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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第二次國共合作雖在兩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但國民党方面始終對共產党有戒心，總是想盡辦法“消融”共產党。蔣介石在其廬山軍官訓練班的教材中就有這樣的話：現在國民党有十分力量，在抗戰中將要消耗五分，只余五分；現在共產党已有五分力量，要使他在抗戰中消耗三分，只余二分，將來蘇聯再幫助共產党一分力量，共產党也只有三分力量，國民党還可以保持优勢地位，中國還可以与蘇聯平等談判；如果共產党力量在抗戰中不消耗，蘇聯再幫助他一分，他則將有六分力量，抗戰胜利后，蔣介石將要到莫斯科請訓”那就不好。 正是出于這种畏懼情緒与戒備心理，所以國民党始終不愿与共產党對等合作，不愿与共產党形成統一的合作机构与共同綱領，而是想方設法企圖削弱与吞并共產党。 中國共產党則認為，抗戰的時机對中共十分有利，中共完全可以在抗戰中發展和壯大自己。因此，對國民党，希望通過合作達到改造這個党及由這個党領導的政府和軍隊的目的。毛澤東在國共合作剛剛形成的時候就指出：“國民党在華北失敗以后，气焰大殺，其內部如陳誠、胡宗南、衛立煌等實力派，對國民党政策表示不滿，更由于八路軍在華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國際形勢的轉變，使我們在政治上處于完全的优勢。因此，我們應不失時机對國民党的錯誤政策采取攻勢的批評与斗爭。主要方向，首先是改組國民党，然后及于改組政府与改造軍隊。這不是使國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進一步的開展。” 一個要“消融”共產党，一個要改造國民党，兩党關于合作的目標相差如此之遠不能不使合作的局面蒙上一層烏云，繼而雙方發生矛盾，再而矛盾愈益增大。 新的風波很快就起來了。 1938年1月1了日，國民党武漢當局指使几十名暴徒搗毀了剛剛創刊的中共机關報《新華日報》營業部和印刷厂。中共代表團提出抗議，國民党方面答复：這顯然是地方流氓滋事。 1月24日，又到了兩党關系委員會開碰頭會的日子。國共雙方六位大員坐在桌子兩旁，臉上已不見了前几次相聚時的笑容。 劉健群說道：“你們的誠意到底表現在何處？很顯然，蘇聯出兵能迅速改變時局，你們為什么一再推諉？八路軍，不，八路軍早不存在了，應該是十八集團軍，從不貫徹中央軍令，游擊游擊，游而不擊，究竟存的什么心？你們如何向全國人民交待？” 兩個多月前，為适應戰爭需要，國民党重新下達了軍隊戰斗序列，八路軍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命令公布后，中共方面對民對下一直延用“八路軍”這個稱謂。后國民党方面提出質疑，要中共改正，中共方面答曰：華北人民已經習慣這個稱呼了，請予允許在民間保留。這一保留不大要緊，在華北，在全國，八路軍便和國民党軍有了醒目的區別。 康澤接著說：“你們應該向廣西派學習，把軍隊交給中央，軍政、人事与中央統一，重要領導人离開軍隊到中央工作。” 王明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則重點談了新四軍問題。新四軍已經成立一個月，但編制遲遲未下。雙方爭來爭去，國民党方面勉強同意新四軍下編四個游擊支隊。 此后，兩党關系委員會基本停止了活動，兩党關系又采取了遇事協商、隨時約見的辦法，主要在周恩來和蔣介石之間進行。 蔣介石這時又黑又瘦，他正陷于南京失陷和陶德曼調停失敗的憂慮和惆悵之中。 陶德曼是德國駐華大使。從1937年11月開始，日本政府一面鼓動軍方大舉浸華，一面委托陶德曼出面調停，誘使中國議和。12月初，蔣介石听了陶德曼轉述日本條件后，定下兩項原則：一、不拒絕德國的調停，這樣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須要保存。 但是，誰也想不到日軍那么快就能攻占南京。南京陷落的當天。近衛文磨首相就揚言：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都市不守，國民政府的實体己成問題了。 12月14日，東京召開內閣會議，重新研究向德國大使提出的對華議和條件，認為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而且付出了大量的犧牲，以如此輕微的條件議和，太便宜蔣介石了，必須對戰敗者追加新的條件。 12月26日，蔣介石婉拒了陶德曼的求見，決定由夫人宋美齡和孔樣熙代為接見。 但是。宋美齡帶回來的卻是一個坏得不能再坏的消息。 陶德曼轉達的日本所提條件极為苛刻，它包括四項基本條件、四條口頭說明和九條細目。且看九條細目： 一、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 二、中國放棄排日反滿政策。 三、在華北及內蒙古設立非武裝地帶。 四、華北在中國之主權下，為實現日滿華三國之共存共榮，應設立适當机构，賦以廣泛權限，尤以實現日滿華經濟合作為要。 五、在內蒙古設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國際地位与現在外蒙古相同。 六、中國須确立防共政策，并對日滿兩國防共政策之施行予以合作。 七、在華中占据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在大上海市區域由日中協力維持治安及發展經濟。 八、日滿華三國締結有關開發資源、關稅、貿易、航空、交通、通信等方面必要之協定。 九、中國應償付帝國所要求之賠償。 如此苛刻的條件，直使蔣介石滲出一身冷汗。他在日記中寫道：“倭所提條件如此苛刻，決無接受余地。” 日本的條件不能接受，那么是否繼續和日本交涉呢？蔣介石陷入難以抉擇的境地。 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國民党軍損失慘重，悲觀絕望的气氛籠罩著國民政府，希望議和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本來一直主和的征精衛、張群等人又紛紛發表和談的言論，要求蔣介石停戰求和。然而蔣介石明白，這時如向日本求和，時机极為不利。等于乞降，必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危及國民党的統治。 早在陶德曼提出調停之韌，國內輿論對于中日之間的交涉就頗有微調，山西的一家大報還猛烈抨擊陶德曼，說他出賣中國，是日本的幫凶。后來，雖然抗戰的宣傳轉移了人們的視線，但對于中日間的秘密交涉，新聞界一直十分關注，一家報紙在頭版頭條竟用了這樣一個標題：“誰主張和談，誰就是漢奸。” 而中國共產党對于蔣介石的活動更是极為關注，無論在報紙上，在談話會上，還是夜毛澤東、周恩來的講話中，都一再呼吁警惕求和勢力的抬頭，號召人民起來孤立投降派。顯然，如果和日本直接談判，接受日本的條件，兩党關系必然破裂，中共決不會再像現在這樣高呼“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了。 但是，如果斷然拒絕中日談判呢？陶德曼在向孔祥熙、宋美齡轉述日本的苛刻條件時，特意提醒：“日本的极端分子們批評這些條件，認為太溫和了。”言外之意，不是十分清楚嗎？無疑，一旦拒絕談判，戰火將會越燒越遠越燒越深，假如几年之內全中國被占領，他除了投降又能做什么呢？要么打游擊，然而他的軍隊能像未、毛紅軍那樣打游擊嗎？”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下不了決心的蔣介石只好開會決定。 平時，一談起和戰問題，汪精衛等人總是慷慨激昂，攻擊主戰的人是唱高調，特別對力主抗戰的中共，更攻擊為借刀殺人、借抗戰之名圖發展之實。可是在12月27日的國防會議上，听了日本提出的條件后，他們卻一言不發。 周佛海左看看，右瞅瞅，實在憋不住了，便帶頭開了一炮：“我認為，在現在的形勢下，鑒于中日軍事實力的對比，接受德國的調停，与日本和談是上上之策。至于繼續作戰，那無异于自取毀滅，是下下之策。” 對周佛海態度鮮明的發言，徽微頓首以表贊同的有，搖頭擺手大力反對的有，更多的仍然沉默不語。 “孟瀟，談談你的看法？”蔣介石叫起了唐生智。 “敗軍之將不言勇，本來作為南京失守的罪人，我無權發表意見。但是，為中國著想，答龐日本的這些條件，進行和談，我看那才是真正的亡國之舉，絕對行不通！”唐生智和周佛海唱起了反調。 几番爭議之后，意見仍然對立。 最后，還得蔣介石出來收拾場面。他嗓音有些沙啞地說：“今日形勢，除投降外無和平可言，舍抗戰外無生存可圖。為國為民著想，我認為抗戰比議和要好一些。不過，我們不要放棄任何可能和談的机會，只要不損害民族利益，縱使個人作出犧牲也是可行的。” 轉眼到了元旦。這一天，國民政府進行改組，蔣介石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專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由孔祥熙升任。副院長則由熟悉對日關系的張群擔任。這次改組，對外顯示抗戰力量的加強，同時也為中日交涉埋下了伏筆。 元旦之夜，外交部長王寵惠無心觀賞鼓樂管弦、霓裳羽衣，只顧心急如焚地等待陶德曼。 當陶德曼把日本所謂“非正式條件”的補充說明交給王寵惠時，王寵惠的心涼透了。這四條補充說明不僅沒有從原來的條件后退，反而使日本的亡華要求更具体化和明确化了。 王寵惠立即報告蔣介石。蔣問：“寵惠，你認為日本的補充聲明如何？” “委員長，我認為日本的條件是亡國條件，日本認為戰場上取得了主動權，便可以滅亡中國。提的條件完全是訛詐，企圖使我方在軍事失利的情況下，屈辱求和。” 蔣介石已經沒有了上次的惊訝。似乎對日本的一套手法看透了。他疲憊地說：“日本提出的條件，等于征服与滅亡我國，應該拒絕。不過在此不利的形勢下，還是要虛与委蛇。這樣吧，對于田穗曼，不要馬上作答，縱使問起，只說我方正在考慮。” 拖延戰術已定，由于北方戰事吃緊，蔣介石于1月4日飛往洛陽，部署抗戰事宜去了。 日本一催再催，陶德曼一問再問，王寵惠卻一拖再拖，敷衍搪塞。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政府缺乏誠意，實質是“拒絕答复”，乃于1938年1月15日決定“陶德曼工作結束”。陶德曼的調停宣告失敗。 1月16日，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攻陷南京后，帝國政府為給予中國國民政府最后反省机會正及于今日。然而國民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竟策動抗戰，內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全局之和平。 因此，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与發展，并將与之調整兩國邦交，協助新中國之建設…… 針對近衛聲明，國民政府隨即發表了指斥宣言。 1月20日，國民政府召令駐日大使許世英歸國。 1月28日，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也撤回日本。 和平的大門關閉了。 這時，蔣介石正在洛陽。為了討論徐州會戰和堅持華北問題，他電召第一、第二戰區師長以上將領赴洛陽開會。 1月15日，一列東馳的火車駛進洛陽車站，從車上下來的除衛立煌等國民党將領30余人外，還有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怀和師長林彪、賀龍、劉伯承。八路軍將領身穿灰布軍裝，腿纏綁帶，与身著黃呢制服、足蹬皮馬靴的國民党將領形成鮮明對照。軍帽上雖然同樣都綴著青天白日帽徽，但一望而知。他們代表著兩支不同的軍隊。 車站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要人親自來接。副參謀總長白祟禧走向彭德怀，邀彭同車：白記得，這就是當年率領紅軍在他和李宗仁統治的區域強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紅軍第三軍團長。 “久違，久違！”白崇禧向彭德怀伸過手去，打量著這位曾使他震動的紐軍猛將。 “久違，久違！”彭德怀伸出手來，會心地笑笑。 八路軍警衛班長遞過來一把日本指揮刀，彭德怀說：“這是朱總司令贈給鈞座的戰利品。”白崇禧接過刀，連說：“謝謝，謝謝！” 坐到車上，彭又說：“小弟還帶有最近繳獲的日本軍官用小手槍數支，准備奉贈委員長、何總長和鉤座。” 汽車駛過洛陽市街，白崇禧手持指揮刀反复把玩，沉吟不語。車轉了個急彎，才回神轉目，答道：“玉階兄及軍座指揮有方，八路軍英勇善戰，令人欽慕！” 此后，國民党軍界人士和國內外友人，多以得到八路軍贈送的日本戰刀、手槍等戰利品為榮，有的還當面索贈。 在洛陽會議上，蔣介石發表訓詞，表示堅決抗戰。會后單獨會見朱、彭、林、賀、劉，表示接受朱、彭提出的改造軍隊、開放民眾的意見，但對八路軍提出的擴大編制、增加經費和武器供應的要求，采取了敷衍的態度。蔣介石看到，在華北戰場上大顯身手的八路軍將領，雖然和國民党將領有同樣的薪傣規定，但依舊是士兵裝束，生活簡朴。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曾在討袁戰爭中名震川鄂的劉伯承，竟還穿著一雙草鞋；而他自己的將軍們，戎裝凜凜，生活闊綽，卻不乏怯敵之人。看著看著，不胜唏噓，感慨系之。 會畢進餐，蔣介石特邀朱、彭共桌，以收刺激“將心”之效。這一舉動，果然使在座的國民党將領側目而視。 席間，蔣介石約彭德怀同車赴武漢繼續會談，彭應允了。 這時，徐州南北戰事吃緊，蔣介石深感八路軍在敵后配合，牽制華北日軍的重要。在會談時，他伺彭德怀提出：“我已決心与日軍決戰于徐州。徐州得失，關系中原全局，當待八路軍努力配合。可否在青紗帳起時，派隊襲擊津浦線，進行支援？” 彭德怀慨然答道，“為了配合徐州會戰，不待青紗帳起，即當派隊前往。” 蔣介石甚為滿意。他注視著彭德怀。一個久沉在他胸中的希望冉冉升起。 蔣介石這次單獨約彭德怀赴武漢會談，當然主要是為了解決八路軍對徐州會戰的配合問題，但同時，也不無其他用心。 從1928年夏天以后，在送到他手里的有關紅軍活動的情報中，“朱(德)、毛(澤東)、彭(德怀)、黃(公略)”是使他最傷腦筋的几個字。第二次江西“剿共”不利，曾冒出來個黃漢湘其人，向蔣介石獻計，自報奮勇，帶著蔣的委任狀，去蘇區策反黃公略(黃漢湘之侄)和彭德怀。結果蔣介石得到的不是彭、黃二杰，而是黃漢湘的人頭。1932年，又有一個叫舒适存的人，不識相地向蔣獻策，以重金收買彭德怀。蔣介石前事不忘，不耐煩地回答：“好，好，以后再說。”舒适存討了個沒趣。 以后，蔣介石就不斷懸賞捉拿彭德怀，直到第二次國共合作。而今天，彭德怀不卑不亢，坐在他的面前：紫黑皸裂的皮膚刻染著北國疆場的風霜，兩道濃眉凝集著一股凜然之气，寬厚的嘴唇透露出農民的質朴本色，徽微向下的嘴角又顯示出剛正、倔強的個性；灰色的布軍裝，經過几個月的櫛風沫雨，雖已褪色，但穿扣整齊，扎束硬挺，正如許多人評論的，是標准軍人的儀態。 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八路軍的戰績頻傳，蔣介石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決心用他的拿手好戲試探一下——這拿手戲在他擊敗各路軍閥，統一全國的大業中，是大大奏過效的。 會談完畢，彭德怀告退欲起。蔣介石忽然笑吟吟地問起彭德怀的家庭情況：有沒有歸里探望，府上可安，等等。彭沉默不答。蔣搓搓手：“如有難處，我可囑張主席(湖南省主席張治中)關照。” “承委座垂詢，職家早承何健主席關照過，連祖上三代的墳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在外流落。”彭德怀冷冷一笑。 “有這等事？不像話，不像話！我馬上下令保護，你讓他們回家！”蔣介石站起來，連聲叫：“來人，立即通知張治中。”同時簽署了5万元支票，親自送給彭德怀。 彭德怀起立，正色道：“德怀一家素以勞動為生，身為抗日軍人，每月有八路軍規定之津貼費足矣，其他分文不能領受。”稍停，又補充說：“八路軍在前線浴血殺敵，現部隊擴充，衣食不繼，糧彈兩缺，主要靠繳獲維持。委座以抗戰為重，希給八路軍按兵員實數發購。” 蔣介石面色微沉，仍不失笑容：“那——那是另外的事，至于這，是贈給副總司令的薄儀。” “德怀是共產党人，決無個人受財之理！”彭德怀忍住性子起身告辭，蔣介石無可如何。 彭德怀回到住所，尚未坐定，何健即來訪。彭德怀料知還有文章，對這個當年屠殺湖南人民的劊子手余恨未消，托辭不見。旋即奔赴碼頭，乘輪渡江北去。按下不表。 再說蔣介石為了表明對國共合作的誠意，這時不僅邀請八路軍將領參加軍事會議，而且還邀請共產党領導人參加某些部門和机构的工作。 1938年初，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個部。蔣介石任命其嫡系寵將陳誠為政治部部長，請周恩來擔任副部長。為此，陳誠親自登門相請。同時，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來到行政院任職，并由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出面相邀。 對這兩次邀請，周恩來本人和中共代表團都婉言推辭了。 1月中旬，蔣介石發話了：政治部副部長非周恩來不可。 蔣介石為什么這么做？是出于對周恩來十分賞識呢，還是使的离間之計，抑或僅僅為了裝璜門面？外人無法窺得蔣的心跡，單知道他的態度夠堅決的。 周恩來仍然再三推辭，理由是：我做副部長可能引起兩党磨擦，恐不要。 蔣介石還是不依不允，對周說：“你不要怕磨擦，可以避免磨擦。政治工作方針是加強部隊，發動民眾，副部長職權可以明确規定，按職負責，不致引起磨擦。編制人事還沒定，都可以商量嘛。你和陳誠原來就熟，康澤也是可以共事的，不致搗亂。” 1月21日，中共代表團依照組織程序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未見中央答复。2月1日，是新政治部開始工作的日子，中共代表團再電中共中央：“我們認為，孔祥熙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應謝絕；政治部屬軍事范圍，為推動政治工作、改造部隊、堅持抗戰、擴大我党影響，可以去擔任職務。如果屢推不干，會使蔣、陳認為共產党無意相助，使反對合作者的意見得到加強。” 經過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正式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這是整個抗戰期間中共領導人在國民党軍政部門擔任的惟一要職。 蔣介石對改善國共關系作出的另一表示，是邀請共產党人參加國民參政會。1月上旬，周恩來向國民党提出擴大國防參議會為民意机關的具体建議。他說：“為了動員和組織全民參加抗戰，采納各种抗日的好建議，要有一個民意机關，既要有國共兩党、救國會、國社党等以及無党派人士參加，也要吸收其他堅決抗日和真正代表民意的分子參加。各集團軍亦可派代表參加，以增多堅持抗戰分子在政府和軍隊中的力量。”蔣介石采納了這個建議、半年后宣布國民參政會成立。中共方面的參政員共有7人：毛澤東、王明、博古、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鄧穎超。除毛澤東請假外，其他6人都出席了國民參政會的第一次會議。 這一些，不能不說是國共合作的某种成果：但是几乎与此同時，國民党陣營中冒出了一种不和諧音。這种不和諧音是CC系、复興社首先鼓噪起來的，領頭的便是与中共代表團談判的康澤、劉健群等人。他們在1938年初突然發起了一場鼓吹“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党”的宣傳活動，宣稱“今天國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他們控制的《掃蕩報》、《武漢時報》、《血路》、《抗戰与文化》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把矛頭直指共產党和它的政權、軍隊。2月10日的《掃蕩報》發表社論，公然聲言中國有三种妨礙并破坏統一的因素，把陝甘宁邊區說成是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區域，指責紅軍雖改易旗幟卻不服從中央，并說在國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統一，要求取消這三种勢力。“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党”的問題，在武漢三鎮弄得滿城風雨，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 中共當然不會坐視不管。 正是： 你敲鼓來我吹號， 鼓號不是一個調。 要知中共如何反擊，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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