以外的中間分子，以冀造成國民党獨霸的局面，于是思想复古，磨擦叢生，一切抗戰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之自由，极受限制。對共產党，對陝甘宁邊區，對八路軍、新四軍，乃發生許多苛刻之要求，無限之限制，不平之待遇，以至殺人、捕人、武裝沖突”。 于是，國共合作告別了溫情脈脈的蜜月，進入了磕磕碰碰、磨擦叢生甚至發生激烈沖突的時期。然而合作仍然存在，關系沒有破裂，這种若即若离、時親時疏的狀態一直繼續到抗戰結束。 國共兩党的軍事磨擦最早開始于河北。 抗戰初期，國共雙方在山西戰場上實現了良好的合作，取得了忻口戰役和反九路圍攻的胜利。太原失守后，國民党大軍紛紛南渡黃河，西過汾河，八路軍則深入敵后，開辟了廣大的抗日根据地。蔣介石不甘心，便盤算著怎么從八路軍手中“收复”喪失于日軍的失地。八路軍當然不會拱手相讓，于是磨擦便不可避免了。 1938年5月，河北的抗日武裝以呂正操部為主，在冀中38縣創造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中行政公署；以八路軍一二九師東進部隊為主，在冀南20余縣建立了抗日政權。為合作抗日，中共同意由國民党方面派鹿鐘麟去河北省擔任省政府主席。 鹿鐘麟是馮玉祥的忠實追隨者。早在1914年，馮玉祥當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時，鹿即入該旅任職。1924年，馮玉祥在北京出任國民軍總司令，鹿任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兼北京警衛總司令，具体負責操作驅逐清廢帝博儀出宮。1918年，馮玉祥任南京政府軍政部長，鹿任常務次長。次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為討好已和他鬧僵的馮玉樣，委任鹿為軍政部長。1930年4月，中原大戰爆發，鹿沒像馮玉祥其他部下那樣背叛他，而是放棄軍政部長之高位，潛逃至馮玉祥那邊出任第二、三方面軍前敵總司令。几個月后，他和馮玉祥戰敗，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7年寓公。抗日戰爭爆發，馮玉祥再次出山，鹿于1937年底繼馮玉祥擔任了3個月第六戰區司令長官。1938年2月，他被調任軍法執行總監。后在馮玉祥的努力下，蔣介石才給了他河北省主席一職。同時，蔣又對他不大放心，由其軍統特務系統推荐了河北一支反共武裝的頭目、自號河北民軍總指揮的張蔭梧出任河北省民政廳長。 1938年6月，鹿鐘麟怀里揣著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狀上任了。為安全計，他取道山西，請八路軍護送，通過日軍封鎖線，前往八路軍開辟的抗日根据地。在路過山西長治時，鹿鐘麟訪問故縣鎮八路軍總部，与彭德怀舉行會談，議定了這樣三條：一、原八路軍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專區分區政府人員不變；二、為統一民運決定組織河北總動員會，以鹿為主任；三、八路軍在河北之正規軍和游擊隊須得朱、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揮，河北專區分區之地方武裝須經過所屬軍分區司令員方可指揮，晉察冀邊區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縣仍為河北省政府所轄，但省府命令須經過該邊區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鹿鐘麟心情非常郁悶。作為蔣介石宿敵馮玉祥的親信，他原不指望撈到什么肥缺，但也沒想到會這么窩囊。一兵一卒無法直接調動，兩個專區的官員無法自己任命，一個邊區的所有事情都無法直接插手，這個省主席還有什么當頭！又豈是他這個當年堂堂的軍政部長所能夠忍受的！ 9月，鹿鐘麟到冀南南宮縣，立即毀棄前約，要撤銷冀南公署，將冀南20余縣作為河北省府屬地，由國共兩党各轄一半，遭到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楊秀峰的反對。為減少磨擦，八路軍總部同意划出南宮等3個縣為鹿鐘麟的机關駐地。 鹿鐘麟到冀南后，盡力收編地方武裝。國民党軍殘部、地主土匪武裝紛集于其下，借勢向八路軍挑釁。 10月27日，毛澤東、王稼祥、劉少奇、彭德怀共同致電冀南朱瑞、徐向前等人，一面指示對冀南行政公署“不能以任何交換條件取消”，一面要他們向鹿极力解說目前抗日形勢之嚴重，只有團結才能支持難局，“主任公署(冀南)及軍區均應与鹿建立密切關系，請其指示方針”，并估計“武漢失守，局勢變化，我有更大可能促鹿覺悟，求得親密合作，屆時當可對鹿作某种讓步”。 不料還沒有等到中共讓步，廉鐘麟即于11月突然發布公告，撤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楊秀峰的職務。鹿手下的一些人，即向各縣另行委派縣長，搶官奪權。与此同時，張蔭梧也以其民政廳長的名義委派縣長。于是在冀南地區出現了一個縣有兩個縣政府、三個縣政府的局面。日偽乘机而入，也在一些縣委派偽縣長。有的縣竟出了四個甚至五個不同背景的縣長。這些委派縣長，各据數村，要糧抽丁，老百姓叫苦連天。才兩個多月，即把一塊八路軍剛開辟的抗日根据地，弄得烏煙瘴气，雞犬不宁。 隨后，鹿鐘麟又設法將國民党在山東的石友三部2万余人調來河北。蔣介石加委鹿為冀察戰區司令長官。于是，集合于鹿的戰區司令部名下的武裝達六七万人，到處襲擊八路軍駐地，殺害抗日軍民，河北事態愈演愈烈。 鹿鐘麟果然不是等閒之輩。短短數月，他就甩掉了“光杆司令”的帽子，确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但是，他深感難以駕馭這塊地盤上的共產党的力量。于是，他向重慶上報了這樣一個計划：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軍主力一二九師及其所屬部隊，立即歸還第二戰區戰斗序列，其所編各种游擊隊統一整編后交省府指揮，不准攜去，以絕隱患，如做不到這一點，最少應令八路軍在冀境者悉數開人冀中，或分擔津浦、平漢鐵路防務。 這樣，鹿鐘麟等于把矛盾上交了，只等著蔣介石處置了。 毛澤東正在時時關注河北的局勢。12月23日，毛澤東電示將去西安參加蔣介石召開的西北、華北高級將領會議的彭德怀等人，要他們在會上“堅定各將領之抗戰信心，強調團結統一之重要。特別是在敵后方，斥責制造磨擦之有害。介紹八路軍抗戰之各方面經驗。”關于河北問題、毛澤東讓彭德怀面見蔣介石提出如下要求：“凡八路軍占优勢而為主力的地區，一切軍隊，包括友党之游擊隊及地方自衛隊，應歸八路軍指揮；凡友軍占优勢的地區，一切部隊概歸友軍指揮。所謂地區應以戰略區域為單位，爭取委任朱德為一個戰區的副司令長官。”并指示彭可以表明放棄某些地區，以求實現以划分區域為基礎的增進合作与消弭磨擦。 彭德怀根据這一指示，上書蔣介石，建議照軍事關系重新划分華北行政區，并提出了將八路軍三個師改編為三個軍的要求，認為已有十二万人的八路軍，用原來四万五千人的經費已遠遠不夠，建議每月增加100万元經費。 24日，蔣介石在西安召見彭德怀、王明和林伯渠，略談數事，即起行返渝，并不提開將領會之事。彭把書面意見交給他，他約彭到重慶再詳談河北問題。 實際情況是，蔣介石已在陝西的武功開過了西北和華北的師長以上將領會，但沒有讓八路軍和山西新軍(決死隊)的將領參加。因為這個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防共限共。 12月28日，彭德怀在重慶會見蔣介石。蔣根据鹿鐘麟、張蔭梧告的狀，一見彭就責怪八路軍建立冀中、冀南抗日政權是破坏行政系統。彭德怀列數鹿、張在河北破坏抗日團結的事實作答，并列舉八路軍在敵后的戰績，陳述敵后戰場對牽制日軍向正面戰場進攻所起的重要作用。蔣介石對此倒是點頭認可。 最后，蔣介石說：“德怀呀，我不听一面之詞，也不偏袒任何一方。這樣吧，讓天水行營程潛主任、戰區閻長官、衛長官派員和你一起赴冀南調查，然后再議吧。” 彭德怀走后，蔣介石擦了一把冷汗。八路軍急劇擴大，而且到處占地盤，占一塊地盤就建立政權，如此蚕食下去，這江山將歸屬誰家！想到這里，他在日記中寫道：“共党乘机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党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游擊隊之紛亂無系統……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 正是出于這种考慮，蔣介石在五中全會秘密批誰了一系列反共方案。并密令鹿鐘麟訓示各縣禁止八路軍招兵買馬，取消冀中、冀南兩行政公署。還向各戰區下令：禁止未奉軍委會命令擅自開往它區，各戰區不得兼管行政。 1939年2月，鹿鐘麟從重慶開會回到河北，腰杆子挺直了許多。第一天辦公，他先給朱德、彭德怀拍了一份電報，要求八路軍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擊隊；隨后，他攤開地圖，開始填寫八路軍占領區各地區、各縣專員和縣長的委任狀。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隊伺机多占地盤。 与此同時，河北的張蔭梧和山東的秦啟榮等部，到處襲擊八路軍，制造流血事件。他們公開叫喊：“宁亡于日，不亡于共。”“八路軍—定要交出政權！” 共產党不再讓步，來了個針鋒相對。中共中央電示朱、彭：一、要求當地高級指揮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換鹿鐘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魯三省戰略位置重要，八路軍只能增加、不能減少；三、晉察冀邊區、冀中、冀南現行政權不僅不能取消，而且山東及其他地區也應照此辦理；四、政府發鋼少，八路軍及游擊隊要吃飯，停止征糧實難從命；五、對于非理進攻，必須反擊，決不輕易讓步。 這時，由于張蔭梧等部拒絕与八路軍配合，在日軍的進攻下屢遭損失，河北戰局仍不得不賴八路軍來支持。于是，蔣介石致電彭德怀，希望他赴河北与鹿鐘麟會談。其電文曰： 彭副總司令德怀兄： 某日電悉，艱難奮斗，至念賢勞！冀省為華北敵偽之心髒，吾人必須堅決把握，嚴重打擊。所賴以維系人心，號召抗戰者，端賴我軍政長官同舟共濟，密切合作，保持机動之优勢。務盼史速即前往，与瑞伯(鹿鐘麟字)會談，在精誠親愛合作、共同殺敵，保全冀省原則之下，消除隔閡，解決誤會，免為敵乘為要！ 中正 彭德怀遂与鹿鐘麟約定，在遼縣下庄八路軍的駐地舉行會談。 河北磨擦，舉國關心。彭、鹿會談，各方注目。八路軍總部和中共北方局研究后，經請示中共中央，提出了解決河北問題的八大綱領。根据雙方爭論焦點在統一行政問題，綱領提出撤銷雙專員、雙縣長；對各地民主選舉產生的專員、縣長由省府加委。并提出撤銷破坏團結的頑固分子張蔭梧等人的職務。 鹿鐘麟在會談前已陷于尷尬的境地。他的老上司、力主國共團結抗日的馮玉祥從重慶給他發來一封長電，責備他“不尚容人用人，過去方法已不适宜”，囑其“誠懇、合作、坦白，以堅持河北抗戰”。程潛亦自天水行營繪鹿長電，令鹿：“本民族利益第一、抗戰團結第一之旨，忍耐精神，無偏無党。”還說：“民軍(指張蔭梧等部)到處索糧索款，亦有割据嫌疑，党政人員有時偏袒，亦造成沖突主調。”“以武力限制共產党發展為不可能，亦不必要。” 而另一方面，鹿鐘麟連接蔣介石四道密電，要鹿必須撤銷中共的兩個公署。 鹿鐘麟兩面為難，無心考慮如何會談。見八路軍提出了八大綱領，也讓隨行人員草就了一個綱領，送到彭德怀那里。彭看后問道：“鹿先生和我不憚路途辛勞，來下庄見面，原為堅持河北抗戰，為何綱領中沒有抗日內容？”鹿鐘麟無言對答。 由于有蔣介石的密令，鹿鐘麟堅持要撤銷冀中、冀南兩個主任公署，彭德怀則堅決維護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會談自然無結果。臨別前，彭對鹿說：“河北問題鹿先生固有失當，但朱德總司令和我素知問題不在先生，而在張蔭梧等頑固分子，須將這些頑因老朽分子撤掉，團結合作方有希望。” 鹿鐘麟感于彭德怀的直言，也向彭直告自己的難處：撤換張蔭梧是得經過蔣介石批准才能辦到的。以后張蔭梧不但未能撤掉，反而猖狂愈甚。鹿鐘麟則有所收斂。 國民党當局想以河北省政府的名義取消八路軍抗日根据地的計划宣告破產，便依靠民軍張蔭梧、侯如墉、王子耀等部向八路軍發動武裝襲擊，由政治磨擦轉向軍事磨擦，制造了一連串慘案。其后，張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竟說：“日軍掃蕩八路，在他人以為大難，在我以為軍政開展之机會。” 朱、彭忍無可忍，根据毛澤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反擊原則，下令一二九師、晉察冀軍區几乎全殲了張蔭梧、王子耀等部，張蔭梧落荒而逃。在朱、彭的強烈要求下，蔣介石撤了張蔭梧的職。 鹿鐘麟感到兩面不討好，這個省主席實在不好當，便向蔣介石提出辭呈。 蔣介石不僅沒有批准鹿鐘麟辭職，反而派了朱怀冰、龐炳勳率部入冀。于是，河北磨擦与反磨擦的斗爭，一波末平，一波又將掀起。這是后話，按下不表。 再說陝北地區自1938年底開始，國共雙方的關系也變得微妙异常。1938年底，發生土橋事件。1939年3月，發生龍州堡事件和瓦窯堡事件，4月發生鎮原事件和宁縣事件，5月构邑縣被攻占，整個邊區受到進一步的封鎖。這些事件的根源在于國民党秘密頒布的《限制异党活動辦法》，可能性存在于陝甘宁邊區問題雖談判多次卻懸面未決。 5月底，毛澤東看到了三個月前蔣介石秘密批准的《共產党問題處置辦法》。這份絕密文件里，提出兩种對付共產党員的態度：“上層注重‘理性之折服’，以嚴正對之；中下層當予以事實上之打擊，以嚴厲對之。”毛澤東發話了：“來而無往非禮也！他們要打，我們沒有辦法。”6月10日，毛澤東在高級干部會議上提出反磨擦的指導方針：“積极幫助蔣督促蔣朝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統一不忘斗爭，斗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廢，但以統一為主，磨而不破。” 6月7日，剛從皖、浙處理新四軍問題回到重慶的周恩來，向陳誠遞交了一份關于合理公正解決兩党沖突問題的建議，要求确定陝甘宁邊區區域，要求把沿黃河西岸的7縣划為八路軍之補給區，要求河北省政府改組，要求晉察冀邊區作戰統由八路軍負責。陳誠做不了主，遂將建議轉給蔣介石。 6月10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和昨天剛從南岳來到重慶的葉劍英。蔣今天的心情似乎不錯，談話比較從容，盡管內容很嚴肅。 他說：“你們的建議我看過了。現在問題的症結，不在陝北几個縣，而在共產党是否有根本的真誠——服從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而不自居于國家体制之外，造成特殊關系，遺攻汗者口實。” 周恩來說：“共產党做事，正是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上。自抗戰以來，共產党所作所為，天地可鑒。” “這個我知道。”蔣介石換了一种口吻，“我作為全國的領袖，完全以理智的、持平的態度處理國事，絕不會偏听偏信。我權衡一切，完全以國家民族整個利益為前提，決不會有所遷就或妨息。你們為了解決問題，總是先造成特殊事實，以強迫的態度對待我，迫我就范，你們眼里到底還有沒有我這個領袖呀？” 周恩來連忙解釋：“校長千万不要誤會，我們這次提的問題，大都是些懸而未決和亟需解決的問題。再說，以前每次和你談問題，你總是先讓我們拿方案嘛，這怎么能說是強加于你呢？我們提的具体意見如何，還是听校長的高見嘛！” 蔣介石說：“除非邊區停止向外進攻，不能談判具体問題。” 周恩來當即反駁：“并非我們向外進攻，而是被人所攻。八路軍在防御的空隙里主動打擊日軍，該不會有錯吧？為什么要限制呢？” 蔣介石再換一种口气：“恩來呀，我什么時候說你們對日作戰方面的問題了？新四軍前一段作戰有功，我當即下了嘉獎令嘛。只要你們恪守中央命令，使各地事態平息，我能虧待你們共產党嗎？我對事對人，向以仁愛為本，對共產党也不例外。但是，你們總得服從中央的命令啊！我們的一切實施与行動，應以合乎國家的統一和獨立為唯一原則。如果國家不能統一，便決不能獨立，所以我們求統一，實為整個國家民族利益著想，而這种利益，是与共產党所共有的嘛！我責備你們，完全是出于愛護你們呀，你們應該明白我的苦心。” 蔣介石只顧自己講話，不容周恩來、葉劍英多說。最后，他提議為改善兩党關系，再約定時間正式談判。 送走了周、葉，蔣介石即命陳誠起草了《共党問題處置辦法》，作為与共產党談判的基本方案。該辦法在軍事方面要求八路軍、新四軍之軍政軍令必須統一于中央，不得脫离駐地，不得要求划給區域，不准擴充武力；党務方面要求共產党服從三民主義，服從領袖，遵守抗戰建國綱領，不得在各地有任何秘密或公開之組織，停止宣傳共產主義，不得單獨設立机關報与雜志及印刷各种宣傳品；行政方面，要求共產党取消地方政權，共產党所辦教育与訓練机關或停辦，或由中央接收等。 談判尚未舉行，又一事件在南部發生了。6月12日，國民党第二十七集團軍特務營包圍了新四軍在后方的平江嘉義鎮通訊處，當場打死通訊處主任、新四軍參議涂正坤，活埋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8人。從此，歷史詞典里又多了“平江慘案”這個條目。 毛澤東、周恩來拍案而起，決定給予有力回擊。 正是： 樹欲靜而風不止， 一波未平一波起。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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