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話說1月19日，在少壯派的提議下，東北軍在渭南召集切以上軍官40余人舉行軍事會議。王以哲因病沒有出席。何柱國發言堅持主和，受到与會大多數人的反對。會議當即作出決議：在張副司令回來前決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不惜一戰。40多名軍官在決議上簽了名。 王以哲、何柱國仍不同意渭南會議的決議，但又無法說服群情激奮的少壯派。第二天，他們派飛机到蘭州把于學忠接來，因為他是張學良臨走時指定代他統率東北軍的。31日晚上，楊虎城、于學忠、王以哲、何柱園和周恩來5人在王以哲家中召開最高級會議，決定是戰是和。室外，少壯派實力人物旁听。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認為現在已成內外夾攻、腹背受敵之勢，要打將是不利的，主張和平解決。楊虎城說：“從道義上講，應該主戰；從利害上講，應該主和；東北軍方面既是主和，那么我們還是實行同顧祝同談妥的方案，和平解決吧！”最后讓周恩來表態，他說：“我們原來是堅決主張和平解決的，以后你們兩方面有許多人堅決主戰，我們為了團結，只要你們兩方一致主戰，我們也可以保留我們原來的主張。現在你們兩方一致主和，我們當然是贊同的。不過，請你們要注意內部的團結和設法說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恐怕還會發生問題。” 會議的結果，大大出乎少壯派意料之外：不是由楊虎城下動員令出擊，而是立即派和談代表李志剛到潼關去繼續談判，准備簽字。少壯派极為惱火，認為這是王以哲、何往國破坏的結果。 2月1日晚，他們在孫銘九家秘密聚會，決定除掉王、何等人，堵塞和談之路。當夜，街上便貼出“除奸”的標語，情勢急劇地緊張起來。2月2日上午，少壯派突然下手，由衛士營一幫軍人闖入王以哲住宅、開槍將王打死。何柱國、于學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人新城楊虎城公館得免予難。 接著，几個青年軍官又沖入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一看他們气勢洶洶的樣子，便明白了來意。他霍地站起來，大聲說：“你們要于什么？你們以為這樣干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是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坏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在周恩來的嚴厲訓斥下，這几個青年軍官气焰頓斂，低頭不語。周見他們平靜下來，又進一步開導他們。他們自覺慚愧，流著眼淚跪下來向周恩來認錯請罪。 這時，西安城內彌漫著恐怖气氛，謠言蜂起，有的甚至挑撥說：少壯派是受共產党的指使行動的，共產党有一張黑名單，要殺一批軍長、師長，打出紅旗。面對險情，周恩來沒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刻帶著李克農、劉鼎赶往王以哲家里。這時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個小時，王身中九彈，躺在血泊里，家中亂成一團。周恩來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屬，迅速幫助搭起靈堂，料理后事。消息傳出后，使東北軍高級將領深受感動，解除了一些人對共產党的誤會。 王以哲在東北軍中是很有威望的高級將領，他的被害激起了廣大官兵的憤慨。消息傳到前線，駐防在渭南的東北軍立刻調轉槍口向西安開拔，前鋒到達臨潼，要殺孫銘九等人祭靈。眼看一場自相殘殺的悲劇就要上演，’和平解決事變的成果即將毀于一旦。 周恩來聞訊，立即派共產党人劉瀾波到渭南前線向要為王以哲報仇并進兵西安的劉多荃師長說明真相，陳述利害，勸他偃旗息鼓。同時，周恩來考慮到少壯派在發動西安事變中是有功的，他們錯誤地刺殺王以哲的動机還是想拯救張學良，便冒著袒護凶手的嫌疑，派劉鼎將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送到紅軍駐地云陽，而后轉赴天津。這樣即使少壯派失去了首領，不致再肇生事端，也使要替王以哲報仇的人失去了目標，從而防止了事態的擴大。 然而“二二事件”所造成的損害畢竟是難以完全彌補的。少壯派那种不顧大局的魯莽行動，把原有的裂痕完全撕開了，從而嚴重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內部團結，決定性地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談判和營救張學良的力量和地位。“二二事件”以后，東北軍內部人心渙散，瀕于分裂。渭南前線的部隊自動撤到渭河以北，給中央軍讓出進人西安的大路。一些高級將領在南京方面的政治攻勢下進一步發生分化。軍長綴徽流等紛紛表示愿意東調，离開西北。南京方面乘礬施加壓力，提出一項更不利于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軍事善后辦法。 2月8日，中央軍一個師和平開入西安。9日，顧祝同到達西安，成立“西安行營”。 至此，西安事變落下了帳幕。同時，國共合作的新時期開始了。 東北軍、十七路軍依照甲案向指定地點集結的同時，陝南的紅軍也開始向陝北撤退。這時候，國共雙方重開談判的可能性已經存在。 2月4日，毛澤東首先舊事重提，電告潘漢年，要潘邀張沖來延安商決雙方合作各种問題。張沖字淮南，國民党最年輕的中央執行委員，時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干事，主管情報事務，頗受蔣介石和陳氏兄弟器重。 第二天，蔣介石即作出反應，通過張沖表示歡迎周恩來在三中全會召開前去杭州見他。 毛澤東很希望早一點形成一個合作的書面協定。單純從軍事上看，眼下的情況比西安事變前更糟。中央軍進駐西安一線，一旦蔣介石下令“剿共”，后果不堪設想。西路軍只剩下几千人了，在河西走廊進退維谷，瀕臨絕境，這不能不使毛澤東憂心如焚。而蔣介石呢？險些使他喪命的西安事變如同劈頭一棒。給他一頓嚴厲的教訓，使他不得不承認，“剿共”實在無法繼續進行下去：但是共產党問題總是他的一塊心病，總是要解決的，武力征服眼下不可，那就談一談吧。 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改變了主意，要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先和周思來談出大概，爾后去見他。蔣在給顧的電報中說：“我方最要注意之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与精神不同之軍隊。簡言之，要求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做赤化宣傳工作。若同意此點，則其他易商量。” 2月9日開始，國共兩党在西安舉行正式會談。中共代表是周恩來、葉劍英，國民党代表是顧祝同、張沖、賀衷寒。 當時，國民党正准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了促進國民党政策的轉變，經過毛澤東、張聞天等的醞釀和起草，中共中央于2月10日發出《致國民党三中全會電》，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點保證： 當此國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党深望貴党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准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党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确定此國策，則本党為著表示團結御侮之誠意，愿給貴党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范圃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是中國共產党第一次公開提出的實現國共合作的條件。不難看出，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的原則性讓步，這里已經嗅不出多少階級斗爭和共產主義的气息。但是，這是審時度勢后的必然選擇。本党的理想、信念固然重要，但不能不服從全民族的最高利益。毛澤東當時就說：“此電發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說我們投降，左派伯我們上當。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說明的，是可以表示我們真正抗日團結御侮決心的。” 据此，周恩來与顧祝同繼續談判，并陳述了中共對一些基本問題的意見。12日，雙方就共產党在适當時刻公開、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擴大民主、分期釋放在獄的共產党員等問題達成了初步的協議。 關于紅軍的編制，周恩來明确要求：紅軍擬編12個師，4個軍，以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各軍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司令，朱德為正，彭德怀為副。之所以強調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為軍長之一，也就是要將西路軍作為改編后的一個軍，以解救西路軍于危境。對于這一方案，顧祝同表示不同意。 周恩來建議先把談判的規格降下來，以劉伯承出面談。 蔣介石對中共的要求頗為不滿。他在給顧祝同的電示中說：“八團兵已在一万五千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其各師之參謀長与師內各級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 顧祝同接此電示，對共產党能否接受這樣的條件深表怀疑，等了3天，才派參謀趙啟祿約劉伯承談話。劉伯承听完后，當即表示：“且不說什么主義，你認為紅軍編兩個師八個團一万五千人合适嗎？”趙啟祿答：“這是蔣先生的意見。”劉伯承与趙啟祿有私交，開玩笑說：“黃埔時我和聶榮臻教過的學生如今有多少個軍長師長？蔣校長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2月15日至22日，國民党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舉行。會上，汪精衛致開幕詞，孔樣熙作政治報告，何應欽作軍事報告，張群作外交報告，蔣介石向會議報告了西安事變的經過，并散發其《西安半月記》。宋慶齡從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國民党的中央全會。她在演說中批評道：“令人万分遺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個別人士不了解救國必先結束內戰的道理，在今天居然還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調，這是多么荒謬！我們要先打斷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嗎？我們內戰期間，國力都耗費在內爭上面，日本軍團將我們的土地一塊塊跳割去，使我們的國家受到蹂躪。每一個中國愛國志士現在都慶幸政府在這些痛苦經驗之后已開始了解，救國必須停止內爭，而且必須用包括共產党在內的全部力量，以保衛中國國家的完整。”她和何香凝、馮玉祥、孫科等十余人聯名提出了恢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決議案，但卻沒有被通過。此外，楊虎城、于學忠提出了西安方面關于抗日救國8項主張的議案。督促政府盡快停止內戰。李宗仁等9人提出保障言論出版自由、保護愛國運動、解放群眾及加強救國運動案。同時，親日派汪精衛提出了堅持“剿共”的政治決議案。 會議雖沒有制定明确的抗日方針，但在國內政策上确認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開放言論、釋放政治犯等原則，部分地接受了共產党和國民党抗日派的要求。但同時，會議通過了一個《根絕赤禍案》。內稱：“共產党加入本党后，竟食誓言，在本党掩護之下，初則對本党陰分壁壘，繼則對本党多方分化……演成兩湖之恐怖，构成宁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几致停頓。又复言創立紅軍，破坏本党干部鼓動階級斗爭，奪取革命政權。”歷數共產党的“罪行”后，提出徹底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斗爭。這些用詞似乎同過去沒有什么不同，但細看它的內容，卻有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周恩來指出：“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政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斗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党統治區有政治活動。”不管怎么說，在國共合作的道路上總是又前進了一步。 在此形勢下，中共再次作出讓步。2月24日，周恩來提出的、得到中央認可的談判方針里增加了這樣的內容：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余地，但可以服從三民主義；取消共產党絕不可能。但承認國民党在全國的領導地位，如果國民党改組為民族革命聯盟，共產党可整個加入；軍隊改編人數可退至4個師6万余人。 蔣介石笑了。在他看來，共產党一旦服從三民主義，政治障礙已基本消除。1月26日，他命張沖帶著新提議去西安和周恩來談判。在這個提議中，蔣介石也作了一些讓步，把改編人數加了一倍，兩師八團變成了三師九團。 在27日的談判中，周恩來提出紅軍最少改編六個師，上設一總指揮部，至少六万人。 張沖以蔣介石高級幕僚的身份，給周恩來透了這樣的“机密”：“蔣先生一味壓縮編制，并非輕視紅軍，只是怕其太壯大。我估計他最多只能答應編四個師四万人。” 周恩來道：“恐怕不行。淮南兄，現今主要障礙已經消除，多一兩個師真的就礙了大局？此事最終要蔣先生定奪，不如就這么告一段落。眼下我們河西和陝南的部隊十分困難，淮南兄能否設法以解燃眉之急？” 毛澤東接到周恩來的報告電，眉頭舒展了許多。蔣介石不再糾纏政治信仰問題。實在讓他意外。軍隊？軍隊存在人民之中，只要時机成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只要党能取得合法性和獨立性，其他問題都好解決。連日來，紅軍河西部隊連遭重創，總人數銳減，實數差不多也可使對方接受了。3月1日，他和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把改編人數調整至五万。兩天后，毛澤東再電周恩來，指出談判的中心是取得合法地位，“把紅軍數目夸張太大，使對方恐懼，對于我們亦不利。” 3月4日，周恩來与張沖就軍事問題達成協議，紅軍改編為四師十二團。蔣介石不允此案，堅持三師九團。7日，毛澤東再作退讓，電告周恩來：“如蔣堅持三個師，亦只得照辦。”3月8日，周恩來、葉劍英和顧祝同、張沖、賀衷寒會談。彼此認為許多意見大体己趨一致，決定將一個月來的談判做一個總結，由周恩來寫成條文，當晚電告蔣介石作最后決定，以便執行。 事情進行得似乎還算順利，但波折很快就到來了。 當周恩來把他起草的“三八協議”草案提交顧祝同后，兩天沒有消息。3月10日，顧祝同、張沖、貿衷寒一起修改這些條文。11日，突然由賀衷寒這位當年的“黃埔三杰”之一提出一個修改案，把原已達成的協議改得面目全非。其中提出：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后，每個師的人數只能有一万人，共三万人，要服從南京軍事委員會和蔣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訓人員由南京政府派人參加，各級副職也由南京政府逐漸派人充當；“陝首宁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直屬所在各省，并取消“民選制度”，改“民選推荐”為“地方推荐”。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把紅軍和蘇區完全置于南京當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在善后事宜中，又將共產党迫切要求的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一條刪去。 周恩來非常生气，冷笑一聲，問道：“蘇區一分為三也罷，取消民選也罷，就是投降，把編制壓制三万，還怎么降？” 張沖一看情勢不對，說道：“這一案實在太不夠格。顧主任，怎么變成這樣了？” 顧祝同不說話，眼睛瞟著賀衷寒。 賀衷寒伸出拇指朝空中一指：“我也是奉旨行事啊！” 周恩來拿著修改案拂袖而去，當即電告中共中央書記處，指出：賀案“意在利用這一机會，束縛我們愈緊，則愈難在蔣面前討价，特別是以河西問題脅迫我們……這些爭執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紅軍獨立領導問題，不是与顧、賀可以解決得了的。” 中共中央書記處12日复電周：“賀、顧所改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于欲使我党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政党之附屬品。關于此點，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立場，絕對不能遷就。”電報最后說：“總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進攻的態勢，只會有利于問題的解決，不會使談判根本破裂。” 當晚，周恩來約見張沖，指出由于賀衷寒橫生枝節，一切都有根本動搖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條文電蔣介石，否則只有請張沖回南京見蔣。 張沖去見顧祝同，顧暗暗叫苦，對張沖說：“這事叫賀衷寒弄坏了。老頭子的電報只提了副佐問題，賀衷寒自作聰明改得太多。你去告訴周，根据原案再談。” 有必要再談嗎？很明顯，這些問題不是西安國民党談判人員所能解決得了的，需要同蔣介石直接談判。中共中央書記處同意周恩來的意見，由他向國民党方面“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3月16日，周恩來返回延安。歷時一個多月的西安談判告一段落。 談判期間，周恩來又交了一個姓張的朋友，那便是張沖。在一個多月里，他与周恩來朝夕相處，頻繁接触。國民党內有人放出口風：“淮南過于冒險，這樣的事干好了千好万好，做得不好就會成為千古罪人。”張沖聞知后坦然地說：“調查科的任務就是對付共產党，但事至今日，我深切認識到國共合則興，不合則亡。年年圍剿，節節失利；強鄰虎視，外債高筑；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我自受命以來，風夜优懼，‘將盡我職責，爭取停止內戰，一致對外。至于個人功罪，在所不計。”以后，張沖一直為國共合作奔走呼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這是質話，不提。 西安談判雖未取得理想結果；卻也并非白費。正如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所述：“總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張沖將軍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來談判的結果，在4、5、6月里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經濟封鎖取消了，紅軍和外界建立了貿易關系。更重要的是，雙方悄悄地恢复了交通聯系。在邊界上，紅星旗和國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象征性地交叉挂在一起。”其實還有一個顯著的成果，便是國民党方面允許中共在西安設立辦事處。 1937年3月下旬，周恩來由潘漢年陪同由上海赴杭州，同蔣介石直接會談。會談前一天，周恩來在上海通過宋美齡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15條意見先交給蔣介石。西湖會談事關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談判地點選在“一角夕陽藏古洞，四圍嵐翠遙接村”的煙霞山。 會談開始，雙方略事寒瞳，周恩來便開宗明義地說：“中國共產党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奮斗的綱領上的。” 蔣介石徽微頷首。周這一立場也是國民党整天挂在嘴上的。 周恩來接著說：“中共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謀求同蔣先生和國民党合作，但決不能忍受‘投降’、‘改編’的誣蔑。” 言外之意，中共及其軍隊一定要堅持其獨立性。 蔣介石默不做聲，示意周繼續說下去。 為了表示中共的合作誠意，周恩來明确表示：“中共反對各省的倒蔣分裂運動，但蔣先生与南京方面應該給以机會，提高他們對抗日民主的認識，以徹底實現和平統一。” 蔣介石听到這些話，眼睛不禁為之一亮，嘴角也漾起了一絲笑意。 在談話中，周恩來重申中共的几點具体要求：一、陝甘宁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達四万余人；三、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部；四、副佐及政訓人員不能派遣；五、紅軍學校必須辦完本期；六、紅軍防地須增加。 蔣介石在談話開始時首先表示：“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由于國共分家，致使十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据和帝國主義者占領中國的局面，我們要各自檢查過去的錯誤。” 接著，他強調這次談話的主題：“中國共產党不必說同國民党合作，只是同我個人合作即可。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因此。要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 對于周恩來提出的几點要求，蔣介石表示：“這些都是小節，容易解決。中共在几個月后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荐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并由中共自己來干，我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我決不來破坏紅軍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肯定，我也決不再与紅軍打。” 周恩來說：“我們也希望永久合作。我認為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的一個最好辦法。” 蔣介石表示贊同，立刻說：“那就請你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綱領問題。” 周恩來忙問：“蔣先生有什么具体辦法？” 蔣介石回答說：“我還沒有，共產党可以先商量。” 看起來，蔣介石這次的態度确實很爽快，但，周恩來對蔣介石有著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意圖所在。在一份報告中，周恩來寫道：“總觀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体問題自可放松一些，否則必從各方面給我們困難，企圖逼我就范。” 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究竟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