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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國民党的這种“一個党”的宣傳，顯然違背了國共合作的宗旨，從利益上看，它明顯帶有全面吞并對方的意味。 2月6日，中共代表團与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針對《掃蕩報》等掀起的這場風波，決議：“起草向國民党建議書，指出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錯誤，提議建立民族革命聯盟，以更加鞏固統一戰線，并先電中央及國際請示。” 2月10日，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与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批評國民党的“一党運動”，明确宣布：“中共決不放棄政治信仰，決不放棄共產党組織。”這种批評無疑是有力的、适時的，但王明未經毛澤東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也反映出王明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經到了何等地步。 同一天，周恩來會見了蔣介石。他直來直去地說：“《掃蕩攝)等報刊這种宣傳，是一种不計后果的矗動。限制信仰是十分錯誤的。” 蔣介石回答：“我在主義与信仰問題上并不准備對各方加以限制，先總理說共產主義与三民主義并不矛盾，我們任何人都不能進行修改或反對。至于你說的報刊上的言論，并不代表國民党，也不代表我個人。我對各党派都無意取消，或不容許它們的存在，我希望的是各党派溶為一体。” 周恩來机警地問道：“是不是組織你提出的同盟會？” 蔣介石說：“我是說共產党可以加入國民党，成為一個派別。兩党存在，總不免沖突和競爭。你們共產党講策略，隱蔽在國民党內來求自己的發展，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嗎？將來在國民党內，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國民党的基礎。當然，國民党也可以改變名稱。各党加入可以各為一派，党內可以有不同的派別嘛。” 周恩來說：“党是不能取消的，國共兩党都不可能，我看只能從聯合中找出路。” 蔣介石說：“好吧，這個問題可以研究。” 周恩來心里有了底，重提現實問題：“我們党內對《掃蕩報》這种做法很反感。” 陳立夫在一旁打圓場道：“總裁已經批評了《掃蕩報》，要求以后各報不准再登這類文章了。還可以考慮這种辦法，在兩党以外組織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党都可加入。” 由于對國民党的實際意圖還不了解，周恩來這樣回答：“我們研究研究再說。” 后來，周恩來將此事報告中共中央后，中央指示：“應該采取積极贊助的態度”。周恩來再去見蔣，提出應使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為統一戰線的組織，來統一全國的青年運動。蔣介石表示國共兩党可以共同訓練，但堅持各党派不能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內活動。根据這個情況，中共代表團認為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只能暫時采取靜觀的態度。 再說蔣介石這時的主要精力還是用于抗戰。為了表明抗戰決心，他嚴肅處理了一批畏敵如虎的敗將。 1938年1月中旬，國民党軍事委員會在開封召開第一、五戰區團長以上軍官會議。除研究戰略問題外。蔣介石當眾宣布了《作戰獎勵辦法》和《作戰懲罰辦法》各10條：他神色肅然地說：“我們抗日是全國一致的，這是我們每一個將領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在我們高級將領中間，怀著一种保存實力的卑鄙心理，不顧國家的存亡，不顧民族的生死，就是望風退卻，帶了部隊步步后撤。敵人由濟南攻下泰安的部隊，不足一師人。而且不是主力。他們如此脆弱的部隊，居然向南深犯，完全是我們圖保實力，敵人一到就退，既不攻擊，也不死守的緣故。” 說著說著，愈加聲色俱厲：“我們竟有那么一個高級將領，放棄黃河天險的陣地，違抗命令，連續失陷數大城市，使日寇順利進人山東，影響整個戰局。我問韓主席：你不發一槍，從黃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繼而放棄泰安、濟南，使后方動搖，這個責任，必須由你負擔！” 韓主席即韓复矩，陸軍上將，時征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南京失陷后，蔣介石退到武漢，准備人川。韓复矩与四川軍閥劉湘勾結，密謀由劉湘封鎖人川之路，韓則從南陽、襄樊、漢中撤退，与宋哲元部聯合倒蔣。蔣介石覺察這一陰謀后，正想找韓的茬儿，正巧韓不戰而逃，把柄落在了蔣助手里。 然而韓复矩一向以資格老而做上。他听了蔣介石的話，毫不客气地頂撞：“山東的丟失是我的責任，南京的丟失是誰的責任呢？” 話音未落，蔣介石一拍桌子：“我現在問的是山東，不是南京。南京丟失，自有人負責！” 韓還想反駁，身旁的劉隨即勸他走出會議廳。蔣介石早在外面布置了軍統特務，韓一出門，即被逮捕，押解武漢。 蔣介石在會場繼續講話。大聲疾呼：“當此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我們如果再不鏟除這种保存實力的落后思想，洗刷這种卑劣無恥的亡國心理，還要擁兵自衛，就一定要踏著東四省偽軍的覆轍，要被敵人壓迫來毀滅我們祖宗的墓廬，殘殺我們自己的同胞，絕滅我們子孫的生命。真是生無立足之地，死無葬身之所，比奴隸牛馬還不如！” 全場肅然。無人敢大聲出气。 當日下午，蔣介石在行轅召集程潛、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談話，主張要嚴辦韓复矩。 1月19日，武漢行營宣布韓复矩的罪狀為不遵長官命令。擅自撤退，強迫魯西人民購買鴉片，強索民捐，侵吞公款，嫂繳民槍。24日，判處死刑，將韓复矩槍斃在軟禁他的一座樓房內。 差不多同時，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公布了對43個抗戰不力將領判決名單，其中判死刑8人，其他處分35人。地位顯赫的如：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香翰屏因指擇失當，記大過一次；第三十九軍軍長劉和鼎作戰不力，解職留任；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購誤戰机，放棄守土，處死刑。 這些嚴厲措施，固然暴露了蔣介石集團內部的矛盾，但主要還是体現了國民党政府在抗戰初期的積极姿態，“确使抗戰陣營中精神為之一振”(李宗仁語)。 2月中旬，侵犯京滬方面的“中支那派遣軍”越過蚌埠，推進到淮河一線；同時，在濟南方面的“北支那方面軍”，也被中國軍隊引誘沿律浦線南下，其中磯谷第十師團中的一部向魯南台儿庄突進，鑽人了孫連仲第二集團軍的包圍圈，板垣第五師團為支援礬谷師團也迅速赶來，企圖會師台儿庄，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戰場。 這時，蔣介石派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白崇禧前往徐州，協助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作戰。白乃桂系的領袖之一，足智多謀，素有“小諸葛”之稱。他力主抗戰，在武漢与周恩來時常見面。去徐州前，他把周恩來和葉劍英請到寓所，請教對敵作戰方針。 周恩來建議：在津浦鐵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兩個集團軍在新四軍第四支隊的配合下，采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于遼闊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鐵路南段的日軍時時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支援南下日軍；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運動戰与陣地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 白崇禧對周恩來的這個建議极為贊賞，連稱：“好計，好計！”相談甚歡。 白崇禧走后不久，周恩來和葉劍英又找來張愛萍，讓他以八路軍代表的名義去見李宗仁，勸李在濟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軍，同日軍打一仗。周恩來告訴張愛萍：“曾同白崇禧談過此事，現派你再直接向李宗仁做工作，相信你能說服李宗仁先生。” 張愛萍擔負周恩來交給的使命，一路輾轉來到徐州，首先向李宗仁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接著与之分析了有關此次戰役的主要情況： “如今國土淪陷，人民徐炭，全國軍民憋了一肚子气。李司令長官祟尚民族气節，廣西軍隊又以驍勇善戰名揚四海，其他地方軍來到前線，也是為了抗日，亦可揚眉吐气，故求戰心切，曉之以大義，定能同仇敵愾，協力奮戰。日軍如此蠻橫無道，耀武揚威，實在欺中國無人，但驕兵必敗，且孤軍長驅直人乃兵家所忌，正是予敵打擊之良机。” 張愛萍開始講的時候，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說到這里，李宗仁越听越有興趣。不住穎首微笑。張愛萍見狀，進一步分析道：“濟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張庄一帶都是山區，地形對我有利，司令長官在此布陣定能獲得胜利。北邊。我八路軍可作戰略配合。應該在這樣有利的地形和敵情、我情下，集中兵力，打一個大仗，既可給日軍一次沉重的打擊，又可以提高廣西軍隊在整個民眾中、特別是在國民党中的威信。揚國威，振民心，垂青史，万望勿失良机。” 一番話有理有据，聲情并茂，直說得李宗仁激情滿怀。 “講得好，講得好！請轉告周恩來先生，”李宗仁面頰上泛著激奮的神情，慷慨激昂地說，“請他候我捷音！” 周恩來、張愛萍的建議，對堅定李宗仁指揮此役的信心和決心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3月24日，礬谷師團的長瀨武平旅團沿著台、棗線向台儿庄突進，立即与嚴陣以待的孫連仲集團軍對峙；團島榮次郎旅團則与澤、棗線的湯恩伯軍團對峙。戰斗日益激烈。 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在白祟禧陪同下到達徐州視察。由于膝縣、臨沂的胜利。增強了他對舉行徐州會戰的信心，并對李宗仁能指揮雜牌軍挫敵銳鋒大加褒揚。他還親自祭奠以身殉國的川軍師長王銘章，并召見將士激勵殺敵：“日軍有‘不可戰胜’之神話，望我軍將士奮威，打破這個神話！且見今日事態，只要我軍有最后5分鐘之堅，則此神話必破無疑！” 李宗仁向蔣介石匯報了作戰方針后，即和白祟禧一起，橫心指揮孫連仲、湯恩伯等部開始了惊天動地的台儿庄戰吸。 以下是几篇中外強者寫的戰地通訊摘錄。 國際新聞社記者沃爾森1938年3月27日電： 中日台儿庄之戰，已達白熱化，戰斗极為慘烈。自3月24日起，日軍即以重炮狂轟台儿庄外圍之防守工事，并以飛机輪番轟炸台儿庄守軍及其指揮部。据指揮部有關人士稱，原湯軍團之重炮營從西集一帶調回台儿庄，歸台防司令部指揮，在日軍狂烈空襲下，損失慘重。日軍的空襲炮擊之后，則以坦克与鐵甲車掩護步兵向台儿庄推進，大有一舉而下之勢。煙塵蔽空，血肉橫飛，房屋崩塌，大樹傾倒，猶如一場惡夢。 据第五戰區參謀處統計：日軍輪番轟炸掃射，多者每口達80架次；第二集團軍防地每日落炮彈約7000發；每日出動坦克車約70至80輛；由于日軍進攻受阻，礬谷求胜心切。逐日增兵，目前已達4万人。 俟至本日，台儿庄外圍工事，已被摧毀，日軍在坦克掩護下，步步推進，巷戰更為激烈。台儿庄民居多為石壁房屋，堅如堡壘，易守難攻，然日軍用平射炮逐屋摧毀，亂石飛進，傷人頗多。守軍极為艱苦，各自為戰，以中世紀之砍刀對裝備精良之日軍，以手榴彈對坦克車，其犧牲精神世所罕見，猶如淞滬會戰中的八百壯士之再現。台儿庄之民眾為守軍煮飯、迭水、救護傷兵、搬運子彈，更有甚者，拾起傷兵武器投入搏殺，感人至深。 記者截稿之時，巷戰仍在進行。由于近戰肉搏，日軍优勢武器不易發揮其威力，亦損失慘重。台儿庄能堅守多久，尚看雙方有多少新的力量投入。 塔斯社記者索爾尼柯夫台儿庄前線4月3因電： 台儿庄激戰已進入第11天。台儿庄的三分之二已為日軍据有。然日軍所付出的慘重代价，實出多方所料，据初步估算，傷亡達万人以上。守軍傷亡已達十分之七。 据稱，浴血奮戰、死拼不退者為池峰城之三十一師……日軍電台宣稱已將台儿庄占領，可見礬谷師團所受壓力之重，不得不用謊言以抵輿論之責難。礬谷本以為可以摧枯拉朽，直下徐州，以奪頭功。在台儿庄受此頑抗，實出其意外，其銳气頓折。中國軍隊之奮勇抵抗，必使日軍占領中國之迷夢化為泡影。回望華北大地，處處濃煙烈火，抗日熱潮越來越高漲，日軍如步泥沼，愈陷愈深，必將不能自拔面告終。 中央社戰地記者洪荒台儿庄前線4月4日急電： 我軍連日浴血搏戰，壯烈空前。日寇每前進一步必付出慘重代价。池峰城師十傷六七，猶自搏殺不止。在极端困難時，猶組織敢死隊500人，持大刀沖向敵陣，血濺戰袍。素以武士道著稱的敵軍，不敵我軍高強之刀法，慘呼絕叫，奔突無路，紛紛倒在我軍刀下。我500壯士踏著敵尸，复將所失之陣地奪回。一日寇指揮官被我軍之英勇所震駭，肝膽俱落，手持軍刀，競不能舉起，任我壯士砍殺。我軍之勇毅，世所罕見云。 在池烽城率部死戰之時，不僅孫連仲來到前線親自指揮，李宗仁也冒著炮火親臨前線督戰，并嚴令場思伯快速推進。 4月6日，在千鈞一發之際，湯恩伯軍團的三個軍抵達台儿庄，向附近日軍展開猛烈攻勢。當夜，孫連仲部、湯恩伯部在李宗仁指揮下全線反攻，給包圍困中的日軍第五、十兩個師團以毀滅性的打擊，殲滅日軍2万以上，其生還者僅三分之一。 台儿庄捷報傳出之后，舉國若狂。自京滬丟失以來，全國沉郁，一片悲觀，至此大胜，國人眉頭為之一展。按下不表。 再說國民党關于“一個党、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宣傳告一段落后，鑒于時局中出現的新情況，中共中央接受長江局的建議，于2月2了日至；月1日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這個后來被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的高層領導人會議，仍然沒有解決統一思想的問題。和十二月會議一樣，在會上還是各講各的。 王明似乎還是主角，他在會上作了《目前抗戰形勢与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胜利》的政治報告。在報告中，由于國民党進行的“一個党的運動”，他承認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詞句上是太讓步了”，但又認為“國民党現在提出只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划，統一作戰行動。“關于統一軍隊問題須在党內外進行教育。”還進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毛繹東似乎無意与王明爭吵。他在第二天發言時，一開始便說：“我只講軍事問題。”即使講軍事問題，也沒有直接批評王明提出的戰略方針。 倒是張聞天的發言与王明有許多對立之處。他說：“歷史決定了國共需要合作，兩党中是存在著兩党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是有經驗的，目前需要兩党合作，但又怕我們發展。今天要利用共產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叉怕共產党和民眾的力量。目前階級斗爭的形式更复雜了。我們要看到与國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們的任務是要引導國民党進步。与國民党吵一下是難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們無論何時不要忘記要与國民党合作，但必須時時有戒心……我們一方面要保證与國民党的合作，同時也要發展自己的力量。在鞏固兩党合作原則下，求得共產党力量的鞏固与擴大。” 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王明不听，執意要重返武漢。3月1日，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但王明連這個決議也不理睬，去武漢后一直到六中全會召開時才回延安。在武漢，他又自行寫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群眾》周刊上發表。那上邊，自然主要是闡述他自己的觀點。 為什么在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共同主張下，毛澤東、王明之間會產生這么尖銳的分歧？王明為什么一直堅持自己的主張？毛澤東后來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症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太多了。”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論。王明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不要得罪國民党。求得他們不脫离抗日陣營，以免蘇聯遭受兩面作戰的危險。 王明的這個想法無疑來源于斯大林。斯大林曾明明白自地說：“照理，中國共產党人要比蔣介石對我們來說更親近些。照理，主要援助應該給予他們。但是，中國共產党和中國工人階級要成為反侵略斗爭的領導者，還顯得太屬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此外，帝國主義大國也未必容忍中國共產党取代蔣介石。蔣介石有美國和英國的援助。毛澤東是永遠得不到這些大國助支持的。”既然如此，對于蘇聯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佐它。” 讓毛澤東、張聞天感到頭疼的是，這時不能得罪斯大林，也無法与王明展開公開的斗爭。張聞天后來回憶說：“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后，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園他的路線在許多具体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斗爭，直到六中全會。但是，我們對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錯誤的斗爭，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限制在中央內部，在公開的刊物上、會議上，我們沒有限制過他們宣傳。他們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們《解放》周刊一律照登。”但是，當毛澤東的精心之作《論持久戰》在延安發表，要求《新華日報》也刊登時，王明卻拒絕了。不僅如此，他還悄悄寫了一首小詩，對這篇獲得廣泛好評的力作進行嘲諷和攻擊： 四億弗憑斗志衰， 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待日蘇戰， 階段三分只遁牌。 這是后話，不提。 且說王明等人返回武漢后，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國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設想解決兩党關系：第一，實行共同綱領；第二，恢复大革命時期的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在內的民族革命聯盟。顯而易見，中共傾向于第三种解決辦法。在這份提案中，強調民族革命聯盟應依据下面三個條件：(一)各党、各派、備團体擬定一個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二)由各方代表組成中個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划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党派、各團体間的關系；(三)參加此聯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 然而，這顯然不是國民党所要的東西。這時，國民党仍在抱著一党統治的宗旨不放。蔣介石在國民党五屆四中全會上大講以党治國的理由：“我們看這几十年來，凡是實行以党建國的國家，無論是蘇俄、德國、意大利或土耳其，他們組党在我們之后，實行以党建國的制度，都比我們遲，但他們都已有党治使國家臻于富強，可以說全世界凡以党建國的國家，沒有哪一國不成功的。”既要以党建國，就要有党的統一和信仰的一致。蔣介石強調：“共產党要尊重本党，服從領導，國內現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義之下。”因此，對于共產党的提案，蔣介石根本不予理睬。國民党這時候正在組織國民參政會，試圖用各方面人士參政議政的民主方式，對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時，他們又決定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試圖通過這种組織形式，達到統一國民党、控制青年乃至“消融”共產党及其他各党派之目的。 3月底、4月初，國民党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召開。大會決定“強化党的組織，設立總裁制度”，推舉蔣介石為國民党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會議決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中央調查統計局(后簡稱“中統”)，由陳立夫任委員長；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由蔣介石兼任團長，陳誠兼任書記：結束國防參議會，另設立國民參政會，作為抗戰時期最高民意机關，以汪精衛、張伯苓分任正副議長。 中共中央非常關注這次大會的召開，專門致電大會，提出8條意見：(一)用一切宣傳鼓動方法號召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忍受一切犧牲，誓与日寇抗戰到底；(二)繼續動員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物力，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三)繼續現固与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四)繼續鞏固与擴大國民革命軍；(五)繼續改善政治結构；(六)繼續全國人民的動員；(七)使政府与民眾進一步結合起來；(八)組織抗戰的經濟基礎，建設國防工業，改進農業。 大會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便是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這是國民党抗戰初期的全國政治綱領，標志著國民党“七七”事變后政治上的進步和政策上的轉變，對當時的抗戰形勢和國共合作局面表現了适應性，無疑有一定的積极作用。盡管這种進步是有限度的，盡管它顯得粗疏、草率，許多重要內容沒有包括進去，有的又作了嚴格的限制，如第26條寫道：“在抗戰期間，于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范圍內，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盡管這個綱領自通過時起，國民党在許多方面就沒有打算真正實行，但在當時的中國，宛如一縷和照的春風，吹得各方人士心旋搖蕩。 正在這時候，周恩來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走馬上任了。 正是： 忽如一夜春風來， 千樹万樹梨花開。 要知后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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