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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11月15日，陳立夫得知潘漢年收到了中共中央的電報后，當即邀請潘漢年到南京再談。16日晚，潘漢年匆匆赶到南京，陳立夫卻失約了。作為一方的正式代表，面對這种令人難堪的冷遇，不難想見風流倜儻、才華橫溢的潘漢年會是什么樣的心情。 原來陳立夫去了洛陽，他是被蔣介石召去的。農歷九月十五日，是蔣介石的50歲生日。他的兩位前夫人毛福梅、姚怡誠不忘舊情，在奉化老家請和尚做水陸道場，為壽星消災弭禍。社會上發起“獻祝祝壽”活動，搞得熱鬧非常。蔣介石本人則到洛陽避壽去了。他盡情享用著事業達至頂峰時的風光，并召去几十位要員隨駕，陳立夫也在其中。他此舉的一個重要目的，便是与諸大員商議徹底解決共党和紅軍問題。到場的張學良不以為然，單獨見蔣，請蔣領導抗日救亡，想不到蔣介石大發雷霆：“最近的敵人是誰？共產党！誰為害最急？共產党！不積极剿共而輕言抗日、如此遠近不分，急緩不文辨，是非不明，還談什么革命？”張學良剛一解釋，蔣又斥之：“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反對我，就是反對政府，就是奸党暴徒！” 11月19日，潘漢年終于等到了陳立夫，他向陳轉述了中共中央想以曾養甫案為基礎進行談判的意愿。 陳立夫故作諒詫道：“是么？有過這么四條么？我怎么不知道？你們是怎么知道的？” 潘漢年答：“曾養甫案由張子華轉告中共中央。” 陳立夫連連搖頭：“純屬子虛，純屬于虛！曾養甫作為我的代表和你們密談，他有這樣一案，我不會不知道。” 潘漢年一時語塞。他能說什么呢？總不能要求讓曾養甫前來對質吧。再說即使找曾養甫也不能馬上找到，因為前不久蔣介石乎息“兩廣事變”屆，為加強控制，已派曾養甫去當廣州市長了。此刻，潘漢年只是睜大眼睛看著陳立夫，似乎要從陳的臉上尋找出說謊的證据。 “要談，只能在10天前談的原則下進行。”陳立夫見潘漢年默不作語，補充道，“蔣先生這次又強調了，你們可派代表參加國會，名單由我們來提。” “你不覺得你們的條件太過分嗎？”潘漢年冷冷地說。 陳立夫說：“過分嗎？目前日德正在拉蔣先生加入反蘇戰線，中蘇關系可能會惡化，那時，紅軍豈不更糟糕？” 潘漢年邊站起身邊說！”蔣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蘇戰線，就不會抗日，那我們今天的談判也就不需要了。” 潘、陳談判再次不歡而散。 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一舉殲滅胡宗南軍一個多旅，顯示了紅軍的力量。陳立夫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漢年，表示談判不能中止。 12月1日，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彭德怀等18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等部進攻紅軍和蘇區，希望他當机立斷。化敵為友，共同抗日。信中寫道：“今日之事，抗日降田，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于此同時，中共中央兩次致電潘漢年，明确表示：“國共十年對立，今求聯合，完全是也只能為了對日抗戰，挽救中國于危亡地位，在當前尤為保衛華北与西北，抗拒日寇進攻而有停止內戰共同救國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談判，其出發點當亦不能外此。然如陪電所言，殊不見有任何之誠意，無誠意則失去談判基礎，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12月上旬，陳立夫又約潘漢年晤談了兩次。在蔣介石同意下，國民党方面略有松動。陳立夫告訴潘漢年，可將保留紅軍數目由3000改為3万，其他條件不變。潘漢年一听。感到這种讓步并沒有改變根本文場，當即表示拒絕。 中共中央被逼無奈，只好另覓出路。在給潘漢年的指令中說：“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談判顯無速成之望……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 圍共秘密談判再也無法繼續下去了。雖然國民党方面另派張沖專程到上海轉告潘漢年，希望國共談判不要結束，潘漢年也向張沖表示，如果國民党放棄消滅共產党的企圖，則談判還可重新開始。但秘密談判事實上中斷了。雙方禮節性的希望只是給兩党再奏談判新曲留下了一縷娓娓余音。 正當國共兩党秘密談判陷入“山重水复疑無路”的時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這一重要事件的發生，使得國共關系出現了轉饑。也扭轉了歷史發展的進程。 自從“兩廣事變”結束，蔣介石就打好了第六次“圍剿”紅軍的腹稿。在他看來，自己雄兵百万，對付縮到陝甘貧痔之她的區區几万紅軍，把他仍徹底消滅，不過是探囊取物，易如反掌，紅軍再要逃跑，可決沒有以前那么容易了。他的“兩廣事變”時南調的部隊已紛紛北上，平漢、隴海路一帶集結了30個師數十万人，西安、蘭州机場已下令擴大，100多架飛机也已籌調听用。這是對紅軍的最后一戰，也是中國內戰助最后一戰，眼見得“安內大業”將要大功告成，他喜不自禁。精神倍增。為了万無一失，他決定飛赴西安，親臨“剿共”前線視察。 聞訊的張學良正面臨著巨大的內心孤獨，這孤獨又与迷惘攪在一起。自1928年易幟以來，已近8年；自“九一八”日本進占東北以來，已經6年；自奉命撤出山海關，代蔣受過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以來，也已3年有半。自己顧全大局，惟命是從，忍辱含垢，為什么？不就是為國家統一、和平、強盛嗎？可這么多年來，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內戰，“剿共”！父仇國恨，自己有一絲一毫報了嗎？東北几千万父老在日寇鐵蹄下呻吟，自己手握几十万大軍卻退到了西北，自己的軍人人格何在？ 他長時間地思考著，尋找著答案。 蔣介石在西安建立西北“剿共”總司令部，張學良是副總司令。他委婉地呈報蔣介石：“為洗不抵抗之名，請領袖讓我去抗日，剿共的事換別人來。”蔣不理，還把他訓了一通。日本魔爪伸向華北，蔣介石一再妥協，張學良憤慨地說：“東北的罪過就算我個人承擔了吧，可現在是怎么說？一人誤豈可全國也誤？一時誤豈可永久再誤？現在就該全國奮起了！”乃親書東北軍的共同語言“披甲還鄉，复土雪恥”懸于臥室，又呈報蔣介石，要求率軍開赴抗日前線。蔣不允，令其向紅軍進攻。楊虎城告訴他：“紅軍不好打。”他為對蔣負責，還是進軍，結果損失慘重，近3個師的兵力被殲滅，兩個師長陣亡，7名團長死傷或被俘，這在東北軍的軍史上還沒有過，張學良受到极大震動。他向蔣介石要求補充，因蔣說過，“剿共“部隊的損失优先補充。可蔣不但不補充。還把兩個師的番號取消了。張學良要求給陣亡的兩位師長的家屬各發10万元撫恤金，蔣也不允。他忿然稱：“我張學良混得不值10万塊錢了！” 愛國學生掀起“一二·九”運動全國抗日情緒達到沸點，張學良心潮起伏，寢食不安。他對部下說：“我若是一個學生，也會上大街去游行，也會告訴政府，國土若是對內一寸一寸地收复，對外一省一省地退讓，政府必然要与國家同歸于盡。”轉而問部下：“那些學生如果每人手里有一支槍，誰能擋住不讓他們去打日本？”他還把“一二·九”運動的骨干請了几個來座談。 共產党發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宣言，引起張學良极大共鳴。他對軍長王以哲說：“共產党認為日本正在滅亡中國，民族矛盾超過階級矛盾了，講的极有道理。我非常同意。” 王以哲說：“西北苦寒，我們現在打紅軍，是用拼命換飯吃。全体官兵都不愿“剿共”了，希望副總司令帶領我們去打日本。。 后來，便有了紅軍放回高福源聯絡張學良謀求停戰抗日，有了李克農与張學良的晤談，有了劉鼎常住張府，更有了張學良和周恩來在天主教堂的徹夜長談…… “九一八”五周年，金國沸騰，西安也爆發大游行，游行隊伍高托“向國民党情愿書”、“上副司令請愿書”，口號聲響砌云霄。許多人勸張學良不要出面，張說：“政府不敢与民眾對話；還算什么政府？”堅持戎裝出見。面對鼎沸的人群，他悲愴地宣布：“請大家相信我張學良，我身為副司令，一定要率軍為國效死，為民報仇。‘九一八’以來，有人送了我一個不抵抗將軍的名稱。我張學良一腔熱血，有人的人格，有軍人的人格，我將用自己的行動向國人證實這一點！” 再說這時的楊虎城，也是思緒如潮，心神不宁。他原是馮玉祥的部將，多年在西北軍干事。直到1929年蔣、馮矛盾激化，他才審時度勢，擇主而事，跟了蔣介石。第二年，蔣、馮、閻大戰中原，楊虎城為蔣十分賣命，依戰功耀升至十七路軍總指揮。然而在蔣介石眼里，他從來都不是可以信賴的人。他當陝西省主席，東有潼關顧祝同挾制。他當西安綏署主任，西邊又多了個省主席馬鴻逵。東西均無法發展，只能局促于陝西一隅。不久，那力子又取代他做了陝西省主席。歸其究底，自己不是嫡系，縱有多大功勞，也是一員降將，鳥盡弓藏，降將能有什么好運？這且不說，“那張學良率東北軍顛沛流离，被蔣介石驅之人陝，既為“剿共”，暗地里也含有与十七路軍爭奪三秦地盤的用意。這里的形勢也使然，不能不爭，那么多無家可歸的軍隊擁到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張、楊在諸多將領中又決非甘居人下的等閒之輩。這一著棋正是蔣介石權術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張、楊依蔣之言戮力“剿共”，對紅軍是致命的打擊；二人若為爭食爭地而結怨，“內訌”、“火并”，誰也免不了損傷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來收拾殘局——是謂“一石三鳥”。楊虎城相當冷靜地看出了這一招，想出了對付的辦法。張學良兵重位高，楊虎城為其下級，然而東北軍有失土之恨，患難的朋友好交。張學良到西安后，楊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几番交往，兩位過去從未打過交道的將軍便攜起手來，并設計了一套“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策略，以對付南京。楊虎誠過去就与共產党有千絲万縷的聯系，這時同張學良一樣，与共產党建立了秘密同盟。于是，東北軍、十七路軍和共產党扭成一股勁對付蔣介石，形成了有名的“三位一体”，完全打破了蔣介石的“一石三鳥”計划。 西安城里有國民党省党部，有憲兵團，有軍警聯合稽查處，明里暗里特務多如中毛，對張、楊的舉動就沒有看出一點蛛絲馬跡嗎？不。其實早在9月，蔣介石就得到了各种各樣的報警情報。9月20日，心腹愛將陳誠已向他密報了張學良的苦悶心情。張學良通過馮庸向陳誠作了如下陳述：“余近曾親赴前方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巨變。故余殊覺痛心，決意統率所部，抗日圖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諒，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外傳种种，不能動搖我心。況余自贊助統一后，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复一年，隱痛田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陳誠深感事關重大，在給蔣介石的密電中寫道：“職意漢卿此舉，比兩廣之抗日，尤為嚴重。鈞座如認為抗日時机已至，則明白領導之；如認為尚非其時，則須力阻之、決不可听之而處于被動，使整個國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蔣介石狠重視張學良這一動向。他在接陳誠密電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東北軍之隱恩，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乃因桂事和平解決而消乎？……蓋共匪利用其‘抗日統一戰線’之策略，一方面拉攏、煽惑所謂‘中立分子’，一方面對軍隊進行策反工作。而東北軍于九一八事變后，因故鄉淪陷，被迫退于國內，一般官兵怀鄉与抗日之情緒，尤為強烈。共匪乃把握此种心理上之弱點，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抗日’等口號。加以煽動分化，遂使東北軍對于剿匪任務喪失戰志。” 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的頭腦非常清醒，他對于西北問題的認識可謂入木三分。然而，清醒的認識并沒有導致清醒的行動。相反，他陷入了一個又一個誤區。 10月22日。蔣介石從南京乘專机來到西安，下榻于東郊的臨潼華清池。華清池是個風光綺麗之所在，它因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戀愛故事而溫馨于世。 蔣介石初到西安，裝出一副頗為悠閒的樣子，讓張學良、楊虎城陪著，游覽了秦陵、黃陵、華山、終南山。在游山逛景的消閒气氛中，蔣介石詢問張學良：“漢卿，你近來看些什么書？” “近來看了兩本書，一本叫《辯證唯物論》，一本叫《政治經濟學》。”張學良坦率地回答。 蔣介石心想，這還得了，怪不得他們在西北搞什么聯合抗日，不愿跟我去“剿共”，原來正在接受赤化。他一本正經地數落張學良：“這些書都是蘇俄人寫的，不适合中國國情。你看了會中毒的，以后不許再看這些書了！你要讀好《大學》、《曾文正公全集》，讀通了，一輩子受用不盡。” 張學良听后。不以為然地笑了笑。 東游西轉几天之后，蔣介石終于露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向張、楊宣布他的“剿共”計划，要求張、楊立即做好一切准備，向陝北紅軍進攻。誰知張、楊不同意繼續“剿共”，反面勸蔣介石領導抗日。張學良甚至把毛澤東、周恩來給自己的信轉給蔣看，請他顧及民族前途，接受中共的建議，互派代表商談合作抗日問題。 蔣介石怒气沖沖地說；“怪不得有人告訴我東北軍、西北軍已和紅軍秘密聯合、醞釀抗日，原來果有此事，你們是不打自招啊！告訴你們，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情！你們難道不懂，如果剿匪不徹底，留下后患，將來奪天下的必然是共匪嗎？” “全軍抗日心切，如繼續剿共，恐軍心不穩。”張學良解釋道。 “風吹草動，兵隨將走。士气問題，由我負責！”蔣介石余怒未消，乃召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團以上軍官訓話。以往任何場合只要有蔣，便肅靜無聲，此次卻亂哄哄的，咳嗽、跺腳、交頭接耳、還有拉槍栓的聲音。張、楊見狀，恐生意外。适時護蔣离場。 一番部署之后，10月19日，蔣介石以避50大壽為名，由西安飛往洛陽。次日，張學良約閻錫山一同借“祝壽”之机到洛陽進諫抗日事。剛一開口，蔣就厲聲打斷：“你們只答复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呢，還是你們該服從我？”張學良還要解釋，蔣早气得七竅生煙，戟指怒目：“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 閻錫山与張學良分別時淚流滿面，說：“漢卿，看蔣先生的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蔣介石永遠不會納諫抗日。我要保我的家鄉，你要恢复你的家鄉，都靠我們自己干了。” 張學良憤然說：“我已決心不再和蔣先生談了。可現在日軍大舉進犯綏東，傅作義已起來抵抗了，全國聲援，連乞丐、妓女都紛紛捐款，我們這些重兵在手的人當有何說！” 綏遠抗戰激勵著張學良。11月2了日，心情焦灼的張學良給蔣上《請纓抗敵書》，其中寫道：“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熱血，洒肉疆場，為國家盡一份天職……今綏東事既起，正良執受前驅，為國效死之時矣。日久磨礪，惟望大命朝臨，三軍即可夕發。”但是，張學良枕戈待旦，翹首盼來的不是“大命朝臨”，動是從洛陽發來的予以拒絕的6字電令：“時机尚未成熟。” 第二天，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表示著自己的怨怒：“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無最后五分鐘之堅定也。亦即其不知做事應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換另一段落，彼于与節次之理，何其茫然耶！” 12月2日，張學良未帶隨從，孤身一人，親駕軍用飛机，再赴洛陽進諫。他耐著性子向蔣介石陳述：“東北軍中抗日情緒已高漲到無法抑制，剿共軍事因太不得人心實難繼續，無論如何應派東北軍開赴抗日前線……” 話未說完，蔣介石就教訓起來：“漢卿，你不在陝北剿匪前線，怎么跑到這里來？你的使命是集中全力消滅共匪。” 張學良又請求蔣介石“俯納民情”。他心直口快地說：“上海七君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中央一直講不清楚，民眾對此反響极大。事實上，他們只是要求抗日救國，如果這樣有罪，那真如沈鉤儒所說的是愛國未遂罪了。委員長，赶快放了他們吧，免得失去人心，鑄成大錯。” 提起釋放“七君子”，蔣介石更不耐煩了，盛气凌人地說：“你懂什么？你就專心剿共好了，政治上的事你不要管！” 張學良也開始激動起來：“委員長這樣听不得意見，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還有什么區別！” 蔣介石一听這話，直气得身体連同嘴唇一起抖動起來，指著張學良的鼻子大罵：“放肆！除了你張學良，全中國沒有第二個人敢這樣對我講話。我是委員長，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進來，不革命的滾出去！” 張學良強壓怒火：“委員長罵我什么都行，不能不讓我抗日！東北軍的士气，打日本，一人一個英雄；打內戰，誰也不干，除非委員長親自指揮。” 蔣介石一揮手：“好吧，我親自去西安！” 張學良极為痛心，滿怀悲憤地退出蔣介石的房間。 蔣介石在盛怒之了，作出了親臨西安督戰的決定。他當晚在日記中寫遭：“東北軍之贈。為察綏戰事而動搖，几將功虧一簣。此實為國家安危最后之關鍵，故余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鎮懾，而挽危局，蓋個人之生死早置諸度外矣。” 12月4日，蔣介石移駕西安，部署最后的“剿共”步驟。中央軍的高級將領陳誠、蔣鼎文、衛立煌、朱紹良和南京政府大員蔣作賓、邵元沖等先后接踵而至。接著，几十万大軍紛紛進逼潼關；西安上空，戰云彌漫，机聲隆隆；西安街頭，軍車狂奔，憲警趾高气揚。蔣介石一住進華清池附近的臨時行轅里。即召見張學良、楊虎城，向他們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兩個方案：(一)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二)如不愿“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讓出地盤，由中央軍“剿共”。很顯然，這兩個方案都將斷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張、楊當然無法接受。 兩支部隊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張、楊緊急磋商，仍決定通過乞請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辦法，感動他、說服他。 12月7日，張學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到華清池進諫。他痛切地說：“委員長你想想，自從1928年易幟以來。我張某人追隨你，說過半個不字沒有？你打桂系，我支持了你，你打馮、閻，我又支持了你。九一八你不讓抵抗，我代你受過，所負罪名八輩子也洗不清呀，可我不管遭受多少唾罵，對委員長說過半個不宇沒有？我為了誰？還不是為國家嗎？你委員長英明卓識，是有能力領導全國抗戰的第一人，你為什么就不站出來？如今共產党也提出抗日，為什么不能和他們聯合，而非要斬盡殺絕呢？” 張學良聲淚俱下，但蔣介石不為歷動。他說：“聯共聯共，你知道將來奪我們天下的是誰嗎？他毛澤東的3万人抗起日來能紙什么用？几個沖鋒就打完了。若現在不滅他，將來養成大患就完了！項羽鴻門宴上放了劉邦，關羽華容道上放了曹操，都是前軍之鑒，你不要受共匪蠱惑！” 張學良再三“苦諫”，繼之以“哭諫”，同蔣介石爭辯達3小時之久。最后，蔣介石把桌子拍得咚咚響，大吼：“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變！” “哭諫”失敗后。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都不允許再拖下去了。12月8日，張、楊在九府街芷園秘密磋商，權衡利害得失，最后确定了“實行兵諫，逼蔣抗日”的決策。 于是，一個惊天動地的事件臨近了。 正是： 男儿有淚不輕彈， 只因未到傷心處。 要知后事如何，請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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