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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國共談判陷于停頓后,雙方都在考慮自己的對策。1月10日,毛澤東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國共關系方面的應付方針。 毛澤東作開場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們不能再退讓了。23縣,一個也不能少。中國出了雙縣長、雙專員,貽笑中外。” 張聞天表示:“一定要強硬起來。干脆要求未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不要鹿鐘麟,不要石友三,也不要龐炳勳。再請令賀龍為察哈爾省主席,反正那里的友軍都跑光了。” 毛澤東說:“賀龍還是先去晉西北,完全解決晉綏舊軍殘部,建立晉西北軍政委員會,賀龍任主任,鞏固這塊根据地,建立政權,讓續范亭將軍當行政公署主任。整個山西問題,還是要講和平方錢。” 王稼祥說:“隴東事情必須讓他們立即給予答复。不恢复去年8月狀態,王旅不能撤。” “對,”毛澤東堅決地說,“隴東要針鋒相對,他抓我們一人,我們至少也抓他一個,來而不往非禮也。要解決就要合理解決,我方源謝覺哉為代表。” 張聞天說:“王旅不能撤,并要求增調兩旅。陝北在二戰區范圍,并非另一戰區,王旅增援河防极為正當。現因蔣鼎文、未紹良增派大兵,包圍邊區,所以八路軍必須增調兩旅,否則后方無保障,前線不安心,要求蔣、何迅速批准。” 毛澤東說:“邊區和軍隊是根本。八路軍必須三軍九師,22万人,月餉440万元,每人20元,不算多。新四軍3個師5万人,月餉100万元。這些都是最低限度,不能再讓步。” 這樣強硬的條件,國民党自然難以接受。 1月19日,何應欽、張沖代表國民党方面同葉劍英談判,對中共提出的條件作了如下答复:(一)邊區名稱為陝北行政區;(二)暫時隸屬行政院;(三)縣數15縣;(四)十八集團軍擴軍為三軍六師;(五)三五九旅至少要有一部分過河東,以給中央面子。 何應欽回答后,不容葉劍英分辯,說是“定案”,要求共產党必須同意。葉劍英當然拒不接受。雙方再次不歡而散。 毛澤東對這种毫無結果的談判已感厭倦。現在已不是三年前,為什么還要仰人鼻息過日子呢?抗戰兩年半,共產党的力量在蔣介石的“限制”聲中增加了近十倍。如今只要不和蔣介石徹底撕破臉皮,我行我索,你又奈何了我?日本人也就這點能耐了,彈丸之地,興兵數百万遠征,馬上就會山窮水盡的。只要蔣介石不公開投降日本,他也不可能發動大規模的內戰。 2月10日,毛澤東提出如下近期目標:傾盡全力把整個華北直至皖南江南置于共產党的管理之下。為此目的,要陳毅部擴大軍隊5万,猛烈發展蘇北,其在江南一部,要向淞滬、滬杭、蘇嘉三線發展,爭取越過滬杭路延至海邊;項英部也要擴軍,鞏固皖南;鄂中、鄂東李先念部要擴軍3万,建立民主政權,如程汝怀部襲扰,即殲滅之;彭雪楓部要确實掌握淮河以北,隴海路以南,西起開封,東至海邊整個地區,至少應擴軍4万;陳光、羅榮桓、徐海東、朱瑞等部,擴大軍隊15万,堅決消滅沈鴻烈,堅決建立政權,造成華中与華北的戰略樞紐;聶榮臻等部确保五台、冀中;蕭克部确保平西;賀龍等部以經營晉西北及綏遠為目標。晉冀察綏等省以鞏固為主,從鞏固中擴大之,魯豫蘇鄂皖等省以擴大為主,從擴大中鞏固之。 毛澤東的雄心壯志,呼之欲出。毛澤東的智謀策略,漸臻化境。毛澤東的戰略眼光,至遠至深。 毛澤東指令下達的第二天,劉伯承、鄧小平等部即開始實行這個計划了。 1939年底,山西事變尚未了結,駐扎在冀南的石友三部趁火打劫,多次進攻八路軍,占了不少便宜。1940年1月,蔣介石鑒于鹿鐘麟已提出辭呈,另委四十軍軍長龐炳勳為河北省主席。接著,龐炳勳、朱怀冰、石友三等軍自南而北,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發動進攻,与日軍自北面南的掃蕩相配合。太行根据地處于兩面夾擊的危急局面。 朱德、彭德怀、左權、聶榮臻、呂正操、劉伯承、鄧小平等立即研究如何打一場反磨擦戰役,一致的看法是,應集中力量打擊反共急先鋒朱怀冰。 不過,有“磨擦專家”稱號的朱怀冰是中央軍,武器精良,气焰張狂。反磨撩以來,直接和中央軍打,這還是第一次。打不打,能不能打好,需要慎重考慮。 劉伯承的態度十分堅決,說:“他們從太南把我們擠到太中,又要把我們擠到太北,那我們在地球上就沒有地方立腳了,成了空軍。只有到空中去。空軍還得在地上有個机場哩!” 彭德怀說:“好!就收拾這個‘磨擦專家’。叫黃克誠他們在西邊打,你們在東路打。” 朱德說:“這回嘛,我和老彭、伯承都不出面,叫小平同志來干,到時候好說話。”眾人大笑。 3月5日,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共13個團的兵力,在晉冀豫邊的磁縣、林縣、武安、涉縣地區,向朱怀冰部發起攻擊。僅4天,就殲滅朱怀冰兩個師及其他反共軍1万余人。朱怀冰丟下家眷率殘部逃脫。八路軍總部派人將其家眷送還。 打朱怀冰的同時,八路軍在平漢鐵路東擊潰了勾結日軍的石友三部。以后,八路軍截獲了石友三与其弟石友信秘密降日的罪證,又連續給石以打擊,并將證据送給蔣介石和衛立煌。衛立煌下令將石友三密捕處決。 打朱戰役前,鹿鐘麟因在河北已難立足,率殘部千余人從冀西南撤,到磁縣正遇上朱部被殲。鹿一行逃到陵川險道,被八路軍發現,報告彭德怀。彭德怀說:“國共還要合作,放他去吧,以后好見面。” 鹿鐘麟跑回重慶,馮玉祥責問他:“去年彭德怀來看我,介紹八路軍在敵后的政策,我還要向八路軍學習哩,你為什么不好好和八路軍合作?”鹿以遵照蔣介石的《限制异党活動辦法》來解釋。馮玉祥罵道:“我叫你深入敵后,是為和八路軍密切合作,發展一些部隊,抗戰對敵。誰叫你管他那些混戰辦法?” 毛澤東擔心各地沖突加劇,影響國共合作,決定見好就收。3月20日。毛澤東電告朱德、彭德杯、楊尚昆、劉伯承、鄧小平:“山西、河北兩省反磨擦行動,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間內,偃旗息鼓,一槍不打,向一切國民党軍隊表示友誼,求得恢复感情,推動時局好轉。” 蔣介石也不希望國共關系破裂。周恩來后來說:“朱怀冰被消滅完了,蔣介石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朱德說:“他們不作聲,我們也不作聲。他們打敗了不作聲,我們胜利了,何必那樣來宣傳呢?” 蔣介石的視線更多地集中在了華中地區。 華中地區自古就是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抗戰之初,蔣介石的主要兵力都集中在這里。日軍先后占領南京、武漢后,將大量兵力移向西南,因此,華中一帶出現了“空隙”。1939年9月,新四軍第四支隊開進皖東。蔣介石得到這個消息,即令四支隊回撤,理由是不能擅自移防駐地。四支隊不听,蔣介石密令皖東程汝怀部對進入皖東的新四軍“按匪論剿”。然而,到1940年初,皖東新四軍仍有較大發展。 這時,新四軍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個地區:葉挺、項英率新四軍軍部和第三支隊駐在皖南;陳毅、粟裕率新四軍第一、二支隊開辟蘇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揮部;張云逸率新四軍第四支隊開辟皖東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揮部。 對新四軍的戰略發展方向,當時有兩种不同意見。負責指導華中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主張大力發展蘇北,主持新四軍工作的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項英則主張發展和增強皖浙贛等地的工作。毛澤東、洛甫、王稼樣舉行書記處會議,決定支持劉少奇的意見,電告項英、葉挺:“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爭江北不可。”根据這個要求,新四軍江北部隊立刻抓緊向皖東敵后發展,到3月間就從原來的5000人發展到15000人,為向蘇北發展開辟了道路。 蔣介石一看勢頭不對,下令在長江下游及淮河西域的新四軍統統撤回皖南。 3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劉少奇:“對蔣的撤离命令一概置之不理。” 蔣介石見命令失靈,立刻命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團軍總指揮湯恩伯、蘇魯戰區副司令長官韓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軍進攻。 面對嚴峻局勢,毛澤東立即發出“磨擦中心將移至華中”的警告,并要求八路軍立即抽調4万至5万兵力,在3個月中到達華中,增援新四軍,創建新的敵后根据地。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新四軍江北部隊擊退了蘇北方面韓德勤的進攻,以勸告和爭取的態度暫時制止了其他國民党軍的東進。 4月初,顧祝同邀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赴上饒商討新四軍的活動區域。与此同時,蔣介石也邀請朱德、周恩來赴重慶談判華中問題。 這時,蔣介石已打算將軍事進攻的重點從江北移到江南。他說:“葉、項在皖南,如瓮中之鱉,手到擒來;陳、粟在蘇南,如海濱之魚,稍縱即逝。”因此,顧祝同在談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軍全部南調,意在切斷新四軍和八路軍會合的可能,并使他們集中到蘇南狹小地區后再加以消滅。 毛澤東及時察覺了蔣介石的企圖。他4月20日致電項英:“蔣、顧陰謀是想把新四軍江北、江南部隊全部掐死在蘇南敵后狹小區域,以求隔絕八路軍新四軍之聯系,以求适當時机消滅新四軍;皖北、皖東……是消解國民党消滅新四軍之陰謀的重要斗爭地區……現在和將來,江北部隊均不能南調,這些部隊南調,不會對江南部隊有幫助,而只使江南部隊更孤立更困難,故目前對顧祝同可用各种辦法借口延擱之。” 毛澤東最擔心的是院南的情況,因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軍軍部,北面是受到日本軍艦嚴密封鎖的長江,東、南、西三面都有國民党的重兵,隨時有被突然襲擊的可能。他致電項英,詢問:“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過了几天又致電項英,明确指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 形勢已日見惡化,項英卻猶豫不決。5月4日,毛澤東對項英提出尖銳的批評。 隨后,陳毅率部北渡長江,挺進蘇北,打破了國民党打算消滅蘇南地區新四軍的圖謀。但項英仍固執己見,沒有東出蘇南同陳毅部會合,喪失了轉移的時机,對可能遭受的突然襲擊也仍然不做准備,從而使皖南新四軍軍部陷入愈來愈危險的境地。按下不表。 再說正當國共雙方為華中問題斗智之時,重慶軍委會副參謀總長、“小諸葛”白崇禧于4月16日上書蔣介石,提出一個更老辣、更徹底的妙計:划界而治。盡管5個月前張沖曾向博古提過這樣的建議,但因軍事沖突一直擱置下來了。白祟禧認為共產党擴張勢力用心深遠,而在抗戰之現階段,斷然處置則投鼠忌器,若听之任之,又恐將來釀成大患。他建議于适當地帶划定第十八集團軍作戰區域,再將新四軍編入十八集團軍戰斗序列,令其集結至一個區域內,授以攻敵任務,指定攻擊目標,這樣就可以限制其編制、人數及宣傳和活動范圍,在其范圍內听之任之,超出范圍即予以取締,如其抗命,則繩之以法。 蔣介石接信大喜,這樣既可限制共產党的發展,又能避免國共軍隊之間的沖突,可謂一舉兩得。贊賞過后,便命軍令部負責擬定划界方案。几天后,軍令部的四种方案擺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一案:變更戰斗序列,將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划為冀察戰區,委任朱德、彭德怀為戰區正副總司令,令兩軍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和交界地區。蔣介石為什么同意這一方案?因為八路軍已經占領這些地區,成了既定事實、國民党一時也難以收回,如今同意划給共產党,不過是補個手續,順水推舟送個人情而已。根据蔣介石的意圖,國民党方面以第一方案為原則,開始制定具体辦法,約共產党進行划界問題的談判。 然而,這一方案是不是太一廂情愿了?毛澤東和他的伙伴們會接受嗎? 對于通過划界來解決國共兩党的矛盾,共產党是同意的。毛澤東表態道:“划界可以,要爭取划界,我們不超出界外,避免同國民党引起更大的沖突,以減少國民党的恐懼情緒,爭取抗戰時間延長。”但是,在他的心里,這個“界”划在哪里呢?他決定還是派中共談判“第一高手”周恩來前往重慶。周恩來3月下旬才從蘇聯回到延安。他5月11日离開延安前,毛澤東和他商量了談判的對策。 周恩來先到西安,同當地的國民党軍政人員進行了晤談,并同由洛陽赶來、准備返回延安的未德會面,交換了意見。 5月31日,周恩來到達重慶,立即同正在那里的新四軍軍長葉挺、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會面。這時,項英仍沒有處理好同葉挺的關系。蔣介石放出風聲說:葉挺已离開新四軍,新四軍問題須重新解決。并有另派他人充任新四軍軍長的意思。周恩來見葉挺時,好言撫慰,明确地确定他在新四軍中的實際地位和職權,請他向蔣介石表示愿回新四軍工作,堅決反對蔣介石另派新四軍軍長。葉挺答應了。周恩來和袁國平談話時,袁認為八路軍既然南下,新四軍也應向南發展。并說:項英同意中央指示的原則,但認為中央對新四軍的批評有些是出于誤會。周恩來指出項英沒有積极執行中央關于新四軍應向北發展的方針,沒有執行中央關于對頑固派應進行“有理有利有節”斗爭的方針,而采取了單純合法斗爭的方針,在同國民党的談判中沒有堅持原則立場,這些都是錯誤的。周恩來還對袁國平說:“根据中央的意見,今后有關新四軍問題的談判,不再由你和顧祝同在上饒進行,一律移重慶,由我負責。” 6月4月,周恩來拜會了正為湖北戰事忙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 周恩來面色紅潤,精神勃勃。在蘇聯治傷期間,他的体重增加了9磅。對比之下,蔣介石顯得憔悴不堪。 “我沒有很多時間。”蔣介石問了一下周恩來治傷的情況,即轉換口气道,“日寇這次進攻,是近兩年所沒有的,你們不能再鬧了!” 周恩來謹慎地說:“我們也希望時局好轉,有人故意把事情弄成這樣了。中共是要發展,可并不是要超過國民党,說我們要獨霸,是天大的謊言,說中共要舉行暴動推翻國民党,更完全是造謠。我們的發展,主要是在淪陷區同敵偽爭取群眾。我們一直是誠意抗戰的,一直是擁護委員長的呀。我們所反抗的,只是反共、溶共、剿共的行動,因為這樣做只能幫助敵偽。” 蔣介石顯出委屈的神色,說:“那個《限制异党活動辦法》,我早就說過,我并沒有批准,也從未看到其他所謂的反共文件。一年多來,華北、華中發生的事端,哪一件不是先由你們引起的?恩來,我對你們,可謂不薄,你們應該對得起我呀!軍事上,只要你們服從命令,一切都好商量。你看著,我的軍隊是怎么与日本人作戰的,前几天,張自忠戰死了。陳部長說你們延安無一傷兵,那是一時激憤所致。張自忠是集團軍總司令,如今也戰死了。你們作何感想?你們要對之反省。” 周恩來立刻反駁:“八路軍和新四軍一直在和日軍作戰,我們只有—個集團軍司令,校長只要翻翻戰報便可知道,十八集團軍至少在起著3個集團軍的作用,它牽制了日軍4個師團的兵力,在華日軍不過有22個師團,我們抵抗了六分之一強。如果我沒記錯的放,全國該有三十几個集團軍吧?該反省的不是我們。” 蔣介石哼了一聲,說:“恩來,你們現在號稱有二十几万八路軍,可是,自忻口會戰后,你們打了什么像樣的仗?你們殲敵一個小隊,我就要通令嘉獎,對你們算不算愛護?可是,你們的做法,很難不讓別人說三道四。日蘇如今又和解了,華北日軍又要南移,如果你們再不行動,怎么向國人交待!” 周恩來正要換個話題,陳布雷進來了。他向蔣介石報告:“敵三十九師團昨日攻陷宜城,下個目標很可能是宜昌。” 蔣介石拿起軍帽對周恩來說:“宜昌是重慶門戶,如果宜昌被占,后果不堪設想陰!我要去指揮作戰了。總而言之,抗戰團結都是有決心的,任何困難決不畏懼,國共間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但軍事上必服從命令。” 周恩來說:“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服從,另一方面不能拿命令來脅迫。” 蔣介石說了一句“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然后邊戴帽子邊說:“具体問題,你找何部長他們商量吧!” 周恩來無言地站著,看著蔣介石匆匆离去。 當天,周恩來報告中共中央:蔣對國共破裂尚未下最后決心,但投降的危險日益嚴重。 6月14日,周恩來向國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決兩党關系的具体方案。該案除堅持邊區為23縣外,仍堅持十八集團軍擴編為3軍9師,又提出將新四軍編為7個支隊。7月2日,國民党方面提出复案,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接到命令后,于1個月內全部開到河北。共產党堅決不同意。 7月中旬,國民党方面決定以中央提示案方式向中共表明最后態度,力圖使中共妥協。該案較前案略有讓步,把八路軍戰區擴大到察哈爾、魯北和晉北,但卻取消了冀察戰區設置,取消了中共獨立指揮權,仍堅持十八集團軍只許擴編至3軍6師3個補充團,新四軍擴編成兩個師。 7月27日,周恩來攜“中央提示案”回延安研究。8月25日,他帶著中共中央新方案經蘭州飛回重慶。此案在邊區名稱上作了讓步,同意改為陝北行政區,因為這個問題純屬形式,似乎用不著計較。擴軍問題也略作讓步,把十八集團軍原要求的甲种師改為調整師,新四軍7個支隊改為3個師。要求改組冀察兩省政府,省政府主席由中共保荐。請求把華北5省作為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 周恩來到重慶后,接連走訪白崇禧、陳立夫、張治中等高級官員,探詢實現中共目標的可能性。白、陳、張等的態度很曖昧,周恩來便知這輪談判前景不容樂觀。 果然,何應欽一看中共方案,當即拒絕就此方案進行談判,要談只能以接受“中央提示案”為前提。 8月28日,周恩來只好硬著頭皮去見蔣介石,希望听听他的意見。 蔣介石听完周恩來的口頭說明后,當即說:“各地游擊隊仍留原地作戰,那就等于新四軍主力仍留在華中。按編制,新四軍只有4個支隊,其他都屬游擊隊。我的意思是,要走,全部都走,游擊隊留在華中也可以,但要全部交給第三戰區指揮。你們的部隊如不全部開至黃河北岸,別的問題就不要談了。” 周恩來說:“冀察兩省,地區狹小,我們50万部隊在這樣地域,別說作戰,就是生存也無法保證呀。” 蔣介石根本听不進去,說:“會有辦法解決的。現在的形勢是,如果你們有誠意抗日,听我的命令,則抗戰必胜,否則必敗無疑。” 周恩來知道再說無益,轉而再找何座欽。何應欽也很干脆:“除非你們改變方案。” 事至此時,周恩來十分清楚,國共談判不可能有新的進展了。雙方所以能坐在談判桌前清淡討論,都是敷衍,以拖延時間。既然如此,不如提個新案与他們周旋吧。9月5日,他提出了三條解決軍事沖突的辦法。此案盡管又作了一些妥協,但國民党方面仍然寸步不讓,談判陷入了僵持。 鑒于國內政治局勢趨于緊張,周恩來在重慶作出部署,加緊把整個中共組織轉入地下,并對南方局作了組織分工。 從8月20日起,八路軍副總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彭德怀在華北發動了一場震惊中外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以破襲日軍交通線為主要目標,八路軍共出動105個團,20多万人,經過三個階段,到12月上旬基本結束。八路軍前后作戰18000次,斃傷日軍2万余人、偽軍5000多人,俘虜日軍200多人、偽軍18000多人,八路軍傷亡17000多人。 百團大戰胜利的消息傳到延安,群情歡躍,万人集會祝捷。中共中央書記處贊揚此舉“給了日寇以沉重的打擊,給了全國人民無窮的希望”。毛澤東指出:“蔣介石正發動反共高潮,我們要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 八路軍在華北出擊,正值敵机170架狂炸陪都重慶,市區大火。遷都之說,妥協之議,甚囂坐上。日本派遣軍司令部對國民政府實施誘降的“桐工作計划”也正加緊進行。大后方在悲觀空气的彌漫中,突然听到八路軍在華北前線胜利出擊的消息,頓時反響強烈,气氛為之一變。重慶《大公報》、《新蜀報》、《新民報》等,況相刊載百團大戰的戰績,發表社論。《新蜀報》9月20日這樣寫道:“我們每天看到如雪片般飛來的條條捷報,真是興奮感動得流淚。” 彈了一年多防共反共調的國民党員高當局,對八路軍的胜利表示歡迎。蔣介石特地發來嘉勉電: 朱副長官(第二戰區)、彭副總司令: 迭電均悉,貴部窺破好机,斷然出擊,予改甚大打擊,特電嘉勉。除電飭其他各戰區積极出擊,以策應貴軍作戰外,仍希速傷所部,積极行動,勿予敵喘息机會,徹底斷絕其交通為要! 其實,蔣介石的心態是矛盾的。百團大戰吸引了大量日軍兵力,減輕了國民党正面戰場的壓力,他無疑是高興的。但是,這樣一來,勢必提高共產党、八路軍、游擊戰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地位,使他的限共、溶共政策更難實行,對此,他又是不高興的。因此,國民党中宣部向重慶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正式抄發了蔣介石的一份密令:“查近來報上常有記載‘百團大戰’字樣……此項名詞及有關之新聞,以后絕對禁止登載,即飭遵。” 而在共產党內部,后來對百團大戰的評价也有許多爭議。 正是: 一場大戰匆匆過, 曲直是非說到今。 未知后事怎樣,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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