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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 茫茫河西腥風血雨 巍巍匡廬唇槍舌劍


  話說杭州談判在互諒互讓的气氛中結束。3月30日,周恩來攜帶同蔣介石聯系所用的密碼飛抵西安。4月初,返回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听取周恩來關于杭州談判的報告,對這次談判表示滿意。會議根据兩党談判以來的情況,討論了國內形勢与党的任務,認為:三中全會是國民党國策基本轉變的開始。在這以后,停止內戰的舊階段已經過去,而轉入以爭取民主權利為中心內容的新階段。民族矛盾超過國內階級矛盾,党今后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不為時局變動而動搖。党在新的環境中應善于利用新的斗爭形式。會議強調:“我党必須在各种斗爭中努力爭取領導權。”
  關于合作和綱領問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擬定一個方案,在下次會談時向蔣介石提出。第二天,周恩來即代表中央書記處擬定了几點建議,主要內容為:我方起草一個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征求蔣的同意,在這個綱領基礎上結成新的民族聯盟,包含國共兩党及贊成這個綱領的各党派及政治團体;同意推舉蔣為頓袖;提出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的草案;准備提出修改憲法的草案,發展民主運動;對其他具体問題,堅持在不妨礙蘇區實行民主制度及共產党在紅軍中的獨立領導的原則之下進行一切談判,對行政區的問題擬接受,紅軍改編以四万五千人為定數,地方部隊另編一万人;如基本上及具体問題上均能滿意解決,則我們擬以党的名義發表合作宣言,以爭取公開活動,否則擬采取拖延辦法,待事態發展,以便促蔣讓步。
  4月9日,周恩來電告蔣介石:“歸膚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誠意,均极興奮。現党中央正開會計議綱領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問題。”
  然而在實際行動上,中共領導人卻抓得不緊。為什么?因為他們正用很大的精力營救西路軍和解決張國燾問題。
  當年2月,徐向前率領的西路軍經過一系列激烈殘酷的戰斗,由西渡黃河初期的兩万一千余人銳減到一万人左右,被國民党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的正規步騎兵三万和武裝民團十多万人,圍困在河西走廊中段的倪家營子,進退維谷,不得脫險。
  在西安進行的多次談判中,周恩來一直把停止進攻西路軍問題作為一項重要內容。當顧祝同不能阻止二馬對西路軍的進攻時,周恩來提出:“紅軍只有自己增援西路軍!”根据中央決定,由劉伯承、張浩、左權、劉曉率領的援西軍出發西進。3月中旬,西路軍撤進祁連山之后徹底失敗。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石窩召開最后一次會議,決定: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副主席兼總指揮徐向前离開部隊,潛返陝北;余部由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副總指揮王樹聲、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等組成工委領導,分頭行動;西路軍所剩近3000人分三個支隊和若干小分隊分散游擊。与此同時,中央命令援西軍停止西進。
  為保存西路軍余部,3月27日,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張國燾聯名致電周思來并彭德怀、任粥時,指示為解救西路軍危局与馬步芳、馬步青講和,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之巨款,請二馬停止對西路軍之進攻。周恩來隨即派聯絡員張文彬、張子華。通過各种關系去活動二馬。4月3日,中共中央致電在西安的葉劍英,要他向顧祝同提出:如果馬步芳俘虜了徐向前、陳昌浩及其他干部,應嚴令其不得加以任何殘害行為。5日,毛澤東又致電葉劍英,要他進一步向顧祝同交涉。令馬步勞把集中在涼州的紅軍被俘人員全部調到乎涼,經國民党第二十五師駐地,轉交紅四方面軍,并制止馬步芳再殘害与壓迫紅軍被俘官兵。周恩來巧汁會見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先后派地下党員吳鴻賓和張文彬、劉秉林去西宁、蘭州、涼州看望西路軍被俘將士,并寫信給國民党護送班撣專使趙守錘,請他幫助。由于多方努力,西路軍失散和被俘將士經營救回延安的約四五千人。當總指揮徐向前到達援西軍駐地后,毛澤東、張聞天、未德致電說:“向前同志,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的為革命奮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來中央。”
  在這段時間里。中共中央一面想方設法營救西路軍將士,對他們的英勇奮斗予以肯定,一面開始清算張國燾的錯誤。在3月下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國燾作了初步檢討。未德、毛澤東、洛甫、彭德怀、貿龍、廖承志等30余人對他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机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他要用槍杆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踐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張國燾入党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党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机會主義歷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后從頭干起。”
  張國燾和毛澤東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這時卻成為對手。想當年,張國燾是如何神气活現,不可一世啊!建党初期,他在党內的地位頗為顯赫。長征路上,一、四方面軍于1935年6月下旬在懋功會師時,他手下有8万人,自恃人多槍多,根本不把毛澤東放在眼里。當時毛澤東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位置,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張聞天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毛澤東搖搖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澤東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意思是盡量滿足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周恩來商量,周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樣安排好,表示贊同。但是,張國燾仍然不同意北上。9月9日,他密電陳昌浩,令陳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党內斗爭”。如果不是這封密電送交時陳昌浩正在開會,如果不是葉劍英乘机立即去向毛澤東報告,不堪設想的后果會把歷史完全變成另外的樣子。12月5日,一意孤行的張國燾在理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致電中共中央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
  張國燾如此狂傲,他依仗的還是實力。這時,紅四方面軍尚存近4万人,難怪他赤裸裸地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1936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徐向前晚年回憶道:“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里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确的,高度評价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党內統一’。未總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后,中共中央指出:對張“最后作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不應馬上作。”
  如今,終于可以認真清算張國燾的錯誤了。毛澤東從哲學的高度發言之后,3月的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犯了反党反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把軍權看得高于党權,最后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要求改組中央,以至另立第二“中央”的軍閥主義錯誤。決議在號召全党同張國燾的錯誤作堅決斗爭的同時,在最后一段寫道:“中央在估計到張國燾同志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后,同時亦估計到他在党內的歷史,及對于自己錯誤的開始認真的認識,与以后絕對忠實于党的路線的聲明,認為暫時應該把党的組織結論問題保留起來,給張國燾同志及极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徹底開展自我批評,揭發自己的錯誤,同自己的錯誤作斗爭,并在實際工作中表現自己的机會。”
  人高馬大的張國燾不得不低下那顆狂傲的頭顱。但在他的內心深處,是如何怨憤不平、充滿仇恨啊!后來,中央讓他擔任陝甘宁邊區政府副主席。但他一直情緒消沉,酗酒打牌。閒散無聊,直至一年后只身叛逃。這是后話。
  再說蔣介石住在風景如畫的杭州,一面寄情山水,一面處理党國大事。就在他和周恩來會談以后,又解決了一下揚虎城的聞題。他通過宋子文、顧祝同向楊虎城授意,要楊主動去見他,以便“恢复感情”。3月28日,楊飛杭州見蔣。蔣介石熱情地招呼楊坐下。問:“虎城啊,今年有四十多了吧?”楊答:“四十四了。”蔣“哦”了一聲,然后說:“比我小七歲,比張漢卿大七歲。四十而不惑嘛,辦事該講個尺寸,不能魯莽啊!”楊答:“是。”蔣話題一轉,指桑罵槐地糟踏起張學良來:“張漢卿常對我說,有他老子,他跟著他老子走,沒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勸我搞法西斯組織,他說服從領袖,現在他竟如此!你看這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張漢卿這樣一個人,你虎城竟是跟著他一路走,仔細想想,能對得起誰?”這是敲山震虎。訓斥時楊虎城一直目光下視,既不頂撞,也不申辯,更不認錯,只是默不做聲。訓斥完了,他只是說道:“委員長的話,我記住了。”
  召見結柬,蔣介石深思熟慮地說:“這樣吧,你先出國考察一個時期,回來再任職。”揚虎城正遭受各种有形無形的壓迫,自然不敢說半個不宇。十七路軍這時已移駐渭北,北与紅軍毗連,南与中央軍相接。楊動身出國之前,給自己的部屬留下這樣的話:“我們部隊的處境,北邊是朋友,南邊是冤家,北邊是光明,南邊是陷阱。到了蔣介石使我們的存在發生危險時,我們就斷然倒向共產党……”
  楊虎城早就料到會遭到蔣介石的報复,從西安事變一開始便屢屢言及。但是,他再也沒有料到十几年后蔣家王朝垮台之日,竟是他個人生命終結之時,更沒有料到蔣介石親自指使,同時殺害了他的妻子儿女并隨從秘書。他的下場,比張學良還要悲慘。歷史,就是這樣的深邃莫測。按下不提。
  再說4月5日是清明節。國共兩党分別派出張繼、林伯渠來到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舉行祭祀活動。表達團結御侮的決心。在黃帝陵前,張繼、林伯渠和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等相互問候,合影留念,頗有合作抗日的气氛。林伯渠代表毛澤東、朱德所致祭辭更有特色,像一篇聲情并茂、言簡意賅的政治宣言。辭因,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胃衍祀綿,岳峨河洁。
  聰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世變滄桑,中更蹉跌;
  越數千年,強鄰蔑德。
  琉台不守,三韓為墟;
  遼海燕冀,漢奸何多!
  以地事做,敵欲豈足;
  人執笞繩,我為奴辱。
  懿維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奮戰,區宇以宁。
  豈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國,讓其淪胥。
  東等不才,劍屢俱奮;
  万里崎嶇,為國效命。
  頻年苦斗,備歷險夷;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各党各界,團結堅固;
  不論軍民,不分貧富。
  民族陣線,救國良方;
  四万万眾,堅決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內政;
  億兆一心,戰則必胜。
  還我河山,衛我國權;
  此物此志,永矢勿諼。
  經武整軍,昭告列祖;
  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尚饗。
  杭州會談十几天過去了,蔣介石等得不耐煩了。4月15日,他召來張沖道:“你馬上去西安找周恩來,催他迅速弄好雙方合作綱領及編制人事問題。這事不能再拖延了。”
  張沖告訴顧視同,顧得到蔣介石的旨意,不得不連電周恩來,促周去西安。周卻不急不躁,与顧祝同打了十來天“電報官司”。真實的情況是,他在延安忙得很,既要多方聯系營救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又要參加政治局會議,与各位領導人共同研究他起草的那份會談報告。
  在討論民族統一戰線綱領時,周恩來說:“整個統一戰線的原則,第一,要有共同的綱領;第二,要有聯合的組織,才能行動,可以設想有兩种形式,一种是像大革命時代一樣,這种形式也有許多困難,不容易實現,另一种是參加聯合戰線,比較好活動;第三,在承認我們綱領的條件下,可以承認蔣為領袖。”關于中國共產党。周恩來說:“要堅持三個原則:第一是組織的獨立性,無論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國際性,不能斷絕同國際的關系;第三是階級性,是代表無產防級的,這些原則必須在統一戰線中得到承認。”關于聯合組織的名稱,局思來認為最好用民族統一聯盟,同時提出組織上的原則是可以加入,保存獨立性,允許自由退盟。
  至此,周恩來与蔣介石談判的基本原則已經确定。并經中共中央批准。
  4月25日,周恩來和張云逸等坐一輛卡車,离開延安前往西安,准備南下見蔣繼續會談。車上共有三十來人,包括一個警衛班,周恩來和司机坐在駕駛室里。卡車剛离延安60里路,行駛到勞山附近,突然遭到當地土匪伏擊。一二百個土匪從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從后面的小山包和左邊的樹林中同時射擊,形成三面包圍的態勢。密集的子彈射來,就有隨從人員在車上犧牲了。周恩來不等汽車停住,立刻喊道:“快下來,散開,還擊!”他跳下車來。一面還擊,一面指揮人員向右邊的密林深處轉移。副總參謀長張云逸一舉駁殼槍。高喊一聲:“跟我上!”帶領几名戰士向最近的土匪勇猛地沖殺過去,嚇得土匪掉頭就跑。在激烈的戰斗中,延安衛成司令部參謀長兼周恩來隨從副官陳友才、警衛隊副隊長陳國橋等十余入犧牲。當附近的紅軍聞聲赶來時,周恩來、張云逸等已突圍脫險。脫險后,周恩來仍折回延
  第二天,顧祝同派飛机接周思來到西安。周恩來見到顧祝同、張沖后,把准備和蔣介石會談的內容同他們先交換意見,并和顧商議發放本月經費与寒衣問題、河西問題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蘇區去等問題。
  談到紅軍改編,顧祝同表示:“用不著等到6月,5月上旬便可解決改編問題。”
  周恩來一笑:“6月能解決就很好了,這件事你我說了都不算數。”隨即把《關于御侮救亡、复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交給顧祝同,“蔣先生屢次談到綱領問題、這是我方搞出的一個草案。”
  當日晚,顧祝同電蔣,報告了這件事。
  蔣介石躊躇起來:女口果兩党共同發表什么綱領,共產党不就合法化了嗎?兩党不就乎起平坐了嗎?何不讓共產党先發表宣方,然后再改編之?這樣,不管內容如何,外人看來。宣言就是乞降書,改編就成了招安。
  4月30日,蔣介石同意將楊虎城革職后,把自己的妙計電告了顧祝同和張沖。
  5月3日,顧祝同、張沖約周恩來談判。
  張沖把統一綱領草案還給周恩來說道:“這份綱領無論由你方還是我方提出,怕一時難以統一。你們先發個宣言,5月中旬即可改編了。”張沖雖對周恩來頗為敬重,但關鍵時劉不會坐錯板凳,各為其主嘛。
  周恩來吃惊地問:“蔣先生可是要先准備綱領呀,難道你們忘了?”
  顧祝同道:“這也是蔣先生的意思,他要先了解你們宣言的內容。不然,不好向他交代呀!”
  周恩來說:“綱領沒兩妥,宣言怎么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不是這個道理?”
  蔣介石得此報告,第二天即電顧祝同,指責共產党的宣傳仍以國民党為惟一反對目標,是無誠意的表現,要共產党徹底改正。
  中共中央也給周恩來發來電報,稱如共產党單獨發表宣言,必依下面兩條方可:第一,國民党同時發宣言;第二,宣言中要駁斥《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
  談判的主題被撂在一邊,雙方口筆并用,相互指責起來。
  西安的談判已難以為繼。8日,張沖電告蔣介石,報告協商結果,并提議蔣見周;同時派視察團去蘇區調查整編各項歷需費用。9日,蔣電准,約周恩來在洛陽見面。15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政府派員人陝北。但不能叫視察團,應稱考察團。
  5月23日,蔣介石抵洛陽,改約周恩來前去廬山枯岭會他。
  25日,毛澤東、洛甫、博古關于同國民党談判要點問題致電周恩來,要他力爭辦到:(一)特區政府委員9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博擊、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二)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未德,副司令彭德怀。至少四個師,一師長林彪,二師長賀龍,三師長徐向前,四師長劉伯承。
  27日,周恩來飛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談,爭取共產党的公開合法地位,并醞釀籌辦公開刊物。
  6月4日,周恩來到達廬山。此時的廬山,風景壯麗,環境宜人。在一片綠樹掩映之中,坐落著蔣介石夫婦居住的別墅。在這里,從8日至15日,周恩來同蔣介石進行了多次會談,宋美齡、宋子文和張沖也參加了。
  周恩來首先向蔣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關于御侮救亡、复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其內容包括三個部分: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實現民權,保障人民自由;實現民生幸福,建立國防經濟。細則共52條。他又向蔣介石申述了來此之前所准備的各項意見。在這些意見中,沒有包括蔣介石提出的同他個人合作的問題。
  對于周恩來的到來,蔣介石表示了熱誠的歡迎。井盛情款待,關心起居。然而他在這次會談中的態度,同在杭州時相比,卻起了很大變化,給談判設下許多新的障礙。
  本來,是蔣介石提出要共產党先商量出一個合作的綱領,這時,他卻完全撇開周恩來帶來的那份綱領草案,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來,具体的辦法是:
  一、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產党推出同等數量之干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
  二、兩党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行。關于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
  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党分子合組之党。
  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可与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產党關系,并由此堅定聯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間之聯合。
  蔣介石說完,看著周恩來:“恩來,怎么樣?我對于你們夠寬大的吧?我可是把共產党和國民党一般看待了。只要你們真心實意与我合作,我是不會讓你們吃虧的。”
  周恩來一眼看出,這個辦法顯然是要在“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名義下,從組織上把共產党溶化在國民党內。他當即表示:“有關國民革命同盟會的組織,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定。”
  談到國共合作中急需解決的一系列具体問題,蔣介石也變了態度,推倒了在杭州作過的承諾。他堅決不同意中共將紅軍改編成四個師的要求,只同意三個師,不過人數可編45000人,并表示:在共產党根据以前聲明發表宣言后,政府就發表三個師的番號。
  周恩來堅持在三個師以上設立總司令部,蔣不同意。二人僅對這一點就爭論了兩個多小時。最后、蔣介石終于讓步了,擺擺手說:“好了好了,三個師上面設一政治訓練處,代行指揮權,這是最后之限度。恩來,你怎么這么不听話呢?你要体諒我的難處!”
  對陝甘宁邊區政府,蔣介石堅持由國民党政府“派正的官長(可由共方推擇中央方面的人),邊區自己推舉副的,可由林伯渠擔任,事情可由邊區政府自己辦”:對“允許共党适時公開”的向題不再提起,反而規定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時“不以共党名義出席”。“對其他各党派不必談合作,由中央盡量收容”。
  對這些問題,周恩來都表示不能同意。
  蔣介石話鋒一轉,又提出一個要求:“國共要合作了,紅軍要改編了,朱、毛也可以离開軍隊出來做事了,我看還是先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吧!各邊區的武裝也要實行編遣,其首領也要离開。”
  周恩來生气了:“你這是要我們共產党群龍無首嘛!假如我們共產党提出要你出洋、你將如何想?”
  正是:
  腥風血雨十年過,
  唇槍舌劍今又來。
  究竟談判結果如何,下回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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