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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四·一二”政變剛一發生，武漢國民党中央即于4月14日向全世界發出通電，指出：“蔣介石的叛國行為已暴露無遺，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組織聯合陣線，進行對抗叛國者。” 4月16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指出：“蔣氏之叛跡如此，苟再猶豫、圖謀和緩或預備長期爭斗，則蔣之東南政權將益固，与帝國主義關系將益深。”“為全局計，政治不宜再緩和妥協。上海于暴動后。已曾鑄此大錯，再不前進，則彼進我退，我方亦將為所動搖，政權領導將盡歸之右派，是不僅使左派灰心，整個革命必根本失敗無疑。” 中共党內對“東征討蔣”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鮑羅廷和陳獨秀都反對立即東征，而主張先舉行第二期北伐，進攻已進入河南、威脅武漢北面的張作霖部。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在東南的勢力太大，并正准備實行武裝干涉，東征難以取胜；而北伐則可以把當時還表示聯俄聯共的馮玉祥的國民軍從陝西迎出來，使武漢与西北連成一片，打通同共產國際之間的直接聯系。武漢國民党中央的汪精衛、譚延豈、康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對東征。這樣，立即東征的主張被否定了。 還在4月14日。國民党中央執監委員蔣介石、胡漢民、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鄧繹如、陳果夫等在南京舉行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并致電武漢：15日開四中全會。只有一天時間，武漢方面的執監委員當然無法到達，透將會議名稱改為談話會。別看會議名稱不正規，決定的事項卻非同小可：取消武漢中央党部和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成立南京中央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全面清党。18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并開始辦公，胡漢民被推舉為國府主席，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吳稚暉任總政治部主任。蔡元培代表國民党中央党部向胡漢民授印。當天，南京國民政府發出“秘字第一號令”，宣布清党，謂：“查此次謀逆，實以鮑羅廷、陳獨秀、徐謙、鄧演達、吳玉章、林祖涵等為罪魁，以及各地共產党首要次要危險分子，均應從嚴拿辦。”首批明令通緝者即有197人。 武漢聯席會議接到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的通電時，正在舉行每星期的例會。汪精衛一看電文便傻了眼。一仰身子靠在椅背上。然后，電文在几位要人的手中傳遞，大家的臉色都變得十分難看。空气里有一种古怪的緊張和不安。 會議臨時改變議題，決定開除蔣介石的党籍，罷免其一切職務，并著全体將士及革命民眾團体將其“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同時，委派唐生智接替蔣介石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4月19日，武漢政府舉行第二期北伐誓師大會。此次北伐以第一集團軍和第四方面軍為主力，唐生智任總指揮，轄5個軍，指定張發奎第四軍(兼領十一軍)、劉興第三十六軍和賀龍獨立師為主攻部隊，總兵力6万余人。 4月22日、鄧演達、宋慶齡、何香凝、吳玉章、毛澤東等40余人聯合通電討蔣。湖北省農民協會在討蔣電文中列舉了蔣介石12大罪狀。湖南、江西等地先后舉行了大規模的討蔣集會。 然而蔣介石軍權在握，武漢政府就那么一點兵，還大都去參加北伐了，所謂“討蔣”。只是造造聲勢。井無實際行動，“捉拿歸案”云云，誰去執行呢？到頭來只能是空話一句。 這時的蘇聯，卻讓中國共產党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武漢政府。4月21日，由斯大林撰寫并經聯共(布)中央批准的《中國革命問題》的宣傳提綱夜《真理報》上發表。提綱指出：“從此以后在中國南部將有兩個陣營、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期大林十分肯定地認為，“武漢的革命的國民党事實上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机關”，因此，共產党現在的政策應當是“把國家全部政權集中于革命的國民党、沒有右派分子的國民党、作為左派國民党人和共產党人聯盟的國民党手里”。 4月27日，中國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開幕。到會代表80人。鮑羅廷和前不久剛到武漢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出席了會議。為了向國民党表示合作的誠意，邀請武漢國民党中央代表汪精衛、徐謙、譚延豈、孫科參加了大會開幕式。汪精衛還講了話。大會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通過了《政治形勢与党的任務》等項議案，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有所批評，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譚延豈、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党、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身上。對汪精衛等采取一味遷就的政策。羅易在講話中說：“私有財產的完全廢除，將不包含在現行政綱中，因為在現階段的革命中，無產階級要和其他階級合作，共同領導革命，無產階級不能推進一項直接廢除私有財產的政綱……讓我們清楚這一點，則國共之間相互關系始有完滿的界說。”對羅易的承諾。‘汪精衛十分滿意，認為中共的這种政綱“國民党是可以采用的，國共兩党是可以攜手合作的”。 毛澤東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從去年11月以來，他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風風火火地指導各地的農民運動，并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轟動一時的兩万字長文。同時，他還擔任全國農民協會常委兼組織部長、農運講習所常委，并与鄧演達、徐謙、顧孟余、譚平山一起主持國民党中央土地委員會。在中共“五大”上，他是個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一如既往，地當時最關注的是農民問題。會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澤東把這個方案提交大會，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 毛澤東的主張不被中央理解，心情蒼涼，獨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揮筆寫下了表達內心憂慮的詩句：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黃鶴知何去？ 剩有游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周恩來沒有參加“五大”，但由了他在廣東領導軍事工作和在上海領導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中表現出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了解和承認，因而在會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又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中央軍事部長。那時的中央常委，除總書記陳獨秀外，只有張國燾、李維漢二人。李維漢還在湖南，張國燾又要去巡視。因此，中央決定由陳獨秀、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四人輪流值日，主持中央工作。 這時，北伐軍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而武漢國民政府卻陷入了全面的危机。4月下旬，蔣介石就聲稱：“武漢共產派無甚實力，宁滬方面斷其財源，足制該派死命，預料兩星期內，可屈服武漢。”隨后。蔣介石聯合各方面對武漢四面包圍，使武漢与廣州、上海、北京、重慶等地的交通被切斷，“九省通衡”竟成孤島。帝國主義者關閉在武漢的工厂、銀行、企業，運走物資，套走現金，破坏武漢地區經濟；武漢的奸商、資本家也故意罷工、關厂、怠二，向中央銀行擁擠兌現，大量現銀隨之流出境外，使武漢銀根吃緊，商品缺乏，物价高漲，糧食及其他食品供應斷絕；商業的危机及第二次北伐龐大的軍費開支，加劇了政府的財政危机，政府不得不采取發行大量紙幣來彌補財政赤字，這就使通貨更加膨脹，物价更形高漲。在這种情況下，勞資關系十分緊張、社會動亂，人心惶惶。逃進城市的地主豪紳与反動資中家沉瀣一气。到處制造謠言，說武漢政府宣布“共產公妻”，漢口婦女舉行”裸体游行”，誣蔑農民運動是“惰農運動”阻礙農業生產，使賦稅大減，軍費無著，等等企圖拿這种聳人听聞的流言蜚語來煽惑軍隊起來反對武漢政府。擁有大地產的軍官們開始咒罵工農運動是“反革命”。 這時，武漢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正在上海籌集經費，結果成了被蔣介石扣在上海的人質。蔣勸宋到他的南京政府任財政部長，宋猶豫不決。蔣便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命令駐廣州的部隊沒收宋子文在廣州銀行的所有財產。与此同時，蔣介石通過宋靄齡、孔祥熙夫婦對其弟弟加緊進行威逼利誘。這位金融界的才子原本即是貴族式人物、自由派，沒有堅定的革命思想；這樣一來，除了答應同蔣介石合作，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四·一二”后專程到上海采訪的美國記者文森特·希恩這樣說： 他(宋子文)對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有一种恐懼害怕的心理。一群群的人威脅他，勞工的煽動和罷工使他感到不适，剝奪富人的主張使他十分惊慌。一天，在漢口舉行示威游行時，他的汽車被一群人圍住，車土的一塊破璃被打碎。當然，他的衛兵馬上把他救了出夫，轉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這段經歷給他造成了長期的影響，使他神經質地討厭群眾運動。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受制于這种精神狀態，最終使他投入反革命營壘，盡管他抱著真誠的理想主義。 蔣介石不僅從武漢政府中挖走了宋靄齡的弟弟，而且正在向她的小妹宋美齡發動愛的進攻。蔣自從前几年在孫中山、宋慶齡的寓所見到宋美齡，就開始向她求愛。宋美齡沒有接受，但也沒有拒絕和他通信。如今，‘四·一二’政變使蔣介石在上海上流社會中聲望大增，簡直成了傳奇式的英雄。孔祥熙、宋靄齡成為堅定的擁蔣派，在他們的寓所，蔣介石成為常客，話題之一，便是如何說服宋美齡，實現蔣、宋聯姻。美齡顯然芳心已動，不過她還要說服和她住在一起的媽媽。 和宋家其他成員不同，宋慶齡這時正在武漢。她堅定地從事著文夫未竟的革命事業。盡管武漢危机重重，她卻沒有絲毫的動搖。希恩在武漢見到了她。他寫道： 我听到不少關于她的事，其中多數是不符合事實的。美國報紙對這個問題的報道超乎尋常。据這些報道說，孫夫人是“中國的圣女貞德”、是中國“娘子軍”的領導、是這樣或那樣的人物——喜歡搶報紙頭條新聞的記者編造成什么樣，就是什么樣。她親自領導部隊作戰的說法流傳很廣，甚至在中國的一些外國人也相信了。在上海，這科可笑的傳說還加土了攻擊她的人格和動机的更帶有冒犯性的謊言——這是上海灘人們最喜歡采用的一种政治辯論的手法。盡管我很理智，不相信絕大部分關于她的傳說，但是這么多傳說加在一起必然會給人一個印象；見面前，我預料會見到的肯定是一個令人敬畏的人。然而我見到的卻是一個身材苗條、純真朴實的人……她有一种非常自然和肯定無疑的端庄儀態，堪稱庄嚴。這种气質偶然能在歐洲王室的王子或公主身上看到，特別是年齡較長者；但是，對他們來說，這顯然是畢生訓練的結果。孫夫人的庄嚴不同，那是一种比較內在的气質；出自內部，而不是外加進去的。她還具有非凡的勇气，危急關頭仍堅定不移。她對孫逸仙這個名字的，忠誠以及對她認為應盡的義務的忠誠，能經受任何考驗……家里人的狂怒以及國際上的誹謗都不能動搖她的意志，使她向她認為錯誤的路線屈服。好渣染的記者僅僅從外表上說是“中國的圣女貞德”，而她倒更是一個真實意義上的“中匡圣女貞德”……在中國革命受到嚴重破坏以后，將軍們和演說家們身心崩潰，有的投降，有的逃跑，還有的沉默了；但是有一個壓不垮、不甘沉默的革命者，那就是孫逸仙的纖細瘦弱的遺孀。 武漢的左派領導人當然不具備宋慶齡的堅定。鮑羅廷曾頗為感慨地說：宋慶齡是“國民党整個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在內外夾擊下，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動搖恐慌起來，汪精衛集團開始急劇向右轉。汪說：“共產党建議我們同群眾站在一起，但是，群眾在哪里？被高度贊揚的上海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湖南農民又在哪里？根本沒有這种力量。你們看，蔣介石沒有群眾也相當強大。同群眾站在一起意昧著同軍隊對抗。不，我們宁可不要群眾。也要同軍隊站在一起。”他們害怕工農運動特別是土地革命繼續發展，將會導致武漢的軍隊起來造反，使國民政府無法立足。譚延豈在政治委員會討論毛澤東、譚乎山、鄧演達等制訂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時說“現在不能講分配，要講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糾紛。”汪精衛要求國民党中央成立查辦湘鄂贛各省“過激”言行的特別委員會，發出一系列限制工農運動的命令，如下令嚴禁工人糾察隊活動、不准集會和示威游行、保護軍人田產等，并指責農民運動“騷扰后方。動搖軍心，破坏公共秩序，實可痛恨”。 然而軍隊的反叛還是發生了。 5月12日、駐宜昌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勾結四川軍閥楊森及劉佐龍部，乘武漢國民政府大隊兵馬北伐之際，發表反共通電，隨即進兵沙市、嘉魚、咸宁、汀泗僑—帶，一直攻抵武昌城外紙坊、土地塘一帶，嚴重威脅武漢。汪精衛惊恐万狀成了熱鍋上的螞蟻。葉挺、渾代英臨危受命，迅速組織第二十四師、中央獨立第一師以及中央軍校、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進剿叛軍。駐九江、武穴方面的二、六軍部隊也奉命回援。18日，武漢政府以夏斗寅“稱兵謀叛”，下令褫職拿辦。20日，叛軍被擊潰，武漢形勢轉危為安。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們還沒有來得及慶祝胜利，又一場更大的叛變在長沙發生了。 當時駐扎在湖北的三十五軍大部分官兵都是湖南人，從軍長何鍵到參謀長、秘書長、參謀處長，全是醴陵的閥閱世家。當農民起來造反時，他們的家庭首當其沖。 在中央調查土地問題特別委員會會議土，何鍵和全國農民協會負責人毛澤東發生了尖銳的沖突。毛澤東贊揚農民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落花流水，“農會簡直成了鄉村的主宰”，他熱情洋溢地說，“從前拜倒在紳士极力之下的人，現在卻拜倒在農民的權力之下。”何鍵卻憤怒地把農民政權斥為“痞子政權”，他說：“在這個政權的壓力下，湖南農民也已經喘不過气來了。”毛澤東反駁說：“恰恰相反，農民全都揚眉吐气，只有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喘不過气來。”何鍵咆哮如雷：“革命軍寄回家的薪餉被農會沒收了，革命軍的家屬被農會抓去戴高帽游城了！再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軍隊就沒辦法控制，他們只有造反了！” 武漢政府最終還是制訂了一份革命軍人士地保障條例，規定只要在國民革命軍里當軍官，家里不管有多少土地田產都不能沒收。然而，各地的農民協會根本不理這一套。 軍官們的不滿情緒与日懼增。何鍵把心一橫，決定在湖南發難。他指使駐長沙的獨立三十三團首先采取行動。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擴，他的妻子是脫籍妓女。他靠和川、黔、滇的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畝田產。許克祥早就對共產党和農民協會不滿，他得到何鍵軍長的旨意后說：“什么共產党，什么農協會，我許克祥不怕，我殺他個雞犬不留！” 連日大雨下個不停。5月21日，歷史上有名的“馬日事變”爆發了。深夜，長沙街上響起了尖銳的哨音。在許克祥統一指揮下，第三十三團和三十五軍教導團、三十五軍留守處分別向省党部、市党部、省總工會、省農協會、省農講所、中央軍校長沙分校發動了進攻。他們搶奪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的槍支和國民政府購買糧食的現金巨款，盡釋被關押的土豪劣紳，到處捕殺共產党員和工農群眾。一夜之間，共產党員、國民党左派和工會農會骨干100多人被殺，一大批人被捕。事變后，許克樣和國民党右派組織了“中國國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員會”，繼續鎮壓工農運動，在長沙和各縣日夜進行劫掠和屠殺。他們殺人的手段，极其殘酷，“如殺女子，先行割去乳部。用刀斬斷頸部一半，又用步槍向陰門一槍。殺男子，先用极慘刑法拷問，再用刀及槍重刑而死，其如腰斬暴刑，割剖，种种殘殺，實极為悲慘。”腥風血雨彌漫于湘江兩岸。 三十五軍反水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雷。武漢愈來愈成為一座孤立無援的小島。 中國共產党內的許多党員主張對叛亂予以堅決反擊，號召工農群眾“采取更激烈的手段”。羅易呼吁派一支几千人的部隊對長沙發動突然攻擊，認為這樣就完全可以解決問題。這一建議被否決后，他又主張調動10万農民去圍攻長沙。 “我們已經無力四面出擊了，”鮑羅廷臉色難看地說“所謂10万農民圍攻長沙，簡直是天方夜譚！”他認為長沙事件只是一种“局部的反動”，并說：“現在國民党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什么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是工農運動過火，領導湖南農民運動的是地痞与哥老會，而不是我們。”他提出兩党領導人進行談判，以利問題的解決。陳獨秀也認為“絕肘不能以武力對討”，否則會“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 中共中央按鮑羅廷的主張，派人向汪精衛轉達了談判的意見。但汪精衛不予理睬，反于5月24日以武漢政府名義發布命令，指責農民運動“幼稚過當”，認為馬日事變系由農民運動引起，應由中共方面承擔責任。 這引起了共產党人的憤怒。毛澤東在國民党中央党部會議上向國民党領導人汪精衛、譚延豈、唐生智提出六條要求：(一)沒收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及一切反革命的土地財產；(二)保護革命軍人的土地及財產；(三)保護中小地主及商人的利益；(四)從速實現中央關于農民運動的政策；(五)建設革命民主的鄉村政權：(六)武裝農民自衛。 汪精衛對毛澤東所提的要求不予答复。再次提出責任問題。他說：“中央知道21日晚所發生的事，是軍隊的錯誤居多，但農民協會也有錯誤。各位的請求，大略可以做到。討許克祥這一點，剛才軍事委員會已經說過，許克祥的長官是唐總指揮，現在唐總指揮已自請處分。但中央能原諒他，不下處分，仍責成他根据中央歷次的訓令同決議全權辦理此案，以謀一個根本的解決。” 毛澤東反駁：“21日那天晚上，是軍隊向農民協會進攻，農民協會為自衛而抵抗，并不是農民協會搶軍隊的槍械。” 汪精衛敷衍几句，匆匆宣布會議結束。 經鮑羅廷提議，武漢政府派譚平山、陳公博、鮑羅廷等人組成代表團赴長沙，“查辦”許克祥，但車至岳州就因受到許克祥的恐嚇而退回武漢。接著由唐生智回湖南處理此案。他一面命令許克祥發還收繳的工農武裝的槍支，一面為許辯解，說許的叛變是“激于義憤”的“自衛之謀”，要求“從輕處分”。 5月19日，江西省長、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也開始反共。他首先將第三軍全体政治工作人員142名“遣送出境”，說是“因環境的關系，不得不請他們离開江西，并請他們在兩小時以內出發”。6月5日，又將國民党江西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中的重要共產党員方志敏等21人“遣送出境”。同時，勒令江西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停止活動，并收繳了農民自衛軍槍械。 6月2日深夜，羅易到汪精衛家中拜訪。這位印度人激動地說：“共產國際發來一份緊急指示，給鮑羅廷和我的，他有沒有給你看？”汪精衛搖了搖頭。 “我可以給你看。”羅易俯身遞了兩份文件過來，一份是俄文的，另一份是中文的。狂精衛心不在焉地接了過去。原來這是一份來自莫斯科的電報，內容大致為：堅決實行土地革命。沒有土地革命，國民党中央就會成為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怜的玩物；國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必須吸收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党中央委員會里去；動員2万共產党員。加上湖北、湖南約5万革命工農，組織一支可靠的軍隊組織革命法庭，嚴懲一切反革命。 汪精衛不看還可，一看臉色陡變。他緊張地說：“這份決議案是違背《孫文越飛宣言》精神的，也不符合三大政策的本意。你們破坏了當初的協議！”羅易以為這份電報會使汪精衛振奮起來，听命于共產國際，站到中共一邊。听汪精衛這么一說，便有几分強硬地說：“這份電報可以算是最后通牒。如果你接受這些條件，共產國際將繼續与你合作，否則就同國民党一刀兩斷！”汪精衛久久地注視著顯出得意之態的羅易，然后，很簡單地問：“這份東西可以給我嗎？”羅易同意了。這一來可就把禍闖大了。 正是： 下車伊始哇喇喇， 何异盲人騎瞎馬。 要知詳情，請看下回。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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