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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由于王明打著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旗號，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党內有很高的權威、對与會者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斯大林擔心蔣介石一味讓步，与日本人做交易，所以要求中共全力以赴地堅定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而延安開會期間，正好是日本侵略軍包圍和攻陷南京的時候，正面戰場的戰局處于危急階段。因此，當王明以欽差大臣的身份進行指責的時候，多數与會者一時難辨是非曲直，紛紛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做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會議第三天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后對國民党的轉變估計不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适合團結御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党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 但是，毛澤東畢竟沒有被王明的尚方寶劍歷嚇倒。他對重大原則問題，歷來抓住不放，堅定不移，不肯輕易讓步。他財主明的許多情難是不能接受的，雖然沒有針鋒相對地予以駁斥，還是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党与共產党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党吸引到共產党，而是要國民党接受共產党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党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党降低到國民党方面去。”又說：“八路軍与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范作用。共產党在八路軍出動后，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很大的……”這些，都是對王明指責的回答。 在會議的第四天，毛澤東又專門就戰略問題發了言。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領土与軍隊什么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党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采用這個原則。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优勢兵力消滅敵軍一部。”他提高聲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說：“因此，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 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大上談到過十二月會議的情況。他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确的，但中間也遭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么樣呢？有人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 他在延安整風時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講過：“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盡管王明的主張影響了不少与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扰，但從全局來看，它在党內并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并由于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參加這次會議的彭德怀回憶道：“我認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体問題：“又說：“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講，王明又怎么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所以，有些人雖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夜實際工作中并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這次中共政治局會議于12月14日結束。會議在組織方面作了一些新的安排：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中央局赴武漢領導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赴武漢同國民党談判；由劉少奇、楊尚昆負責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負責北方軍政委員會，加強對華北游擊戰爭的領導。 會議增補王明、康生、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會議決定，中央負責處理各類來往電報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張聞天處理，軍事問題由毛澤東處理，統一戰線工作由主明處理，王外出時由張負責。 為准備召開党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主席為毛澤東，書記為王明，秘書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康生五人組成。 再說蔣介石對王明的回國也十分重視，他指望利用王明同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特殊關系取得蘇聯的實質性援助。以抗擊日軍，因此于12月上旬接二連三地發出邀請，請王明去武漢“共商國是”。中共中央鑒于國共談判中的一些問題正陷于僵局，認為王明直接參与，或者會緩和气氛，因而同意王明与蔣介石會談。 中央政治局會議剛一結束，王明、孟慶樹夫婦就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以及博古等人一起离開延安到達武漢，佐在八路軍駐漢辦事處。 12月20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同國民党代表陳立夫進行了接触和交談。 21日，蔣介石會見了王、周、博。 王明的談鋒甚健，講了當前抗戰的形勢，講了兩党關系，講了合作的具体任務，講得眉飛色舞，卻發現蔣介石有點心不在焉。都什么時候了？首都南京已經丟了，日本卵翼下的王克敏、王揖唐拼湊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已在北平挂牌辦公了，主戰聲低落，主和聲高揚，在此危急的形勢下，他希望得到實實在在的幫助。哪里還有傾听空談的興趣和耐性。 這時，王明把底牌和自己的資本亮了出來，清清嗓子說：“委員長，蘇聯方面已經意識到中國局面的嚴重性，當然不會坐視不管。中蘇系鄰邦，所謂唇亡齒寒也。蘇聯方面除原定的援助項目外，愿意幫助中國政府組織30万机械化部隊，并建立与戰爭相适應的軍事工業。” 蔣介石立即興奮了。忙問：“你這些消息從哪里得來？是斯大林說的嗎？” 王明答道：“离開蘇聯前，我去見過斯大林，他也有這個意思。” 蔣介石又認真听了周恩來和博古的談話，然后表態：“所談极好，所談极好。照此去做，前途定見好轉，外敵不足慮矣。只要內部團結，同心協力，胜利定有把握。以后你們可直接找陳部長共商一切。”還希望王明能夠留漢相助。 中共中央原來要王明見過蔣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開莫斯科時就把國民党看得比共產党更重要，把武漢看得比延安更重要，此時听蔣介石有請他相助之意，便決定在武漢留下來。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團与長江中央局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就組織問題作出決定：因為代表團与長江局成分大致相同，為了工作便利起見，決定合為一個組織，對外叫中央代表團，對內叫長江中央局。長江局的委員是項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暫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下設五個机构：參謀處，葉劍英任參謀長；秘書處，李克農為秘書長；民運部，董必武兼部長；組織部，博古兼部長；党報委員會，王明任主席。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此決定沒有明确批示。但亦未予否認。于是，王明就這樣當上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在与蔣介石會談后，王明、周恩來、博古与陳立夫繼續談判。談判中，王明提出：為了更加鞏固和擴大兩党合作，現在應爭取以下具体辦法：第一，須協商和通過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第二，須成立一個由國共兩党代表組成的經常協商和計議各种問題的組織；第三，在軍事問題、政府問題、民運問題等各方面，國共兩党應該更加鞏固和擴大合作的范圍和程度，以便達到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加強和充實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以及真正達到全中國人力、武力、智力、財力、物力總動員，對日戰爭并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 陳立夫表示同意中共的看法，并特談判情況向蔣介石作了匯報。在蔣介石的首肯下，由國共兩党代表組成的、經常協商和計議各种問題的組織——兩党關系委員會于12月26日正式成災，國民党方面以陳五夫、張沖、康澤、劉健群為委員，共產党方面以周恩來、王明、博古、時劍英為委員。兩党委員會于成立的當天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議決定以后每五天會商兩次，一致同意起草共同綱領，推定周恩來和劉健群共同擔任起草工作。但實際上，劉健群并未參加工作。四天后，這份《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綱領》已由周恩來單獨草成，并由中共代表團討論通過。 第一步似乎開始得很好，前景仿佛很樂觀。但事實上，對共同的政治綱領和合作的組織形式這些主要問題，國民党領導人并無意解決。 當中共代表團滿怀信心地帶著這份連“初期建國綱領”都寫得詳詳細細的《綱領》參加兩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國民党代表看都沒看，卻提出這樣一個新問題：“你們應該幫助政府勸說蘇聯出兵，這才是當務之急。只要蘇聯出兵，就能改變時局。” 蘇聯的真實態度早巳告知中共。王明縱有三寸不爛之舌，又怎能使蘇聯改變政策呢？蔣介石對蘇聯不肯出兵十分不滿，為此而遷怒于中共，不同意發表共同綱領。 雙方談來談去談不出什么結果。國民党方面表示：既然如此，移到下次再談吧。 以后，雙方代表雖繼續磋商，國民党中央卻始終沒有表示正式意見，共同綱領問題事實上被擱置起來，兩党關系委員會也成了形同虛設，落得個曇花一現的歷史命運。這且按下。 行筆至此，有一件事似應穿插一下，因為這件事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有一定關系。 這件事是圍繞著大名鼎鼎的陳獨秀展開的。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党一至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把手，在新文化運動、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創建党的過程中，作出過巨大貢獻。他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倡導者和領導人之一。在寸多年的時間里，他曾經叱吒風云，聞名通跡。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他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被撤銷總書記職務，1919年11月又因參加“托陳取消派”被開除出党。但為時不久。便于1932年10月15日被國民党政府逮捕入獄。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各界民眾強烈要求釋放政治犯的情況下，他于1937年8月23日在南京被釋放出獄。 當時，有人勸陳獨秀回上海重整旗鼓，但他“當時非常不滿上海的托派組織，覺得宗派的做法沒有出路，因此決定不回上海”，而前往武漢。這時，蔣介石派親信朱家驊拉他，要他“組織一個新共党”，并答應供給10万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的五個名額，但他“不為所動，表示堅決不干”。与此同時，他一再表示他不是托派，并多次寫文章，作講演，宣傳抗日，還托羅漢向中共在南京的代表談自己“愿意回到党的領導下工作”。其后，他曾与中共代表葉劍英、博古見面，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博則向他提出公開脫离托派的要求。9月中旬他到了漢口以后，又見了董必武，董也督促他實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項條件。在接触過程中，周恩來、葉劍英等明确提出，陳獨秀、羅漢這一派人是贊成抗日的，以后對他們“可以將‘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不久，陳獨秀應友人之邀，偕同妻子潘蘭珍去了四川江律。 据張國燾回憶，1937年10月間，羅漢曾以陳獨秀代表的身份到了延安，會見了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等人，談托派內部意見不一，派系甚多，但陳獨秀和其他多數重要人物主張与中共恢复合作，還說明陳獨秀等是堅持抗戰的，贊成中共現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 但据《林伯渠傳》說，羅漢只到了西安，未能到達延安。8月下旬，羅漢在南京找到葉劍英等，說陳獨秀愿意回到党的領導下工作。葉劍英認為此事重大，應与中央商議決定，要羅漢去延安接談。9月初，羅漢与李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轉告了葉劍英的意見。林便打電話給張聞天，說葉劍英介紹羅漢、李俠公要去見你，要求恢复組織關系，并給他們以工作。9月8日，張聞天、毛澤東复電林伯渠，准予羅、李去延安一談。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9月9日，林伯渠將羅漢致中共中央的電報拍發延安。10日，張聞天、毛澤東電告林伯渠，提出對托派分子的几條原則，并要他轉告羅漢。這几條原則是：(一)我們不拒絕与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侮悟，愿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二)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三條件時，我們亦愿与之聯合抗日：1。公開放棄并堅持反對托派全部理論与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离關系，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2。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3。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种擁護的誠意。至于其他關系，則在上述三條實現之后可以再考慮。張聞天、毛澤東還將這一電報內容，轉告在南京的博古、葉劍英和上海的潘漢年、劉曉，望他們在同陳獨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則。 不管羅漢有沒有去延安，有一點可以肯定，只要陳獨秀能夠實現上述三個條件，中共中央是愿意与之聯合抗日的。 然而正在這時候，王明、康生回國了。他們目睹了蘇聯對托洛茨基派的清洗，滿腦子都是“托派是最危險的敵人”之類的觀念。他們一到延安，知道了中央的意圖，立即不問情由，聲色懼質地表示反對。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中，一再批評中共中央“過去忽視托派危險，對托派實質認識不高。”—還說：關于反對托派的斗爭，“過去國際曾三次電報，中共沒有團答，國際很不滿意，另有一電限中共一天答复，國際不滿，今后應特別慎重，一字一句都注意。”并特別強調：“要加緊反托派斗爭。托派是軍事偵探的組織，主要是兩面派的辦法，運私貨的辦法，不采取兩面派的辦法會使人認識。我們要特別注意，不要上當。”不僅如此，王明還在許多講演和文章中，一再指斥陳獨秀等人是“漢奸”。直到晚年，王明還在回憶錄中把反對聯合陳獨秀作為自己的功績加以焰耀，寫道：“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后，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的代表羅漢達成協議。由于我已回到延安，‘恢复党籍’的計划才未實現……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已准備同帝國主義反對派的積极幫凶——托派分子勾結起來。” 与此同時，康生不甘寂寞，与王明相呼應，發表了《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公開誣陷陳獨秀等与上海的日本偵特机關“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陳等“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貼，并由托派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這樣，陳獨秀回到党內的大門不僅關上了，還落了個領取日本津貼的“漢奸”的罪名。而誰都知道，當時最重、最惡、最臭、最為人們所唾棄的罪名便是漢奸。 對于王明、康生的造謠誣蔑，陳獨秀十分气憤。他于1938年3月寫給《新華日報》的公開信中說：“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之《群眾周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周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据為斷。” 當時的很多社會名流，也深為陳獨秀不平，并由此在武漢的報紙上發生了一場公開的辯論。1938年3月16日，傅汝霖等9人在《武漢日報》上發表公開信說：“誣及陳獨秀先生為漢奸匪徒，殊出情理之外，系莫須有之誣蔑。”9人之一的張西曼還單獨給《新華日報》寫信說，他之所以“敢負責為陳獨秀先生辯護”，就因為“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堅決態度，可以證明他至少是個愛國的學者”。 當事人羅漢也出來說話了。他在漢口《正報》上發表公開信辯駁說：“以這樣嚴重的賣國談判，參加者又有當時政府要人在內，而其結果乃以300元之代价成交，真可謂极廉价之高峰……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与美國偵探接洽。只管造謠的高興，竟連陳、彭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記得干干淨淨了。” 此事后來不了了之。 國民党曾想利用此事做點文章。 一天，國民党要員胡宗南、戴笠專程到江津拜訪陳獨秀，希望陳獨秀為他們正在策動的反共活動推波助瀾。按照蔣介石的囑咐，他們不僅給陳獨秀帶來了貴州茅台酒及其他貴重禮物，而且帶來了《大公報》剪輯，那上面有陶希圣、周佛海等國民党人為陳獨秀的“辯護啟事”，目的是以此激起陳獨秀對延安的怨恨，從而大罵共產党。不料陳獨秀看了報紙剪輯后，雖然對這么多人為他辯護有些感動，并稱贊了蔣介石的抗日主張，但最后卻說：“本人孤陋寡聞，雅不愿公開發表言論，致引起喋喋不休之爭。務請兩君對今日晤談，切勿見之報刊。”可見陳獨秀雖然對延安好有一些看法，雖然窮途潦倒，卻不肯充當蔣介石的反共工具。也許十年前大革命的失敗給他的印象太深了，也許他的兩個儿子死于國民党的屠刀之下對他的打擊太大了吧！ 另有文章記載，周恩來后來也曾在朱蘊山陪同下拜訪過陳獨秀。 “仲甫先生，您身居山鄉，不知日后作何打算？”周恩來關切地詢問。 陳獨秀苦笑道：“恩來，我已疾病纏身，還能有什么打算呢？我只想找個安靜的地方，養養身体，研究研究自己早年關注過的文字學。” “仲甫先生，恩來這次來江津，一則探望老先生。二則還想勸您去延安。那里既可安心從事抗日工作，醫療條件也比這里好。”朱蘊山誠懇地說。 見朱蘊山已把話題點明，周恩來接著說：“仲甫先生，您多年從事党的領導工作，又深知抗日戰爭的艱難希望您拋棄個人成見，以國家民族為重，向党中央寫出個人的書面檢查，爭取回党工作吧。毛澤東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都希望您去延安工作。” “恩來。我主張堅決抗日，也贊同為了抗戰，國共兩党必須進行第二次合作。回党工作，亦為我所愿，不過這書面檢查，一時從何說起呀……”停了一會儿，陳獨秀轉向朱蘊山說：“時間已過去了十年以上，中央除了思來、毛澤東，我熟悉的人不多了，我也落后了，年紀也大了，我這個人又比較固執，不愿被人牽著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 “仲甫先生，中央絕無勉強之意。”周恩來赶緊說，“什么時候您愿去延安，中央都歡迎。希望您多多保重，如欲去重慶看病，可以隨時找我，一定提供方便。” “謝謝恩來，也謝謝蘊山。”陳獨秀笑了。 陳獨秀終于未能回到党內，中共与他聯合抗日的愿望也未能實現。這當然与陳獨秀不肯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條件有關，但与王明、康生的极力反對更有直接關系。王明、康生的行徑，完全是照搬蘇聯大反托派的做法。他們對陳獨秀的造謠誣陷，造成了惡劣的影響。當時全國民眾在日軍的瘋狂侵略面前，正強烈要求團結對敵，一致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人人心。但由于王明、康生的造謠中傷，硬要把陳獨秀這個剛從國民党監獄中營救出來，主張抗日的人打成“漢奸”，便使很多有正義感的人們十分費解和不滿，并為那些熱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實，致使中國共產党的威信蒙受了損失。 陳獨秀1942年5月病逝，臨死也沒有离開江津。 建國后的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在談到對犯錯誤人的處理問題時，劉少奇說：“陳獨秀抗戰初期曾要求到延安來，如果來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過來，” 毛澤東點點頭，接著說：“他后來去世了。那個責任也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延安。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他不能接受。當時我們還不穩固，那時就那么一點資本，那么一點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國際。現在我們本錢大了……”這是后話，按下不表。 正是： 此生終老荒僻地， 是非留待后人評。 未知國共關系如何發展，且看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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