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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分兩頭。再說蔣介石1927年下半年在党內斗爭中敗北、被迫下野，复出后便開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戰爭。張學良易職，蔣桂戰爭，蔣馮閻戰爭之后，他即用主要精力“剿共”。“九·一八”事變爆發后，蔣介石向全國宣布：“攘外必先實內，統一方能御侮，未有國不能統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在處理抗日和“剿共”的關系上，把“剿共”當作抗日的前提。不管抗日的呼聲多高多強烈，他始終抱定“國家大敵，不在倭寇，而在赤匪”的觀念，對日妥協退讓，對紅軍一“剿”再“剿”，一直驅赶到了偏遠的西北。 這時，在蔣介石的眼里，偏居一隅的共產党已經無力与他全面抗衡，他決定改變對共產党的策略，把軍事上進攻紅軍的任務交給西北地區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馬鴻建、馬步勞這些非嫡系軍聞完成，准備謀求政治上迫使共產党簽訂城下之盟的可能性。 与此同時，以“何梅協定”為轉折點。蔣介石對日態度漸趨強硬。針對日本方面公開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致電何應欽：“今后對日再無遷就之必要。”又讓駐因大使蔣作賓轉告日本政府：如果中國政府“被逼到無法忍耐的時候，我們將不惜一切代价与侵略者作戰”。 1925年11月11日，國民党五全大會開幕。會上，蔣介石作‘厂對外關系的報告，他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同時表示，如果日本的進攻使和平完全絕望，“即當听命党國。下最后之決心”。大會后，國民政府進行改組，蔣介石取代汪精衛為行政院長，大部分部長為親英美派所擔任，親日派多被排除。不久。蔣介石對“五大”所确定的外交方針又作了進一步解釋。他說：“中央對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略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簽訂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并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后犧牲的時候。” 于是，蔣介石一面准備尋攏共產党，一面試圖尋求蘇聯在軍事上的支持。 1935年7月3日，在蔣介石授意下，南京政府行政院劇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秘密拜訪了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直截了當地提出了締結中蘇兩國軍事互助條約的問題。鮑格莫洛夫顯然沒有想到孔樣熙會提出這樣一种建議。兩國是1929年斷絕雙邊關系的。自1932年底兩國复交以來，南京政府就一直在同蘇聯談判互不侵犯條約問題和貿易協定問題。由于蔣介石力圖通過互不侵犯條約來約束蘇聯同中共的關系，阻止蘇聯插手外蒙古和新疆的事務，而蘇聯始終怀疑南京政府极力對日妥協意在鼓勵日本北進，只是拿對蘇交涉作為壓迫日本讓步的一种籌碼，因此雙方一直末就互不浸犯等談判達成諒解。想不到互不侵犯條約的談判尚未得出結果、孔樣熙竟然又提出軍事互助條約問題來，這自然讓鮑大使感到惊异。 10月17日晚，孔樣熙再度不打招呼徑直來到蘇聯大使館，告知鮑格莫洛夫說，明晚蔣介石希望能夠在孔的宅邸与大使單獨會晤。 這次會晤十分秘密，除了蔣、鮑外。只有孔祥熙一人在場兼作翻譯。 鮑大使首先向蔣說明了蘇聯政府的立場，表示愿意根本改善兩國關系，但仍主張通過簽訂貿易協定和互不浸犯條約來達到這一目的。蔣介石回答：“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定將改善中蘇關系，因為如果兩國都受到威脅，那威脅來源是共同的。締結貿易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是必要的，但問題是，這些條約都只是表面性的，希望中蘇之間能夠有一個實質性的真正促進中蘇親密關系并能保障遠東和平的協定。” 鮑問：“您指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協定？” 蔣答：“我國与蘇聯之間應該有一個非表面性的協定。實際上我們希望在下列兩個問題上得到蘇聯政府的回答：第一，蘇聯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國簽訂一個多少能保證遠東和平的協定。我要強調的是，我在這里不是以中國政府代表的身份，而是以中國軍隊總司令的身份來提出這一協定的。第二，如果蘇聯政府給予肯定的回答，那么我想知道，蘇聯政府對這個協定有什么樣的想法。” 鮑格莫洛夫很清楚蔣介石以中國軍隊總司令的身份暗示的這個“非表面性”的協定是什么，但他很怀疑仍在對日妥協的蔣介石葫蘆里到底裝的是什么藥。因此，她沒有回答蔣介石的話，反而問道：“是否有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和締結反蘇軍事同盟的事情？” 蔣介石答道：“日本政府并沒有正式提出這些要求，只是非正式地提出了第一個要求，至于第二個要求，問題是籠統提出的沒有指明蘇聯。只是要求結成反布爾什維克的軍事同盟。” 鮑強調：“您能夠了解，我所感興趣的不是泛指的布爾什維克，而是蘇聯。” 孔祥熙插話：“應該認為，從日本的觀點看，這樣提出問題是包括蘇聯在內的。” 鮑大使接著問：“那么，如果日本政府一味要求中國政府締結反蘇軍事同盟，中國政府將持什么立場？” 蔣介石毫不猶豫地表示：“中國政府絕不會同意這樣的建議！” 由蔣介石親自出面來向蘇聯提出這樣的要求，清楚地顯示出華北事變的發生給了蔣介石強烈的刺激，南京政府的對蘇政策因此有了重要的變動，它异常迫切地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 蔣介石此舉引起了莫斯科的重視。蘇聯政府在近兩個月的時間里對各方面的情報作了反复研究，爾后作出了比較積极的反應。蘇聯外交部向鮑格莫洛夫發出秘密指示，明确答复；“蘇聯政府不反對(締結軍事互助)協議，并准備同中國方面具体討論這個問題。詳情待函告。請將上述內容告訴蔣介石。” 12月19日，蔣介石在孔樣熙陪同下与鮑格莫洛夫共進早餐時得知上述消息，十分高興，當即表示了對蘇聯政府的感謝。并且急切地詢問：“什么時候可以得知蘇聯政府對于這一談判購詳細复文？” 在談話當中，蔣介石似乎是順便問起鮑格莫洛夫近日与國民党中委陳立夫以及南京政府駐蘇武官鄧文儀見面的情況。他特別問道：“鄧文儀是否向你講起了希望會見加倫將軍的問題？我希望你能夠協助安排這一會晤。”談到這位曾經在20年代作過他的顧問、親自參与策划和指揮了北伐戰爭的蘇聯將軍時，他顯得頗動感情，說：“每當憶及加倫將軍對我國的幫助時，我的感激之情總是油然而起。”這其實也是一种暗示，即希望能夠与加倫將軍再度共事，言外之意，便是締結兩國之間的軍事同盟。 蔣介石會見鮑格莫洛夫兩天之后，鄧文儀便受命赶回了莫斯科。鄧文儀原是蔣介石的侍從秘書，几個月前任駐蘇武官、他是12月上旬回國述職的。他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摘要。蔣介石在這份摘要里讀出了這樣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國內各個党派團体在“抗日反蔣”的基礎上結成統一戰線。蔣介石雖然對“反蔣”之類的字眼感到气憤，但他分明發現，共產党也要改變政策了。 鄧文儀赶回莫斯科前。蔣介石在官邸召見了鄧文儀。蔣單刀直人地說：“你馬上返回莫斯科，去見王明，問一問政治解決他們的可能性。” 鄧文儀告辭時，又被蔣介石叫住了。鄧文儀垂手而立，等待訓示。蔣介石背著手踱了一會儿，沉吟般地說：“日本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現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80個師不可、否則必受日本先發制人的打擊。如今，這80個師卻被紅軍牽制住了。你去告訴王明，國共軍隊停戰之日，即為中國与日本宣戰之時。合作的前提是統一指揮。如他們能取得蘇聯的援助，一切都好說。” 鄧文儀剛走几天，蔣介石又特派國民党中執委常委、組織部長陳立夫和中執委委員、蔣的親信張沖一起秘密出使蘇聯。陳立夫化名李融清，張沖化名江帆南，以駐德大使程天放隨員身份為掩護，于12月24日秘密登上一艘德國郵船，計划先到法國馬賽，然后乘火車抵達德國首都柏林，在這里住下，伺机再往莫斯科，商討軍事同盟問題。 此時的蔣介石對可能同蘇聯建立軍事互助同盟的前景其實是又喜又憂。喜的是他竟然能夠說動蘇聯与之聯手對日，憂的是中蘇結盟蘇聯會不會繼續暗中支持中共。因此，他剛一得到蘇聯同意討論軍事互助條約的消息，第一個反應就是提醒蘇方，蘇聯政府必須遵守當年在《孫文越飛宣言》中所承諾的內容，不能支持中國共產党及中國的蘇維埃運動。 共產党畢竟是蔣介石的“心腹之患”。他認清共、討共到剿共。他中落罵名也不肯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就是為了徹底清除這個“心腹之患”嗎？怎奈“數年剿共，末竟全功”！如今被迫聯蘇抗日，并不等于他准備把共產党問題擱置一邊。恰恰相反，自決定聯蘇之日起，他就在尋找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途徑。除了要求蘇聯承諾不干涉中國內政，不支持中國共產党以外，他這時已經明确提出了“政治解決共党問題”的設想，希望通過政治的方法，佼中國共產党徹底放棄武裝對抗的政策，服從南京政府。 12月19日蔣介石听了鮑格莫洛夫一再表示“蘇聯擁護中國的政治團結”。“歡迎中國得到統一”后，他對蘇聯支持他政治解決共產党問題有了更多的幻想。當鮑大使告訴他1月8日前后即可收到莫斯科有關談判的具体指令之后，他當即表示“准備同意中共合法化”。并且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命令陳立夫迅速准備秘密繞道歐洲。一面就近指導鄧文儀与王明談判，一面准備在鄧、王談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開始与蘇聯政府接洽討論軍事互助條約問題。在蔣介石看來，蘇聯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商談軍事同盟間題，自然是建立在它承認南京政府是全圖統一政府的基礎上的；既然蘇聯贊同由南京來實現中國的統一，那么它出面說服中共服從南京政府的統治，也就是順理成章的。在這种情況下，一切問題應當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 不過蔣介石還是多留了一個心眼儿。他這時采取了兩個步驟：第一步是由鄧文儀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進行談判，在達到預期目標后，第二步再由陳立夫出面与蘇聯政府秘密商洽軍事互助問題。后者須視前者的結果為轉移。 再說駐蘇武官鄧文儀1936年1月3日返回莫斯科，末及洗去征塵，即俯案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他們轉達王明，要求會面。 國共雙方反目成仇已近十年，鄧文儀采取這种“自由戀愛”的方式求見王明，自然不會有什么結果。鄧不肯放棄努力，隨即找到了胡秋原，請胡代為說項。胡秋原是原十九路軍流亡將領設在香港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莫斯科的代表。這個組織也在倡導抗日反蔣，与共產党的主張相符，同時，十九路軍的將領原來都是蔣介石的部下，因此，胡秋原也就具有了當“紅娘”的資格。王明同意与鄧文儀見面，但決定先由潘漢年出面談。談話時間定在1月13日晚上，地點是胡秋原家里。 當年輕瀟洒的中共代表潘漢年出現在胡秋原的寓所，鄧文儀早在那里等候了。略一寒瞳，潘漢年單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來談國共聯合抗日救國問題，請問先生是私人資格或正式代表南京當局？” 鄧文儀也不兜圈子，如實答道：“我這次來莫斯科，是受蔣先生之囑，來找王明先生討論彼此聯合抗日問題。我們曾在上海、南京等地找過共產党的關系，用了一周的時間，全無結果。后來又想到四川或陝北直接去找紅軍談判，但怕事先毫無聯系。進不去，只好作罷。王明先生的演講和共產國際雜志上的文章，蔣先生已經讀過。可以說，聯合中國共產党的事情是已經決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蔣先生与你們談判合作的初步條件，具体的合作條件，雙方當然還要請示。” 潘漢年問：“在全國同胞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今天，貴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鄧文儀說：“蔣先生已在高級干部會上提出全國共同抗日的主張，得到一致擁護，聯合抗日的原則已經定了下來。如今，國內只有我們和你們兩個力量，如像十年前那樣的合作，肯定有辦法。蔣先生說，雙方停戰之日，便是對日宣戰之時。所以，早日談妥就能早日抗日。” “合作條件如何？” “統一指揮。努力取得蘇聯的援助。” 潘漢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統一指揮，雖無主語，但絕對不是共產党指揮國民党。共產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蔣”的口號，無論如何也不會立即承認蔣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權威。 從1月17日到23日，鄧文儀与王明進行了四次晤談。鄧文儀的態度很積极，他除了代表蔣介石提出在中國蘇維埃改制、紅軍改編的條件以外，突出強調了國共兩党合作和聯蘇抗日的愿望。王明表示反對國民党方面提出的統一方式，堅持雙方平等合作共同組織國防政府的主張，不過仍舊表示愿意進一步談判。他同時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紅軍領導人均在國內，因此，兩党談判應當也只能在國內進行。對此，鄧文儀當即表示贊成。 1月22日，鄧文儀明确告訴王明，他已經收到蔣介石的來電，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進行談判。根据雙方當天商定的辦法，決定中共代表團以潘漢年為代表，由鄧文儀隨同，于25日從莫斯科動身前往海參崴，然后乘船經上海去南京進行談判。 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這次談話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鄧文儀突然求見王明。說蔣介石來電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團去南京談判的計划，馬上改去柏林見李融清，准備參加李融清所進行的談判。据鄧文儀聲稱，李融清不僅負責与蘇聯的談判，而且還要直接參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談判。而蔣介石也明确要求必須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達成協議，再拿著協議到國內蘇區去簽字。 鄧文儀沒有告訴王明究竟誰是這個神秘的“李融清”。不過、事實上他也沒有能夠在柏林見到這個“李融清”，更不要說去參加由這個“李融清”在柏林主持的對蘇談判了。20年后鄧文儀回憶說，他當時接到蔣介石的電令后就急匆匆赶往德國柏林。“等候會見我國派赴歐洲的高級代表，會商重要外交問題”，可是一連几天也未見到這位高級代表。在柏林會同南京駐歐洲各國武官開了五天會之后，他才又接通知說他可以前往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會見這位代表，“但在布達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書畫店買畫，剛巧遇上陳立夫先生也在那里買畫”。 鄧文儀對這次經歷的疑問直到20年后都找不到答案。無獨有偶，陳立夫也有大同小异的回憶。据他說，蔣介石這時也給他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他說，赴蘇時机尚未成熟，讓他离開柏林到歐洲其他國家去走走。于是，他帶上張沖，兩個人開始了頗為惺意的歐洲旅游。只是數日后得知鄧文儀到了柏林，他才通知駐土耳其大使賀耀祖，通知鄧到布達佩斯見了一面。至于所談，已与中蘇談判和國共談判沒有太多關系了。 蔣介石為什么突然決定中斷談判呢？這是蔣介石1月22日与鮑格莫洛夫談話的結果。 這一天，蔣介石再次在孔祥熙的宅邸會見鮑格莫洛夫，听取鮑大使轉述莫斯科复文的主要內容。但是，在鮑大使花了將近20分鐘說明莫斯科复文內容之后，他敏感地注意到蔣介石的反應相當冷淡。 這次會見總共進行了兩個小時，除了鮑大使占用的不足10分鐘以外，其他大部分時間几乎都被蔣介石占用了。蔣介石反复強調著一個話題：蘇聯必須勸告中共服從南京政府。 鮑格莫洛夫斬釘截鐵地聲明：“我們絕不能扮演閣下講話中所說的任何居中調解人的角色，這是中國內政。” 眼看無法說服鮑格莫洛夫，蔣介石轉過臉去同孔祥熙商量一下，然后對鮑說：“我認為可以依据這樣的原則同中國共產党達成協議，即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同時保留其現有人員參加抗日。” 鮑格莫洛夫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中國紅軍談判這是您的內政。” 鮑格莫洛夫的這种態度，加劇了蔣介石對蘇聯与中共關系的恐懼，他恍然發現他此前對蘇聯態度的估計可能完全錯了。 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蔣介石還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談判能夠取得預期的結果，因而同意將談判移到南京來舉行。而与鮑格莫洛夫談話后，蔣介石清楚地意識到，蘇聯其實絲毫沒有壓迫中共向南京輸誠的意思。這意味著，蘇聯并不准備為了同南京結盟而放棄它昔日的盟友。這种前景對于蔣介石宋說無論如何是可怕的。一旦同蘇聯簽訂了軍事互助條約，當日本對西北發動進攻、蘇聯軍隊根据條約出兵中國助戰之際，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利用這樣的机會來幫助那里的紅軍呢？正是出于這种考慮，蔣介石在与鮑格莫洛夫會談的當天晚上就改變了主意，決定停止對蘇談判。 蔣介石要鮑大使把他的強硬態度轉告莫斯科，并期待著蘇聯方面回心轉意。莫斯科隨后給鮑格莫洛夫的指示甚至更強硬，它明确表示：蘇聯政府不僅不能承擔勸說中共服從南京政府的責任，而且不能接受以《孫文越飛宣言》為中蘇關系的基礎的建議。因為“這樣做會繪英勇的中國共產党和中國紅軍背后捅上一刀、這樣的建議對于我們來說當然是不妥當的”。這樣一來，陳立夫赴蘇談判就更無指望了，鄧文儀的使命也糊里糊涂地終結了。 還有一說。陳立夫赴歐，雖然用了化名，并在國內制造了正在杭州養病的假象，但還是被日本方面獲悉。于是，日本方面登出了試探新聞，說“陳立夫去蘇俄”，要重新“聯俄聯共”，打共產牌和蘇俄牌，以此向蔣介石施加壓力。 這些試探新聞令蔣介石十分害怕，因与共產党接触僅僅是他的秘密決策，如過早泄露，將會打亂其先軍事后政治的反共部署，造成軍心不穩、陣腳大亂的局面。同時，蔣介石也深知，打蘇聯這張牌，將會得罪英、美等國，再加蘇聯此時從自己民族利益出發，也不愿公開得罪日本，這又使蔣疑慮重重。于是，蔣介石經過慎重考慮后，便決定取消陳立夫的莫斯科之行，指示陳立夫、張沖回國。 一次千載難逢的机會，就這樣輕易地錯過了。 不過蔣介石終究是老謀深算的人。他為了同一目的，几乎同時拋出了三條線索。這一條斷了，還有另外兩條：其一，陳立夫赴歐前，蔣介石就把尋找共產党的任務交給了他，他找來親信曾養甫，’將此任務交曾具体完成。其二，蔣介石親自拜見年輕的國母宋慶齡，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決國共關系的意向，并感歎說客的缺乏。來慶齡向這位年長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應夜這個問題上可以幫蔣的忙。 于是，兩條線索秘密啟動了。 宋慶齡見過蔣介石后，立即著手与共產党的聯系工作。她的努力較之蔣介石本人，要實際得多，周密得多，細致得多。1月中旬，她找到原在中共特科系統工作的牧師董健吾，委托董健吾帶一大包以她的名義慰問紅軍的云南白藥及她自己電台的呼號密碼，化名周繼吾，以宋子文屬下財政部調查員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備人陝北蘇區。誰知陝境一場大雪，道路中斷，董健吾被困西安達三十余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遇到一位熟人，略一交談，原來肩負同樣使命。 正是： 天涯孤旅聞呼喚， 原來他鄉遇故知。 要知董健吾所遇的人姓甚名誰，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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