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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回 忻口抗戰大聯手 延安開會起波瀾


  卻說在淞滬會戰激烈進行之際,中國北方也是陰云密布,戰火熊熊。“七七”之后的4個月間,“北支那方面軍”在司令官寺田壽一大將的統率下,沿平漢、正太和平綏、同蒲兩線南侵,先后攻陷保定、石家庄、娘子關和張家口、大同、太原等重鎮,中國軍隊在劉崎、湯恩伯、傅作義、衛立煌等指揮下,也曾作過“以空間換時間”的節節抵抗。其中最出色的是“忻口會戰”。它是華北抗戰中規模最大、戰斗最激烈的一次戰役,也是國共合作取得較好成果的一次戰役。
  10月5日,日軍越長城南下,猛攻崞縣,進逼忻口。忻口是太原平原的北大門。相傳因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在平城鎮匈奴圍困40日,脫險后回師駐蹕該地。將士忻然而得名。如今、這里卻硝煙彌漫,成了華北戰場最吃緊的地方。
  面對日軍的凶猛勢頭,蔣介石嚴令閻錫山組織抗擊,并令衛立煌率第十四集團軍的四個半師星夜兼程向太原方向集結迎敵。
  閻錫山以50個團守忻口中央陣地;以10個團為右翼,歸朱德、彭德怀指揮,實行側擊。由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任忻口前敵總指揮。
  蔣介石致電衛立煌:“忻口會戰關系至大,望督勵所部一舉殲敵為盼。”
  10月6日黎明時分,在搏動著中國共產党心髒的延安風凰山下,毛澤東坐在窗前,尚未就寢。忻口戰役即將開始,他經過一夜熟慮,提筆同意前方總部積极出擊,配合閻錫山、衛支煌正面陣地作戰的意見。毛澤東提出以一一五師主力北越長城,從東線襲擊敵人后方交通線,与—二0師主力在西線之行動配合,阻止日軍向山西正面之攻擊。他估計:如此,則一一五師“因轉移与作戰頻繁,要准備付出相當代价,即准備減員二千至二千五百”。毛澤東認為,這在支持山西作戰,支持華北作戰較長久之戰略目的,有很大意義。
  周恩來攜帶電台,隨閻錫山行動,協調八路軍作戰。
  戰斗展開后,國民党軍仍習慣于正面作戰方法。周思來一再建議:正面硬堵不如以少數鉗制敵軍,主力向東北出擊加強側面部署,以阻敵突人,避免敗潰。閻錫山等表示同意,但以后的實際戰斗并未完全按照這個建議展開。
  當日軍在忻口正面遭到守軍抗擊之際,八路軍一一五師把從代縣經平型關、靈丘至張家口的敵后東路交通要道完全破坏,收复靈丘、廣靈等數座縣城,并以一部深入河北,收复冀西數縣,直通保定。一二0師卡斷了日軍從代縣到大同的西路交通,兩度攻占雁門關,收复雁北數縣,使忻口之敵陷于孤立無援、前后被包圍的困境。
  在正面戰場,國民党軍隊組成了三個兵團,在衛立煌、何柱國、李默寇、王靖國、劉茂恩等高級將領的指揮下,先攻后守,抗敵极為壯烈。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麒、旅長鄭廷珍身先士卒,親臨戰斗前沿,突遇日軍猛烈掃射,壯烈殉國。官兵見狀,更加奮勇,作殊死血戰。
  郝夢齡靈柩運回武漢,各界4000余人到車站迎接,全市下半旗志哀。蔣介石為郝、劉親致祭文。郝臨戰前留下的《雙十節与妻書》發表在武漢各報上,“抱定犧牲決心。不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后胜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犧牲”等語,傳誦一時。國民政府明令褒揚,追贈郝夢齡為陸軍上將,劉家麒、鄭廷珍為陸軍中將。
  一天,衛立煌對周恩來、彭德怀焦慮地談到,敵机每日清晨即來我方陣地偵察,繼即以數十架飛机輪番轟炸,對陣地威脅极大,一天几乎要損失一個團的兵力。
  翌晨,天色微明,彭德怀就到院子里,仔細謗听在重巒疊嶂中隱隱回響的敵机聲。原來,大家以為敵視是從北平飛來。彭德怀這員虎將向有“張飛”之稱,有時卻心細如絲。他根据飛机的航速、續航能力和輪番到達忻口的時間判斷,忻口附近必有日軍的,臨時机場,即下令偵察。10月11日,朱德、彭德怀電告蔣介石、閻錫山等:“代縣已有敵机著陸場,因我襲擊敵人后方交通,故連日敵視運輸糧彈中。”同時,彭德怀命令剛開入晉北的一二九師陳錫聯團進入代縣,實地偵察。19日,該團的趙崇德第三營夜襲陽明堡机場,一舉燒毀敵机24架,取得平型關之捷以來又一次振奮人心的胜利。忻口上空一度日軍息影,消息傳至友軍營連,官兵高呼:“中華民族万歲!”
  從會戰打響,前后一個月全是血戰。日軍用盡渾身解數,仍不得前進一步。
  日軍見忻口堅如磐石,”強攻下去也不奏效,乃改變方賂,采取大迂回戰術,集中平漢路兵力強攻娘子關,沿正太路西進,使太原市腹背受敵。11月2日,忻口守軍被迫撤离,向太原轉進。
  衛立煌從前線退到太原,再次見到周恩來,向這位當年在黃埔時的老上級“啪”的一個敬禮,說:“八路軍把敵人几條后腿都截斷了,對我們忻口正面作戰部隊幫了大忙。我代表將士們向八路軍表示感謝。”
  這時,日軍集空軍對太原輪番轟炸,太原城內一片火海。接著,又向太原空降傘兵,并以重兵攻城。
  11月7日,周恩來在隆隆炮聲中伏案工作。直到晚上,才從容不迫地問他的机要組長李金德:“閻錫山走了沒有?”李金德回答:“他早就跑得不見蹤影了。”周恩來這才說:“好吧,那我們也走吧。”
  11月8日,太原淪陷。國民党各軍爭路西退南逃。閻錫山脫下戎裝,換上錦袍馬褂,坐在汾河西岸的一座天主堂內收容潰散部屬。
  何應欽第二年在國民党臨代會報告中說:忻口會戰“殲敵三四万人,造成華北各戰斗中最有利之戰局”,“我朱德部在敵后方襲擊,迭次予敵重創”。
  太原失守后,華北戰局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國民党為主体的正規戰爭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以共產党為主体的敵后游擊戰爭開始處于主導地位。
  再說太原失守四天后,華東戰場的上海就失守了。上海既失,各軍倉皇后撤。日軍分兩路逼進,東南黑云翻滾,人心惶惶,南京大門洞開,無險可守。11月19日,國民政府舉行國防最高會議,認定日本志在必得南京,為持久抗戰計,決議遷都重慶,而抗戰及內政、外交等活動則以武漢為中心,蔣也在武漢指揮抗戰。
  一天,蔣、汪等20余人正在開會,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前來告別。他將串部分官員乘兵艦去重慶。當時气氛壓抑、悲涼。秘書長張群說:“大家都不要難過了。好在這不是上別的地方去,乃是去重慶。重慶重慶,就是重复回來慶祝的意思。”這樣一說,有的人就笑起來了。
  淞滬淪陷后,日軍水陸并進,馬不停蹄,一路向南京打來。南京防守之事,已成燃眉之急。何去何從?蔣介石舉棋不定。日本向蔣提出和談條件。蔣予以拒絕,表示如欲和談,必須恢复戰前狀態。否則國民政府會被輿論浪潮所淹沒。從11月17日起,蔣介石在南京連續召開三次高級幕僚會議,參加者有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劉斐等人。
  蔣問李宗仁:“敵人很快就要進攻南京了,德鄰兄對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見?”
  李宗仁答道:“我不主張死守南京。我的理由是:在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于長江,無路可退。以新受挫折的部隊來坐困孤城,實難望久守。而敵人則奪標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并將大軍撤往長江西岸,一面可以阻止敵人向津浦線北進,同時可以阻止敵人西上。讓他徒得南京。對戰爭大局無關宏旨。”
  蔣又問白崇禧,白說完全同意李的主張。應主動放棄南京。
  這時劉斐發言,他認為南京是守不住了,不作任何抵抗就放棄當然不可,但只宜作象征性的防守,不應以過多的部隊爭一城一地的得失。
  蔣介石微微點了點頭。其實,他早已決定放棄南京,但他的方略是將日軍主力吸引于南京和長江下游,如果主動棄守南京,恐怕日寇看出破綻,而將魔爪縮回去。因此,他口稱:“南京為國府所在地,斷不能不戰而退。”其實是疑兵之計,只是想做做樣子而已。
  蔣介石又問何應欽、徐永昌的意見,二人均表示同意蔣的意見。
  “孟瀟兄,你看呢?”蔣介石望著唐生智。
  不料唐生智忽然起正,大聲疾呼:“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寢陵所在地,若拱手讓敵,成何体統?首都一旦失陷,不但影響國際觀瞻,也無以向全國人民交代。值此大敵當前,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也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拼到底!”
  這番話頗有大義凜然的气勢,別人不便加以反對。最后,蔣介石決定調集從上海撤退下來的黃埔嫡系余部和廣東的兩個軍,合計大約了万多人,加上他的“御林軍”教導總隊的3万人,兵力總數11万人,防守南京。
  接著,蔣介石問座中將領:“守南京,就這樣決定了。大家看誰來當總指揮好?”當場無人吭聲,你望著我,我望著你,誰都明白這副擔子吃不消。何應欽面色沉重,徐永昌低頭不語,白崇禧仰望天花板。蔣環顧左右,最后目光落在唐生智身上。
  唐生智會意,事由他起,守城也是非他莫屬了。他站起來,大聲說:“當此國難危急,軍人守土有責,豈能坐視不救?如果委座還沒有預定的人選,我愿盡忠報命,誓与南京共存亡!”
  蔣介石馬上頷首答道:“好,就請孟瀟兄勉為其難吧!本來。保衛首都,中正責無窮貸,可是政府決定西遷,本人必須坐鎮后方,統籌全盤戰略,無法分身、只得偏勞孟瀟兄代我負此重任。我會親自命令守城各軍將領,務必服從唐司令長官的指揮,就如同听本委員長的指揮一樣。”
  會后,蔣介石委任唐生智為南京衛成司令長官,羅卓英、劉興為副司令長官。
  11月17日,日本成立大本營,由天皇統率。12月1日,大本營陸軍部下達進攻南京的命令。松井石根指揮第六師團、第九師團、第十二師團及第五師團的第九旅團,采用包圍迂回戰術。漸漸接近南京外圍。7日,園軍向南京外圍發炮,并發起總攻擊。中國軍隊毫不示弱,奮起抵抗。一時間,南京城上空被激戰的槍炮聲漲滿了。
  直到這天早晨,蔣介石才离開南京赴贛。走之前,他借夫人到唐生智家看望。听著隆隆炮聲,他說:“孟瀟兄,只須堅持個把月,在江西整訓的盧漢的兩個軍就會調來解圍。只是你身体尚未康复,有勞你守南京,我很難過。”
  唐生智說:“委員長身系全國抗戰大局,快上飛机吧,南京的事由我負責到底。”
  蔣介石偕宋美齡上了飛机。他讓飛机繞南京一周。飛机上,他看到日軍炮彈爆炸時騰起的煙霧,不由得歎息一聲,感傷地說:“風景依然、時勢大變矣!”
  再說唐生智和兩位副長官匆匆設定戰斗序列及作戰計划,率部在沿紫金山到光華門、中華門一線作奮力抵抗。然而日軍裝備优越,火力极猛,很快即攻破雨花台,炮彈射程直達鬧市中心新街口,戰勢急轉直下。白天敵祝輪番轟炸,地面炮火密集,讓人抬不起頭來。唐生智只得乘黑夜巡視各据點,白天夜長官部所在地原鐵道部地下室內通電話指揮。俄頃之間,紫金山天堡城也落人敵手,敵人居高臨下定點炮擊,大火四起。正在這時,軍事委員會發來急電:“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机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
  唐生智見戰局實難挽救,与其坐待生俘,莫若突圍轉移,乃于12日下午召集師長以上緊急會議,宣布撤守,分路突圍,能渡漢的到滁州集合,不能渡江的突出城門之后,對廣德、蕪湖方面之敵進行反擊,向皖南轉移。
  但是,有些軍長、師長并沒有將突圍的命令傳達下去就一走了之,以致群龍元首,齊趨城北捐江門奪路逃生,造成极度混亂。當時宋希濂部下任戒嚴部隊扼守捐江門,即末悉撤退命令,正打得勇猛,忽見友軍狂退,以為是逃跑,大怒,立即掉轉槍口向亂兵掃射,自相戕殺。
  唐生智下令關城門,堵下關,壓迫突圍,但哪里管得餃?一片混亂之中,衛隊几十人團團保護唐生智退到江邊,嗚槍射擊,奪得一船,急渡過渡,又一路步行赶到六合,再向滁州方向走去。
  這次僥幸脫險的,除軍、師級將領及其衛士和部分由太平城出門的部隊与零星散兵之外,也許只有原守城外的湯水鎮東西一線的粵軍第六十六軍和第八十三軍而已。大批部隊過不了江,留在了城里。
  12月13日晨,谷壽夫率領日軍第六師團率先從中華門進入南京。接著,牛島、中島、末松的三個師團相繼人城。
  于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開始了。
  于是,豆古未聞的大強奸開始了。
  30多万中國人的鮮血,洗去了六朝古都的秀色,南京淪為一座白骨累累、陰气森森的“鬼城”。
  唐生智解放后曾任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副省長及政協副主席。他晚年談起當年防守南京之事,深自仟侮:“總之,我是指揮無方。措置失當,使10万守軍陷于敵手,生還者無多。我罪責難逃。自告奮勇,自投羅网,自取其咎,還有什么可說的!”這是后話,按下不表。
  國際連番命啟程,
  日船悄悄四人行。
  六年中外風云變,
  蔣請蘇机万眾迎。
  這是一首王明的詩。前兩句說的是1931年秋他到莫斯科去,后兩句說的是6年后從蘇聯回國。其洋洋自得之情,躍然紙上。
  王明、孟慶樹夫婦和康生等人是1937年11月14日乘坐蘇聯飛机回國的。
  6年前他离開中國時,安排博古作為中國共產党的總負責。到達蘇聯后,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后又被選入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主席團。直到遵義會議,他一直通過博古領導著中國共產党。
  王明為什么不直接當共產党的總書記,卻如此看中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呢?那是因為當時中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共產國際卻享有极高的權威。只有充分相信自己力量的政治家,才會當太上皇和后台老板進行垂帘听政或遙控指揮。可以想像,遵義會議博古的下台、毛澤東的上台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產生了多么巨大的震動。
  王明是《八一宣言》的起草人,國共合作的最早的倡導者之一。當國共合作真正實現的消息傳到莫斯科,王明坐不住了。他敏銳地感覺到,自己的政治生命進人了一個非常時期。在他看來,遵義會議赶搏擊下台,實在有那么點“政變”的味道。在國共合作實現后,扳回這一局的可能存在了。他決定回國摘桃子。
  回國前,王明先后拜見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這當然不只是禮節性的告別,而是要尋求支持、抬高身价,加重在政治斗爭中的砝碼。
  11月29日下午,天空中傳來了一陣低沉的嗡嗡聲,打破了延安上空的靜寂。一架飛机在低空盤旋,然后准備下降。
  這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和抗大學員、各界群眾已在瑟瑟的寒風里等了好一會了。
  飛机終于降落了、從飛机上走下來一位裹著厚厚的毛邊茄克衫的人,他就是王明。他的身后,是近視的、煙不离手的康生,他1932年去莫斯科,直到如今才回國。同机到達延安的,還有中共駐新疆代表陳云等人,以及蘇聯顧問。
  王明沒有在簡陋的蘇維埃政權茅屋中生活過,在莫斯科住洋樓、吃面包、喝啤酒的6年生活,使他顯得白白的、胖胖的、矮矮的,与迎上來的高大的毛澤東產生了明顯的反差。
  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為題致歡迎詞。他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接著又話中有話地說,“王明同志回來了。他過去對革命的貢獻,他的鼓舞和指導作用證明是极為寶貴的……在這一歷史時刻,他又回來指導我們了。”
  王明和蘇聯派來專門護送王明的顧問也講了話。
  當晚,毛澤東請王明、康生吃飯。
  在陝北公學大院,毛澤東、張聞天又主持召開了歡迎大會。
  王明一到延安,就提出了召開政治局會議的要求。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仿佛是傳達‘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伙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
  12月9日上午,后來被稱作“十二月會議“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開始了。
  第一天上午,風平浪靜。党中央總負責張聞天作題為《目前的政治形勢和党的任務》的報告,肯定了洛川會議的決定和已經取得的成績,指出鞏固國共合作、改造舊政府、改造舊軍隊、保證党中央團結等10項主張,指出前一段党內出現投降主義傾向的种种表現。
  下午,王明發言了。他把寫了几頁的發言大綱朝桌上一放,講道:“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胜利呢:我今天著重講講這個問題。中央的工作亟待改進的地方很多。”
  在講了一大段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道理后,他把提綱朝旁邊一推,清清嗓子,自由發揮起來:“我們党雖然沒有人破坏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坏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于幫助日本。對國民党,只應分成抗日派与降日派。”
  他進一步說:“在統一戰線中兩党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与軍事力量方面,我們要承認國民党是領導的优勢的力量嘛!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党提高到共產党的地位,共產党也不能投降國民党,兩党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
  這些指責,毫無疑問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因為就在20多天前,毛澤東在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明确地提出:“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党吸引共產党呢,還是共產党吸引國民党?在當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党提高到共產党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党降低到國民党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王明又說:“過去提出國民党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淞滬抗戰打了几個月、能是片面抗日嗎?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這些指責,自然也是針對毛澤東的。
  對毛澤東的指責還有許多許多:
  “沒有統一的國防軍与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胜日帝的。游擊戰爭能戰胜日本嗎?”
  “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机构,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
  “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
  “我們的斗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義的。”
  王明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受蔣統一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划、統一經濟,不過注意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
  王明講起來滔滔不絕,一直講到夜深人靜,這才話鋒一轉,說道:“我今天這個發言,并不是僅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回國前,我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親切接見,并會晤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可以說,我今天講的主要觀點,就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与會人員本已疲憊,听到這里不禁眼睛為之一亮。
  第二天,王明在會上作了第二次發言,主要講他領導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如何做出成績,如何受到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表揚。
  于是,正在延安運籌幃幄、得心應手的毛澤東受到了极大的挑戰,一下子陷入了被動的地位。
  正是:
  不怕令日千尺浪,
  要靠歷史論短長。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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