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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周恩來撤离武漢、抵達長沙后，适逢蔣介石《告全國軍民書》公開發表。他和葉劍英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說：“蔣宣言今早發表，內容甚好，不妥處已改掉……蔣日前來長沙并轉南昌，現回衡山，表示堅決主張宣戰，馮(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均贊助。” 11月1日至舊，軍事委員會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檢討武漢作戰經過。周恩來出席會議，并在發言中強調游擊戰的問題。8日，他又到衡山見蔣介石，商談今后抗戰的軍事方案。蔣介石明白他的一班文臣武將沒有多少懂游擊戰爭的，便對周恩來說：“游擊戰固然好，但要先行訓練。這樣吧，請你寫一個具体方案，方案出來，就可速辦游擊干部訓練班。” 11月10日，日軍由武漢南下，湖南北部的門戶岳陽淪陷，長沙告急。聚集在長沙的各軍政机關紛紛撤退。12日，國民党軍政要員已先后离開長沙。周恩來、葉劍英在安排完八路軍辦事處、三廳工作人員攝离后，已到深夜12點。周叫副官打電話給陳誠辦公室詢問敵情，陳誠回答：“風平浪靜，日軍還在洞庭湖。”已經十分勞累的周、葉決定在長沙城內的八路軍辦事處再住一夜，明天早上去湘潭。 次日凌晨兩點多，周、葉剛睡下不久，突然城內到處起火，住所附近也被點著，烈焰立刻把天空映得通紅。隨從人員急忙沖進二樓的臥室，把他們叫醒，拉了就走。這時火已迅速蔓延到院子里，大門已被烈焰封住，他們只好轉向屋側，從火中沖出。走到街上回頭一看，大火已把他們原來所住的二樓吞沒了。街上一片火海，一片慌亂，一片嚎哭之聲。他們沿湘江步行，走出城外，遇到郭沫若等乘坐的卡車。周恩來濃眉緊鎖，怒不可遏，又拉著這輛卡車返回長沙，探看一下究竟。到离長沙不遠的一段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長沙全城籠罩在熊熊火光和滾滾濃煙里。周恩來立刻作出判斷：“看來，敵人是沒有進長沙的。假如敵人進了長沙，那一定要窮追的，不會全沒有動靜。” 后來才知道引起這場大火的原因。原來12日上午，蔣介石侍從室傳渝省主席張治中：“我們對長沙要用焦土政策”，“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張指示軍警負責人作了部署。不料執行人員誤信了日軍已迫近長沙的謠傳，倉促間不經請示批准，也沒有放空襲警報，就競相放起火來。張治中在夢中惊醒時，火勢已蔓延開來，電話線路不通，無法挽回局勢，只能獨自唏噓不已。 消息傳出，全國一片責難之聲。 16日，蔣介石驅車來到長沙。當他走上劫后余生的最高點——中天閣，俯瞰全城，發現几天前的繁華街道此刻已變成瓦礫場的時候，頓時面紅耳赤，頭上筋絡暴突，嘴里哼哼嘰嘰。隨行人員見狀，暗自思忖：委員長要殺人了。 果然，蔣介石下令逮捕直接縱火的長沙警備司令丰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昆和警察局長文重孚。判決前，張治中曾力保丰悌免于一死，但他的政敵陳誠不肯放過。審判長錢大鉤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上報蔣介石。丰悌本是黃埔一期學生，曾任蔣介石侍從室二組組長，頗受寵愛。然而蔣知道民怨難平，責任難擔，因而在判決書上批道：“疏魯怠情，玩忽職守，瀆職殃民，一律槍決。”18日早晨，新任長沙警備司令俞濟時遵令將三人處死。 張治中自知闖下大禍，十分焦急。這時，周恩來前去看望這位老朋友，既指出其責任所在，又溫言加以勸慰。張隨即將以國民党中宣部和軍委會政治部名義發布的《長沙大火真相說明》稿送請周恩來審閱。 周恩來一面指示《新華日報》批評“焦土抗戰”的方針，一面宇斟句酌地修改這份文稿，特別是對起火原因做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負責人誤信謠言、准備不周、臨時躁動外，還加上了“自衛民眾激于義憤，以為敵寇將至，自焚其屋”等字句。 張治中看過周恩來修改后的文稿，激動得良久未能置詞。他由衷地感激，認為正當各方責難紛紛、一些人落井下石之際，中共要人周恩來能對他持諒解態度，實在難得，令他終生銘感不忘。 蔣介石宣布對張治中“革職留任”。 從武漢失守開始，中日戰爭呈現了長期對路的狀態。正面戰場，已在武漢周圍和長江兩岸形成相互對壘的局面，日軍已無力發起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達到迅速滅華的目的，國民党軍隊元气大傷，一時也無力組織反擊；敵后戰場上，因日軍采取“治安警備”的策略，無力量在廣大的地區發動“大掃蕩”肅清八路軍，也呈僵持局面。 11月25日至28日，蔣介石召集南樂軍事會議，討論抗戰新階段的戰略方針。到會的有高級將領300多人，周恩來和葉劍英也出席了。白崇禧在會上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十分推崇，建議蔣介石讀一讀，并說要全國人民都看看，蔣介石不置可否。會議決定在南岳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擊戰。這件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南岳訓練班的主任由蔣介石兼任，湯恩伯任教育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長，周恩來也擔任了這個班的國際問題講師。他后來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報告說：“中央軍最重要，但最難接近，最難工作……南岳訓練班較洛砌山更有成績。這几乎是我們接近中央軍官最好的机會，只可惜人去少了。因為人去多，不僅可以擴大我們影響，而且可以培養我們自己的知名干部。” 蔣介石這時雖還表示愿意繼續抗戰，但對他來說，抗戰有如爬山，爬到這里，他開始停步，不想再往上爬了。共產党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在敵后的迅猛發展，使他憂心忡忡，如芒在背。日本政府又向他伸出誘降之手，內部求和之聲日高。于是，他越來越多地在考慮如何對付共產党了。 12月3日，周恩來經衡陽到達桂林。八路軍剛在這里建立了駐桂林辦事處，由吳莫如、李克農先后擔任處長。這是經過周恩來同白崇禧商談后得到他同意而建立的。 6日晚，蔣介石在桂林主動約見周恩來。蔣住在桂林行營，這里窗明几淨，几支蜡燭閃著柔和的光。他想布置個談雅宜人的气氛，在這樣的气氛中會見他的老相識和老對手。 侍從們通報后，蔣介石主動迎到院中，握著周恩來的手，非常熱情地說：“恩來，快進屋，咱們好好談談。” 賓主坐定，略事寒瞳，蔣介石便切入正題，正式提出了他的“溶共政策”。他對周恩來說：“恩來呀，跨党的辦法討論后大家都不贊成。以前共產党跨党加入國民党，并沒持久，已經可以證明了。現在，你們共產党既然信了三民主義，最好還是与國民党合并成一個組織，這樣力量可以加倍嘛。” 周恩來一時不知蔣的用意，只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樣子。 蔣介石興奮起來了：“恩來，如果這种辦法可以談，我可以在西安召開華北西北將領會議后，約毛澤東面談解決。” 談了近一年，又回到吞并的老路上去了。周恩來淡淡笑著。仍未說話。 蔣介石接著說：“如果全体合并一時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員加入國民党，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們搞什么革命轉變呀！上次合作，把大家都搞怕了。” 周恩來不再沉默了，他斂起笑容，說道：“我們相信三民主義，可不僅僅因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為它是達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國民党員卻未必都如此想，所以國共終究是兩党。跨党是為了取得信任，但我們也不強求。如果認為時机末到，還可以采用其他辦法。要求全体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面退出共產党，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數人退出共產党而加入國民党，不僅是失節、失信仰，于國民党也有害而無益。” 周恩來的答复使蔣介石大失所望。他快快地說：“如果你考慮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電約毛澤東到西安會談了。” 但蔣介石這個念頭并沒有立刻打消。12月12日，他在重慶又約見代表中國共產党前來參加國民參政會的王明、博古、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等繼續洽談。他說：“共產党員退出共產党加入國民党，或共產党取消名義，整個加入國民党，我都歡迎；或者共產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贊成；但是跨党辦法絕對辦不到。” 王明等人紛紛陳述共產党關于建立各党聯盟的主張。蔣介石听得不耐煩，變得异常激動，站了起來，伴著手勢說道：“我的責任是將共產党合并國民党成一個組織，國民党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党革命分子合于國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胜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至死也不變！” 几位共產党人面面相覷，一時不知如何答對。 蔣介石緩和了一下口气：“我就不明白，既然都信奉三民主義，為什么不能合并到國民党里來？比如各位，完全可以到國民党里來作強有力的骨干嘛，為國家民族共同努力嘛，何必要保留那個共產党員的名義呢？”說著，特意看一眼吳玉章，“你是老同盟會的，國民党的老前輩，還是回到國民党來吧！” 吳玉章說：“如果允許跨党，我當然愿意再加入國民党，如果只有退出共產党才能加入國民党，那我宁愿保留共產党的党籍，因為當初加入共產党是我慎重的選擇。” 其他几人也同蔣介石爭辯起來。 博古說：“那么，我們只好獨立存在，共同發展了。” 蔣介石“哼”了一聲，說：“共產党不在國民党內發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党的，如果共產党在民眾中發展，沖突也是不可免的。” 董必武生气地說：“誰能在民眾中發展，那要看他是否和民眾站在一起，是否代表民眾。” 王明提到三青團問題，蔣介石回答：“三民主義青年團章程如果革命需要，當然可以修改，不過這純屬枝節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均無意義。” 林伯渠問道：“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蔣眾石斬針截鐵地回答：“其他方式均無用。我們當然可以再談，但是，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都無意義！這么說吧，如果不取消共產党，我死不瞑目！” 話說到這個份儿上，還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五六個小時過去了，雙方不歡而散。 正在這時，發生了一件震惊朝野、人人切齒的事件：國民党副總裁、國民參政會主席、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公開叛國投敵，作了遺臭万年的漢奸。 話要從頭說起。 卻說日本近衛內閣發出不以國民政府為和平對手的聲明之后，于1938年6月17日，由陸軍部制定了一套旨在“導致蔣政權垮台和蔣下野”的謀略計划。 這套多方籠絡、瓦解、爭取的計划，各工作都冠以動物名稱作代號，五光十色，有如一個動物園： 起用唐紹儀、吳佩孚、靳云鵬等“第一流人物”為鳥工作，加強臨時、維新兩政權及其与蔣政權合并為鳩工作，在蔣政權內及民眾間掀起反蔣運動為鷹工作，离間蔣政權將領及政客為鷺工作，釀成蔣政權內部的和平空气為鷲工作，釀成建立西南政權的趨勢為鳶工作。 使蔣政權內“雜牌號”瓦解歸順為獸工作，其中包括宋哲元等(狐工作)，舊韓复矩軍(粟鼠工作)，舊東北軍(狗工作)，閻錫山軍(狸工作)，石友三軍(貓工作)，劉建緒軍(鹿工作)，徐源泉軍(牛工作)，其他請求歸傾的軍隊和武裝團体(兔工作)。 6月18日，“中國通”、日本特務總頭目土肥原賢二被調至大本營，委其開展起用“第一流人物”的“鳥工儿”。土肥原對唐紹儀、靳云鵬、吳佩孚這些曾在中國近代史上風云一時的人物是熟悉的。他曾成功地使宣統皇帝溥儀從天津出關弄出一個“滿洲國”，日本政府自然對他再創奇跡寄予原望，而土肥原也自我感覺成竹在胸、事在必成。他們當時還沒把汪精衛放在眼里。 土肥原最先選擇的目標是唐紹儀。唐早年留美，清末歷任待郎、巡撫、尚書等職，1912年出任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1934年從中央監察委員職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士肥原和唐紹儀商量好條件后，唐便派了女儿去武漢游說上層人物。蔣介石知道唐紹儀和日本人講的條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條后，十分惱怒。9月20日，唐紹儀被扮作古董商的特務在六國飯店用利斧劈死。日本人對此評价為“巨星墜地”。蔣介石為了掩飾，又是發訃告，又是撥巨款厚葬。 土肥原無奈，去天津找靳云鵬。靳云鵬更干脆，聲稱“禮佛有年，無心向世”，一口謝絕了。 最后，土肥原又去找吳佩孚。“秀才將軍”吳佩孚1927年被革命軍打敗后，1930年寓居北京。他是北洋軍閥中強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過他的傳記，在日本頗有些知名度。吳佩孚做了寓公后常稱：“我的勢力還在華北，只要我一聲令下，仍可大軍云集。”但是，他不想受日本人擺布。他說：“你想拉我上賊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子的把戲，哪樣瞞得過我？我吳某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由你們擺布！”還提出要成立30万人的軍隊由自己指揮，日軍撤出，才能就職。气得土肥原發誓：“把這家伙干掉！”第二年，吳佩孚果然死于日本醫生之手。 就在土肥原的工作屢屢受挫之際，日本大本營開始注意到了早巳望穿秋水的汪精衛。 早在抗戰前，汪精衛就奉行媚日政策。抗戰爆發后，他更到處散布抗戰必敗的論調，和他的親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組成“低調俱樂部”，攻擊堅持抗戰是大家陪著蔣介石一人跳火炕。 1938年10月21日，汪精衛在他的重慶公館里正襟危坐，侃侃面談。他對面的路透社記者則筆走龍蛇，飛快地記錄。 “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害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為討論基礎，否則無調停余地。一切視日方所提出之條件而定……” 汪精衛的這篇談話，立即掀起軒然大波。共產党姑且不論，以陳誠為首的抗戰強硬派也向汪精衛發起猛烈攻擊。當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 10月22日，梅思平飛抵重慶，告訴汪精衛：“日本希望你脫离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條件。” 5日后，武漢陷落，汪精衛心旌搖曳。 11月3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修改了1月16日的第一次近衛聲明，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為“雖國民政府，亦不拒絕”，要求國民党放棄抗日容共政策，更換人事組織，還是堅持要蔣介石下台。 11月16日，汪精衛与蔣介石一起吃飯，以退為進，當面向蔣介石提出：“使國家民族瀕于滅亡，國民党賈無旁貸，我等應迅速聯抉辭職，以謝罪于天下。” 蔣介石立即反駁：“我等若是辭職，究竟誰來負政治上的責任？” 兩人爭論得面紅耳赤。蔣介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汪精衛晾在一邊。 11月20日，汪精衛密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談好了條件：在日華共同排斥共產主義的前提下，中方承認日本軍隊駐扎，承認滿洲國等。 汪精衛自覺以自己的力量難以戰胜蔣介石，決心出走，借日本人的力量收拾蔣介石。日本人也正在等著汪精衛出逃。 12月8日，蔣介石提前從桂林回重慶，汪精衛這一天沒走成。第二天，汪只好硬著頭皮參加在重慶開的第一次首腦會議。 12月18日，汪精衛准備在蔣介石飛西安開軍事會議時出逃。誰知這天西安天气不好，蔣介石沒走，改在重慶向中央委員訓話。汪精衛怕日久生變，冒險于這一天飛到了昆明。同行者有他的老婆陳璧君以及曾仲鳴、何文杰、陳常燾等人。臨走前，汪給蔣介石留下一封信，上面有兩句莫名其妙的話：“今后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 12月19日，汪精衛一行從昆明飛抵河內。 蔣介石對汪精衛的出逃十分震怒。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事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國于不顧，是豈吾革命党員之行動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覺回頭耳！” 日本首相近衛文磨聞訊，大喜過望，立即于12月22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開篇便說：“日本政府……決定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的國民政府。同時，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進而具体地闡述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實際上就是滅亡中國的條件。 12月24日，蔣介石從西安回到重慶，當天即對顧問端納說；“請你通知英、美兩國大使館，汪精衛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中國不但沒想到和日本談和，并且在准備作大規模的抵抗。” 26日，蔣介石在中央党部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長篇演講。他說：“在日寇咄咄逼人、決心亡華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國只有抗戰求生，不能妥協求存。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頷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异于痴人說夢。精神已經屈服，就將万劫覺淪，鎖鏈已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我們真不明白敵人何以失去理智到這种地步？世辦上豈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五千年歷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協，以至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因此，中國只要守定立場，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必獲最后胜利！” 身著軍裝的蔣介石走出會場，立即被記者們圍住了。 一個女記者問道：“汪主席离渝到了河內，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蔣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輕松的口吻答道：“汪此次离渝而赴河內實為轉地療養，純系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昧。此行不僅与軍事委員會無關，即于中央与國民政府亦皆無關系。” 不料三天后，在河內“休養”的汪精衛發來了一份“艷電”，口气大得嚇人，要求國民政府根据22日近衛聲明，在承認滿洲國、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基礎上，与日本交換政府意見，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元旦，國民党中執委常委會作出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党籍，撤銷汪的一切職務。各党派、團体、部隊紛紛發出通電，各地群眾紛紛集會，憤怒聲討汪精衛。 汪精衛叛逃一事，即使蔣介石感到兩党合作的重要，又給了他一個啟示：信仰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釋，必致大亂。因此，他認為在信仰問題上再也不能向共產党讓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慶面見蔣介石，請蔣從根本上解決華北指揮關系、增加八路軍軍餉等問題。蔣頗為冷淡，什么問題也沒有答复。 周恩來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見蔣介石。他對蔣說：“近一個時期，各地都出現了反共捉人的事，我們認為問題很嚴重，需要校長出面講几句話。這种現象不予制止，于兩党合作不利，于國家也不利。” “有這种事嗎？”蔣介石反問道，“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為怪，這么大個國家，出點事也是正常的吧！汪兆銘投降了日本，誰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來列舉了几起包圍八路軍、活埋共產党員一類的事件。然后說：“校長，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親口告訴我，宣俠父是你下令抓的，這事恐怕不是偶然吧？宣俠父几個月來毫無音訊，該不會已經死了吧？” 宣俠父兩個月前已被秘密處決，但蔣介石沒有這樣回答。他鐵青著臉說：“宣俠父是我的學生，卻不听我的話，這還了得，給他一個教訓也是應該的吧？至于宣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細嗎？恩來呀，你我見面應該談兩党合并的大事，這才是党國需要亟待解決的事情嘛。” 周恩來搖搖頭：“還可以商量別的辦法，你上次說的合并辦法是不可行的。”蔣介石兩手一攤，說：“根本問題不解決，不僅敵人造謠，下級也常感不安，影響上級意志。” 話外之音十分明白：合并問題不解決，下面再鬧出反共事件就不可避免，我也沒有辦法。 周恩來悻悻而歸。 這時，蔣介石已在准備召開五屆五中全會了。汪精衛叛變，國民党自然要開個大型的會議，統一一下思想認識。同時，他准備從這次全會開始改變對共產党的策略。 1月20日晚，也就是國民党五中全會召開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再次約見周恩來。 正是： 雖有指牆花影動， 切莫疑是玉人來。 要知蔣、周如何會談，請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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