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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時間已過9點，熄燈號已經響過，多數窯洞的燈火已經熄滅。毛澤東的窯洞還亮著燈，燈光是插在方桌上的一支蜡燭發出的。毛澤東盤腳坐在炕上，吸著一支前門牌香煙。斯諾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方凳上，旁邊是擔任翻譯的吳亮平。 斯諾邊問邊在本子上記著。問題一個接著一個，毛澤東談得興致勃勃，不知疲倦。 談到對外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蘇維埃是否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斯諾問。 “許多不平等條約實際上已為日本所破坏，特別在滿洲。那些援助中國或者并不反對中國獨立和解放戰爭的國家，應該請他們同中國保持密切的友好關系。那些積极援助日本的國家，自然不能給予同等的待遇。舉例說，德國和意國，他們已和偽滿洲國建立了特殊的關系，是不能算做中國人民的友邦的。”說到這里，毛澤東提高了聲調，“要抗日成功，中國必須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但這不是說，沒有外國的援助，中國就不能抗日！” 關于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戰略方針，毛澤東說：日本必敗，中國必胜。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复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東三省是必須收复的。中國軍隊要胜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种方針。 斯諾問：“你認為在什么條件下，中國人民才能消耗和打敗日本的軍隊？” “三個條件可能保證我們的成功。”毛澤東扳著手指頭回答“第一，中國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全世界結成反日統一戰線；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受苦的被壓迫各國人民采取革命行動。在這三個條件中，主要條件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團結。”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毛澤東的重點話題。他佩佩面談，緩緩道來，中心意思是：面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党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對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于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党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面戰的志愿，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我們主張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展國民經濟。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并不反對現在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在多次交談中、應斯諾的再三請求，毛澤東向他詳細披露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所談內容，彌足珍貴。 斯諾在10月底回到北平，在美國大使館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之后，即一頭鑽進盔甲厂13號門旁邊的私宅里。把他在蘇區采訪獲得的丰富材料整理成文寄到英國，在倫敦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并且很快被譯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面翔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党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實情況，產生了巨大的轟動。以后，也被譯成中文，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在中國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使眾多的人們了解了中國共產党和紅軍的真相，認識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和他們的政治主張。 歷史已經證明，毛澤東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做廣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還是把文章扯回國共交涉上來吧。 7月27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報告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毛澤東稱贊周恩來領導的這項工作“可為很好的模范”。毛還提出：過去我們的方針，第一在西邊建立根据地，第二在東邊開展游擊戰爭，第三建立抗日聯合戰線。以后的工作方針還是以前的三個，但次序要變更，第一是聯合戰線的擴大，應放在第一位。對東北軍，對楊虎城部隊，對南京部隊，都要建立工作委員會。現在大家應該出馬，不應該關起門來。紅軍的行動也應該配合這項工作。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并決定成立中央白軍工作部，由周恩來負責。月底，又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整個統一戰線工作的領導。 8月初，毛澤東寫信給張學良，提醒他：蔣介石一解決西南問題、就有极大可能進攻西北。“無論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隨后又寫信給楊虎城說：“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的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确之表示。”同時又寫信給十七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希望他繼續推動楊虎城下決心聯共抗日：“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愿与先生勉之。”楊虎城收信后十分感動，表示誠懇地接受中共聯合抗日救國的主張。 西北大聯合，“三位一体”的局面漸次成熟了。 8月8日，潘漢年來到保安。他是奉王明指示從莫斯科回國的。他先到南京會晤了陳立夫、曾養甫、張沖等人，帶到保安一條消息：曾養甫希望潘漢年回陝北听取中共中央對兩党合作談判的意見，再到南京見陳果夫。 兩天后，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會議听取了潘漢年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和王明來信內容之后。專門討論了國共關系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說：我們3月提出談判的五條原則后，南京方面5月答复時提出四項辦法。他們五屆二中全會來信又提出新的四條：(一)尊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探；(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從蔣介石的態度來看，現在總方針變了，現在是鞏固他的統治；從前和我們無往來，現在有些改變了，現在他也來談統一戰線，他可能改成國防政府，但要他統一指揮，使群眾對他改變態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這一民族運動，不愿站在敵對地位。我們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种民族運動的大力量，為要達到真正的抗日，必須要經過這樣中間的過程，我們可以和他談判。 根据周恩來的建議，毛澤東作結論時說：“我們又要抗日，又要統一……‘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适合。現在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同時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党的獨立自主原則。會議确定以國民党、蔣介石作為今后談判的主要對手。這次會議標志著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党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這時，紅軍二、四方面軍尚未与中央會合。為了全党統一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粥時，通報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确定的戰略方針：“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与主要的對手，應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党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繼續停戰議和請蔣抗日的口號。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中請議和……在抗日進軍路上，遇到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后兵政策。”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党致中國國民党書》，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党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体實際的談判”，以期實現“兩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國”。 8月27日。一直為國共談判奔走的張子華再次來到保安，他帶來了曾養甫給周恩來的信以及同武漢電台聯系的密碼。31日，周恩來給曾養甫复信，表示“茲為促事速成，亟愿与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体談判”，“但弟等外出不易”，故邀請陳立夫、曾養甫到蘇區或陝西華陰會晤。次日，周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說：“黃君(即張子華)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划者，亞為賢者(指陳氏兄弟)所主持。呼高應遠，想見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兩先生居貴党中樞，与蔣介石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信中表示：中共“早巳准備隨時与貴方負責代表作具体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敘，极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与會。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瘁，以便雙方迅速負責之商談。” 与此同時，毛澤東分別致信南京政府的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主張“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又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愛國領袖，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他還設法与地方實力派取得聯系，分別寫信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勢力代表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爭取他們對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理解与支持。 在這期間，毛澤東進一步加強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部的工作。他派自己的秘書張文彬到西安同楊虎城談判，達成了互不侵犯、雙方在防區內取消敵對行動、取消經濟封鎖、建立軍事聯絡等協議。張文彬作為紅軍代表留在西安，公開身份是十七路軍指揮部政治處主任秘書。隨后，毛澤東又派葉劍英到張學良部作為中共中央的常駐代表，進一步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 但是，長期以來的國共對立要得到和平解決談何容易。蔣介石對共產党的疑忌實在太深了。在他看來，所謂“中共問題的解決”，就是共產党向國民党投誠，由他們改編。這自然是辦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來強行解決，他仍認為是“上策”，還要再試一試。 在“兩廣事變”前，蔣介石對國共談判表現出一定的熱情。當他以政治收買和軍事討伐的辦法解決了“兩廣事變”之后，覺得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党了。他一面繼續擺出要談判的架勢，一面調兵遣將，向陝甘地區增兵，胡宗南就是這時又調到西北向紅軍進攻的，想給紅軍以大的打擊后再在談判桌上講條件。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一向善于運用靈活的策略，這時也准備了兩手，与蔣針鋒相對。在政治上，多方努力，積极促成談判；在軍事上，毛澤東致電駐在張學良處的劉鼎，告訴他：“蔣介石向西北進攻，我方已有相當准備，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擊，促其覺悟。” 9月22日，周恩來再次致書陳果夫、陳立夫，提出質問：“蔣先生于解決兩廣事變之后，猶抽調國軍入陝，阻我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內戰可以施之于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并指出：“內戰不停，一切抗日准備無從談起。”希望他們“力促蔣先生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党合作，共御強敵，則兩党之幸，亦國家之幸也”。 蔣介石對共產党的實力作了錯誤估計，認為目前紅軍武裝最多不過3万人，根本不堪一擊，“共匪与軍閥之勢力，己不足為中國之患，且也閨變數乎，兩廣就范，中國統一之局達于垂成之域矣。”他以為共產党已處于极困難的地位，急于同他們妥協。因而采取軍事壓迫和政治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繼續調集軍隊圍剿紅軍，一面仍由曾養甫、湛小岑出面，再次速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談判。 10月8日，中共中央表示：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周恩來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國民党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停止進攻紅軍，立即准備抗戰。但是，蔣介石根本不理睬共產党的要求，仍命大軍進攻蘇區。在此情況下，兩党高級人員的談判無法進行。14日。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暫不出去，由在上海的潘漢年作為代表，同國民党作初步談判。潘漢年是9月24日從保安前往上海的，走時攜帶著周恩來的信件和中共中央起草的《國共兩党抗日救國協定草案》。 10月21日，國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漢年進行初步談判。這時，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困彭德怀即將率部發起宁夏戰役，毛澤東希望能在戰役發起前談判以對戰役有所幫助，想讓潘直接接触國民党上層人物，以便早日惊動蔣介石。他于10月22日電告潘漢年，要潘“直接去見陳立夫”。 共產党尚未惊動蔣介石，國民党內部倒先惊動蔣介石了。10月23日，宋慶齡、何香凝草擬了一份旨在恢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議書。拿出去征求附議簽名。兩天里，即有十几位領袖級人物在建議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馮玉祥、孫科。這樣大的動靜，不可能不惊動蔣介石。這份建議書傳到各路諸侯那里，后果將不堪設想。蔣介石想來想去，決定通過一個人向這十几個人交交底，同時讓這個人去共產党那里當說客，以遏制簽名運動的勢頭。 可是，找誰談呢？宋慶齡是孫中山的遺孀，何香凝是廖仲愷的遺孀，輩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反被她們訓斥。 找孫科嗎？似乎也不太合适。還是找馮玉祥吧，把兄弟加敗軍之將，再合适不過了。于是，產生了以下一番蔣馮對話： 馮：聯共問題怎么辦？ 蔣(手撫茶杯)：同中共妥協問題，我已考慮很久了。去年年底就開始找他們了。 馮(面露詫异)：哦？這么說，你真的要實行三大政策了？ 蔣：是呀，先總理的遺訓，我怎敢不從？都吵我不抗日，誰能來体諒我的難處？和共党妥協，有問題不好解決呀！ 馮：人的問題？ 蔣：這不是問題。從前大家一桌子吃飯，一個屋子開會，后來才成冤家的，現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馮：是這個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那是什么？党的問題？ 蔣：這更好辦。實行憲政，各党各派都可參政，共產党當然也不例外。 馮：那還有什么問題？ 蔣：軍隊。誰能去領導他們的軍隊呢？他們連改編都不答應，抗什么日！ 馮：哎，是難。你准備怎么辦？ 蔣：你能不能想法讓他們服從呢？ 馮：試一試吧。 蔣：我看還是把他們送到外蒙吧！ 蔣、馮談話之后，即沒有了下文，簽名運動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10月27日，紅軍三大主力開始按計划集結。31日，國民党軍陸續攻向靖遠、中衛等地，紅軍奪取宁夏的計划被迫中止，主力被迫向東轉移。黃河天險毫不留情地把紅軍割成了兩塊，紅軍的歷史上出現了可以作為悲劇注釋的“西路軍”三個字。紅軍趨向中蘇邊境已無可能，中共領導人寢食不安，焦急地尋找著新的出路。 蔣介石忽然對和談有了濃厚的興趣，指示陳立夫立即找那個潘漢年。在他看來，紅軍除了簽城下之盟，已別無出路。 潘漢年不知道西北發生的突變，一心一意在上海尋找陳立夫。因為尋找的艱難，他已把毛澤東親手起草的協議草案背個滾瓜爛熟。11月10日，陳立夫敲開了上海滄州飯店潘漢年的房門。 談判開始，潘漢年向陳立夫遞交了《國共兩党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并興致勃勃地作了說明。草案內容如下： (一)雙方派遣全權代表進行談判。訂立抗月救國協定。 (二)雙方共同努力，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与恢复全中國之領土与主權，實現全國各党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 (三)必要步驟：1。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動；2。划定紅軍必須的与适宜的屯駐地區，供給軍費、糧食和一切軍用品，不得變更共產党在紅軍中的組織与領導；3。改革一切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產党組織与不再逮捕共產党的人員，共產党停止以武力推翻政府；4。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5。建立全國統一的軍事指揮机關，紅軍派人參加，中國共產党承認國民党在此种机關中占主要領導地位；6。与蘇聯訂立互助協定。 (四)兩党中央各派出同數之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与討論之机關。 (五)國共雙方保持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陳立夫接過草案，粗粗一看，即放在一邊，靜听著潘漢年的說明。嘴角上接出一絲怪异的笑意。潘漢年結束了陳述后，發現陳立夫像是睡著了一般，心存疑惑，不由得追問：“陳先生以為如何？” 陳立夫大笑。笑夠了，才開始說話，一副頤指气使的口吻。他對共產党的方案不置一詞，完全撇開，提出了他們早已准備好的另一种意見：“既然共產党開誠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條件了。首先，對立的政權与軍隊必須取消。第二，中共軍隊最多編3000到5000人，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錄用，党內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關服務。如軍隊問題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能否停戰，蔣委員長意思是要看你們對軍事問題能否接受來決定。” 面對陳立夫的傲慢態度和苛刻條件，潘漢年當即予以拒絕。他生气地說：“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不是合作抗日的談判條件。當初鄧文儀在莫斯科活動，曾養甫派人送到蘇區的條件都不是收編，而是討論合作。你這些條件當然是奉了蔣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蔣先生目前有此想法，大概誤以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議，認為磋商合作條件尚非其時？” 潘漢年的話一下子揭開了問題的實質。陳立夫一時尷尬起來，急忙轉變話題，口气也緩和下來。他告訴潘漢年，剛才所談條件是蔣介石的意思。他個人也無可奈何，希望周恩來能親自出面談判，此事或可還有轉机。他說：“軍事問題雙方談了要負責的。你我都無法決定此事，是不是請周恩來先生來宁和蔣先生一談？据我所知，蔣先生是愿和周先生面談的。” 潘漢年余怒未消，說：“在你們這种苛刻條件下，周恩來是不會出來和你們談的。” 陳立夫狡黠地一笑：“請潘先生暫不要報告我剛才所說的條件，我想周恩來應該會來的。” “如不把貴党條件報告，暫時停戰的問題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潘漢年十分肯定地回答。 談判陷入了僵局。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漢年的電報，一方面認為國民党的條件無法接受，一方面打算讓步。第二天，中共中央致電潘漢年：“南京對紅軍究竟能容納至何限度，望詢明電告，被方條件如使恩來出去無法接受，恩來出去無益。近日蔣先生猛力進攻紅軍，不能不使紅軍將領生疑……据張子華稱，曾養甫曾有這樣一案：一、党可公開活動；二、政府繼續存在；三、我方可參加國會；四、紅軍改名受蔣指揮。為一致對外，我們并不堅持過高要求，可照曾談原則協定。” 由此可見，共產党為了生存下去，已經作了全面讓步，已經把對手提出的條件作為談判的基礎了。即便如此，能不能談成呢？11月1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然而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据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們聯合。”中央既決定周恩來暫不出面談判，便讓他去河連灣迎接二、四方面軍去了，這件事也許比談判更為重要。因為几天之后，他親自部署紅軍主力，在環縣以北的山城堡挫敗了胡宗南部的進攻。按照常規，這將有利于談判桌上的討价還价。 正是： 手握權柄腰杆壯， 身處矮檐難逞強。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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