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話說周恩來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是抗戰初期國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這年3月下旬以后，周恩來武漢時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用來做這方面的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辦公，晚上才回八路軍辦事處去。 政治部下設4個廳，第三廳是管宣傳的。蔣介石想請剛從日本歸來的郭沫若當廳長。他為什么要這樣安排？第三廳主任秘書陽翰笙回憶說：“蔣介石他們的如意算盤想得很美：有周恩來、郭沫若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又通過郭老延攬大批文化、學術、文學藝術各界著名人士，同時將三廳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讓周恩來當空頭副部長，郭沫若作空頭廳長，既裝磺了門面，又羈縻了人才，這便是蔣介石心目中的‘改組政府机构’。”而中國共產党卻是要把第三廳建設成為共產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用來推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傳運動，喚起民眾的抗戰意識。 后來的結果表明，蔣介石失算了，共產党成功了。 郭沫若和文化界許多進步人士，起初不愿到這樣一個机构去工作，認為在國民党控制下，第三廳辦不成什么事情。郭沫若說：“在國民党支配下做宣傳工作，只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讓我處在自由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應該更有效力一點。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們是不會原諒我的。” 周恩來耐心地做了許多說服解釋工作。他說：“要知道第三廳是個政權組織，政權組織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看它。全國各民主党派、人民團体要求政府改組，政權公開。國民党就是寸极不讓，死不公開。為什么？它就是要一党專政嘛！我們如果有一個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為全面抗戰做許多事情。現在許多人想到前線去工作，去拍新聞片，國民党就是不允許。如果沒有他們司令長官的同意，他們就可以說你是漢奸，把你槍斃或活埋了。我們拿著三廳這個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義，組織團体到前線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鄉村去，公開地、合法地、名正言順地進行宣傳，既可以宣傳民眾，也可以宣傳士兵。政權机构的重要性就在這里，我們的工作意義就在這里。大家應該熱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參加第三廳的工作。” 周恩來還特地對郭沫若說“我們可不要把宣傳工作太看菲薄了，宣傳應該把重點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廳廳長，讓你做副部長啦。不過他們是不肯答應的。老實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 郭沫若是1927年南昌起義后、在起義軍南下途中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參加共產党的，但他的党員身份并未公開。起義失敗后，他流亡日本10年，在學術上成就輝煌，而同党的組織卻中斷了聯系。抗戰爆發前夕，蔣介石為了借重他的聲望和影響，請他回國，取消對他的通緝令。回國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關系。經過周恩來的說服，他同意擔任三廳廳長，但希望公開共產党員的身份。周恩來又勸勉他還是以非党人士身份、忍受住內心的“寂寞”為好。郭沫若表示服從，仍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來領導第三廳的工作。 蔣介石原來的打算是讓周、郭當“空頭副部長”和“空頭廳長”，因此又安排劉健群來當第三廳的副廳長，想由他來掌握三廳實權。這件事關系重大。郭沫若斷然拒絕。他對陳誠說：“劉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讓他做廳長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陳誠竟回答：“怎么？你的大名是連借用一下都不允許的嗎？” 不僅如此，陳誠還想先造成既成事實來逼迫郭深若承認。一天，他請郭吃午飯。政治部擬議中的高級人員，除周恩來以外都到了，其中也包括劉健群。飯后，陳誠說是要開第一次部務會議。郭沫若不客气地說：“我自己實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這會是部務會議，而我竟冒昧地參加了。我自信，我自己還沒有充當第三廳廳長的資格的。”說完拂袖而去。后經周恩來同意。索性离開武漢，跑到長沙去了。 以后的十几次部務會議、周、郭都沒有出席。直到3月1日，劉健群因桃色事件离開武漢，無法再出任副廳長，郭沫若才按照周恩來的通知回到武漢。陳誠找他時，他提出三項條件：一、工作計划由我們提出，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下，應該不受限制；二、人事問題應有相對的自由；三、事業費要确定，預算由我們提出。這次，陳誠的回答很干脆：件件依從。 3月28日，周恩來、郭沫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務會議。4月1日，第三廳在武昌的曇華林成立。它的組織設三個處：第五處，掌管動員工作，由胡愈之任處長；第六處，掌管藝術宣傳。由田漢任處長；第七處，掌管對敵宣傳，由范壽康任處長；陽翰笙擔任三廳的主任秘書。科長和科員中還有：張志讓、洪深、杜國庫、馮乃超、史東山、應云衛、馬彥樣、洗星海、張曙等，陣容強大，极一時之盛。 三廳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舉行抗戰擴大宣傳周。周恩來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說。宣傳周的6天中，每天安排一個主要節目，如歌詠日、美術日、戲劇日、電影日、漫畫日等。它的第一天，恰好傳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漢三鎮舉行了規模盛大的火炬游行，几十個演劇隊和几百個口頭宣傳隊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碼頭、郊區農村進行抗日宣傳，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10年的江城頓時沸騰起來了。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作過這樣生動的描寫： 參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漢三鎮，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別是在武昌的黃鶴樓下，被人眾擁擠得水泄不通，輪渡的乘客無法下船，火炬照紅了長江兩岸。唱歌聲、爆竹聲、高呼口號聲，仿佛要把整個空間炸破。武漢三鎮的确是复活了！誰能說人民是死了呢？誰能說鐵血的鎮壓可以使人民永遠窒息呢？那是有絕對彈性的气球，只要壓力一松，它不僅立即恢复了原狀，而且超過了原狀。 這個時期，周恩來异常活躍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除同國民党代表談判外，還同各界要人、名人進行了廣泛的接触。他同馮玉祥、陳誠、邵力子、張治中、白崇禧、鄧錫侯、何基灃等時相過從，与沈鈞儒、史良、鄒韜奮、李公朴、張君勵、友舜生等交往密切，使他們中的不少人同共產党建立了長期合作的關系。 周恩來在籌組政治部第三廳的同時，積极推動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便把從各地云集武漢的眾多文化界人士團結起來。為了這件事，周思來特地拜訪馮玉祥，請正在他那里幫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來主持文協。老舍是去年11月別妻离子從濟南只身流亡到武漢的。他曾說過：“我不是國民党，也不是共產党。誰真正的抗日，我就跟著誰走。我就是一個抗戰派。”在不同政治傾向的文化人士中間，老舍都享有很高的威望。馮玉祥答應了周恩來的要求，并對文協給予慷慨的資助。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于3月27日成立。周恩來、馮玉祥、郭沫若等都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以國民党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為總主席，周恩來、蔡元培、羅曼羅蘭、史沫特萊等13人被推為名譽主席切。周恩來在演講中說：“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种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團結，象征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會上推舉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馮玉祥、田漢等45人為文協理事，老舍為總務部主任，負責一切。更引人注目、頗有象征意義的是周恩來和蔡元培、宋慶齡、于右任、宋美齡、何香凝、孫科、柳亞子、陳支夫、陳誠等一起被選為名譽理事。這且按下。 再說1938年春，華北正面戰場漸呈瓦解之勢，閻錫山、衛立煌對在同蒲路東正太路南的國土和各部隊實際已無法顧及，遂將分散在這一地區的中央軍、地方軍和八路軍一二九師、—一五師三四四旅，決死隊的一、三縱隊，划為二戰區的東路軍，請朱德、彭德怀分任總、副指揮。 3月初，彭德怀從高乎前線赶回駐安澤縣南山交鎮的八路軍總部，帶回了國民党友軍的情況：徐州吃緊，潼關告急，蔣介石恐華北日軍南下，增加中原戰場的壓力，嚴令華北各軍一兵一卒不許過黃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擊。但國民党將領從來沒有打過無后方的仗，對運動戰、游擊戰更感神秘莫測，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軍的幫助。 為鼓勵和幫助友軍堅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縣以南的小東岭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國民党將領李家鈺(第四十七軍軍長)、李默庵(第十四軍軍長)、曾万鐘(第三軍軍長)、朱怀冰(第九十四師師長)、武士敏(第一六九師師長)、趙壽山(第十七師師長)，八路軍將領劉伯承、張浩、徐海東、李達、王新亭和決死隊薄一波等38人從各地赶來開會。閻錫山和衛立煌的代表、蔣介石的聯絡參謀也赶到會所。 國共的第二次合作處在黃金時代，過去在戰場交手的人，今日濟濟一堂，共商御敵之計。 會議在小東岭村關帝廟內舉行。朱德在開幕詞中詳細分析抗戰形勢，號召東路軍將領齊心協力，建立敵后抗日根据地，開展游擊戰爭，堅持華北。 彭德怀在會上作關于東路軍作戰綱領的報告。他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淪陷的教訓，采用新的作戰原則：實行戰略上的防御戰，戰術上的進攻戰；戰略上的持久戰与消耗戰，戰術上的速決戰与殲滅戰；運用運動戰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發展游擊戰以造成我基中軍隊在運動中大量殲敵的机會。 他在報告中向友軍詳細講解運動戰和游擊戰助戰術，部隊的政治工作，民眾工作、敵軍工作和建立根据她的要求等。同時向將領們提出希望，忠告他們：要了解、鞏固、團結部隊，須從實行合理統御，自覺紀律，禁止打罵，与士兵同甘共苦、風雨同舟做起…… 彭德怀的報告感動了与會將領們，特別是早年追隨孫中山、在西安事變中又積极支持張、楊義舉的一六九師師士武士敏。他積极抗日，但部隊舊習气很重，軍民關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惱。飯后，彭德怀到各處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傾吐心曲，長談競夕。以后，他對人說：“當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為國報效，是在小東岭會議上听到了彭副總司令的教誨后才認識的。從此，我才懂得怎樣做一個真正的軍人。”此后，武士敏學習八路軍的經驗，与八路軍親密合作，部隊改觀，在中條山堅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 小東岭會議經過熱烈討論，通過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戰綱領報告。划定了各軍、師活動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區，協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線。會后應友軍的要求，八路軍總部由左權主持為友軍舉辦了游擊訓練班、政治工作講習班等，未德、彭德怀、左權都親自給訓練班講授課程。 小東岭會議是山西戰場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規模最大的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也是以共產党的戰略思想為指導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為隨后粉碎日軍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奠定了基礎。 小東岭會議剛結束，劉伯承指揮一二九師在涉縣東陽關下肉堂舖對日軍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在繳獲的物品中發現了一份有關日軍動向的重要文件，內稱：“共軍猖獗，4月上旬，將由潞安(長治)以北400華里內施以痛剿。” 4月4日，日軍果然調集一０八師團全部及一０九師團、十六師團、二十師團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從正太路之昔陽、平定，西從同蒲線上之臨汾、榆次、太谷，東從河北之元氏、贊皇、涉縣，南從屯留、長治出動，分九路大舉圍攻警東南，企圖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于遼縣、榆社、武鄉地區。 4月6日，朱德、彭德怀緊急向東路軍發布關于部隊和民眾動員的訓令，并連夜擬定作戰方案：以八路軍的一部，決死隊一、三縱隊，和國民党友軍，在地方游擊隊的配合下，分別鉗制各路之敵，掩護八路軍主力隱蔽待机。待敵人消耗疲乏到一定程度時，即集中主力擊破敵人一路，再擴大戰果。 部署就緒，彭德坏說：“我們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兩股敵人膽大妄為了，再一錘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敵進入沁縣，總部從容离開小東岭，向武鄉石盤山轉移，設指揮部于山上的義門村。 各路進攻之敵均受到中國軍隊阻擊。惟有屯留北犯的日軍二十五旅團，在凶殘狡詐的旅團長苫米地的率領下，末受打擊即占据了沁縣，又放火燒毀了歷史悠久的武鄉縣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師主力從涉縣北星夜赶赴武鄉，准備予該敵以嚴懲。 苦米地燒了武鄉，激起軍民的极大憤怒。該旅團在竄往榆社時，遭到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和總部特務團的有力截擊，不得不折回。沿途群眾空舍清野，敵人又疲又餓，處處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尋找中國軍隊主力決戰，不料又扑個空，不得已，再沿武鄉境之濁漳河谷，向襄垣后撒。此時，奉總部令嚴密監視著這股敵人的劉伯承師長，抓住戰机，下令一二九師兩個團沿漳河南岸，兩個團沿河北岸山地，隱蔽快速猛追，同該敵平行前進，尋机殲擊。16日晨，在武鄉東長樂樹一帶之河灘地向敵發起猛攻，經一日激戰，殲敵2200余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 長樂村急襲，殲滅了九路敵軍中最驕縱、精銳的一路，一戰而震動全局，各路敵軍聞訊，紛紛后撤。八路軍及友軍各部奮起追擊，相繼收复了榆社、武鄉、遼縣、長子、屯田、潞城、裹垣、壺關、子洪口、沁源、沁縣。 4月27日，長治、高乎、晉城之敵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師三四四旅与決死一縱隊追擊殲敵近千人。至次，九路圍攻被徹底粉碎。整個戰役歷時20余日，殲敵4000余人，收复縣城18座，將日軍赶出了晉東南。 反九路圍攻戰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的徐州會戰。 日軍在台儿庄大敗以后，忿而報复。4月下旬。他們放棄了津浦線的正面進攻，以其強大机動的机械化部隊，從西側迂回包圍，總兵力增至40万人，并投人大量飛机、坦克作戰，使中國軍隊陷人极其被動的境地。李宗仁為避免集中在一個地區的几十万大軍成為日本空軍和机械化部隊大批殺傷的對象，決定向豫皖撤退，5月19日，棄守徐州。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在長期戰爭中，不可以一時之進退定其胜敗。戰略之撤退，如能達到預期之結果，即胜利也。” 徐州失陷之后，正面戰場報移到隴海線和黃河南北。中國軍隊在華北的三個主要部分——晉綏軍、中央軍(及各地方軍)、八路軍(及決死隊)在華北正面戰場結束以后，各自分离。閻錫山的晉綏軍在日軍不斷進攻下，退縮至緊靠黃河的离石、石樓、吉縣一線。衛立煌部進人中條山區。与此同時，原東路軍中的中央軍和各地方軍，不堪孤懸敵后的困苦轉戰，大批退至黃河以南，一部進人中條山區。華北廣大國土敵后抗戰的重擔，歷史地落在了八路軍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身上。 到這年10月，八路軍即在敵后發展到15.6万人。次年春，八路軍控制了華北的103個縣，晉西北、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山東數塊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根据地人月達3900万之眾。 按下不表。 卻說這年4月，共產党內部出了一件大事。 清明節前夕，張國燾放出風說他想去祭祭黃帝陵。毛澤東、張聞天得知這一情況后，并沒有產生更多的想法。一個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發發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積下的郁悶，倒也正常。張國燾后來在《我的回憶》里，把他在延安的“危險處境”作了夸張性的描述，認為毛澤東等人准備把他打成“托派”，甚至于要消滅他的生命。實際上，這時對他錯誤的清算已經告一段落，他正擔任著陝甘宁邊區政府代主席。《中共中央關于開除張國燾党籍的党內報告大綱》這樣寫道：“4月2日，張國燾以祭中部黃帝陵為名，不經中央允許，自行跑到西安，与當地要人接洽，備受他們的优待与保護。住西京招待所兩天。不住八路軍辦事處。只是當他7日決意逃跑，登上當地要人所備專車時，才用電話找林伯渠同志至車站談話。談話時，企圖以造謠污蔑挑撥离間的手段破坏党內團結。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志報告后，即估計他已走上了脫党的道路，但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電武漢中央同志，尋找他，勸導他，促其覺悟，回党工作。” 4月11日，張國燾從西安乘國民党軍用列車到達漢口大智門車站，王明、周恩來等前往車站迎接。張國燾偷偷住進大華旅館后，周恩來、博古找到他，勸他搬到了八路軍辦事處。 4月12日，毛澤東、洛甫等致電張國燾：“希早日歸來。不胜祈盼。” 14日，王明、周恩來、博古找到張國燾，苦口婆心地勸他回延安。張國燾不听勸導，15日正式拒絕再回延安。 17日，周恩來、王明、博古再次找到張國燾，正式向張國燾提出三條辦法：一、改正錯誤，回党工作(這是我仍口希望的)；二、向党請假，暫時休息一時期；三、各動聲明脫离党，党宣布開除他的党籍。他們勸張最好從一、二點考慮，但張說可從二、三點考慮，并請求允許他閉門二日考慮答复。談話后不到一小時，張國燾就逃离八路軍辦事處，跑到太平洋飯店見了國民党特務机關負責人，并留信給王明、周恩來、博古說：“弟已決定采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要派人找，至要。” 長江局立即將張國燾公開投靠國民党的情況報告了中共中央。4月18日，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党籍。毛澤東要求全党把這件事作為教訓：“每個共產党員應該不像他那樣，半途放下旗子，要堅定政治方向，犧牲一切而奮斗到底。反對開小差。” 張國燾的叛逃，對延安影響甚微，因為他舉足輕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他被國民党任命為軍統局特种政治問題研究室少將主任，但對國民党沒有也不可能起多大作用，當然也不會受到特別的重用。他后來頗為落魄。長期流落海外，晚景凄涼，終至病死异國他鄉。這是后話，不提。 再說就在徐州失陷的這一天，蔣介石心有不甘，下令做了一件報复日本的事。 5月19日下午，中國空軍第十四隊隊長徐煥升率領兩架轟炸机載著20万張傳單飛往日本。傳單上面印著： 中日兩國有同文同种、唇齒相依的親密關系，應該互相合作，以維持亞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軍閥發動的侵略戰爭，最后會使中日兩國兩敗俱傷。希望日本國民喚醒軍閥放棄進一步侵華迷夢，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傳單是由郭沫若和日本進步人士鹿地豆撰寫并田譯助，內容入情入理，文字朴實無華。“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它比重磅炸彈威力大得多。 這兩架飛机從漢口起飛，途經宁波加油，于20日上午10時許到達九州上空。在長崎、福岡、久留米、佐賀等重要城市和四國某些地區散發了傳單。 徐煥升后來回憶說：“當時日本的防空警戒能力相當幼稚，我們進人日本上空時，并未被發現；直到完成任務离開日本，俯視眼底的都市，才剛剛在實施燈火管制。及至天色通明飛回到我國東海岸上空之際，接到地面聯絡，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帶有多架日本飛机升空攔截我們，但我們則掩蔽在云霧中安全返航。” 兩架飛机在漢口一降落，孔樣熙、何應欽、董必武等即迎上前去，表示祝賀。 當晚，蔣介石夫婦親自接見、設宴慰勞。 22日，王明、周思來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航委政治部，熱情慰問散發傳單的飛行勇士，并向他們獻了旗。 蔣介石的目的是打破“倭人夜郎自大，自以為三島神州，斷不被人侵入”的迷夢。此舉雖屬冒險，但卻是成功了。 然而在戰場上，國民党軍隊卻在繼續大踏步撤退。6月上旬，“北支那方面軍”主力從徐州西進，攻陷開封，威逼鄭州，希圖沿乎漢線南下奪取武漢。為阻止日軍實現這一意圖，蔣介石批准第一戰區長官部的建議，炸毀了黃河鐵橋和在花園口黃河南岸的堤防。滔滔黃河，一瀉千里，中牟、尉氏、扶溝各縣及皖北、蘇北部分地區，頓成澤國，因而使得日軍許多車輛、戰車和重武器陷入了泥淖，進退兩難。 此舉雖然為防衛武漢換得了一段可貴的時間，豫西南一帶，日軍也未染指，但事先不做任何居民疏散的布置，三省人民死于洪水的達數十万，流商失所、無家可歸的逾千万，“黃泛區”成為象征苦難的地理名詞。蔣介石不敢承坦這一責任，指花園口決堤乃是日軍所為，但這是推不掉的。 日軍攻占武漢的目標不變。保衛太武漢不再是喊喊口號的問題了。 正是： 自古民賤如草芥， 興也苦來亡也苦。 未知后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