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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周恩來与蔣介石唇槍舌劍，你來我往，雙方各不相讓。雖有宋美齡、宋子文、張沖從旁調解，畢竟談得不愉快。 周恩來見談判沒有取得滿意結果就找到宋氏兄妹和張沖，請他們背地里多做做蔣的工作。然而蔣是頗為固執的人，他認定的事，任憑別人磨破嘴皮，他也不會輕易改變主張。 6月14日，宋子文來到周恩來的住處。 “子文兄，蔣先生可有松動？” 宋子文搖搖頭說：“恩來，你想蔣先生能松動嗎？他要我轉告你，不要把共產党的目標弄得太大，易引起外間恐懼；你們要做的應該先取得全國信用；你們不要使他太為難，以便將來發展。你們就答應了吧！” 周恩來知道再談下去只能更僵。為了緩和气氛，只好說：“請轉告蔣先生，這几項只能等我國延安研究后再作答复。” 6月18日，周恩來回到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了蔣介石的意見，認為蔣介石還是有一定誠意的，為了顧全大局，又准備作出重大讓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原則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綱領，以便奠定同盟會及兩党合作之政治基礎。”“同盟會組織原則，在共同承認綱領的基礎上，可同意國共兩方各推出同數干部組織最高會議，另以蔣為主席，承認其依据綱領有最后決定之權。中共准備在7月中發表宣言，其內容以中共中央致國民党三中全會電及上次交蔣的方案為根据。”“在宣言發表后，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即待其名義發表后改編。否則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編，采用國民革命軍暫編軍、師名義。編三個正規師，共四万五千人。”“力爭朱為紅軍改編后的指揮人，原則上毛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至适當時机則托故不出。”陝甘宁邊區民主選舉在下月內自動實行，并向蔣推荐張繼、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擇一人任邊區行政長官，林伯渠任副長官。 這個新方案，盡可能地照顧了蔣介石所提的要求，當然也拒絕或限制了他的一些要求，為以后的談判打開了通路。 為了使談判能達成協議，周恩來在5月22日就紅軍指揮机關問題致電蔣介石，指出：“惟三師以上指揮机關及主持人選，党中同志僉認非有此實無法進行改編，尤以未同志去留影響极大，務請鑒察此間實情，改變處置。”但蔣介石仍堅持原議。鑒于抗日形勢日趨嚴重，中共中央准備再作讓步，同意改編后的紅軍以政治机關名義指揮，力爭以來德為政治主任。這已是中共所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讓步。同時，中共也作好准備，万一上述要求仍不能爭得，只得到8月1日自行宣布改編。 6月26日，南京方面電邀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7月初，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草案。7月4日，周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為部署國統區的地下工作，于7日到達上海。當夜，震惊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發生了。 這時，駐守北平的是原屬馮玉祥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軍。自1936年以來，愛國熱情高漲的二十九軍官兵，時常与駐平津的日本駐屯軍發生摩擦，戰爭如箭在弦上，一触即發。日軍曾在喜峰口、羅文峪几次和二十九軍交過鋒，嘗過被大刀隊斬殺的滋昧，也不敢過分囂張，只是得寸進尺地多方面做試探性的進攻。在政治上，更是采取軟硬兼施的陰謀手段。 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本是一個身經百戰的高級將領。他這時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而這個机构是南京政府和日本妥協的產物。他剛一上任，便發現自己已經掉進了尖銳复雜的矛盾和斗爭的漩渦，置身于蔣介石和日方的夾縫中。他既要听從蔣介石要他“忍辱負重”的旨意，又要嚴格控制摩拳擦掌的部隊，而日本人沒完沒了的糾纏更使他煩惱苦悶，疲于奔命。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只是暫時達到了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最低要求。接著，“華北防共”、“經濟提攜”又像一條條繩索，緊緊地勒在宋哲元的身上，使他有一种透不過气的感覺。而1937年上半年的几次外交，更使宋哲元感到了日本的奸詐和狡猾，他不由得生出防不胜防的恐懼感。 3月17日，日本駐華北司令官田代皖一郎趁宋哲元在天津，指使漢奸陳覺生代他邀請來到駐屯軍司令部。設想到宴會中途，田代皖一郎突然取出早巳寫好的《中日華北經濟提攜協定》，滿臉堆笑地放到宋哲元的面前。 望著田代陰險的笑臉，宋哲元感到一陣陣發冷。身后日本兵木然的臉，使他想起了匕首和子彈。他一掃當年長城抗戰的豪壯之气，不得不在日本人的文本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后，极為震怒，當著宋在中央的代表李世軍的面怒斥道：“我早巳叫你告細宋主任少和日本人應酬來往，一個負重要責任的人，為什么隨便到敵人兵營里吃飯！”接著又發給宋一紙嚴厲訓斥的電報。 協定的風波尚未平息，出訪東洋又引起了軒然大波。 由于華北抗日空气日漸濃厚，為了牢牢控制宋哲元，3月底、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又主動邀請宋哲元組團訪日，其費用由日本人支付。 這是一個极為棘手的邀請。被迫簽訂“經濟協定”的教訓使他明白，作為封疆大吏和二十九軍首腦，一遇日方要挾，勢必再鑄大錯。然而如果明确拒絕，不僅局勢會更加惡化，甚至會和日本鬧崩，而這是不符合蔣介石“忍辱負重”授命的。 于是，宋哲元借口身体不适，改派張自忠為代表訪問日本。消息傳出，一時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南京政府先是緘默，繼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周報》更是長篇累牘地抨擊責罵。 宋哲元處于蔣介石和日本人的雙重壓力下，精神极度苦悶。他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說：“日本种种無理要求，皆系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時常無理取闊，滋攏無休，确實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為交涉對象，如我暫离平津，由你負責与之周旋，尚有伸縮余地，我相信你有适當的應竹辦法。因此我想請假數月，暫回山東樂陵老家，為先父修墓。” “不行不行，”還沒等宋哲元說完，秦德純就擺開了手，“此事絕非你個人的榮辱苦樂問題，而是國家安危存亡之所系，中央把責任交給你，不論你是否在北平，責任總在你身上，所以裁決不贊成你离開北平。” 宋哲元哀歎一聲，沒再堅持，但在心里，去意已決。 5月，經蔣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開北平，返回山東老家。他總算擺脫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這個職位給他帶來的尷尬的處境。 但是，躲得過初一，躲得過十五嗎？ 轉眼到了7月7日。那天天气特別熱，溫度計從大清早就直線往上升，到了夜晚也不見涼意。 這天下午，秦德純在市政府邀請北平文化界負責人胡适之、梅貽琦、張怀九、傅孟真等二十多人，給他們報告局勢的緊張情況，交換應付意見，直到夜里10點才散會。 回宅后，他先洗個澡，換上一件短衫，上床后靠在床欄上靜靜地沉思。突然，“叮鈴鈴”，電話鈴響了起來，時鐘指著11點40分。 又發生了什么事？一种不祥的預感油然升起。 自從宋哲元离開北平，平津一帶的局勢日趨緊張，日本使用武力擴大事態的意圖日漸明顯，從6月以來，日本軍隊在盧溝橋地區進行的軍事演習突然頻繁起來。 由白天演習變成了夜間演習。 由虛彈射擊變成了實彈射擊。 而且，駐丰台的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的演習，竟以攻奪宛乎城為目標，反复進行。 莫非宛平城的駐軍和日軍發生了沖突？神經一直繃得很緊的秦德純忐忑不安地拿起了電話筒。 電話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魏宗瀚打來的：“据日本特務机關長松井稱，本日有日軍一個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在整隊時，忽有駐盧溝橋之二十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見該士兵被迫進入宛平縣城，日方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搜索失蹤士兵。” 秦德純反應很快，當即回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就在該地演習，已經違背了國際公法，損害了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妨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后，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果查出确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答复后，夜晚2點。外交委員會又來電話，說日方對此答复不滿，強要派隊進行檢查，否則日軍即包圍該城。秦德純一想此事可能是日軍制造的口實，很可能釀成大禍，馬上將此經過電話告知馮治安師長，及駐盧溝橋的吉星文團長，要嚴密戒備，准備應戰。同時并令吉團長，派人偵察丰台方面的敵人動態。到凌晨3時半，吉團長電話報告：“約有日軍步兵一營，附山炮四門及机關槍—挺，正由丰台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布置妥當。” “听我的命令！”秦德純高聲喊道，“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偷全團官兵，犧牲奮斗，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与盧溝橋為我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他同時將此處置通知馮師長。 8日拂曉5時許，日軍已在宛平城之東面、東南面及東北面展開包圍態勢，光要他們的外交人員進城，繼又要求武官進城，均遭吉星文團長和宛平縣長王冷齋拒絕。日方見糾纏沒有奏效，就開始向城內炮轟，并掩護步兵沖鋒。吉星文團長和金振中營長按秦副軍長的命令，在日軍射擊前不先開槍，待他們射擊并接近到三四百米時，就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因此日軍傷亡頗重。 白天，天一直在下雨。按照秦德純和松井達成的口頭協議，中方的王冷齋、林耕宇、周永業和日方的櫻井、寺平、齋藤一直在宛平城內談判。日方宣布失蹤士兵已經找到，照理說沒有什么可談的了。但是他們依然气勢洶洶，胡攪蠻纏，一會儿要追查士兵失蹤的原因，一會儿質問為什么不讓日軍進城演習。雙方唇槍舌劍，各不相讓。下午4時，王冷齋宣布談判終結，要求日方談判人員出城。寺平卻以沒有談出結果為由，拒絕回去。在談判期間，日軍乘机攻占了城外龍王廟。 下午5時，日軍第一聯隊長牟田口廉也致信王冷齋、吉星文，要求“限即日晚上8時止，中國軍撤退到永定河西岸，日軍撤退到河東，如果逾期。就用大炮攻城。” 王冷齋看完這份最后通蝶，明白日軍顯然以武力相威脅，妄想脅迫中國軍隊放棄宛平，以便不戰而得。隨即回信一封，嚴詞拒絕。 牟田暴跳如雷：“炮兵，馬上給我攻擊，將宛平城炸成廢墟！”剛到5點，日軍便對宛平城內再度開炮，專員公署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多被破坏、居民亦有死傷，情況已進入最嚴重的程度。 入夜，中國軍隊轉守為攻，以兩連步兵，每人手持手槍和大刀，并攜帶4枚手榴彈，突襲鐵橋附近的日軍陣地，將其殲滅。 下午7時，日本武官助理今并武夫闖過中國軍隊的警戒線，但在秦宅門口還是被一小隊持槍的崗哨攔住。他想進去見秦德純，士兵不理會，不許他再往前走一步，他只得折回。恰巧這時，師長趙登禹從秦宅出來。他不容分說，上去就拉住趙師長，請代為斡旋去見秦市長。 趙登禹面子薄，稍微猶豫了一下、又重新進去為他疏通。這樣終于以隔壁的會客廳作為見面的地方。除了秦、趙外，冀察政務委員張允榮也在座。 雙方商談的結果，只是同意努力不使事態擴大，但具体意見無法一致。及至深夜，才達成三項口頭協議： 一、雙方立即停止射擊。 二、日軍撤退丰台，中國軍隊撤回盧溝橋以西地帶。 三、宛平城內防務由中國的保安隊擔任，人數約200名至300名，于9日上午9時接防。 然而，這卻是日軍為了重整攻擊部署并使中國軍隊疏于防范的“緩兵之計”。 9日清晨6時，正在宛平城內中國軍隊准備撤退之際，日軍突然又對城內發動了大規模的炮轟。 第二天晚上，雙方部隊又在回龍廟和東辛庄交火，都有重大傷亡…… “七七事變”這一天也許偶然，但日本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卻是必然，而且選定的日子就在這几天。 從明洽維新一開始，“開拓万里波濤，布國威于四方”就成了日本的國策。 日本人一直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看法，即日本要成為世界強國就必須向外擴張，而要擴張就必須首先占領朝鮮半島，踏上大陸，進而控制滿蒙，征服整個中國。日本人年复一年地做著這個誘人的大陸之夢。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開端。但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到此時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從1874年侵略台灣，到1945年戰敗投降、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持續了70年。 1936年“二·二六”兵變后，日本建立了廣田內閣与林內閣兩屆軍閥政府，加速了戰爭准備，但由于遭到人民的反對，以及同政党的對立，林內閣在大選中失敗。到1937年5月底，元老和重臣之間對于國內分裂和互相爭斗感到招憂，為了緩和這种對立，迫使林內閣下台，他們指出了統治階層的一張王牌，讓近衛文磨出馬組閣。 近衛是平安時代歷任舖佐天皇大臣之職的五世家之首。從近衛文磨的祖先算起，已是46代了。作為日本最高的名門望族的近衛家，与皇室的密切關系已達一千數百年，与宮中和財界上層都有緊密聯系，同軍部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触。 于是，被日本輿論界譽為“青年宰相”的46歲的近衛文磨正式登場。 他于6月4日組閣，閣員在形式上包括了軍方、政党、官僚和貴族四大政治勢力，看似比前內閣有較大基礎，實質上是軍部所要求的所謂“革新派”的大集合。引人注目的是他排除了主張与中國緩和緊張局勢的前外相佐藤尚武，重新起用在任首相期間提出過以“与日本親善、承認偽滿、防止赤化”為內容的“廣田三原則”的廣田弘毅，讓其以副首相的地位擔任外相。 他在組閣宣言里聲稱：屬于“非持有國”類型的我國必須确保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權利，我國的大陸政策是建立在這個确保生存權利的必要之上的；新內閣負有國際正義的使命，而實現國際正義的較好方法，是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銷路的自由；現在國際正義還沒有實現，這就成為我的大陸政策的正當化的根据。 近衛上台僅33天，就以盧溝橋事變為導火索，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一手把中國推進苦難的火海，一手把日本拽向黑暗的深坑。 近衛內閣迫不及待地縱起戰火，并看准了這年夏天是個好時机。這時，蘇聯正忙于肅軍，黑龍江乾岔子島事件蘇聯方面的軟化，則充分證明了蘇聯的消极態度，在這時進攻華北，北方是安全的；在英法方面，因為西班牙海面監察制度的迄今未獲協調，德、意和英、法兩集團間的對立未見減輕，英國當時自然無意亦無暇在遠東進行積极的籌划；美國一貫以歐洲為重心，同時正埋頭于國內复興，對外取消极的態度，而且對日本沒有進行過實質性的制裁，反而把戰略物資源源不斷地賣給日本。就中國的情況面言，對日本也是一個好時机：一面可趁中國的統一立足未穩，威脅南京政府，促使中日間各种懸案的解決，實現“廣田三原則”；一面可趁冀察當局“中央化”尚不鞏固，對之施加重壓，使之接受政治、經濟上的要求，造成華北的全面特殊化。于是，加快了各項戰爭准備工作。 日本軍人喊出的口號是：“軍刀既拔出，豈能不見血而入鞘！” 8日晨，“七七事變”的消息傳到東京，立即在陸軍部引起了軒然大波，出現了兩种不同的意見，形成了“擴大派”和“不擴大派”。 “擴大派”以陸軍大臣杉山元大將為首，包括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中國課課長永律佐比重、代理第二部部長簽原幸雄等。杉山元异常狂喜，認為千載難逢的机會到了，五即給天皇上奏，宣稱：“中國事變用一個月就可解決。”永津更揚言：“只要日本出現動員聲勢，滿載兵員的列車一過山海關，中國就會立即投降。” “不擴大派”主要有參謀本部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中將、航空本部部長東久迎、參謀次長多田駿以及秩父宮、今田新太郎、掘場一雄等人。石原莞爾堅決反對杉山元擴大戰爭的主張，他認為：隨著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國內部已大体統一，抗戰力量已隨著內戰的結束而變得強大，一旦發動全面對華戰爭，將有可能因遇到中國的頑強抵抗而陷人長期戰爭的泥潭，而且万一蘇聯從遠東出兵，夾擊日本，其后果將不堪設想。他主張，當前只有將盧溝橋事變作為局部事件解決。 “擴大派”和“不擴大派”各執己見，爭論不休。 8日晚，日本政府聲明采取不擴大的方針。但是“擴大派”不服气，四處奔走活動。 當日深夜，杉山元即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師團，使他們原定于7月10日复員的步兵聯隊二年兵延期复員。海軍部也根据軍令部方針，准備机動兵力，以備對華緊急出兵。 10日，日本參謀本部提出用兵規模：(一)動員15個師團；(二)發動軍需動員准備量的半數；(三)作戰地區為黃河以北，根据情況包括上海方面；(四)作戰期限為半年；(五)戰費55億日元。 11日晨，當參謀總長閒院宮要見天皇時，內大臣建議天皇光見總理大臣。但天皇認為首先要解決的是調兵遣將的問題，執意先見了閒院宮。 深謀遠慮的天皇擔憂的是能否取胜，他問閒院宮：“如果蘇聯從背后進攻怎么辦？” 閒院宮回答：“陸軍認為蘇聯不會進攻。” 在此前后，天皇多次召見陸軍大臣、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經過反复考慮，确信日軍能取胜后，批准了向華北派軍的方案。參謀總長遵照天皇的旨意，發出進攻并占領北平、天津地區的命令。 就在11日這一天，香月清司中將升任中國駐屯軍司令，頂替奄奄一息的田代皖一郎。他离東京順道在朝鮮京城停留時，會見了駐朝鮮軍司令官小礬國昭大將。小礬是聞名的強硬派，他唆使香月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賴此一舉，解決多年懸案。香月本來就是個“鷹派”。兩相煽動，自然互受感染地拍打“翅膀”了。 香月在戰斗祝的護衛下，當天到達天津。同時從關東軍直接派來了今村均副參謀長和田中隆吉、政信兩參謀。几個意气相投的強硬派湊在一起，人人喊殺，個個亮刀。 8月13日，日本海軍又在上海挑起了戰爭。14日，日本政府發出“懲罰中國軍隊暴行”的聲明，并作出派遣大量陸軍部隊的決定。15日，海軍航空部隊從九州基地出擊，轟炸了南京。 至16日，日軍在華北兵力已達5個師團，10万人。 17日，近衛召開五相會議，決定再動員40万日軍侵華。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就這樣爆發了。 可笑的是，因本臨近戰敗之時，近衛文磨才說從開戰起，他就預感到定將失敗，可他無力阻止，其原因是他當時患了嚴重的痔瘡，沒有力气做任何事。那時他不論去哪里，都要在臀部墊上一個充气的膠皮圈。于是与他親近的人便傳出這樣的話：“如果近衛公爵的痔瘡不那么重，也許能避開這場戰爭。” 還有那位天皇裕仁，戰敗后為了逃脫懲罰，也竭力洗刷自己的戰爭罪責。 其實誰都清楚，正是天皇和近衛，按動了那場戰爭的電鈕。 正是： 貪心不足蛇吞象， 大禍臨頭后悔遲。 未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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