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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汪精衛拿到電報抄件，立即約見了外交部長陳友仁和其他几位高級官員，把電文交給他們傳閱。 陳友仁惊訝地說：“這不是等于共產党向國民党開戰嗎？” 在座的人紛紛指責共產國際，指責蘇聯，指責中國共產党。 汪精衛气憤地說：“我看，斯大林的指示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党都得完。”在座的人隨聲附和，都認為國共合作已經走到終點，以早日分共為好。 6月5日，武漢國民党中央政治會議突然宣布解除鮑羅廷和加倫的聘約。在這次會議上，國民党左派們一個個神情嚴肅，目光炯炯。顯然，他們事先已知道了這—決定。 鮑羅廷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問：“什么？什么？請汪主席再說一遍。”他臉色漲得通紅。 “解除聘約是中政會的決定。”汪精衛平靜地說，“過去鮑先生為中國革命殫精竭慮，我們當然銘記于心。但現在既然政見不同，抱負殊异，只好請先生离開，我們各奔前程。” 鮑羅廷竭力揣測這一突變的原因，直到他知道羅易的泄密以后，才恍然大悟，但一切都已經遲了。任何解釋都成為多余的了。潑水難收，形勢急轉直下。 這時，北伐捷報頻頻傳來。5月30日，馮玉祥部占領鄭州。6月1日，庸生智部也到鄭州。2日，南京方面北伐軍攻下徐州。至此，北伐軍与馮玉樣會師中原的預定目標實現了。汪精衛為了解決面臨的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机，決定和統轄豫、陝、甘三省，虎踞中州戰略要地的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 6月8日，汪精衛、徐謙、顧孟余、鄧演達、譚延豈、孫科、王法勤、于樹德、何鍵等人來到鄭州。9日下午，馮玉祥僧于右任由洛陽抵鄭州，車站上擠滿了歡迎他的政府大員、軍事將領和各界。代表，興高采烈的工農群眾把他指了起來，送進轎車。 “那時，我們對馮玉祥的判斷比對蔣介石的失誤還大。共產國際不了解他的背景，以為他是位農民軍領袖。”周恩來几年后不無自嘲地說。鮑羅廷、加倫都曾直接幫助過馮玉祥，李大釗、劉伯堅等共產党人曾和他并肩戰斗然而現在…… 6月10日，汪、馮兩方面要人在鄭州隴海公園舉行會議。大家享用著汪精衛專列帶來的蘆筍罐頭、冰鎮汽水、新奇士橘汁和嘉萊巧克力，縱論天下大勢。武漢方面与會人員一面譴責蔣介石獨斷專橫，把党和政府置于他的軍權控制之下；一面指責共產党借口國共合作，搞階級斗爭，弄得人心惶惶，秩序大亂。破坏了國民革命；同時指責鮑羅廷，抨擊共產國際的指示。在會外談話中，更肆意發泄對共產党的不滿把個別事件加以夸大，聳人听聞地加以演染。何鍵對馮玉祥說：“現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團糟，稍微有几個錢的人，都無法安居了，連長、營長的父母兄弟。竟被拘捕去當土豪劣紳懲辦。再不嚴厲制止，國民革命就完了。”馮玉祥連連點頭，聯系到他在陝西時，農會帶領農民拒繳租稅、拘浦土豪劣紳的情況，對共產党和工農運動更加反感了。會議夜“分共”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馮玉樣不同意“討蔣”，而是規勸“息爭”，主張宁、漢聯合繼續北伐。會議開了兩天，馮想再討論一些問題，但汪對馮十分戒備。急忙南返。原來有人給汪拍了電報，說馮与蔣已經勾結好了。此次要在鄭州扣留他們。 蔣介石更清楚這時他多么需要馮玉樣的支持。只要把這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拉到手，就可以完全壓倒武漢的汪精衛。于是，蔣介石邀請馮玉樣到徐州會談。蔣介石是個很有心計的人，當他用誰時就對誰十分謙恭。馮玉祥的專車預定6月19日抵達徐州。這天一大早，蔣介石就率李宗仁等在徐州的將領，乘專車西上20多里，至郝寨車站迎候馮的到來。蔣以總司令的高位，猶如此謙下，使馮深受感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 6月20日至21日，蔣介石和馮玉祥在花園飯店舉行會議，胡漢民、李宗仁、蔡元培、張靜江、白崇禧等20余人出席，由吳稚暉主待。蔣允諾從7月起每月給馮部軍餉250万元，并立即饋贈50万元硬幣稿軍，還預請馮將來任軍政部長之職。馮十分感動，他知道，現在蔣介石的勢力是最大的，他和蔣介石聯合不會吃虧。他們互相恭維，蔣稱馮為“繪中國帶來福音的基督將軍”、“民眾救星”，并高呼“馮總司令万歲”，馮則稱蔣為“彼得大帝和拿破侖的化身”，表示“本人當唯蔣總司令馬首是瞻”。會議討論了8個問題，重點是達成了聯合“清党”和繼續北伐的協議。蔣介石提出要馮在軍隊及其管轄范圍內清党，馮慨然答應。 蔣、馮合作，武漢政府更加孤立。馮玉樣返回河南后，一連几封電報致武漢政府，敦促汪精衛等人加速分共，并實行宁漢合作。電報如最后通牒，大有如不照辦，即派大軍壓境之勢。 同時，馮玉祥一回河南就下令寫標語、撒傳單罵共產党，在他的轄區實行“清党”。隨即將軍隊中200名共產党員和轄區內中共地方党員干部州人調至鄭州。先請他們吃飯。然后馮講話：他說：“你們到我這里幫了忙，你們要反蔣，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蔣介石合作反張作霖。在我的軍隊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蔣。你們要反蔣，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吧！”隨后，馮玉祥送給劉伯堅1000元，科長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個悶罐子車皮把240余人拉到武胜關，讓他們下車。這些人后來多數去武漢，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國共兩党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攤牌的最后時刻。越來越多的共產党人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尋找出路。毛澤東、蔡和森一再建議中共中央注意反動軍官磨刀霍霍的嚴峻形勢，認為坐此靜待人家來處置，直無异魚游釜底，提議“中央及軍部應檢查自己的勢力，做一軍事計划，以備万一”。但陳獨秀等仍不醒悟，面對咄咄逼人的反共气焰，依然企圖以忍气吞聲的退讓來避免國共的決裂，并主動下令解散了工人糾察隊，拱手交出了武裝。 周恩來以其在党內的重要地位，曾經嘗試過進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來挽救革命——發動湖南農民暴動。那時，湖南農民運動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力量頗為強大，并且擁有不少武裝。由共產党人掌握的葉挺部隊、擊敗夏斗寅部后正駐軍湘鄂邊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還在河南，沒有來得及回師兩湖。這是一個稍縱即逝的良机。6月17日和20日，周恩來兩次在中央常委會議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划的報告，并准備親自到湖南去指揮這次暴動。但這個計划最后遭到國際代表羅易的反對而沒有實現，不輕易發火的周恩來气得和他大鬧一場。 湖南暴動計划被取消后，陳獨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再也拿不出什么好的主張來，完全處在不知所措的慌亂境地。政治局對每個問題都是動搖的、猶豫的、不一致的；對下一步該怎么辦也感到迷惘。在這种沉悶空气下，人心更加渙散。 6月30日，中共中央舉行擴大會議，通過了一個所謂“國共合作十一條政綱”，承認國民党“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共產党員參加政府工作“并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共產党人可以用“請假”名義退出政府。文件還說，“工農等民眾團体均應受國民党党部之領導与監督”，“工農武裝隊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与訓練”，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可減少或編人軍隊”，苦苦地哀求汪精衛不要“分共”。這個綱領不僅完全放棄了共產党在國民革命中的獨立地位，而且自動代替帝國主義、軍閥、資本家取消了工農民眾運動的合法存在。 然而，投降主義者的這种哀求除了捆住自己助手腳以外，并不能打動汪精衛集團的心。6月26日，康生智公開宣布反共，這顯然是得到汪精衛默許的。三天之后，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從河南前線開回漢口，殺气騰騰地發出反共訓令。他說工農運動便是“指有飯吃有衣穿的人為土豪，指有學問有道德的人為劣紳，私擅逮捕，任意殘殺……佃戶壓迫田東，店員壓迫店主，農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經營，士不讀書。提倡獸化，毀棄人倫，天昏地黑，人人自危，古來大亂。未有如此。”認為這“純系共產党中暴徒之策略，并非幼稚過火之錯誤”，叫喊鏟除“屠殺良民的暴徒”、“扰亂后方的暴徒”，要求汪精衛、唐生智“明令与共產党分离”。事實上，何鍵已經指使其部下在街頭拘捕共產党人，并伙同武漢衛成司令李品仙派兵占領了全國總工會等机關。 這時。傳來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緊急訓令，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隨即派來羅米納茲作為國際代表接替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工作。7月12日，中共中央實行改組，陳獨秀停職，成立了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5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經過這歐改組，主張武裝反抗國民党屠殺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從而為后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發動和“八七”會議的召開開辟了道路。 次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指斥汪精衛等人“近日已在公開的准備政變，以反對中國人民极大多數的利益及孫中山先生之根本主義与政策”，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党人。但不拋棄与國民党合作的政策。隨即，中國共產党的全部工作轉為應付突然事變，大批共產党員緊急撤退，處于公開狀態的共產党組織迅速轉入地下。 這時，有入企圖毒死加倫將軍。在一次宴會上，其他蘇聯顧問中有一人中毒而死，但是加倫被救活了。 美國記者希恩去看鮑羅廷，這位到中國已歷四載、經受過后殿風雨的老顧問依然慷慨激昂。他說：“我將堅持別最后一分鐘。到非得离開時，我才离開。但是，不要以為中國革命行將完結。或者徹底垮了。它將轉入地下。它將成為非法運動，會受到反革命的鎮壓，被反動勢力和帝國主義擊敗；但是它學會了如何組織，如何斗爭。或遲或早，從現在起一年、兩中、五年，它將再次公開。這可能遭受多次失敗，但是最終將會胜利。這里發生的一切，人們是不會忘記的。” 7月13日，堅定的國民党左派鄧演達發表辭職宣言，譴責汪精衛等人“与共產党分离”、“殘殺農工”、“向蔣圖謀妥協”。然后，他裝扮成農民模樣，悄悄离開了武漢。 嚴峻的時刻，宋慶齡講話了。7月14日，她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嚴厲斥責蔣介石、汪精衛“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和“一條利用現在的奴隸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她說：“我對革命并沒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面對洶涌圍滾的反共濁流，她大義凜然地表示：將不再參加“本党新政策的執行”。宋慶齡的聲明被國民党的報紙禁止發表，但是她安排《密勒氏評論報》刊登了。 國共決裂的最后日子到來了。7月14日，一次決定性的秘密會議開了几個小時。汪精衛神情默然地坐在長形會議桌的一頭，緊張的辯論使他感到疲憊不堪。參加過共產党首次代表大會、后又与共產党為敵的陳公博咬牙切齒地說：“目前若再不分共，恐怕大家都跟著共產党跳水！”陳友仁表示反對，但孫科當即和他大吵大鬧。直到深夜，他們的意見才基本一致：立即實行分共。 “合作了這么几年，說反就反了嗎？”陳友仁最后不無遺憾地說。 “該反就得反”汪精衛冷漠地回答。 7月15日，汪精衛召集國民党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通過了所謂《統一本党政策案》，正式宣布同共產党決裂，公開背叛革命。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隨之而來的是國共兩党兵戎相見，進行長達10年的國內戰爭。這是后話，按下不表。 再說汪精衛集團宣布分共反共之后不久，就對共產党人和工農群眾展開大屠殺，其瘋狂殘忍程度一點也不比蔣介石遜色。汪精衛聲言：“宁可征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宋慶齡喬裝打扮，乘船順江而下，來到上海。她在莫里哀路稍事停留，匆匆地將自己的事情安排妥當，便開始了下一個公開同蔣、汪分道揚鑣的引人注目的行動——她接受鮑羅廷的建議，公開訪問莫斯科。她在一位原來幫助國民党辦報的美國人雷娜·普羅梅小姐陪同下，上了一艘蘇聯貨船。接著，陳友仁帶著兩個女儿也來到這艘船上。在早晨的浪潮中，大船向海參戰駛去。 7月27日，鮑羅廷和美國記者安娜。露易絲·斯特朗一道，离開武漢，返回蘇聯。一個多月前，鮑羅廷和140多位蘇聯顧問的職務已被汪精衛解除。但是當他离去時，汪精衛等人卻給子极為隆重的歡送。汪把鮑送上專列，又把國民党中央一封表示“友好感情”的信交給她。鮑羅廷向歡送的人表示感謝，揮手告別。站台上的中國人有眼含淚花的，也有冷嘲熱諷朗。此前不久，鮑羅廷的夫人差一點被張作霖殺害，因多方營救才逃出魔掌、此刻正躲在蘇聯大使館。當鮑羅廷途經鄭州時，汪精衛秘密致電馮玉樣，要馮將鮑殺害。馮不忍下手，反而以禮相待，親率高級官員到車站迎送，送上大紅絹紗一匹，并派出張允榮、李連山等人將鮑羅廷一行由潼關經蘭州送至庫倫，使他們得以安全返回蘇聯。 宁、漢雙方終于在反共問題上合流了。但他們積怨太深，合流卻不能合作，而且蔣、汪都想當國民党的一號人物。于是，他們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較量一番了。雙方先是文電往返，吵來罵去。漢方稱他們反對南京的斗爭是“党權運動”，而宁方則自稱反對武漢是為了“維護國民党”。接著，漢方以唐生智為總司令東征討蔣，在江西增兵；蔣介石急調李宗仁在安徽布防，長江中下游厲兵秣馬，嚴陣以待。馮玉祥出面調停，未果。 7月28日，汪精衛把江南的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張發奎及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參謀長葉劍英等人召到廬山開會，企圖說服他們東征討蔣。江北的第一方面軍唐生智討蔣是積极的，自然不要去說服。 “為什么你們剛開抵南得線就駐足不前呢？”汪精衛質問。 張發奎對北伐、東征均已毫無興趣，一心只想打回廣東老家。他冷笑一聲說：“南京方面戰將如云，我們不是往死里碰嗎？” “是啊，”黃琪翔謹慎地說，“第四軍都是廣東人，現在老家讓李濟深奪去了，還有什么心思打仗？我看我們還是先打回廣東去。“你們不打南京也罷，”汪精衛強忍怒火說，“但賀龍和葉挺的部隊几乎成為共產党的大本營了，我希望你們能迅速解決。” 張發奎保證說：“他們不是共產党。盡管他們同情共產党，但我擔保他們不會違抗我的命令。” 汪精衛把身子往后一靠，說：“既然如此，那就請你把賀龍、時挺召到山上，我們共同商量一個解決的辦法。” “行！” 張發奎當日便發了一封電報，請賀、葉上山。不料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是個秘密的共產党員，他擔心汪精衛不怀好意，連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煙水亭的二十軍司令部。告訴賀龍和葉挺千万不要上山。他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移防開往南昌，聯合那里的周恩來、朱德、劉伯承、聶榮臻等人發動起義去了。 8月1日凌晨，一聲槍響划破了長夜的靜寂，完全由共產党控制的軍隊在南昌起義了。從此，共產党有了自己的武裝。 第二天，听到南昌起義消息的汪精衛從廬山跑回武漢。他一面大罵“一個共產党徒和一條毒蛇、一只猛獸一樣，決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面和譚延豈、唐生智、孫科、程潛、米培德于8月3日聯名給馮玉祥摘電報，表白他們已經徹底反共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統一方法，戰爭可不必有，遷都南京也是可以的。 經馮玉祥溝通，8月8日，由李宗仁領銜，白崇禧、蔣介石等附名，向武漢發出求和電，聲稱“共党全退出党部，則党之只有整個善后，并無兩派爭執”，要求武漢政府要人及早蒞臨南京。 不料第二天，在汪精衛的支持下，唐生智再次發出討蔣通電，稱蔣介石“以軍治党，以党竊政”，揚言“一切均可磋商，對蔣氏個人，絕對不能相諒”。顯然，汪精衛集團是在逼迫蔣介石下野。 蔣介石急忙把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李烈鉤請到他的官邸。他開門見山地說，“雙方派兵東下，進逼首都。你們有什么看法？” “這叫‘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他們并非真的要來打南京，只是想為今后合作准備籌碼，好討价還价。所以我們大可不必管他。”白崇禧滿不在乎地說。 蔣介石不以為然，神情嚴峻地說：“南京既為首都，漢方進攻首都，就是叛党叛國，我們一定要先平定武漢，然后再北伐。” 李宗仁反复強調，武漢問題完全可以和平解決，都是國民党，沒有必要一定兵戎相見。爭論了一個多小時，最后蔣介石怒不可遏地說：“如果你們一定要和談，我只好辭職了。” 白崇禧以一种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冷靜態度回答：“總司令征馬勞頓，能作短期休息也好。”李烈鈞也順水推舟，隨聲附和白崇禧。 蔣介石渾身都僵硬了，他的目光急切地朝何應欽射去，他想何應欽肯定會出來轉圜。哪知何應欽卻低頭悶坐在那里一言不發蔣介石明白了，原來他們是互通聲气的，此刻都希望他下野。 蔣介石知道，國內各方面對他的意見都很大，武漢方面的矛頭主要對准著他，他這時若戀棧不走，就會成為眾矢之的。權衡得失，他決定“以退為進”。追根溯源，他最恨的還是汪精衛。他在口記中寫道：“余以為對同志應退讓，對敵人需堅持。而江乃异其是，誠非人類也。” 8月12日，蔣介石确定下野。在這天的中央執監委會議上，何應欽說：“蔣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從此我們也可以愛一愛這個國家。”白崇禧說：“革命是大家的事，蔣走了很好，我們大家聯合起來，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們一樣可以做。” 蔣介石宣布下野之后，宁、漢和在滬的老西山會議派之間依然龍爭虎斗，紛爭不已，亂哄哄你未唱罷我登場。 蔣介石悠然于故鄉溪口的山水亭台之間，讀書賞景，作閒云野鶴狀。實際上，他時時刻刻做著卷土重來的准備。一天，他特意去雪竇寺里請方丈算命。報過光緒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時的年庚后，再油紙簽。老方文掐指推算后說：“恭喜總司令，從此逢凶化吉了！論總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据說交狄之后沖動，不死也受傷，但正在行運，后福無量，決無妨礙，遠則兩年，近則一年，必然東山再起。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順利，那時總司令的權位，要比現在高，貴不可言哪！”蔣介石眉開眼笑，親手向方丈送上謝儀。方文笑納，并說：“這是貧僧憑總司令的八字命運推算出來的，決無虛言：“ 9月下旬，蔣介石利用國民党各派互相廝殺、爭吵不休的肌會，決定去日本一游，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圖；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拜見正在日本養病的宋老夫人，請求其同意他和美齡的婚事。 蔣介石于9月29日抵達日本長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車到神戶馬大旅社，拜訪宋老夫人。他比當年孫中山幸運，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所以很順利地通過了老夫人的嚴關，他當天就把与美齡的訂婚戒指送上老夫人。隨后，他与宋美齡合影留念，到各處名胜游玩。蔣介石又拜訪了日本軍政界官員和社會名流，活動了44天，于11月10日躊躇滿志地回國。 11月26日，蔣介石在報上刊載啟事，聲明与姚焰誠、陳洁如均無婚約；与毛氏离婚，今后斷絕一切關系。 關于蔣、宋聯姻，有各种各樣的說法。《大公報》創始人之一胡霖分析道： 蔣的再婚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政治行動。他希望同美齡結婚后能把孫夫人和宋子文拉過去。此時，蔣還開始考慮到需要尋求西方的支持。美齡成為他的夫人后，他就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對宋子文這位金融專家評价很高。但是，要說蔣不愛美齡，那是不公正的。蔣顯然把自己看作英雄。在中國的歷史上，英雄往往愛美人。為了政治目的，蔣什么事都能干出來。在那种情況下，另娶新婦對蔣來說是理所當然之舉。 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先于宋宅舉行基督教婚儀，由牧師余日章主持，觀禮者只有上海少數近親。然后又在大華飯店舉行中國式婚禮。參加婚禮的有1300多人。介紹人為譚延閻、王正廷。證婚人原聘何香凝，為何拒絕，复請蔡元培。大廳里懸洼著孫中山的大幅肖像和國民党青天白日旗。40歲的新郎蔣介百首先人場。容光煥發，樂不可支。之后，30歲的新娘挽著哥哥宋子文的手，在四位女儐用的陪伴下，在《新娘來了》的樂曲聲中步人大廳。她身穿銀白色的旗袍，手待一大柬白色和粉紅色的玫瑰花。蔣介石則穿著一身筆挺的黑禮服，与宋美齡的穿著形成鮮明的色彩對比。婚禮之后，舉行了盛大的慶祝舞會。 次日，各報均在顯著位置刊登了蔣、宋婚禮的報道。《上海時報》說：“這是近年來的一次輝煌盛舉，也是中國人的一個顯赫的結婚典禮。”因蔣介石又名中正，故當時有的報紙以“中美聯合”為大標題報道他們的婚禮盛況。 蔣介石以能和宋美齡結婚，視為平生最得意之事。他在當天寫下的《結婚感言》中說：“余今日得与最敬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余一年以來最快慰之一日……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結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自今日始也。” 這時的政治形勢，也對蔣介石十分有利。在你爭我奪的混亂之中，各派都想拉攏他，請他出面調停。婚后第三天，就在他的新居上海拉都路3ll號召開了國民党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此后，他先后擠走了汪精衛、胡漢民等人。1928年2月初，四中全會決定恢复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并改組國民党中央、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由蔣兼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半年后，蔣又兼任國民政府主席。從此，蔣介石成了中國的最高統治者，獨攬了党、政、軍大极。 這時，中國共產党正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在异常艱難而嚴酷的環境中奮起，尋求和探索新的革命道路。在挽救革命的關鍵時刻，毛澤東獨具慧眼，率先提出了“上山”和“槍杆子里面出政權”的思想，開創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路，展示了他作為革命領袖的非凡的膽識和卓越的才能。 此后十年，國共兩党之間沒有合作。只有生死搏斗，沒有和談，只有武器和武器的“對話”，人們共同卷進了烽火硝煙之中。 正是： 塵世難逢開口笑， 萁豆相煎一何急！ 十年一覺風雨夢， 何日劍嘯換鶯啼？ 欲細十年后將會如何，將在下部書中續寫。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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