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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雖然表示了抗戰的決心，但也流露出這樣一种心情：“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的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然而蔣介石的心存一念、不過是個飄飄忽忽的肥皂泡。 他想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問題的企圖一再受挫，轉而把目光移向世界大國，以期獲得支持。 早在7月14日，中國駐蘇大使走訪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探詢蘇聯調停中日關系的可能。蘇外長答曰：“如与其他國家聯合行動，蘇聯愿意加入。”純系無懈可擊的外交辭令。 7月21日，英國大使許閹森來到蔣介石的官邸。南京雖然懊熱難耐，許閣森依然西服筆挺，坐直身子，仔細听著蔣介石的話。蔣說：“現在局勢，只有英美兩國努力從中設法，或可變為和緩，而東亞和平亦可維持。此意請即轉達貴國政府。” 接到許閹森加急電報的英國首相艾登，立即約見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國政府重視中日之間的和平解決。日本為了遠東全局之利益，應該自我節制。東京似乎認為中國的抵抗不過嚷嚷而已，這种看法實則大錯特錯。我深知中國极愿和平，但蔣介石委員長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過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話雖然這么說，不過英國政府正迫于籌謀對策以應付在歐洲窺測侵略机會的德國，故而對華態度是只要其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被侵犯，則力避和日本產生摩擦。 22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刻刻嚴防，步步留神，不得后退。”但是第二天，當他得知秦德純和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達成日本人提出的指鹿為馬的七項協定后，又這樣電示宋哲元：“來電所報告之條件加己簽字，中央愿予批复表示共同負責。中央對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負責任。” 24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再次約見英國大使，談道：“中央對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間的協議可以同意，實已達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條件，我方必予拒絕，彼時戰爭必不能免。現在唯有請英美兩國從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戰禍。” 但是，英國卻沒有再作進一步的努力。 美國方面，在事變之初，也是抱著不卷入亞洲事務的消极態度。 7月25日，蔣介石約見美國大使詹森，力言：美國是表明尊重中國主權的《九國公約》之發起國，在國際法上、在道義上都有協助制止日本行為的義務。美國政府接受這些話之后，才如夢初醒，想到還有一個國際條約，后來才由國務卿赫爾發表一個聲明，提出希望中日兩國不要訴諸戰爭。即使在此時，美國人強調的還是它所關心的在華美國人的生命財產，至于具体的制止行動，則還沒有顧及。 26日，蔣介石又与德國大使陶德曼、法國大使那齊雅晤談。陶德曼一屁股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表情漠然。那齊雅如天馬行空，向蔣講了一個古老的故事：“在百年戰爭年代(十四五世紀)，英國企圖征服法國、擴張勢力于歐洲大陸，但最后終于失敗。縮回英倫三島。今天希冀征服中國的日本，也將必然會失敗而退回到海島上去。 “大使先生可有具体想法？”蔣介石睜大眼睛望著這位“滿腹經綸”的大使先生，欲求一解救中國之妙方。 不料那齊雅的回答依然漫無邊際：“日本軍部意見不能統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蔣介石感到不快了，對和平也漸漸失望了。 十分明顯，各國都因其本國利益的約束，雖則倡言反對日本侵略，但是一到具体化，便都踟躇不前。這樣的態度，反而更加助長了日本軍方的气焰。 7月25日，平津一帶日本兵力已增到10万。當日午夜，日軍不宣而戰，突然對駿廊坊的三十八師發起攻擊。次日，日軍駐天津、山海關之間的部隊向前開進，因軍轟炸中國在廊坊的兵營，中國軍隊退向通州，廊坊落入日軍之手。 利用這一事件。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后通告”：限中國軍隊28日中午前從盧溝橋、八寶山、西苑一帶后撤，整個二十九軍全部撒出北平，如不實行，日軍將采取單獨行動。 宋哲元气炸了肺。為了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他已盡力忍讓，做出了許多，然而日軍仍然步步緊逼，實在欺人太甚。他當即命令秦德純退回通牒，并提出口頭抗議。 來送通牒的松井惱羞成怒，威脅道：“條件接受當做，不接受也當做！” 秦德純不首示弱，一拍桌子：“我們可在槍炮上見面！” 傍晚，日軍即向廣安門中國守軍進攻，中國守軍猛烈還擊。 27日，日軍已不再等待它自己所定的期限，香月清司中午發布了向中國軍隊總攻的命令。 蔣介石時時注意戰場動靜，這一天密電宋哲元：“此時應先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為基礎，切匆使之疏失。保定防務應有确實部隊負責固守。至平、津增援部隊，可直令仿魯(孫連仲)隨時加入也。” 盧溝橋邊點燃的戰火，終于在華北中樞的北平四周全面擴散開來。 當二十九軍尚未准備好應戰姿態，日軍就于27日清晨，在18架飛机配合下，以騎兵突襲團河中國駐軍，午前突然進攻通州中國守軍，二十九軍犧牲千余官兵。午后，日軍又襲擊高麗營、昌平、湯山、抄河等地。 28日拂曉，香月清司親率10万大軍，在大批飛机、坦克和各种机械化部隊配合下，自北苑、西苑、南苑一齊對北乎城發起攻擊，猛烈异常，戰火彌天。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合力指揮，奮力抵抗。兩軍短兵相接，從日出打到日落，死傷無數。佟麟閣、趙登禹親率部隊沖殺，身先士卒，遍体是血，也不知中了多少槍彈，最后雙雙在南苑壯烈殉國。部隊人人奮勇，無一后退，一片沖殺之聲，終因寡不敵眾，后援無繼，在重創日軍以后遭受慘重損失，死傷5000余人，正在兵營的近千名北平學生也大部犧牲。 7月29日。北平陷落。30日，天津又落入日寇之手。 蔣介石在29日的日記中寫道：“歷代古都，竟淪犬逐矣，悲痛何如！然此為預料所及，故昨日已預備失陷后之處置，此不足惊异也。” 他向記者發表談話，說明平津之役不過是戰爭的開端，而不是結局，號召全國以一致決心，共赴國難。 形勢突變，迫使蔣介石急速調整軍事、政治、外交等項部署，國共合作問題被急迫地提到了議事日程。 7月31日，蔣介石下達了紅軍三個師的番號，并同意照中共所提人數及編制進行改編。 8月1日，蔣介石讓張沖向中共中央發來密電，密邀中共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迅即到南京共商國是。中共中央立即開會商討對策經慎重研究后，認為毛澤東還不宜出去，如開國防會議，就派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去，細系談話，則派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葉劍英去。周恩來第二天將此意電告張沖。 4日，張沖回電稱：開國防會議。5日，周恩來、未德到西安。10日，偕同在那里的葉劍英飛抵南京，參加國防會議。會議期間，馮玉樣、白崇禧、劉湘、龍云等地方實力派將領也紛紛同周、朱、葉會晤。共產党在南京實際上取得了公開合法活動的地位。從12日開始，周、朱、葉与國民党代表邵力子、張沖、康澤舉行正式談判，談判主要集中在發表國共合作宣言、紅軍改編和邊區政府三個問題上。 關于紅軍參戰后的行動方針問題，來南京之前的8月4日，周恩來、朱德和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粥時等在云陽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全國對日抗戰及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和《關于紅軍主力出動抗戰的意見》，認為：抗日戰爭是要南京發動全國抗戰，我們爭取參加和領導。為實現這一方針，我們應參戰不遲疑，但要獨立自主擔任作戰任務，發揮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优點。關于紅軍出兵問題，以主力出動為妥，但為适應持久戰的需要，出去后要節約兵力，謹慎使用，不打硬仗，多進行側面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第二天，洛甫、毛澤東复電：紅軍擔負的作戰任務是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要按情況使用兵力，在此原則下，同意開拔主力。 在11日的國防會議上，朱德、周恩來發言，強調指出：必須動員全國軍民抗日，方能取得最后胜利。听說有人要在外交途徑上尋得妥協。恢复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這是不可能的事。 當前戰爭中，必須注意培養出可以獨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頓于一線及數線的陣地，而應當由陣地戰轉為平原戰与山地的擴大運動戰。另一方面，則要采取游擊戰。在交通大道，則堅壁清野。在敵人的側面山地則不退，并組織民眾，以軍事人才加以指導，奮起抗戰。 12日，國民党最高國防及党政聯席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推舉蔣介石為陸海空軍大元帥，組織大本營，行使最高統帥极，統一指揮全軍和各個政党。蔣介石的方針“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所以對日戰爭是沒有宣戰的“應戰”的戰爭。他針對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划，确定以持久戰為主旨，在全國划分為五個戰區(后又續增五個戰區)。其作戰方針是，在華北集中一部分軍隊作持久戰，确保天然堡壘的山西；國軍主力集中于華東，力保淞滬要地，鞏固南京；另以少量兵力守備華南各港口。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實現似乎已是指日可待了。但兩党談判的進展卻仍不那樣順利。8月12日，蔣介石派康澤見周恩來，授意他對周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修改意見：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為“民用”；要取消對民族、民權、民生的解釋；不同意提同國民党獲得諒解面共赴國難等。甚至提出把宣言中的三項政治主張全部刪去，只留下共產党對國民党的四項保證，企圖將直言變成中共向國民党的投降書。同時，為了貶低中共的地位，康澤還提出，宣言中凡提到國民党的地方，均應改為“國民政府”或“中央”。 對此，周恩來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同時表明可以繼續商談，不急于發表。 在紅軍改編問題上，周恩來再次中明：必須設立總司令部；中共推荐各級指揮人員，均可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任命；紅軍保持獨立，國民党不得派遣軍政人員。 第二天，8月13日，日本侵略軍突然發動了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戰火燃燒到了南京政府統治的心髒地區。蔣介石已經清楚地看到，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再難避免，迫切需要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共同作戰，在華北牽制日軍，与在淞滬抗戰的國民党軍作戰略上的配合。于是，國共談判長期拖延不決的狀況隨之急轉直下地得到改變。18日，蔣介石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三個師以上設立總指揮部，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怀為副總指揮，并同意一律照發部隊的給養(在22日正式發表)。僵持已久的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等問題終于獲得解決。 關于八路軍開赴前線后的作戰方針，周、朱、葉根据洛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与蔣介石等人進行了反复的談判。蔣介石、何應欽原來還想讓八路軍打正規戰，經過周恩來等的据理力爭，最后不得不同意八路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扰亂鉗制敵人大部并消滅敵人一部的作戰任務。 18日，周恩來等電告中共中央，說南京方面既已同意發表朱、彭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作戰方針也已确定，部隊仍以速開為有利，并提議“至少再以一個旅為先遣部隊，先行東進”。中共中央當即同意這個建議，派紅一軍團為先遣部隊，日內出動。自8月下旬起，八路軍三個師的主力陸續由韓城等處東渡黃河，經同蒲鐵路開赴抗日前線。 在南京談判中，周恩來等還和何應欽商定了紅軍在南方各路游擊隊的改編問題，為下一步集中改編為新四軍打下了基礎。 中國共產党在國民党統治區取得合法地位后，需要在各地設立公開的辦事机构。西安談判時，顧視同已允許在西安設立辦事處。“七七”事變后，閻錫山也允許在太原設立力、事處。南京談判中，國民党又同意在南京、上海等地設立辦事處。以后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又先后在武漢、長沙、蘭州等地陸續增設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新四軍通訊處等机构。 共產党早就要求在國民党統治區公開出版自己的報刊。周恩來在廬山和南京談判過程中，同國民党几經磋商，終于達成了中共可以在南京出版机關報《新華日報》和机關刊物《群眾》固刊的協議。周恩來、朱德還在南京探望了國民党元老、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請他為《新華日報》題寫報頭，于右任欣然同意。 周恩來根据与蔣介石達成的協議還要求南京方面釋放在獄中的共產党員。8月18日，他和葉劍英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共產党員和愛國人士。當天，將夏之栩、熊天荊、王根英三人營救出來。隨后，陶鑄、錢瑛等也分批獲釋。這段時間內，周恩來還到上海會見了剛從國外歸來的葉挺，請他出面來做改編南方游擊隊的工作。 這次南京談判歷時十余天，成效顯著，但也還有一些問題懸而未決。由于抗戰形勢迅速發展，朱德先回陝北，周恩來也于8月21日离開南京。未了事宜由時劍英和隨后到來的博古繼續進行談判和交涉。 經過前后半年多艱難曲折的談判，在客觀形勢發展的推動下，第二次國共合作終于實現，開始了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 再說蔣介石指望英、美、德、法諸國制止日本的侵華行動未獲成功后，轉而求助于蘇聯。盧溝橋事變后，蘇共机關報《真理報》對日本表示了激烈的責難，蘇聯政府也表示愿意援助中國人民抗日。但是，蔣介石既想得到蘇聯的援助，又憂俱蘇聯借机引來“赤化”。更使中共如虎添翼，因此在同蘇聯的交往中猶猶豫豫，進進退退。他隱藏心底的一句話是：“倭禍亟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 在此期間，國民政府要人孫科、陳立夫、王寵惠、張沖等先后与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會面商討兩國締約問題。孫科在會談中，婉轉地批評了蔣介石的對蘇政策，說蔣以往在同蘇聯的關系上過于謹慎，但他本人和馮玉祥是想中蘇關系積极化的。 “如果蘇中關系發展太慢，這不是蘇聯方面的過錯。”鮑格莫洛夫這樣說。 王寵惠則直言不諱：“我們總是過于寄希望于英美等國。但是，美國是不干涉并完全拒絕某种集体行動；英國曾准備對日本采取集体行動，終因美國不同意而只好告吹；法國是友好地對待中國，但它不能沒有美國而決定任何行動……現在我們要采取一切措施來改善中蘇關系。” 眼見得時机漸漸成熟，蔣介石便親自与鮑格莫洛夫就締約問題舉行會談。蔣介石顯得輕松而自信地說：“在不損害中國主權的條件之下，我在原則上同意与貴國立即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不過我想，是否有可能在互不侵犯條約之前簽訂軍火供應協定？當然我是說，履行供應可以在條約簽訂之后。” 鮑答道：“如沒有互不侵犯條約，簽訂軍火供應協定就沒有任何意義，至少兩個文件要同時簽訂。” 蔣介石搖頭：“這將使我處于非常難堪的處境。因為在這种情況之下，條約將明顯地作為軍火供應協定的報償。” 鮑大使持持上唇的一字胡。仍然堅持互不侵犯條約在先，軍火供應協定在后。蔣介石無奈。只好允諾。于是，雙方互相遞交了條約草案。同時，鮑格莫洛夫向莫斯科報告了有關向中國提供軍火的問題。蘇聯政府回電，特別強調一點：在簽訂條約的有效期內，南京政府不能同任何一個國家簽訂反共條約，因為這种協定實質上帶有反蘇性質。王寵惠表示同意。 8月21日，雙方商定正式簽訂條約。上午，中國外交次長徐漠來到鮑格莫洛夫處。寒瞳之后，徐漠稱中國政府堅持同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軍火協定。 鮑格莫洛夫一听就火了，一拍桌子：“蔣介石的這一立場會在莫斯科產生极不利的印象，并拖延整個問題。”他越說越气，沖著徐謨大聲警告：“中國政府是在玩火！我根本不明白中國政府要從我們這儿得到什么：是同日本戰斗的飛机或僅是書面的承諾？不清楚為何目的！” 他如此气惱，也是事出有因。原來他已獲悉，昨天日本大使川樾茂返任來華，當即會晤了蔣介石。隨后又同前外長張群進行談判。蘇方以蔣介石同時与日、蘇談判深感不滿。 在徐漠告辭時，鮑還在嚷嚷：“從某种意義上看，我們的條約可能作為交易品被利用，以便表明如果日本不讓步，中國將如何如何，是不是？” 蔣介石聞訊，也气呼呼的，中明他絕不向鮑氏妥協。宋美齡、孫科分坐在他兩邊，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勸他。蔣介石還是說：“不行！日本、蘇俄都想以中國為戰場，以中國為犧牲品，不先得到軍火的保證，豈能先簽互不侵犯條約？” 宋美齡和孫科還是堅持勸說：“在自由主義的列強國家斷絕援助之際，而又要擴大抗日力量，還是應該迅速与蘇締約。” 慢慢地，蔣介石板著的面孔松開了：“好吧。但要告訴簽約的代表，外蒙問題与不宣傳共產主義問題，應特別注重。” 當晚8時半，蔣介石邀鮑格莫洛夫談話。他把上午徐漠的說法解釋為一种“誤會”，并告知已令王寵惠立即簽約。晚10時。 鮑格莫洛夫和王寵惠代表兩國政府在條約文本上簽了字。中國外交部對此發表談話時，留了一個活口：“中國今日雖受外來极度之侵凌，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武力。然酷愛和平為我國人之特性。今日以武力侵凌我者，苟能幡然覺悟，變更其國策，則我國人亦深愿与之簽訂不侵犯條約，共維東亞之安全，而謀人類之幸福……” 當時、日本對于中蘇接近极度警覺，竭力張開情報网，以圖摸清蘇聯對中國援助的實情。据所獲情報，截止9月4日，由蘇聯經庫倫運送中國戰斗机了2架，轟炸机54架，偵察机20架，以及多數戰車、大炮、彈藥。此外，日本惟恐因中蘇接近而強化了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影響力，對此十分警戒。這一點，与蔣介石懼怕中共的力量在抗日中得到加強倒是一致的。 話說紅軍改編之初，毛澤東就對蔣介石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防止中了借刀殺人之計。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一部部長黃紹域和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提出一個八路軍出動方案，要求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至代縣附近下車，到蔚縣一帶集中；另一師沿隴海路轉乎漢路，在徐水下車，到冀東五團、遭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毛澤東一眼看出這里面有文章。8月18日，他和張聞天電复周恩來和葉劍英：“‘黃白案’將紅軍分割出動，其中包含著极大陰謀，堅決不能同意。” 同一天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時的電報中，毛澤東的扭憂加重了：“國民党陰謀已表現得很明顯，它的企圖是：(一)將紅軍全部送上前線。(二)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听命。(三)紅軍受命出動后即變為蔣之屬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時党的問題与邊區問題，由彼解決，甚至將不許發表宣言并取消蘇區……此事關系重大，須在洛川會議中慎重討論。”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七七”事變質中共中央舉行的第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目的，是要研究解決新的形勢下共產党面臨的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紅軍的作戰方針問題，一個是統一戰線中國共兩党的關系問題。 會議主要由毛澤東作報告和發言。他指出：中國抗戰存在著兩种政策和兩個前途，即共產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戰政策和國民党的單純政府抗戰政策，堅持抗戰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變的前途。 關于紅軍的基本任務，他提出了五條，即：創造根据地；鉗制与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保存与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 他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与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他解釋道：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線下的相對獨立自主的指揮；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后，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陝甘宁根据地(留守兵團)，使它成為中國共產党領導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 關于國共關系，毛澤東指出：國民党轉變已大進一步，离徹底轉變還遠。蔣介石的抗戰決心是日本逼起來的，應戰主義是危險的，贓戰主義實際是節節退卻。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党還在限制和破坏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党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同時要估計到特別的情況，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 在抗日戰爭剛剛開始，國共合作剛剛起步，紅軍尚未開赴前線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提出并回答這樣一些事關中共前途和歷史走向的重大問題，不能不使后人佩服他的遠見卓識。 正是： 害人之心不能有， 防人之心豈可無？ 未知毛澤東的主張能否通過，請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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