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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分兩頭，讓我們再看南京國民政府對待盧溝橋事變的態度吧。 7月8日，軍政部駐北平參事嚴寬向部長何應欽電告事變消息。正在廬山牯岭消暑的蔣介石聞報，立即電令冀察當局：“宛平城應固守勿退，并須全体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這時，蔣介石還不明白日軍制造事變的意圖，認為這可能是日軍像以前一樣為了攝取某些權益而采取的恫嚇。當晚，他在日記中寫道：“侵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准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為難，使其獨立乎？” 日本究竟想干什么，他實在鬧不清。于是決定：一方面，針對日軍的進攻，采取防守措施；另一方面，和日本談判解決，同時請求國際干預。 9日上午，蔣介石電令宋哲元由山東樂陵回保定指揮軍事，又密電第二十六路軍孫連仲部，由平漢路方面派出兩個師，并四十軍龐炳勳部、八十五師高桂滋部，向石家慶、保定方向開進，准備迎擊日軍的進攻。 与此同時，蔣介石又向冀察當局指示談判要旨：在和日本人談判時，一定要防范其奸狡的慣用伎倆，以不喪失主權為原則。 10日，蔣介石采取三頃緊急措施： (一)編組戰斗部隊，第一線為100個師，預備軍為80個師。7月底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 (二)將供6個月的彈藥屯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准備后備兵員100万人，軍馬50万匹和6個月的軍糧。 12日下午，蔣介石在廬山召集汪精衛、程潛、陳誠等高級文武官員會議，商討對日策略。馮玉祥等人力主抗戰。但汪精衛卻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我們不掩飾，我們不推諉，我們不作高調，以引起無謂的沖動。”張群則提出個“十四字真言”：“和必亂，戰必敗，敗而后和，和而后安。”會議最后決定：“作和戰兩手准備，力求局部解決，万不得已時不惜一戰。”同時，由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錢大鈞，從電話上將此決定告知秦德純。當晚，何應欽派參謀部次長熊斌北上，當面向宋哲元傳達上述“不挑戰，必抗戰”的中樞意見。 蔣介石本來正在廬山舉辦訓練團，以統一對抗戰的思想。這時，訓練團停辦了，蔣介石留下辦訓練團的各省省長、各軍總指揮及名流學者、大學校長等，又把全國軍政要人電邀到廬山，舉行談話會。听取他們對于國事的意見。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從上海飛往廬山，秘密參加了這次談話會。 中國共產党是最早發出抗戰呼聲的。 盧溝橋事變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這時候，整個局勢會怎樣發展，還不十分明朗。此前日本曾在華北制造過多次武裝挑釁事件。盧溝橋所發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還是日本對華發動全面軍事進攻的開始？許多人一時還看不大清楚。中共中央卻立刻作出判斷：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只有全民族團結抗戰，才是中國生存和發展的惟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一口號。 7月8日，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并立刻准備應竹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与口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計。 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贊揚与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贊揚与擁護華北當局与國土共存亡的決心！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二十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實援助二十九軍，并立刻開展全國愛國運動，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准備應戰。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國共兩党親密合作抵抗口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 同一天，毛澤東、未德、彭德怀、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等紅軍將領致電蔣介石廬山，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聚，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并本三中全會御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复失地。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与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胜屏營待命。 第二天，彭德怀、貿龍、劉伯承等率紅軍全体指揮員戰斗員再次發生通電，吁請國民政府速調大軍增援河北，以免二十九軍陷于孤軍抗戰；表示紅軍堅決以抗日救國為職志，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命為抗日前驅。 尚未等到蔣介石的改編命令，中共中央軍委即于7月14日向各紅軍將領下達了“十天准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并致電葉劍英，讓他通過西安行營轉告蔣介石。 再說自7月11日日本政府決定增兵華北之后，日本“中國駐屯軍”的態度變得愈加強硬起來。在日方的威逼下，當天夜里，秦德純与松井太久郎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其內容是： 一、第二十九軍聲明向日軍表示道歉，并對責任者給予處分，負責防止今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二、中國軍隊和丰台日軍過于接近，容易引起事件，因此，宛乎縣城及龍王廟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 三、鑒于本事件孕育于藍衣社、共產党及其他各抗日團体的指導，今后要采取措施并徹底取締。 南京政府外交部對此极為不滿，由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方式通知日本駐華使館：“此次日軍借深夜在盧溝橋演習之机會，突向該處中國駐軍猛烈攻擊，以致傷亡中國士兵甚眾，物質損失，亦甚重大。日軍此次行為，顯系預定之計划，龍极不法……任何諒解或協定，未經中央核准者，一律無效。” 与此同時，日方上層對此協定也不滿意。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一到天津，“秦松協定”便成了廢紙一張。他說：“沒有必要進行當地談判，如已達成協定，也予以撕毀。” 正在這時候，宋哲元回來了。 在樂陵過著世外桃源般生活的宋哲元是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惊醒的。原來，盧溝橋沖突發生后，秦德純一方面和日本人進行交涉，一方面派張克俠等人前往樂陵，匯報情況并接宋哲元回來。 宋哲元聞變，倒并不怎么惊訝，這种事他經歷的多了。見張克俠等人心急如焚的樣子，宋哲元安慰他們說：“目前日本還不至于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 于是，他一面下令秦德純抵抗日軍的進攻，一面像以前一樣尋找妥協解決的辦法。當蔣介石要他去保定主持抗戰事務時，他卻跑到天津，親自展開對日交涉。 宋哲元一到天津就表示：“我雖贊成和平解決，但不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條件。”又通告聲明：(一)二十九軍絕對遵奉中央命令，槍口不對內；(二)冀察領土主權不能任人侵犯；(三)對日交涉本和平原則進行。 但是，日本方面卻不希望宋哲元這樣。在松井太久郎等人的密謀下，親日分子陳覺生、齊燮元、潘毓桂等人立即包圍了宋，紛紛向他勸說，要他留津和日本人談判。在日方的壓力和親日分子的誘勸下，12日，宋哲元對外發表企求戰事和平解決的談話。 為了制造談判气氛，宋哲元下令從14日起，北宁鐵路列車運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嚴，釋放被捕日人；嚴禁与日人磨擦。 隨后，月本駐屯軍參謀專團向來哲元提出7項無理要求，威脅說如果宋不答應，就要求解散政務委員會和二十九軍撤出冀察。 宋哲元急令張自忠、齊燮元、陳覺生和日方代表橋本群進行談判。雙方談判結果為： 一、處罰責任者。中國准備處分當時盧溝橋駐軍的營長金振中，日方要求處分馮治安師長。 二、關于道歉。日方要求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親自道歉，中方擬由副軍長秦德純代表道歉。 三、日方要求北平維持治安，由保安隊代替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中方要求由張自忠的第三十八師擔任。 四、中方立即實行撤兵及取締抗日分子。 蔣介石在廬山得報，立即致電宋哲元：“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与區域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得寸進尺，決無巳時。中央正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毋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此后、蔣介石几乎每日一電或數日一電，指導對日行動事宜。 蔣介石的抗戰決心就此迅速堅定起來。其根本原因是因本要滅亡全中國，而不僅僅是東三省和華北，如果再不抗戰，就要亡國，南京就要成為東北和華北，蔣家王朝就要倒台或成為因本的傀儡。對此，蔣無論從個人還是從民族觀念考慮，均無法接受。就蔣本人來說，他從來不愿受人管柬，況且他現在已為一國至尊，要他對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稱醫納貢，他豈能接受！加之他對中華民族古老文化和博大淵深典籍的頂禮膜拜与堅深信仰，使其更具有華夏中心的优越感，在他看來，泱泱文明古國，焉能臣服島國倭寇！他曾對美國記者斯諾說：“我國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留給我們的歷史上的責任。” 7月17日，盧溝橋事變后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后來變得很著名的長篇講話。 他慷慨激昂地說： “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也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 “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臨到最后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講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之條件。全國民眾要認清所謂‘最后關頭’的意義。 “和平已非輕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辜，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出入于我們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 “我們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么我們九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變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狗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的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后關頭的境界。” 蔣介石提出解決盧溝橋事變必須遵循四項原則：(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的主權与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得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最后，蔣介石大聲疾呼：“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抗戰守土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与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蔣介石這番講話，立即博得了滿場掌聲。 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經過多年的徘徊和委曲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關頭，終于毅然抗戰，決不投降，則于民族大義上，尚是凜凜一軀。 參加談話會的各界名流無不振奮，覺得民族雪恥的時机到了。 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當即表示歡迎。他說：“這個談話，确定了准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党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 然而在這急需團結抗日的關鍵時刻，國共兩党的第二次廬山會談卻進行得很不順暢。 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了月14日應邀來到廬山的時候，蔣介石、汪精衛正在主持談話會。周恩來后來回憶說：這個談話會“不是大家坐下來開圓桌會議，一道商量，而是以國民党作主人，請大家談話一番。”又說：“廬山談話會的時候，共產党沒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個人不露面，是秘密的。” 這次會談是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同蔣介石、邵力子、張沖之間進行的。周、博、林一到廬山，即將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給蔣介石。這本來是上次談判時蔣所要求的，但他這時的態度卻十分冷淡。周恩來后來說：“我們帶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動手改兩句，那時候我們還客气，同意他修改了兩點。但修改了他也不發表，總想把共產党合法這一點抹殺掉。” 在邊區改制問題上，蔣介石表示承認陝甘宁邊區政府，但不同意中共推荐的國民党人選，認為宋子文、張繼、于右任三人都不适合擔任邊區政府正職。這是此前國民党另一名談判代表、時任漢口禁煙緝私處主任的康澤私下向他建議的。康澤說：“張繼先生對党雖然忠誠，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擔當此任。于右任經不得一拍，共產党對他好了，他就會跟著共產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這三個人跟共產党打交道，都只會受共產党影響。”蔣介石一听有理，便提出讓“立場很堅定”的丁惟汾到邊區政府擔任正職。不過后來此事不了了之了。 激烈的爭執發生在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問題上。蔣介石對這一點看得特別重，而且更向后倒退了。在第一次廬山談判時，他曾表示，三個師以上的政治机關可以代行指揮權。還說過：“我要你們指揮，你們亦實能指揮，這是沒有問題的。”這次談判時，蔣又改口了。他在7月14日通過張沖告訴周恩來：要求紅軍改編后各師直屬行營，政治机關只管聯絡，無權指揮。周恩來不能不在第二天寫信給蔣介石指出：“此与來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党中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礙此后各事之進行。”不直接說蔣失信，而說自己失信于本党，正是一种柔中帶剛、綿里藏針的手法，意在規勸蔣改變主意。 17日，洛甫、毛澤東致電局、博、林，指出：“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 18日，周恩來將急需确定的具体問題寫成12條，其中包括洛、毛的上述意見，通過來美齡交給蔣介石。 一旦蔣介石仍然十分強硬，在指揮權上寸步不讓，堅持紅軍在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机關，三個師的管理直屬行營；三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轉選人事、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 共產党對指揮權問題看得更重。從紅軍初創時起，就确立了党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沒有了指揮權，共產党、紅軍還有什么獨立性？他們還能夠生存嗎？在這一點上，共產党是決不會讓步的。周恩來听了蔣的意見，當即嚴正表示：“蔣先生對紅軍改編后指揮与人事的意見，我党決不能接受！” 鑒于蔣介石態度越來越強硬，國共談判越談越后退的情況，共產党開始冷靜下來，重新确定自己的對策。根据抗日熱潮已經形成的局勢，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已失去進一步討价還价的資本。而己方也已退讓到不能再退的地步，這時再以退讓求團結已不是最好的辦法，必須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才能改變自己在談判桌上的被動地位。7月20日，洛甫、毛澤東致電周、博、林：“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我們決采取蔣不讓步、不再与談之方針。” 周恩來等隨即离開廬山，飛往上海。21日，他們電告未德、彭德怀等紅軍將領：在廬山，我們力爭無效，遂來宁、滬暫觀時局變化，如中日全面開戰，則《宣言》即可發表。并建議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須立即著手改編工作。 蔣介石的立場慢慢地有所軟化。27日，蔣鼎文向已到西安的周恩來轉告蔣介石的話：紅軍應迅速改編，出動抗日。其他限制條件，沒有多說。 28日，洛甫、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決定：“紅軍8月15日改編好，20日出動抗日；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并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三個師45000人，另地方1万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蕭勁光為副，軍餉照給；主力出動后集中作戰，不得分散；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刺刀、工具、子彈、手榴彈等之補充。” 周恩來立即將此意告知蔣鼎文，請他轉達蔣介石。隨即与洛甫、博古赶往云陽，与那里的朱德、彭德怀等共同安排改編事宜。按下不表。 蔣介石是7月20日返回南京的。 在等待早餐的時候，他按照老習慣例覽起報紙。報上一行行熱辣辣的文字，使得7月的天气更令人躁動不安： ——北京《世界日報》：“盧溝橋事件，已充分證明今日之中國，絕非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戰役前的中國相比……過去兵不血刃，而一夕下數十城者，在今日絕難重見。” ——上海《中報》：“我們必須以全民族的一致力量保持華北，給侵略者的野心以最大打擊！” ——廈門《星光日報》：“只有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發動全面的抗戰，才是我們的唯一出路。” ——香港《珠江日報》：“我政府之退路已窮，雖欲窮忍，恐已無可再容忍矣！” 香港報紙的這几句，直刺蔣介石的心靈深處。他無意識地用手指在桌布上划來划去，眼睛一會儿向上看，一會儿向下看，目光里蘊含著疑惑、迷惘和某种矛盾。牛奶送來了，他把盛點心的碟子轉到太陽光下，似乎看到一點灰塵，把它吹掉，然后又用餐巾仔細地擦了一擦。他嫌棄灰塵，愛洁如癬。然而他分明感到，總有一些飄揚在腦海中的灰塵撣之不去。 內部的情報比報紙更深深地刺激著、折磨著他： 7月17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一、指示中國駐屯軍，按前述陸軍方案作有限期的交涉。二、日駿華武官大城戶三治向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曹浩森提出通告：“中國中央軍如采取与《何梅協定》相反行動時，我方將采取認為必要的行動。”三、日駐華大使川樾茂向中國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提出：立即停止一切挑釁的言論、行動，不得阻礙兩國進行現地解決事變的交涉。以上要求，限7月19日答复。 同日，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制訂了《在華北使用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要綱》，把對華戰爭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約用兩個月的時間，以优勢兵力擊潰中國第二十九軍，解決華北問題；第二階段，約用三四個月時間，以充足的兵力進攻國民党中央軍。通過全面戰爭摧毀蔣介石政權，一舉解決中國問題。 這一天，宋哲元得知日本的強硬態度后，為防止形勢惡化夜間由張自忠會見天津日軍參謀長橋本群，表示原則上接受日方的各項要求，決心局部解決；其他未解決的問題如宋本人的道歉、罷免馮治安、撤退八寶山附近的中國軍隊等，也予以确認，保證實行。第二天，宋哲元又去拜訪日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方面稱此為“道歉”。 19日下午，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駐華使館： “自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我國始終不欲擴大事態，始終無挑戰之意，且屢次表示愿以和平方法謀得解決。13日日本政府雖亦曾宣示不擴大事態之方針，而同時調遣大批軍隊開入我國河北省內。迄今未止，顯欲施用武力。我國政府于此情形之下，固不能不做自衛之适當准備，然仍努力于和平之維持……現在我國政府重中不擴大事態与和平解決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議：兩方約定一确定日期，在此日期，雙方同時停止軍事調動，并將已派武裝部隊撤回原地……任何現地協定，須經中央政府承認。中國政府為解決糾紛愿按國際公法，或有關條約的一切辦法，接受調停或仲裁。” 20日晨，日本使館參事官日高信六郎往訪王寵惠，要求确認國民政府19日的照會，是否對日本17日提出條件的答复。王寵惠鄭重地說：“中國對日本沒有挑釁情緒，軍隊的北上是出于万一的考慮，不是為了挑釁，而且我不能不告訴先生，關于地方性的解決條款，只有經過中央批准后，才能生效。” 瘦小的日高參事官當即气得青筋暴跳，光腦袋搖得像撥浪鼓。 日方很快獲悉，中國外交部的回答是遵照17日蔣介石夜廬山作的“最后關頭”的長篇演說的宗旨提出的。于是，東京外務省立即發表了強硬聲明，宣稱中國政府的照會是故意為圓滿解決事件設置新的障礙，對解決時局全然無望。 在大戰一天天逼近的時候，蔣介石的情緒煩躁不安，面部表情時陰時晴，給人一种病急亂投醫的感覺。這時，他雖感形勢嚴峻，但仍存和平一念。 正是： 得寸進尺得足進丈， 忍無可忍無須再忍。 未知蔣介石如何舉動，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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