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卻說蔣介石這時在忙于軍事問題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考慮兩党關系。 5月31日，國民党中常委通過一個《關于對党外各种政治團体及其分子之態度的決議》，明确規定：對于那些不放棄原有主張，确認本党三民主義為最高准繩的團体和其分子，應嚴予取締。根据中常委的決議，6月3日，陝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13個救亡團体，逮捕了各團体領導人。《新華日報》隨即對此事作出反應，要求消除隨便捕人、亂封團体、亂禁書報的現象，但沒有把問題歸為國民党的上層，認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過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澤東、張聞天報告：西安一些頑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圖造成對日妥協，是否應在陝甘宁邊區問題上路作讓步，以阻止妥協局面出現。毛澤東答复說：“這些反動行徑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他們違反中央意志，違反抗戰建國綱領，使之孤立。目前邊區采取的一些辦法，不過為了自衛，并非有意与之對立，目前無讓步之必要。” 顯然，毛澤東對國民党采取了不与之發生正面沖突，但你說你的、我干我的策略。比如，蔣介石不同意將八路軍擴編為三軍六師，不過只是少了個名分，八路軍照樣發展壯大。蔣介石下令逮捕了黃埔畢業生、陝西共產党重要負責人宣俠父，但陝西共產党員仍以几何級數增長。 這時候，還發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國民党中央監委會作出決議：恢复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26人國民党党籍。 當天，毛澤東等了人電告國民党中監委：“國共兩党雖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組織上兩党關系是否恢复到民國13年之辦法并沒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過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見，今鄭重聲明不予承認。請將此聲明于明日見報。” 中監委此舉，也許是希望造成“一個大党”的部分現實。然而不管是否報告過蔣介石，都顯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無電報往來，又未找就住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團協商，只顧單方面匆匆宣布，豈不是自討沒趣、陷于被動嗎？客觀上，毛澤東等人的聲明無疑使國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譽損失。几天后，國民党中監委被迫發表聲明撤銷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領導層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毛澤東遇到了一個轉為顧境的歷史性机會。 王稼樣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開莫斯科后，正在蘇聯治傷的王稼祥和鄧發一起，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在長征途中，在遵義會議上，作為促成毛澤東走上決策崗位的堅定的支持者，和毛澤東的關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遙遠，電報往來仍無法把中國的實情原什原昧地端過去。三月政治局會議后，毛澤東、張聞天派遣任弼時前往蘇聯，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中日戰爭的形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和中國共產党的工作，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共產党有了新的認識。 “五一”節之后，王稼樣的身体逐漸好轉，經過請示中共中央，他准備夏季動身回國。為此，共產國際特地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兩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國共產党的政治路線，明确支持和聲援中國全民族的抗日斗爭。并決定將文件交王稼祥親自帶回國內，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臨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時一起談了話。 在克里姆林宮的客廳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重要指示。他說：“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宁主義者。中共目前仍然應該堅持与國民党又合作又斗爭的原則，警錫重复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悲劇。”他鄭重地說：“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產党全体党員，在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党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再爭吵了。” 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兩個重要文件，以及蘇聯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資、書籍，動身回國了。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帶著尚方寶劍回國，對一向言必稱國際的王明來說，還會有什么好結果嗎？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當天，就分別向毛澤東、張聞天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并作了其他問題的口頭匯報。他將共產國際的書面文件交給了毛澤東。 在武漢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國，而且帶來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盤算著指示的內容。很快，中共中央決定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通知王明离漢赴延參加會議，并明确提到，會議要听王稼樣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王明經過左思右想，提起筆來，起草了一封給党中央的電報，提出要到武漢召開六中全會。王明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自居，以為共產國際來了指示，理所當然地該由他主持党中央全會。 接到王明的電報后，毛澤東生气地說：“我們共產党的中央會議為什么要到國民党地區去召開？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函告王稼祥，請王稼祥速赴武漢与他單獨議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給了毛澤東，并說：“王明是有陰謀的，我盡量想辦法叫他立即回延安來。” 毛澤東高興地說：“應該這樣做！” 王稼祥擬出了一份給王明的電報，嚴肅指出：請按時來延安听取我的重要傳達，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負責。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門立即給武漢發去。 王明無可奈何，不得不收拾行裝。8月28日，他和周思來、博古等同返延安，准備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先召開政治局會議。以便為六屆六中全會做准備。會議第一天，即由王稼樣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他說：“根据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党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中共在复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王稼祥傳達道：中共中央“在領導机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机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气”。他說，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的特別囑咐。 王稼祥的傳達，表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終于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的資本。王明像是挨了當頭一棒，臉色极為難看。 李維漢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党就進一步明确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党的統一領導問題。” 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价：“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在這次會議上，主報告還是王明作的，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27日，政治局會議的最后一天，對將要召開的六中全會議程作了重大變動，确定由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王明只作關于國民參政會的報告和負責起草政治決議案。 在中國共產党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是9月29日至l1月6日在延安橋儿溝天主堂召開的。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各方面負責干部55人，是“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來、朱德、彭德怀、博古、劉少奇、陳云、項英、張聞天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毛澤東宣布會議議程。這時，傳來武漢情況緊急的消息，主席團決定以毛澤東的名義繪蔣介石寫一封信，鼓勵他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到底。 會議第二天，周恩來匆忙作了發言之后，就离開會議，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前往武漢去了。 毛澤東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成為全會及會后在全党統一思想的綱領性文件。他在會談作結論時，專門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党剝奪各党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党‘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党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盡管如此，在基本分清是非之后，毛澤東對王明本人的態度還是溫和的。他說：王明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极，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后來，毛澤東對這樣對待王明做過解釋：“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么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對王明問題的總清算是在几年之后的延安整風時。 毛澤東在會上特別強調党的團結，并講了對干部問題的處理，提出對處理錯了的“應予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說：對蕭勁光公審和開除党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的處罰“皆不妥當”；對周以栗、余澤鴻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是不對的，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羅明路線除個別人外，被處罰者應“宣告無罪”；四方面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与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 這樣一來，毛澤東更是威信大增。他從統戰以來一直堅持的各方面的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40多人的發言，大都明确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擁護。彭德怀發言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确的領導取得的。” 張聞天后來說：“六中全會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王明。這時候碰了三個釘子，一個是蔣介石的釘子，一個是中央內部的釘子，一個是王稼祥同志從共產國際帶來的釘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張聞天頗有自知之明，他主動要求讓位，向毛澤東提出，党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應該由毛來擔任了。然而毛澤東不同意，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當下去。張聞天5年后這樣回憶道：“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岭毛澤東同志佐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特別是七八月政治局會議(史稱神仙會議)之后，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 這次會后，中共中央決定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讓他到武漢去了。 毛澤東后來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的。” 毛澤東成功了！他不僅政治上成功了，而且愛情上也成功了，因為他和江青的熱戀恰恰發生在這一時期。賀子珍与毛澤東發生矛盾，离開毛澤東已經9個多月了。這一空當，正好給上海影星藍苹提供了机會。在康生的精心運作下，曾有過三次婚姻經歷的藍苹主動闖人了毛澤東的生活。毛澤東這時45歲，剛經歷了与賀子珍的感情糾葛，他孤獨，寂寞，缺乏情感的慰撫。而藍苹只有24歲，漂亮、聰穎、熱情，或許當時也不乏婉柔，當她适時地填補毛澤東的感情空缺時，毛澤東已不能也不愿意拒絕。他或許以為找到了真正的愛人，真正的感情需要；成許以為這次婚姻將給他的生活帶來新的幸福和希望。對婚姻的過高期望值或許正好引他步入了婚姻的誤區。 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系已經公開化了，党內議論頗多。在延安的，用嘴和書信表示不滿，在前方打仗的將領得知毛、江熱戀，不惜用電報表明自己的態度。最后，這些情況都匯到了總負責張聞天手里。因為這事的當事人是剛得國際承認、并受到大家擁戴的領袖人物，誰處理起來都感棘手。張聞天拿著這些函電，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會結束后，張聞天想了一個折衷辦法，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說：你与賀子珍合不來，另外結婚，誰都沒有意見，不過，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現，似不合适。 据說，毛澤東看了張聞天的信，發火了，當場把信撕成碎片。為了解除人們的疑慮，由主管情報工作的康生出具了一份書面證明：“經調查，江青同志政治上無問題，其歷史清白。” 第二天，毛澤東在合作社擺了兩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結婚。賀喜的人群里，沒有張聞天。 此后，毛澤東即從鳳凰山遷到了楊家岭的三間窯洞，与江青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后的情形，以及這場婚姻的結局，人所共知，此不贅述，還是書歸正傳吧。 10月4日，周恩來一覺醒來，看了看表，發現已經到了蔣介石約見他的時間。离開武漢一個多月了，他看到路旁炸毀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他忽然聞想起了8月6日毛澤東等人發來的一份電報：“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守時，不惜斷路放棄之。”難道武漢戰事之結局又一次被毛澤東言中了嗎？在延安住了個把月，周恩來的心情极為复雜。王明這一頁看來是徹底翻過去了，他在中央全會上已經陷于孤立，自己和他在長江局共事八個多月，雖然有過意見分歧，畢竟有一些電文是共同簽署的，有一些活動是共同參与的，別人將會怎樣看呢？敵后戰場，八路軍搞得生龍活虎，誰都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遠見卓識。持久戰，發動民眾以全面抗戰，這兩點都由毛澤東率先提出。持久戰的局面已經形成，這一點蔣介石比較清醒，可是他對發動民眾卻頗為遲鈍，對自己主管的以第三廳為主的抗戰宣傳工作也不熱心，不支持，尤其是兩党關系，合作雖已實現，但還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長此下去，抗戰大業何以能竟？周恩來在延安開會時，主要談了這种憂慮。現在，毛澤東也認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長期合作，提出了從前他不太感興趣的民族聯盟方式，并申明停止在國民党內部招收党員、組織支部活動。可是，蔣介石會不會接受這個方案呢…… 想著想著，已經來到軍事委員會門口。 蔣介石迎他進屋，寒喧過后，問道：“恩來，听說你們在開六中全會，沒想到你來得這樣快呀。” 周恩來忙答：“會正在開。听說這里形勢危急，我就先來了。我們中央一致認為，加強兩党組織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來，為的就是盡快向你和貴党轉達這個愿望。” “很好很好。”蔣介石這么說著，卻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你帶汲帶書面協議？”周恩來掏出一封信，…這是毛澤東給你寫的信。毛澤東同志因武漢戰事緊張，要我立即把這信轉給你。我們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更加進步，面其任務在于團結全民，鞏固与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田難，准備反攻。” 蔣介石接過信；只見上面寫著：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革命斗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戰其凶鋒，然胜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一方面將更如困難，然一方面必更加進步。必須實行團結全民，鞏固与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准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与吾國弱點，策動各种不利于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坏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与擊破敵人破坏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得到停止敵之進攻，准備戰事反擊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党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于長期的艱苦奮斗中克服困難，准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此地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月 蔣介石看完信，連說；“好，好！”沉思片刻，朝桌上一放說道：“南潯線將士用命，殲敵數万，戰局會有所改觀的。只要各方力朝一處，事情要好辦得多。只要北守武漢，南守廣州，再有外援，我們就可掌握戰場主動權。” 周恩來問道：“万一武漢外圍線失守呢？還要守武漢孤城嗎？” “你說呢？”蔣介石反問。 周恩來答：“不惜斷然棄之，保存實力作持久打算。”見蔣不說話，又補充道：“毛澤東同志曾有一篇《論持久戰》，專門論述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問題。” “听說過，听說過。辭修(陳誠)也曾有過這么一個計划。” 蔣介石看看表，“你還有什么書面東西嗎？”周恩來說：“有所考慮，還沒有來得及寫出來。” 蔣介石下了逐客令：“那就寫了再送來吧，今日還要開几個會呢。” 10月8日，周恩來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議的書面材料。內容包括：(一)停止兩党的斗爭；(二)共產党員可以加人國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体分子一律加人三民主義青年團；(四)以上參加者保持共產党党籍。 當天，蔣介石即將這份建議交給陳立夫、康澤等研究討論。 10月14日，蔣介石再次約見周恩來。 周恩來知道戰事越發不利，開門見山道：“校長，我党加入貴党及三青團的主張，是考慮再三之策。只有這一條路可以共度難關了。” 蔣介石道：“這事是我先提出的，這不假，我是總裁，也不假，可是這么大的事，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說了算數的，必須由中央常委會進行討論后才能确定之。” 周恩來問：“那么，什么時候才能討論出個結果呢？” 蔣介石面露難色：“恩來呀，你也知道，國共合作，党內并不是一致贊成的，你們又不作原則性讓步，此事恐難很快實行。” 周恩來只好退一步，說：“那么，三青團尚未就緒，加入三青團的事，校長總可以決定吧？” 蔣介石一時語塞，踱了一會儿步說道：“這個，這個，這個可以吧。三青團的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許中共党員參加，待我們雙方研究后，即可考慮實行。” 周恩來見蔣介石態度含糊，只好換了一個話題：“校長，八路軍改編后，在華北戰場給敵大量殺傷，依靠群眾還得到了很大發展。現今的一個集團軍，已不好控制廣大區域內的部隊，是否……” 蔣介石揮揮手打斷了周恩來的話：“我都知道，我都知道，這事只能留作以后再議。日本人已把兵力用到极限了，在華作戰部隊已超過一百万，國內在演空城計。我准備在武漢戰事結束后，把部隊再整編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問題，到時一起加以考慮。還有一個邊區問題，你們是怎么搞的嘛，一點也不体諒我的苦心。我給你們的條件，比給閻百川的优厚多了，正值危難之秋，就不要再在地盤問題上做什么文章了吧。別人向我提條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諒我呢？” 周恩來知道再談也談不出什么結果，就胡亂支應几句，找個借口告辭了。 10月24日，日軍的大炮聲由遠而近，越來越響，還夾雜著机槍的噠噠聲，到處是濃煙烈火、斷壁殘垣、尸体狼藉。周恩來神情嚴峻，眉頭緊鎖，時而穿行在炮火硝煙之中，時而出沒于大街小巷，視察戰場，慰問傷員，召見地下党負責人布置武漢淪陷后的工作…… 深夜，日軍已踏上武漢郊區。周恩來來到《新華日報》館，在爆炸聲震得搖搖晃晃的屋子里，寫好社論《告別武漢同胞》。25日凌晨，在武漢出版的最后一期《新華日報》印好后，他才在隆隆的炮聲中告別武漢。 蔣介石也是武漢失守前最后撤离的人。他在《為國軍退出武漢告全國軍民書》中寫道：“此次兵力轉移，不僅為我國積极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机，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胜的樞紐，絕不可認為戰事失利与退卻。”24日晚，蔣介石借宋美齡乘飛机往湖南衡陽撤退，但因飛机迷失方向而又返回漢口。當25日凌晨4時蔣介石的飛机再起飛時，日軍已逼近到漢口城外僅有15公里的地方了。 10月27日，大武漢陷落了。4天之前，廣州已入敵手。 正是： 只要抗戰意志堅， 豈因進退招褒貶！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