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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蔣介石不久前剛剛經歷過旗開得胜的喜悅，此刻又看到潰敗的局面，簡直無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擊。他想到追兵在即，頓時一陣陣心悸，頹然坐在地上，十分傷感地對陳賡說：“我必須在這里殺身成仁。我沒有臉回去見江東父老！” 陳賡急忙上前勸阻：“校長何出此言！胜敗乃兵家常事，何況這僅是一個新編過來的師，并不是黃埔訓練出來的部隊。校長是總指揮，考慮的應該是戰爭的全局。這里太危險，請校長赶快离開！” 經陳懇勸，蔣意轉緩。正在這時，叛軍已快沖到近前。陳賡見狀，不由分說，背起蔣介石就跑，向安全地帶撤离。來到几里外的小河邊，找到一條小船，赶緊把蔣介石送過對岸，終于脫离了險境。 夕陽的余暉，像一層油彩抹在蔣介石那瘦削的臉上，更加顯露他焦躁不安的神情。他看到總指揮部的東西丟個精光，自感狼狽不堪，便大發脾气。接著，他對身邊的人說：“我要跟周主任聯系。你們誰去送信？”無人應聲。陳皮瞥了一眼那几個面面相覷畏縮不前的軍官，便自告奮勇，攜帶蔣介石的親筆信，連夜出及。 陳賡越過崎嶇險要的山路。穿過深邃莫鍘的叢林，歷盡艱辛，一夜半晝赶路100多里，于第二天正午在河婆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和何應欽見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隊把蔣介石接過來。 蔣介石重新組織第一、三、十一師進行反攻，擊潰林虎部万余人，敵向梅林、安流逃竄。复又于阿婆殲滅洪兆麟部5000余人。 11月4日，何應欽率第一軍兩個師向潮州進發，周恩來率政治部人員進入汕頭，歡迎者達數万人。8國，東征軍總指揮部入閩追擊陳炯明殘部。后方任務統由總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主持。14日，東征軍在福建永定全殲逃敵劉志陸部。第二次東征至此胜利結束。接著，在李濟深指揮下，南征軍于12月下旬肅清雷州半島，第二年二月收复海南島，全殲鄧本殷部。 東征之后，蔣介石對陳賡特表感謝，又送禮物，又任其為侍從參謀，可以隨便出入他的辦公室。 兩次東征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党人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党人團結戰斗的一曲凱歌。統一廣東的胜利，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顧之憂，改變了過去那种四面掣肘、內外交困的局面，為稍后進行的北伐戰爭奠定了基礎。 廣東統一了，革命陣線內部卻漸漸出現了裂痕。這時的蔣介石威名大震，已成為廣東革命政府軍事方面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表面上仍在親共、親蘇，頌揚第三國際，甚至在講話中引用列宁的詞句，實際上卻在限制和提防共產党，暗中保護和組織右派勢力。 東征胜利后，蔣介石和周恩來一起住在汕頭市聯興里适宜樓。11月底的一天傍晚，夕陽尚未落盡，漫天里燃燒著橘紅色的晚霞。蔣介石突然邀請周恩來路他到潮州一行。 第二天一早，天已變得陰沉沉的，古城潮州的土地上結起一層薄薄的霜花。用完早餐，蔣介石告訴周恩來：“我要在西湖飯廳召集大會，請同主任出席。”這种不正常的舉動引起了周恩來的警惕，盡管表面上仍是若無其事地答應著。 會議就要開始了，蔣介石滿臉笑容地把周恩來拉在他身邊就座。然后，心平气和地說：“今天是東征胜利后首次召開的連長和連党代表以上的軍官會議。廣東統一后，下一步的任務就是北伐。”這時，他斜睨了周恩來一眼，故意触動國共關系這根敏感的神經，“大家想想，我們隊伍中有國共兩党的同志，如果大家認為兩党齊心，那么我們就要很好地合作下去；如果認為相互間有矛盾和摩擦，那又應該怎么辦呢？請同志們隨便發表意見。” 蔣介石話音剛落，早有准備的孫文主義學會骨干分子就紛紛搶先發言。倪弼倚老賣老，危言聳听地說：“我是國民党的老党員，就讓我先說吧。兩党同志常有摩擦，夜軍校內已經鬧過几次，這是誰都知道的。那么怎么辦呢？戴季陶先生說：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我以為，叫共產党去信仰國民党，或者反過來，都不大可能。然而，共產党可以作為在野党，繼續与我們合作。” 號稱“黃埔三杰”之一的賀衷寒站立起來，聲嘶力竭地喊道：“今天的天下是我們國民党打下來的，打天下者坐天下！你們共產党算什么呢？主人？客人？都不像。國共畢竟是兩個政党，遲早要分道楊鏢，而遲分不如早分。” 主席台上，城府深奧的蔣介石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顯然，他對兩位得意門生的發言頗為滿意。周恩來英俊嚴肅的臉上，依然一副神態自若、聲色不露的表情。 青年軍人聯合會的領導者也紛紛站起來，發表白已的見解。第七團團長蔣先云，既是蔣介石十分賞識的黃埔一期生，又是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共黃埔特支第一任書記。他此時直抒己見：“國共兩党的分与合，都應從革命的全局和前途來考慮。目前兩党雖有一些矛盾，但可以調和。今天我們才占有廣東，北方還有孫傳芳、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在虎現既耽，敵人的力量比我們強大得多。大敵當前，根本不是討論分与合的時候。” 共產党員許繼慎義正詞嚴、聲調高亢：“東征中，有多少共產党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果說共產党是客人。那就根本不需要作出這樣的犧牲。相反，有一位擔任攻城指揮官的國民党員卻臨陣脫逃。當然，那也是個人的事情，我們校長已經處罰了他。忠于革命的共產党人和國民党人都是占絕大多數的，這正是兩党合作的前提。” 會議開了半天，多數人都贊同蔣先云、許繼慎等人的主張，反對國共分裂。蔣介石見狀，只好草草收場，說：“今天大家發表下很好的意見以后還有机會討論這個問題。” 午飯后，蔣介石約周恩來到汕頭外的沙灘上散步。闊談几句之后，蔣說：“我最擔心的是黃埔軍校分裂。你是軍校共產党的領導人，但首先是政治部主任：希望你積极配合。維護軍校的團結。” 周恩來說：“維護軍校團結，我周恩來責無旁貸。你也知道，我經常做各种調解工作，而且總是從嚴要求共產党員，凡有險重任務，也總是動員共產党員沖鋒在前。” 蔣介石點點頭：“是啊是啊，确是如此。那么你能不能把所有在黃埔軍校以及在軍隊中的共產党員的名字都告訴我，還有國民党員加入共產党的名字，也請告訴我。”說完，眼睛直盯著周恩來。 周恩來略一思討，答道：“此事關系兩党，我哪有權做主，須請示中共中央才能決定。” 蔣介石知道這是搪塞，但又不便發作，一時無言。 過了一會儿，蔣介石說：“我看為了保證黃埔軍校的統一，共產党員或者退出共產党、或者加入國民党，或者退出黃埔軍校。” 說完，他又補充一句：“當然，后者是我所不愿意的。” 周恩來沉思著，不置一詞。 當天傍晚，蔣介石又客客气气地和周恩來從潮州坐船回汕頭。 周恩來望著那暗淡的匆匆流水，仿佛看到籠罩在國共兩党關系上的越來越濃重的陰影。 周恩來又想起發生態前几天的一件事： 蔣介石曾很想重用救他一命的陳賡，可是當他弄清陳賡原來是一個青年老布爾什維克之后，態度便截然不同。他在黃埔名冊“陳賡”旁邊批注：“此人是C.P，不可讓他帶兵。”作為侍從參謀的陳賡偶然間發現了這個秘密。周恩來授計陳賡，托辭母親病重向蔣介石請假回家。蔣介石看了陳賡送來的假條，狡黠地說：“不是吧！陳賡你一定看了什么東西吧？”陳賡沒有吭聲。蔣介石自知理虧，只好叫人送來船票、路費和委任狀，讓陳賡回黃埔軍校任中校隊長。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潮州會議、蔣介石故意挑起國共關系問題，顯然是他測試軍心的—個有計划的步驟。 周恩來從潮州返回汕頭后，立即召集黃埔特支主要成員，介紹潮州之行并提醒大家：他說：“蔣介石這次拉我到潮州開會，搞了突然襲擊，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本想發言駁斥他，揭穿他的花招，但看到同志們的發言已達到目的，同時也為了有利于兩党合作和今后斗爭，我保持了沉默。大家應該提高警踢，不能麻痹，他不會就此罷休，更嚴峻的斗爭就要到來了。” 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后，立即去找中共兩廣書記陳延年和蘇聯顧問鮑羅廷，談了東征途中蔣介石的表現，然后提出：“我們不能束手待斃，應該采取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政策，給蔣介石以堅決的回擊！” 陳、鮑同意周思來的看法。他們商量對策，計划把共產党員完全從蔣介石部隊撤出，另外与汪精衛成立國共兩党合作的軍隊。周恩來帶著這個意見回到汕頭，准備在接到中共中央回電后立即向蔣介石正式提出。誰知等了好久，中共中央卻來電不同意。這是陳獨秀對蔣介石的一次大讓步。正是這种讓步，使蔣介石得寸進尺，開始醞釀向共產党人發動公開進攻。按下不提。 不過在表面上，這個時期的蔣介石仍在親蘇親共，積极向左派靠攏。其中的一個表現，便是送長子經國赴蘇聯留學。 1921年3月3日，蔣經國告別母親，离開家鄉，考入上海万竹小學四年級。不久，蔣介石在虞洽卿的資助下，攜陳洁如离滬赴粵，把監護經國的責任交給了姑丈竺芝珊和塾師王歐聲。 蔣介石不在儿子身邊，但很關心儿子的功課，該讀什么書，哪本先讀，哪本次之，哪本應背誦，甚至字該寫多大，來信都再三叮哼。并告誡儿子務必學好英文課：“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樣，將來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業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志看看……英文最為重要，必須將每日教過的生字，在自習時，默記爛熟，一星期之后，再將上星期所學的生字，熟記一遍，總要使其一字不忘為止。算學亦要留心。”愛子之情，躍然紙上。 第二年，蔣經國進入浦東中學，后曾“赴黃埔省親”。 1925年“五冊”運動中，蔣經國和其他愛國青年一樣，熱血沸騰，積极參加罷課和示威游行。事后，學校當局以“該生行為不軌”為罪名。開除了蔣經國的學籍。7月間，蔣介石只得介紹儿子去北京“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指望有“吳妖怪”之稱的校長吳稚暉好好管教一下。不料吳稚暉也沒有辦法約束這位世侄。不久，蔣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關押了兩個星期。恢复自由后，訪惶苦悶的蔣經國于8月8日來到廣州見蔣介石。 10月7日，鮑羅廷在國民党中央執委會第65次會議上宣布，為紀念孫中山，莫斯科成立了孫逸仙大學，建議選派學生去蘇聯留學。“孫大”招生的消息一經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紛紛報名投考，僅廣東一地，即達千名以上。但這次僅錄取了340名、其中30名是由鮑羅廷推荐的。他們都是國民党要員的子弟，其中就有蔣經國在內。蔣經國雖然只有15歲，但當時正處于大革命的高潮中，他不能不受到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其父親被稱為“紅色將軍”、“中國的托洛茨基”，此時正高喊“我們党的前途端賴尊俄為師”，耳濡目染，他焉能無動于衷。因此，他自然愿意去革命策源地莫斯科尋求真理，實現信仰。 至于蔣介石對此事的態度，似在兩可之間。他原想給儿子找最好的學校讀書、怎奈局勢動蕩，學生無法安心學業，經國兩次鬧學潮都出了事。使他很不安。他在廣東政府身居要職。戎馬使傯，又与政敵角逐，几乎占据了他全部身心。如何安排這個大公子，一時真想不出妥善辦法。今日既有孫逸仙大學的創災，又有鮑羅廷的引荐，而且順了儿子的心愿，讓儿子去蘇聯鍛煉鍛煉，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當然也有另外一种說法。陳洁如的外孫陳忠人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 留學，是蔣經國從上海到廣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蔣介石提出的要求。蔣介石起初并不贊成，因為他不怎么喜歡蘇聯，這不僅在蔣介石從蘇聯寫給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達，而且在蔣經國留蘇問題上同外婆商量時，他也重复表示過。 蔣介石后來所以勉強贊同，僅僅因為我外婆的一再勸說，支持蔣經國的留學大志。經國去蘇后，經濟上很少得到蔣介石的接濟，區此蔣經國在蘇聯的生活是相當窘迫的。還是外婆知情后，將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陳果夫轉匯經國，才解決了他的困難。 10月19日、蔣介石正在東征前線督戰，蔣經國和第一批22位同學一起，搭上一艘蘇聯輪船，赴蘇聯留學去了。他的同學中。后來出了不少名人，如鄧小平、烏蘭夫、廖承志、屈武等，烏蘭夫和蔣經國還是同桌。 蔣經國這一去便是12年，直到1937年才回國。 再說因刺廖案無法在廣州立足的國民党右派，紛紛逃到上海和北京，同時開始了更加露骨的反共活動。他們先后建立了“北京同志俱樂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樂部”，并籌划召開旨在反對廣州國民党中央的會議：經過一段准備，他們于1925年l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孫中山靈前，召開了所謂國民党一屆四中全會。 在此之前的11月16日，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戴季陶、謝持等人即在北京集會，聯名寫信給國民党中央及上海執行部，要求“清党”。20日，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急電李大釗、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為，要求國民党上海執行部切實查明。第二天，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會再次急電李大釗等人，取消國民政府外交代表團鄒魯的代表職權及名義，并將他交北京執行部查辦。但這一切并沒有阻止右派們的進一步活動。23日，會議還是如期舉行了。 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執行委員葉楚倫、居正、沈定一、邵元沖、石瑛、鄒魯、林森、覃振、石青陽，候補執行委員茅祖權、傅汝霖，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共13人。林森、鄒魯分別擔任會議主席。這些人后來即被稱為“西山會議派”。 會議通過了各种宣言、通電、議案和文告，但中心議題是“解決共產派問題”。會議宣布取消共產党員的國民党党籍，解除共產党員譚平山、李大釗、林伯渠、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職務。解除俄人鮑羅廷顧問職務，取消政治委員會。會議也開除了汪精衛的党籍。 西山會議最后宣布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議決將“中執會”移至上海，在上海另設中央党部，并擬定“二大”全會于次年3月29日舉行。會議特別提醒：如果不在國民党內實行清党，恐怕“再過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為紅色矣”。 正在西山會議召開之際，國民党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豈、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于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執委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通電全國各級党部，指出林森等在西山召開的會議為非法。通電說：根据三中全會決議，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体會議，“須在廣州開會，無論何人不得違反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經決定，明年元旦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電囑林森等人，尊重決議，迅速來廣州開會，“勿持异端，致生糾紛”。 國民党北京、上海執行部，江蘇、福建、浙江、湖北等省党部。海外各總支部、港澳總支部，廣州和漢口特別市党部，以及各級地方党部，一致通電擁護，要求從嚴懲辦西山會議掘。 中共中央發出第67號通告，希望各地共產党員主持的國民党党部對西山會議派一致發電痛駁，并將駁斥右派的文電寄中共中央局和在上海的沈雁冰(即茅盾，時任國民党上海特別市党部宣傳部長)備一份，由沈轉交國民党周刊發表。 在反擊右派的斗爭中，毛澤東以國民党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周報》。該報對外不公開，社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在《發刊理由》中寫道：“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對反革命的宣傳，“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 毛澤東主編了四期，后由沈雁冰接手。在這四期上，毛澤東發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傳的實質，是“以國民革命指為共產革命，以國民党指為共產党，以國民政府指為共產政府。以國民革命軍指為共產軍，無非承了帝國主義意旨，制造几個簡單名詞散布出來，企圖打破國民革命中各階級合作的聯合戰線。” 但是，西山會議派毫無收斂。他們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廣州的國民党中央相對抗。并由鄒魯辦《江南晚報》于虹口，作為宣傳机构，又利用原葉楚倫創辦的《民國日報》相呼應。在北京他們在南花園1號成立党部与設在翠花胡同8號的由李大釗、王法勤、于右任、于樹德、丁惟汾等主持的党部相對抗。林森、鄒魯等人一心想推翻廣州的革命政府，密令廣州公安局長兼師長吳鐵城相机行動，驅逐汪精衛、蔣介石等“左派”，而由他們回去主持党政。吳鐵城未敢貿然下手。當時北京段祺瑞執政府，也通過原為國民党員的司法總長楊庶堪的關系，派人到竹竿巷林森寓所，拉攏西山派這批人。可是鄒魯他們一心想著廣東地盤，無意投靠正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的段祺瑞。 正在共產党痛斥西山會議派的時候，一個不利的消息自北方傳來：郭松齡兵敗被殺！ 正是： 千載机遇須央過， 稍縱即逝難捕捉。 欲知事情原委，且听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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