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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國共兩党關系即進入全面對立的時期。國民党憑借中央政權的力量，對中國共產党在軍事上“圍剿”，在文化上圍攻，在經濟上封鎖，誓欲將共產党斬盡滅絕。共產党則以武裝斗爭來反抗國民党的武裝鎮壓，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并在農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政權，与國民党相抗衡。于是，國共之間兵戎相見，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展開了生死搏斗。戰爭，戰爭，還是戰爭…… 然而，歷史的發展總是充滿了各种令人難以預料的契机。進入30年代以后，世界形勢与中國政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法西斯勢力的猖獗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世界和中國進人一個非常時期。特別是從1935年5月開始，日本為實現其吞并中國的野心，向華北發動了一系列新的進攻，從而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變動了國內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于是，園共兩党都開始考慮調整各自的政策，在兩党交戰的背后，談判悄然發生了。 早在“九。一八”事變剛爆發時，共產党就開始說話了。中共中央在《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中，抨擊蔣介石的妥協、內戰政策，號召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寫道： 党在這次事變中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發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惊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斗爭上來。 侵略者的鐵蹄步步緊逼，民族危机日益嚴重。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准備在三個條件下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抗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与領土的完整。宣言雖短，卻傳遞了大量的信息。表達了共產党要求停止內戰、合作抗日的真誠愿望。 宣言很快引起了反響。在國民党的范圍內，甚至在南京，表示擁護聯合一切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包括共產党人進行抗日的”呼聲很高。馮玉樣和蔡廷鍇發表了相應的聲明。据電台報告，廣東和廣西兩省主席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愿。 1934年4月20日，中國共產党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名義、發表了《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六大紉領：(一)全体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二)全体人民總動員；(三)全体人民總武裝；(四)立刻設法解決抗日經費；(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 這個文件一經發表，便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簽名擁護的有几十万人之多。抗日六大綱領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党對國民党政策的新發展。文件不再堅持推翻國民党是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其中所提的建立“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作為全國抗戰的總領導机關，實質上是后來所提“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的萌芽。 1935年1月，毛澤東進人中共中央領導核心。這一決定共產党命運的重大問題是長征途中在遵義會議上解決的。那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二樓一間較大的屋子里，人坐得滿滿的。政治局委員來了：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云；政治局候補委員到了：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丰；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也從各自部隊匆匆赶到了：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怀、楊尚昆、李卓然。与會者還有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當然在座，翻譯伍修權緊靠他身邊。在這之前，先后掌握中央領導權的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已經相繼下了台，在1931年初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實權落在了王明手里，王明去莫斯科就任中共駿共產國際代表前，指定博古即秦邦憲負總責，因此，在遵義會議上坐在正中位置的是博古。 遵義會議經過三天討論，根据多數人的意見，最后作出決議，認為沒有能夠粉碎國民党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是在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而軍事領導的錯誤應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團”負責，李德和博古龐負主要責任。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撤銷博古、李德對軍事的領導，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思來是党內委托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在常委中重新進行分工，根据毛澤東的提議，由洛甫即張聞天替代博古負總責，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不久，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作戰。從此以后，軍權始終牢牢地掌握在毛澤東的手里，直到他后來成為全党和全國的最高領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35年深秋，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進入陝北。這天，他和彭德怀等剛在前線指揮完大獲全胜的直羅鎮戰役，一封電報送到了他的手中。 毛澤東湊近油燈一看，是從瓦窯堡發來的急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派代表張浩(林育英)從莫斯科已到瓦窯堡，帶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估計直羅鎮一仗已經總結，開一詳細討論的會議。你意如何，請速回電。”落款是洛甫、博古。 毛澤東從前線回來，進了瓦窯堡，一碗雜面片、一碟紅辣椒剛剛下肚。周恩來的聲音已經從門外傳來： “主席，張浩同志來了！” 周恩來對毛澤東很尊重，毛曾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所以周這樣稱呼他。 “潤之，你好！”張浩快步走進窯洞。他是林彪的堂兄，共產党中少數的工人分子之一，當年曾在長沙幫助毛澤東領導中共湘區助工作，和毛很熟，所以還以當年的習慣稱呼毛。 “育英，你辛苦了！”毛澤東伸出一雙大手，緊緊握住張浩粗黑的兩只手，聲音發澀，兩眼濕潤，“我听博古、聞天說了，你從蘇聯回來時穿著光板羊皮妖，靠著兩條腿，穿越千里戈壁灘、大草甸。都說蒙古草原上‘北風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你一定沒少吃苦！” “是啊，”周恩來說，“張浩同志真不簡單。他擔心路上出事，《八一宣言》全文，与莫斯科聯系的電報密碼、聯絡方法，全靠腦子背下來了！” 張浩說：“我看國內同志更辛苦，你們長征途中爬雪山過草地，吃草根皮帶，那才叫吃盡人間苦！你們知道吧，今年？月25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舉行時，我們20多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出席了大會，會場正中間懸接著蘇聯党旗。党旗對面是什么？是一幅中國大地圖！上面插滿紅旗，并注明：中國30万紅軍正在浩浩蕩蕩大進軍。因為中國共產党是所有參加共產國際的各國党組織中，除已經奪得政權的蘇聯之外，惟一一個擁有自己軍隊、自己武裝的政党，為眾兄弟党所敬重，更為共產國際寄予厚望。” “噢，如此樂觀地估計中國革命形勢如何又產生《八一宣言》呢？”毛澤東招呼張浩、周恩來上炕。入夜后，窯洞里寒气逼人。 油燈下，毛澤東靠著被褥，張浩倚著炕桌。周思來坐在炕頭，一人一杯熱水暖著手。張浩打從頭細細地說起經過。 1933年初，張浩奉命第二次去蘇聯。為了安全，他只能舍近求遠，乘海輪經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2月下旬到達德國首都柏林。 這里，法西斯頭子希待勒已經上台，正在取締共產党和社會民主党，瘋狂迫害猶太人。希特勒叫喊要“把馬克思列宁主義從德國連根拔掉”，為達到目的，2月27日精心策划了“國會縱火案”。張浩為了了解情況，由中共旅德支部負責人王煩南陪同特地到出事現場，看到被燒毀的國會大廈還在冒煙。希特勒將“國會縱火案”的罪名轉嫁到共產党人身上。于3月9日逮捕了共產國際著名的活動家季米特洛夫，宣布德國共產党為非法，大肆逮捕共產党人，把德國推人了白色恐怖之中。 1934年2月27日，受盡法西斯迫害的季米特洛夫經過艱苦斗爭，終獲無罪釋放。他回到莫斯科，擔任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在他主持下，共產國際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承認各國共產党所面臨的情況不同，紛繁复雜，開始改變過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作出了今后不再干涉各國共產党的組織事宜的重要決定，強調各國党要從本國的特點出發，把馬列主義運用到各國的具体環境中去，共產國際只“對共產主義運動實行總的政治上的領導，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問題上給予各國共產党以指導”，提出要糾正“机械地模仿、簡單地抄襲”蘇共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的錯誤傾向，認為這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季米特洛夫深知法西期主義的崛起是人類之大敵，因而提出共產國際當務之急是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并以此為指導思想積极著手籌備共產國際的第七次代表大會。 這時，德意日勢力在東西方已先后崛起，世界面臨著法西斯的進攻。夜西方，德國、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取得政權，正向外擴張。在東方，日本帝國主義繼占領中國東北之后，1935年又繼續南進，大肆向華北入侵，扶持漢奸醞釀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華北陷入危机。而國民党政府不但不予抵抗反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相繼与日本帝國主義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使中華民族面臨异常沉重的危机。 消息傳到莫斯科，在那里的共產党人憂心如焚。中共代表困成員、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部主任吳玉章，急電王明，共商對策。當時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的王明正在基斯洛沃德斯克療養。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与中共代表團根据共產國際的新政策和國內華北事變的嚴重局勢，醞釀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体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初稿，經代表團的了天反复討論修改，于1935年7月14日在代表團的會議上一致通過。隨后由王明譯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審閱，受到贊許。8月1日，中國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這個宣言。宣言先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上刊登，很快就在國內和海外華僑中傳播開來。 “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和主要矛盾。提出了救國的任務。”張浩晃了晃手中已經整成文字的《八一宣言》，連看都不看，全文一字不差地說下去，“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干鉤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全國同胞要為祖國生命而戰，為民族生存麗戰！無論各党各派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伍何意見上或利害上的差异，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閻于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只要國民党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与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与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愿意与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他那濃重的湖北口音，抑楊頓挫地在窯洞里回蕩著。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贊同地點點頭。前一時期因為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所以并未獲悉宣言的內容。毛澤東這是第一次原原本本地听到。顯然，他對這個文件頗有興趣。 張浩說完文件內容，解釋道：“我們當時起草時是想表達中國共產党團結御侮、共同抗日救國的真誠愿望，還第一次提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統一戰線組織形式，以及國防政府的施政方針，就是十大綱領。我們在國外，不太清楚國內情況，恐怕是隔靴搔痒，具体條款，也可以商量修改……” “對《八一宣言》，共產國際反應怎樣？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季米特洛夫發表什么意見了嗎？”毛澤東問。 “季米特洛夫在會上作了《關于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的報告。他明确批判了關門主義，正式确定了共產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提出了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建文起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人民陣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的口號。季米特洛夫在大會上鄭重宣布：‘我們擁護兄弟的中國共產党的這一決議：中國一切決心真正救國救民的有組織的力量結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 張浩講話像竹筒倒豆子一樣快捷流利，季米特洛夫報告那么長的題目，也不曾打一點磕巴。他突然意識到什么，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我像小學生背書吧？別見笑，這一陣子我連做夢也在背這些內容，就怕忘記，就怕記錯！” 是啊，這是一項多么艱難的任務啊！從1934中6月起，中共中央就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張浩回國。就是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委托，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和《八一宣言》，盡快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聯系。他途經蒙古回國，要經過茫茫沙漠，穿越層層封鎖，因此，一份文件、一封介紹信都不能帶，只能把一切裝進大腦。 “育英同志，你真是為党立了一大功！”毛澤東伸出大拇指，“你來得及時。大敵當前，統一戰線确實是個寶，關門主義要不得，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政策的轉變太及時了。等中央開會，你好好講一講。你是親眼目睹法西斯罪行，你講的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夜，毛澤東窯洞的油燈通宵達旦。宁靜的夜空里，不時響起三個人爽朗的笑聲。 12月17日，陝北瓦窯堡，張聞天居住的窯洞里生起炭火盆，活潑跳躍的火苗，迅速把屋里冷硬的空气軟化，變得暖融融的。炕上、桌邊，坐滿了說說笑笑的中共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丰、張浩…—。 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和《八一宣言》，毛澤東作了主題發言。會議在討論軍事戰略等問題時很快就形成了一致意見，但一討論到政治問題特別是統一戰線問題時，便發生了爭論，會場气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大家還記得福建事變吧？”毛澤東由此提起話頭，“時机那么好，卻被我們錯過了，為什么？” 福建事變是十九路軍的領導人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聯合李濟深發動的。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戰，堅持月余。卻受到蔣介石的申斥，被調到福建“剿共”。他們不愿打內戰。秘密派遣在歐洲同周恩來相熟的陳公培到蘇區聯系。1933年10月和紅軍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議》，從而解除了紅軍的側翼之憂。11月，他們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与蔣介石公開決裂。蔣介石聞訊后，馬上抽調進攻紅軍的部隊人閩。周恩來向博古、李德等建議紅軍三、五軍團側擊入閩的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中央認為李濟深、蔡廷鍇他們与蔣介石之間的斗爭屬于軍閥內部的斗爭，不應援助他們。在周恩來的一再堅持下，中央才派了三軍團側擊人閡蔣軍，可是為時已晚，僅抓住蔣軍一個尾巴。很快，十九路軍失敗，蔣介石騰出手來全力“圍剿”紅軍，中央蘇區局勢越來越惡劣，不得不長征…… “為什么錯過時机呢？”當人們沉浸在對兩年前福建事變的回憶中時，毛澤東高聲說道，“因為有人認為哪有貓不吃油的，哪有軍閥不反革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向他吐一口唾沫，罵他一聲反革命。因此關門主義是惟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机會主義的策略。以致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卻吃了我們的子彈。這個叫做不會擇敵的浪費彈藥。” 毛澤東的一席話。像刀子一樣划在博古的傷疤上。遵義會議以來，他多次听到各种批評，有時也能听得進去。但听到如此尖銳且帶嘲諷的批評，卻忍不住血往上涌。他壓住火气。盡量不緊不慢地說：“听了國際的意見和《八一宣言》，我已經了解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确實，在中國，只有動員千千万万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才能打垮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但是，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与大資產階級屬于一個階級的范圍，他們剝削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怎么能夠從大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分化出來呢？怎么能夠參加統一戰線呢？是的，中央蘇區失敗，犧牲那么多同志，我是有不容推卸的責任，軍事指揮上的失誤，我也要好好檢討。但如果像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是因為對福建事變的態度引起的，我不能同意。斯大林同志早就說過，在一切敵人中，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嘛！” 搏古話音剛落，毛澤東又亮開他的湖南鄉音，猶如針尖對麥芒地說：“難道我主張聯合民族資產階級就是對祖宗的不忠、對祖先的不孝嗎？”說到這儿，他拿眼睛瞟一下比他年輕十多歲的博古，語含譏諷，“人中間有3歲小孩子，3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國家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大事的道理。” 博古有些坐不住了，臉色憋得通紅。毛澤東不管博古的表情，只顧滔滔不絕地講下去：“馬克思列宁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當斗爭是對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過去這种狗打架的事多得很。遠的不說。不久前胡漢民和兩廣軍閥也打出“收复失地’、‘抗日剿共’并立旗號同蔣介石對應。你們看是不是有些奇怪呢？并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斗，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痛又痒的矛盾。這個缺口，這种矛盾，對于革命人民鄙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而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干千万万和浩浩蕩蕩的隊伍都赶到敵人那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毛澤東剛一停下，又覺意猶未盡，接著說，“關門主義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實奴仆。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宁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 話說到這個份上，博古縱然不服，也不便爭吵下去，只見他向后一仰，躺在炕上不吭气了。其他人有的吃惊，有的沉思，都不再做聲，會場气氛有些不自然。 “我講几句，”周恩來打破沉默，發言道，“共產國際七大精神非常及時，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十分必要。現在我們到了陝北，應該調整我們的政策，抓住歷史轉折的好時机，發展紅軍，走上抗日第一線。現在的政治形勢中心是開展民族戰爭，党的任務是團結領導千千万万群眾在党的周圍，進行民族革命戰爭。紅軍、游擊隊要成為反帝的宣傳者、組織者，紅軍在民族戰場上出現就可以吸收學生和白軍。做白軍的工作，特別做東北軍的工作、應提到新的高度。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須在政治上反對關門主義。要改變對于党員成分問題的机械理解，還要克服對知識分子的狹溢觀點，歡迎他們參加革命。” 大家最終達成了共識。12月25日，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与党的任務決議》，确定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會議決定派劉少奇去北平，做華北局的書記，在白區發展党組織；同時決定派周恩來全權負責對東北軍的統一戰線工作。 正在這時，傳來張國燾在率部南進途中另立“中央”的消息。毛澤東、洛甫、周恩來除去電嚴詞駁斥外，還商請張浩致電張國燾，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确的，奉勸張園燾立即取消偽中央，有關他与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這樣一來，張國燾的部下紛紛轉變態度，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 毛澤東環視四周，舒緩地吐出一口煙霧，吟誦一句： 山重水复疑元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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