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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周恩來与張學良攜手走進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經擺好了一張圓桌，圓桌上擺滿了糕點和水果。 這次會談极為秘密，只有周恩來、張學良、李克農、王以哲、劉鼎五人在場。一番寒喧，主客坐定。周恩來為了活躍气氛，首先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 張學良接著說：“知道，知道，听我的老師張伯苓講過。” 張伯苓是南開校長。周恩來從未听說張學良在南開讀過書。听此言頗覺奇怪，便問：“何以說張伯苓是你的老師？” 張學良直率地說：“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后來听了張伯苓的規勸，完全戒了，因此拜張伯苓先生為師。”說完一笑，接著說，“所以我和周公是同師啊！” 二人雖是初次見面，卻一見如故，在坦誠、融洽的气氛中長談了近5個小時。 張學良完全同意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他堅決地說：“紅軍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當時紅軍東征山西，准備進人河北与日寇作戰，并提出“紅軍和一切抗日軍隊集中華北”的口號。張學良對此表示贊成，對征四川、云貴一帶的紅二、六軍團及紅四方面軍北上抗日也完全贊成。他說：“來多少都歡迎，經過東北軍防區，我可以讓路。” 但他同時認為，東征不如北上更穩妥，為此建議：“紅軍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綏遠，解決降日的德王，東向察哈爾。因為閻錫山部隊防衛力量強，蔣介石又調中央軍和地方部隊人援，紅軍孤立作戰，恐難立足。而宁、綏人口多，糧食也多。可作紅軍后方；綏遠臨近外蒙，便于取得蘇聯的援助。” 張學良是個痛快人。他熱切希望紅軍早日与日軍接火，這樣、他就可以公升与紅軍聯合抗日，否則他只能悄悄地和紐軍聯合。 張學良主張聯蔣抗日。他說：“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蔣介石是國內最大的實力派，如果抗日統一戰線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義反對，就不好辦了。” 以前、張學良在与李克農會談時就提出過這個問題。但是因為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上決定的政策是反蔣抗日，所以當時李克農回避了。此時。張學良又向周思來提出了這個問題。 周恩來解釋說：“中共過去主張反蔣抗日，是因為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頭子，視人民為死敵，其指導思想是‘宁贈友邦，毋与家級’，基本政策是‘援外必先安內’。現在愿意听听張將軍的意見。” “在國民党要人中，我只佩服蔣介石尚有民族情緒和領導能力，据我回國后兩年的觀察，他有可能抗日。”接著，張學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對日本的態度。然后說：“蔣介石的左右确有很多親日派，使蔣不能下抗日決心，而且极矛盾。蔣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錯在‘安內攘外’。把這個錯誤扭過來就可以一致抗日。你們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搬轉過來。” 張學良停了一下，又說：“除非蔣介石投降日本，否則我不能反蔣。” 周恩來很有興趣地听完，表示能夠理解張學良的想法，并且說：“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我將把你的意見帶回去，提請中共中央鄭重考慮后再作答复。” 張學良見周恩來沒有批駁他，回答懇切，感到他的意見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是愉快。聯蔣抗日。是張學良企求解決的最大問題，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聯共不反蔣，以壯大抗日力量，實現他率部打回東北去的愿望。 張學良對發動抗戰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問：其一，他認為國家統一要集權，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共產党式的。一條是法西斯式的。還講了一通法西斯主義可以救中國的道理。這是他考察歐洲時形成的觀點。其二，戰爭爆發，日本封鎖中國海岸并扶植偽政權，中國如何取得外援？其三，日本對已占領要地固守如何辦？日本內部能否起變化？等等。 對于能否在中國實行法西斯式統治，周恩來分析道：“法西斯是帝國主義的產物，把資產階級一點形式上的民主都拋棄了。法西期是反歷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沒有群眾基礎。要抗因，要收复東北，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不可能的。要發動民眾必須實行民主。中國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處理中國問題理應聯共。” 張學良听后，陷入了沉思。從此以后，他再也不提法西斯主義了。 周恩來又說：“日本不可能將我國完全封鎖，軍援既可得之英美，也可得之于蘇聯。抗戰持久，有可能引起日本內部嘩變。” 張學良不住點頭。看得出，他對周恩來很佩服。 雙方在聯蘇、停戰、合作、通商、互派代表等問題上都形成了共識。 10日凌晨會談結束，張學良拿出一本為紀念《申報》60年而印制的大地圖送給周恩來，說：“讓我們共同保衛中國！”為了幫助邊區解決經濟困難，張學良還贈送給紅軍３万塊銀元，以后又補送了20万法幣。 事后，周恩來對李克農、劉鼎等說：“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快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張學良很激動。他對劉鼎說：“我對會談很滿意，比想像的好得多。我從未見到這樣的人，周先生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解決了我很多疑難，繪我印象极深。我和蔣先生相處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是否抗日。對共產党，我不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還知道它的第二步是要建立民主、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 周恩來向中央報告了談判的情況，中央同意談判結果。4月１４日，毛澤東、彭德怀致電周恩來：“張、楊兩部關系由你統一接洽并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我們一般不与發生關系，對外示統一，對內專責成。” 從此，周恩來就統一主持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統一戰線工作。延安談判后，中國共產党同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系進人了一個新的階段。 張學良的建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視。四個多月后，中共改變了反蔣抗日的口號，作出了“逼蔣抗日”的決定。這是后話、按下不提。 再說石頭城里的蔣介石雖然暗中派人与共產党聯絡，卻一刻也沒有放棄對紅軍的進攻和對蘇區的封鎖。對于共產党和張、楊的秘密接触，他當然不會熟視無睹。事實上，他早就覺察到張、楊對“圍剿”紅軍行動消极，曾致電指責，說他們“隔岸觀火”。于是，他准備北上，親自“督剿”。然而正在這時候，兩廣事變爆發了。 蔣介石早就在打廣東和廣西的主意了。紅軍退到西北一隅后，內部的統一，只剩兩廣了。廣西桂系李宗仁、白祟禧一直是在那儿為王的，廣東的陳濟棠也一直坐著“南粵王”的位子。兩下聯合，半獨立于一方，自成小朝廷。 机會的到來是胡漢民的突然去世。胡漢民前几年被蔣介石囚禁后出了國，1935年11月在五全大會上被選為國民党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而蔣介石卻屈居其下，任副主席。1936年1月，胡漢民回國，蔣介石派員到香港迎接他去南京，他對蔣余恨末消，拒不去南京，留廣東，擬伺机反蔣、遂被兩廣倚為重心。不料5月忽患腦溢血，不治而亡。蔣介石支刻抓住這個時机，意欲解決兩廣。他想用离間計各個擊破，告訴陳濟棠，以維持廣東原局面為條件，讓他進兵廣西，中央出兵協助，徹底解決李宗仁、白崇禧。原系蔣介石左膀右臂、深知蔣介石手段的陳濟棠卻不上這個當，且大怒：“蔣介石既可授意廣東解決廣西，又何嘗不會反其道而行？” 于是，陳濟棠与李宗仁、白崇禧聯絡。雙方商定：蔣既已打兩廣主意，与其坐而待斃，不如先發制人，借來抗日的旗幟反蔣。利害所致，一拍即合，遂聯絡西南將領几十人，于5月28日聯名發表通電，表示誓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要求南京政府對日宣戰，并調軍北上抗日。隨即成立軍事委員會，將粵、桂軍政稱“抗日救國軍”，由陳濟棠任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任副委員長兼副總司令。兩廣總兵力約30万人。 蔣介石气得火冒三丈。兩次下野的舊事歷歷浮現于他的眼前。他第一次下野，李宗仁是主謀之一；他第二次下野，陳濟棠是個關鍵人物。這個時候他們在后院放火，醉翁之意不僅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呀！敏感過人的蔣介石一嗅就嗅出了別樣的意昧。他不得不急起應變，然后匆忙間只湊了20万人。他的部隊分駐在抗日前線和剿共前線，一時抽不回來。 兩廣部隊守兩側攻中間，對福建、貴州取守勢，對江西、湖南取攻勢。陳濟棠集主力于大庚、韶關，欲攻江西；李宗仁、白崇禧集主力于全州、桂林，擬攻湖南。 蔣介石從福建、貴州向兩廣運軍，又調兵到衡陽集中，另派部隊到江西、湖南邊境，准備向粵、桂軍全面攻擊。同時還把空軍集中到湖南、江西兩個基地，把海軍集中到廈門，准備海空配合攻擊。 兩廣兵變，舉國嘩然，輿論多表支持。 毛澤東向記者發表談話說：“西南抗日反蔣的軍事行動，客觀上是革命的与進步的行動。雖然這中間還不免有個別分于夾雜有權位、地盤等不正當的動机。”紅軍還發表宣言：“凡阻止兩廣軍隊抗日前進，不論任何軍隊与任何人，抗日將士必須以自己的武裝堅決將其消滅。”全國各地包括南京，都爆發了大規模游行，吁請國民党中央立即接受兩廣要求，將大軍調轉槍口對准日本帝國主義。聲勢之大，遙相呼應于6個月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所不同者，那時只是徒然喊喊，手無寸鐵，這會儿卻有30万大軍在行動。 蔣介石老謀深算，先按兵不動，同時利用一切手段拖住對方。他公開說：“中央和兩廣沒有什么隔閡呀，兩廣同志救國的精神与人們是一致的。再說，胡漢民先生的遺志，也是要我們實現團結呀。團結一致才會有力量抵御外侮，否則自家打起來，國力削弱，徒讓日本人鑽空子。”同時宣布將召開五屆二中全會，讓兩廣派人參加，以便“共同商決—切”。了月初，兩廣派了一個300多人的請愿團求見蔣介石，請他回師抗日。蔣介石寬容地唯唯，說：“好說，一切都好說。”暗地里，卻故伎重演：一手拿槍，一手拎出了盛滿金錢的盒子。 一位叫吳有的神秘人物被派往廣東，又神秘地回到南京、報告蔣介石：廣東的空軍有門了，只是要一筆錢。他向蔣介石說出了錢的數額。 一听這么大的數額，蔣介石的左右無不搖頭，以為太不合算，因為這么多錢几乎可以買到陳濟棠全部飛机的兩倍了。 蔣介石卻斷然說：“可以，別說是兩倍，就是三倍的价錢也可以。這不光是買飛机的問題，而是搞垮陳濟棠全部實力的問題。” 神秘人物一笑，點頭告退。 7月4日，陳濟棠的空軍司令黃銳光，突然率40多名飛行員全部發動飛机，飛机場上一陣轟鳴。緊接著，几十架飛机直上云天，齊齊飛投蔣介石去了。陳濟棠望著天空捶胸頓足，令衛士開槍齊射，哪里有一點用處？ 蔣介石大喜，在廬山宴請全部飛行員，高喊：“干杯！為英勇無畏的空軍革命同志，祝你們冒險犯難歸到中央！” 挾空軍飛來之勢，蔣介石駕輕就熟地做起分化瓦解工作。他勾通陳濟棠主要部將第一軍軍長余漢謀，許以廣東的綏靖主狂之職。余漢謀一看机會來臨，7月8日通電擁護蔣介石，并對陳濟棠強施高壓，限他24小時內下野，离開廣州，否則性命不保。陳濟棠求救于第二軍。蔣介石又匈通第二軍軍長張達，張達也通電服從蔣介石。接著，粵方鄧龍光、鄺文光等高級將領竟傾巢擁蔣。 陳濟棠成了光杆司令，只好滿含辛酸下野。臨飛香港前，他去見李宗仁。 “這次蔣介石委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委你和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先逼我走，下一步就是你們了。” 李宗仁說：“我堅持到底！” 陳濟堂苦笑一聲：“陰謀和鐵腕，我們沒有誰是老蔣的對手。 兩廣事變傾其一半。李宗仁回南宁，事變中心移到了廣西。李對白崇禧說：“原先以為西南只要打出抗日旗幟，登高一呼，全國必定響應，蔣介石如不順從民心，必然垮台。現在看來是另一回事了。”白崇禧說：“我們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死了才有板子埋。”兩人商定，搞持久戰，真打起來，敗了是為抗日，雖死猶榮；如蔣知難而退，有和的可能，就适可而止。 蔣介石一方、知戰為下策，和為上策。乃命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到軍委任職，二人不從。蔣又改任白為浙江省主席，李為軍委常委，二人又不從。蔣大怒，欲走武力解決一途。李、白立將14個團擴為44個團，誓与蔣一決雌雄，眼見得第二次蔣、桂戰爭一触即發。全國又大嘩，擔心內戰再起，親病仇快。馮玉祥等也親自找到蔣介石，說不可打。蔣認為有理，就派人談判。李、白提出了許多條件。蔣介石說：“只要和平解決，叫我吃點虧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虧。為了他們的政治生命，我不能叫他們吃虧。”隨即寫信給李、白：“党國存亡，革命成敗，全在此舉。望吾兄以救党國、慰民望為重。” 李宗仁、自崇禧騎虎難下之時，有此一轉，也就龐和，与蔣的大員談得很順利。隨后西見蔣介石，富歸于好，以共赴國難互勉，都不再糾纏各自以前所為。 蔣介石緊皺的眉頭終于展開了，他再一次胜利了，他又可以集中精力對付西北方的共產党了。 正當蔣介石盤算著對西北紅軍實行第六次“圍剿”的時候，一位神秘的西方人踏上了這塊神秘的土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淞滬戰爭的斯諾，隱約地感到：中國將發生我們時代的“大新聞”。在隨后的几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見過蔣介石和宋美齡。在那些場合，他認出了宋慶齡，并很快覺出她的真誠，通過她，他認識了許多未來的歷史創造者——年輕的作家、藝術家和軍人。當蔣介石在抗戰和“剿共”之間跳來跳去時，宋慶齡曾深沉地說：“除了孫逸仙博士之外，我從來就不信任中國的任何政治家。而他的思想并不是中國人的思想，他考慮的是整個世界。” “你現在還是不相信中國的任何政治家嗎？”斯諾吃惊地問。 宋慶齡搖了搖頭，然后又說：“比起他人來，我對毛澤東還是信任的。” 毛澤東的名字第一次裝進斯諾的腦海。 另一位有遠見的美國將軍、駐華武官史迪威，有一天對著斯諾沖口而出：“蔣稱紅軍是土匪，也許是的。但是，是土匪也罷，不是土匪也罷，反正他們是游擊戰的能手。我不知道他們宣傳些什么，但是，我看，他們似乎已經有了能克敵制胜的指揮官了。我是指那些不是對士兵說：‘你們打呀！’而是說：‘跟我來！我是指揮官。’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面且有很多這樣的指揮官，那就夠日本人受的了，就可以把日本人送上西天了！” 毛澤東是怎么個人物？紅軍到底是什么樣子？國共關系、中日關系將會如何？這些問題深深吸引了斯諾。作為特約撰稿人，他試著向《紐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秘密提議，讓他突破對西北共產党控制區周圍的封鎖，進入紅區。兩家報紙都很贊成他的計划。《每日先驅報》答應負擔他此行的全部費用，并且如獲成功。還將支付他一筆可觀的獎金。當時在蘭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他約稿，并預付了一些稿費。得到這些支持，斯諾便到上海去，再次拜訪宋氏齡，請她幫助。他希望紅軍起碼把他作為一個中立者，而不是當作間諜。宋慶齡愉快地答應了。1936年春天，斯諾從上海回到北平。宋慶齡為他作了安排，通過她，斯諾与北平的一位教授取得了聯系，他為斯諾寫了一封致毛澤東的介紹信，還告訴斯諾同西安的地下工作者接頭的辦法。6月，斯諾肩起簡單的行裝，由北平出發，開始了后來震惊世界的神秘之旅。 “哈羅！”當斯諾走進陝北安塞一間窯洞時，一位身材清瘦、頗有軍人風度的人迎接他。斯諾發現他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蓄著一把中國人少有的濃密的大胡子。 “哈羅，”他微笑著，用英語說，“我是這里的負責人，我叫周恩來。” 斯諾上前握住他的手，打量著他。斯諾知道。周恩來是共產党和紅軍的重要首腦，蔣介石曾懸賞8万元要他的首級，可是在他的門口，分明只有一個哨兵。周恩來熱情地把斯諾邀請到自己的窯洞里。 “我們接到了報告，說你是個可靠的記者，對中國友好，相信你會如實報道。”周恩來已有五年不講英語了，講起來有點遲緩，但相當准确。“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我們會盡力幫助你了解情況。” 斯諾和周恩來談到深夜。有時，紅軍通訊部長李克農和參謀長葉劍英也來坐坐。周恩來坦率地回答了斯諾的大部分問題。還給斯諾畫了一張紅軍占領區的草圖，講了近期的軍事、政治計划。這兩個計划的主要目的在于結束內戰，同其他軍隊結成抗日統一戰線。 “這么說，你們放棄革命了？”斯諾不解。 “絕不是的，我們在促進革命，而不是放棄它。也許革命會通過抗日取得政權。” “如果南京政府不抗日，一味求和怎么辦？” “共產党人將北上和日軍直接較量。”周恩來說，“我們在華南，僅僅靠農民的支持就成功地開展了對蔣介石的游擊戰。有廣大人民的支持，我們對日本的游擊戰會更成功。” 會見結束時，周恩來在他手畫的草圖上給斯諾指出一條路線，標出了每個地方要訪問的人名和机构名稱，行程約需90多天。于是，在周恩來揮手之下，在一隊士兵的保護下，斯諾前往保安。此前不久中共中央已決定西遷保安，而將瓦窯堡讓給了東北軍。 斯諾是第一個走進陝北紅色蘇區的西方大國的新聞記者。對于斯諾的來訪，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特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研究。出席會議的有洛甫、毛澤東、博古、王稼樣以及吳亮平等人。會上明确中共當前主要的目標是反日，從反日統一戰線出發，需顧及其他帝國主義及其人民之利益，并把這些利益与中國人民的利益聯系起來。因此，中共在确定對外建立反目統一戰線方針后，積极尋求國際援助，并准備在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方面向英美作出讓步，對美國可能支持中國抗戰抱有較大希望。 所以，斯諾一進人保安，就受到了紅軍的列隊歡迎。他們高舉著用中文和英文寫的“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標語，減著口號。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出來迎接。 在這個塵土飛揚、條件艱苦的小城里，共產党人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國家机构，包括外交部、財政部、農業部、衛生部等，還有個“窯洞出版社”。外交部招待所是一個有四間小磚房的院子，其中一間就成了斯諾的臨時宿舍。過去不遠就是毛澤東居住的單間窯洞。只有一扇窗和一道通向小路的門，門口站著一個哨兵。 當晚，毛澤東步行去外交部招待所，看望了斯諾和美國醫生馬海德。斯諾后來這樣回憶起他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的情形：“直到吃晚飯時，毛澤東才來。他用勁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靜的語調寒瞳了几句，要我在同別人談話過后，熟悉一下周圍環境，認識方位，然后去見他。他緩步擠滿農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靄中散步去了。” 以后，斯諾經常出入毛澤東的窯洞，不是下午，就是晚上。毛澤東時常邀他去吃饅頭夾辣椒，或者吃賀子珍用當地的酸梅做的甜食，然后一連談上几個小時、有時差不多談到次日黎明。 毛澤東也以濃厚的興趣觀察期諾。時常擱下大堆文件、電報，取消一些會議，以便跟他交談。主辦過《湘江評論》朗毛澤東十分懂得宣傳的重要性。他知道，斯諾雖是一位普通的記者，但他手中的筆畢竟是一种重要的媒介，通過他，紅區將為世界所了解。特別是他的看法一旦發表出去，盡管國民党實行新聞檢查，也會傳到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耳朵里。 正是： 一支筆杆金不換， 記者便是無冕王。 要知毛澤東与斯諾所談內容，請看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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