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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北京石駙馬大街口,有一座經常關閉著黑色鐵門的樓房,這就是北京女子師范大學。1925年,在南方風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的影響下,這里爆發了震動北京城乃至全中國的“女師大學潮”。 女師大的校長原是許壽裳。魯迅就是應他之聘在女師大兼課的。1924年2月許去職,由楊蔭榆繼任。楊曾留學美國,但思想卻頗封建。她那披著黑色斗篷的身影,像幽靈一樣在校內到處晃動;她把學校比作“家庭”,把自己當作“尊長”,一臉冷酷,飛揚跋扈,實行高壓政策。有一件事使學生們特別憤懣,當學生請假去參加孫中山公祭大會時。她竟然竭力阻撓,說:“孫中山是實行共產公妻的,你們學他沒有好處,不准去!” 1925年初,上海和青島紗厂工人相繼罷工,消息傳來。女師大的學生倍受鼓舞,遂發表宣言,反對楊蔭榆當校長。 5月9日是“國恥紀念日”。10年前的這一天,袁世凱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紀念日前兩天,學校布置了一個演講會,早巳被學生否認的楊萌榆登上主席台,要以校長名義親自掌握會議。學生們群起反對,報以一片噓聲,不承認她是校長,堅持要她下台。楊萌榆大怒,厲聲高喊:“叫警察!” 學生毫不退讓,競起責問。楊萌榆無奈,尷尬地离開了會場。 9日清晨,楊蔭榆借校評議會名義,貼出一張布告,宣布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代表。 11日,女師大學生召開緊急大會,決定驅逐楊蔭榆,并出版《驅楊運動特刊》。許廣平作為自治會的總于事,帶領同學給校長辦公室貼了封條。 魯迅挺身而出,表示堅決支持學生的正義斗爭。 5月27日,魯迅、錢玄同、許壽裳等7位教員聯名在《京報》上發表《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嚴正聲明對女師大事件的態度,抗議楊蔭榆對學生的迫害,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楊蔭榆的動態。 三天后,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閒話》,以局外人的姿態,認為魯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還說女師大學生“鬧得太不像樣了”,把學校弄得像“臭毛廁”一樣,丟盡了“教育界的面目”,風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 魯迅一看,十分生气,當晚就寫了一篇《并非閒話》,諷之曰:“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怀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并說,丟盡“教育界面目”的不是學生,正是他們這些“蛆虫”。 “五卅”巨浪掀起,女師大學生參加北京各界舉行的反帝集會游行。還在校內組織護士訓練班,學習看護。准備以實際行動支援工人階級反帝反軍閥的革命斗爭。 楊蔭擒在新平路密設了一個“女師大校長臨時辦公處”,一面借口暑假校舍要進行修理,不准學生住校,一面阻止學生請來講習醫生進校。并貼出布告,宣言解散學生自治會。 8月1日,楊蔭榆帶著軍警打手百余人,蜂擁人校,強占校長辦公室,并下令關閉伙房,截斷電路,封鎖校門,企圖斷絕學生和各界的往來。 緊急關頭,魯迅來到女師大。他和學生們站在一起,隔著學校鐵門同外面站著的密密層層的軍警相對峙。當晚,魯迅和其他一些教師留宿在學校教務處辦公室,准備應付不測。 8月6日,教育總長章士釗以“學紀大紊,禮教全荒”為由,在國務會議上提議解散女師大,并當即下令執行。 12日,章士釗下令免去魯迅教育部僉事的職務。魯迅根据法律規定教育部無權免金事之職的條文,前彼平政院控告。 22日,教育部派出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雇用上百個打手。沖進女師大,將堅守學校的學生骨干劉和珍、許廣平等13人打傷,拖出校門。 25日,臨時執政段祺瑞親自出馬,發出了“整頓學風”的命令,聲稱:“教育為國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倘有故釀風潮、藐視政令者,即依法從事,決不姑貸。” 在這風狂雨猛的時刻,膽小怕事的、明哲保身的、看風使舵的,早已紛紛退卻,逃之天天。然而魯迅仍在迎著鋒刃而上。他光和許壽裳等組成“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抵制解散女師大;后又讓學生到他家里避難,說:“來我這里不怕!”石駙馬大街的校舍被暴力占領了,魯迅就帶領學生在宗帽胡同賃屋上課。9月21日,宗帽胡同的新校開學,魯迅發表了演說。他對同學們說:“我相信被壓迫的決不致死亡,壓力是壓不倒人的!” 几個月來的緊張、勞累,使魯迅肺病复發。但他仍然抱病上課,并把任課時間增加了一倍。 執政府的行為激起了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憤怒。北京大學教師首先召開會議。議決与教育部脫离關系。接著,代表北京98所學校的學生聯合會在報上公開發表啟事,痛斥教育部“近月复受帝國主義之暗示,必欲扑滅學生運動而后快”。 這時,章士刨恢复了他以前主辦的老牌刊物《甲寅》。因該刊物封面有一虎。章士釗行為又如此,于是的人便稱章為“老虎總長”。在這份雜志上,他公開提倡恢复舊禮教,鼓吹“讀經救國”。攻擊白話文,批評新思想,与一班舊文人互相唱和,形成了一個复古的“甲寅派”。 魯迅對此堅決反擊,接連寫了《答KS君》、《十四年的讀經》、《碎話》、《這個与那個》等犀利的雜文。他說:主張讀經者的意思是想“用舊習慣、舊道德,或者憑著官辦將一切新生力量壓下去”。可謂一語中的。 1925年底,在南方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在李大創、趙世炎、劉清楊等人的指揮下,北京各界群眾接連示威游行,“驅逐段棋端”的口號聲響徹全城,連“京師警察廳”的牌子都被摘走了。 一些原先身居要職的官僚政客心惊膽戰,紛紛逃离北京。避居天津租界。于是,在宗帽胡同堅持斗爭的女師大學生。終于在11月30日、浩浩蕩蕩地排著隊返回石駙馬大街原址,正式宣布复校。 這時,先前曾在魯迅擬寫的那個宣言上簽過名的林語堂認為段祺瑞、章士釗等人已經失敗,不能“投井下石”、“再施攻擊”,而應該發揚“費厄潑賴”(英語音譯,意為寬容)精神。魯迅不以為然,寫下了著名的論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批評中庸之道,提出了一個響亮的戰斗口號:必須痛打落水狗!楊蔭榆后來過著超然物外的生活。日本侵略中國時。她保持了民族气節,拒不与日本人合作,最終死于日本的屠刀之下。 章士釗后來活到92歲。他一生經歷丰富,走過曲折复雜的道路。他早年鼓吹民主革命,与鄒容、章太炎過從甚密,策划過暗殺清廷要員的活動,參加過反衰斗爭,晚年為兩党和談奔走,充當和談代表,建國后成為毛澤東的座上賓,臨終前仍致力于和平統一祖國的活動。但他中間投靠段祺瑞,擔任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推行复古倒退政策,壓制學生運動,确曾走過一段不光彩的道路。對這一段經歷,他后來是怎么看的呢?据他的女儿章含之說,她曾問已是耄耄老者的父親當年与魯迅那么敵對,他現在怎么看。章士釗微微沉思后緩緩地說:“拿你們現在的眼光看。對于學生運動的事,魯迅支持學生當然是對的。”他還風趣地說:“魯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說來也巧,章士釗這位當年的教育總長,和魯迅的夫人、當年女師大的學生自治會主席許廣平,建國后都是人大代表。每次開人代會又都是主席團成員,后來又都是常委會委員,“章”和繁体“許”兩個姓氏筆畫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台,章士到和許廣平都是毗鄰而坐。“我們很客气嘛,誰都不提几十年前的事了。”章士釗晚年說。有一次服務員上茶先送許廣平,許把茶讓給章說:“您是我的師長,您先用。” 這就是歷史。的确,時間可以改變一切。歷史的發展變化,就是這般微妙。這是后話,按下不提。 再說正當女師大風潮熱鬧非常,那本封面上印著一只面目猙獰的老虎的《甲寅》周刊攻擊新文化運動“陷青年于大阱,頹國本于無形”之際,8月30日,胡适夜《京報》副刊發表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嘲笑章士釗這位白話文學的一貫反對者,并教訓他要有點儿敢于投降的雅量。 胡适在文章中說:今年2月里,我有一天在擷英飯館席上遇著章君,他說他那一天約了對門一家照相館飯后給他照相,他邀請我和他同拍一照。飯后我們同去照了一張相。相片印成之后。 他題一首白話詩寫給我。全詩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講什么新文學, 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來我不駁, 雙雙并坐,各有各的心腸。 將來三五十年后, 這個相片好作文學紀念看。 哈、哈, 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 總算是老章投了降。 他要我題一首文言詩答他,我就寫了這樣的四句: “但開風气不為師”, 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气人, 愿長相親不相鄙。 然而章的雅量終是很有限的;他終不兔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來。他的投降原來只是詐降,他現在又反叛了! 我們要正告章士釗君: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据,有時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個運動不是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謾罵也許赶得跑章士釗君,而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适不做白話文,更不能打倒白話文學的大運動。 比起魯迅來,胡适對章士釗的批評當然軟弱無力,而且近乎游戲,從詩文里還隱約可見章、胡之間的微妙關系。但這畢竟是一种批評。胡适是靠提倡白話文起家的,他當然不會容許章士釗對白話文橫加指責。但一涉及對學生運動的態度,胡适就和章士釗唱起了几乎同樣的調子——讀書救國。 9月5日胡适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愛國運動与求學》。他在文章中呼吁退學罷課的學生回到學校去上課。他說:“救國事業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游街,高喊著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于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于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于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 他寫道:“我們須要明白了解,救國千万事何一不當為?麗吾性所适,僅有一二宜。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的預備功夫。國家的紛扰,外間的刺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与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吶喊。吶喊救不了國家。” 胡适大聲疾呼:“我們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扰攘紛亂的時期里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里,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胡适的文章無疑是和章士例一唱一和,難怪魯迅把他們捆在一塊批駁起來。魯迅說,讀經能夠救國嗎?在歐戰期間,誰見過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罵翻了潛水艇?他認為,教育總長坐朝論道“談經救國”,大學教授現身說法中救國必先讀書”,一吹一擂、都是“別有用意”的。目的是使青中學生“什么事也做不成”,“老死在原地方”。 再說東征軍回顧討伐楊、劉后,東江地區重新被一度退人福建江西的陳炯明余部占領。9月間,原已歸附廣東革命政府的劉志陸、楊坤如等也相繼叛變,聯絡在南路的陳炯明舊部鄧本殷准備會攻廣州,對革命政府造成嚴重威脅。9月21日,國民政府決定發動第二次東征。 這次軍事行動,以蔣介石擔任東征軍總指揮,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軍和四軍一部分共三万多人,分為三個縱隊,于10月6日出發,向東推進。東征軍設立總政治部,以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同時,李濟深所部第四軍為主力,組織南征軍,討伐鄧本殷,由剛從蘇聯歸國的共產党員張善銘任政治部主任。 這次東征,比起第一次東征來,客觀條件要有利得多:由于楊、劉等部已被削乎和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廣州革命根据地較前更為鞏固;國民政府已有六個軍的兵力,足以超過對方,所以末把黃埔學生編人東征軍;陳炯明余部經過第一次東征軍沉重打擊,戰斗力和士气都大不如前。這确是統一廣東的大好時机。 東征軍出發前,蔣介石在周恩來和蘇聯顧問的幫助下,制定了周密的作戰計划和嚴明的軍紀條文,從軍胸、出發津貼到菜金等,都作了明确的規定,并公之于眾。《重征東江訓誡》則是蔣介石和兼任党代表的汪精衛共同摘的,內容包括十條,文字簡明扼要: 一、軍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語所謂“好漢死在陣頭上”,孔子所謂“殺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訣:1。嚴守軍紀。2。服從命令。3。保護人民。4。万人一心(團結精神)。 三、革命軍口號:1。不要錢。2。不要命。3。愛國家。4。愛百姓。 四、革命軍十不怕:1。不伯死。2。不怕窮。3。不怕凍。4. 不怕痛。5。不伯熱。6。不怕饑。7。不伯疲。8。不怕遠。9。不怕重。10。不怕險。 五、保護百姓(不拉夫、不搶物、不捐餉、不占屋)就是實行三民主義。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違反主義反革命的強盜軍隊。 六、毋忘革命軍的《連坐法》。 七、要緊記著革命軍的《刑事條伍》。 八、革命軍只有前進。不許后退。怯退是軍人一生無上之恥辱。 九、革命軍人,要忍耐到最后的五分鐘,非得到最后的胜利,決不放手。 十、我們的名譽,是已死同志們的頭和血換得來。我們切不可忘了殺害我們的同志的仇敵,大家要為已死的同志來報仇。 這次東征采取中央突破、直搗惠州的作戰方針。惠州乃陳炯明的老巢。這里東、西、北三面環水,南面又有飛鵝岭作為屏障,城牆堅固,易守難攻,夙稱“東江鎖鑰”,据說自宋代以來就無人攻破過。前人有詩曰:“鐵鏈鎖孤舟,白鵝水上浮,任憑天下亂,此地永無憂。”駐守這里的是叛軍楊坤如部一個師,憑險固守。 10月10日。東征軍進抵惠州城外飛鵝岭。13日,蔣介石命令大舉攻城。楊坤如憑借城上工事和英式优良裝備。拼死頑抗,隱藏在暗角的机關槍也伸出牆洞開火。東征軍攻城先鋒隊一排排地倒下,尸骸成堆,傷亡慘重。 夜幕降臨,蔣介石乘轎在陣地上轉了一圈,便帶著沮喪的情緒返回指揮部,提出了放棄惠州、改道前進的主張。周恩來不同意這种“罷兵另謀”的主意,進言道:“攻下惠州,藩篱撤而破竹之勢成,對整個戰局將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且還有重大的政治影響。面罷兵改道,則意昧初戰失利,動搖軍心,顯然財東征全局极為不利。” 蔣介石說:“城高池深,急切難下,掃清外圍,再攻孤城不遲。” 周恩來認為只要打法對頭,惠州還是可以拿下來的。他提出采取“圍師必缺”的戰法,“瓮中捉鱉,鱉會咬人的手。在瓮的三面打擊,留一出口讓鱉爬出,捉它就較為容易。圍城也應示以活門,使守敵覺得有路可逃,以動搖其守城信心,利于攻城和殲敵。” 蔣介石覺得有理,遂提出了“三面圍攻,网開一面、待敵外逃,聚而殲之”的攻城方案。隨后,周恩來召集各團党代表蔣先云、張際春、傅維鈺、王逸常等人開會,要求他們帶動中共党員和青年團員,組織敢死隊,沖鋒在前,保證攻下惠州城。 第二天下午,總攻開始。蔣介石和周恩來在飛鵝岭指揮,何應欽在城下督戰。東征軍集中炮火,猛轟北門,尤其注意摧毀城上暗藏的工事:炮火之后,一架架竹梯靠著城牆,650名敢死隊員爭先攀登。坐鎮城內的楊坤如聞听北門告急,東征軍已爬上城牆,大惊失色,急忙走出司令部,准備登北城門督戰,終因炮火密集,不能登城。楊坤如見大勢不妙,俏聲問左右:“可有突圍之路?”侍衛參謀說:“東門空虛,可由此出走。” 戰至傍晚,東征軍自北、西門攻惠州,楊坤如被彈片打傷,狼狽從東門逃走。其所部在棄城逃跑時,又被東征軍聚殲。 親身經歷惠州之役的蘇聯顧問切列藩諾夫說:“惠州要塞實際是共產党人拿下來的,他們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牆還要堅硬。” 攻克惠州后,蔣介石、周恩來等即進駐惠州督辦署。10月16日,東征軍在惠州城朗第一公園舉行“攻城陣亡將士追悼大會”。會場上安放著犧牲將士數百人的靈位,懸挂著“陣亡將士精神不死”的橫額。挽聯上寫著:“一鼓攻克天險惠城,取義成仁,長留浩气;余事為后死者本責,鞠躬盡瘁,共建殊勳。”蔣介石主祭,周恩來發表演說。他激昂地說:“孫中山先生的愿望,第一是統一廣東,第二是統一中國,第三是打倒帝國主義。而要實現這個目標,不是我們第一軍三個師的部隊就夠了,而必須全中國的軍隊,都化為革命軍。” 蔣介石宣布,追認在攻城中陣亡的團長劉堯窟為中將,撫恤其家屬銀5000元。 國民政府下令表彰蔣介石,謂其“忠勇激發,成此偉功”,同時獎勵何應欽、譚曙卿、陸瑞榮等。 東征軍乘胜追擊。10月16日晚上,蔣介石發布向潮梅進軍,徹底掃蕩盤踞東江上游的陳炯明軍的命令。東征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大張撻伐。僅僅十來天就占領了海陸丰、紫金、老隆等地,基本上控制了通往潮梅的要沖之地。 當東征軍從惠州分途進軍時,蔣介石以及總指揮部隨譚曙卿率領的第三師行動。譚師在惠州之役后就翹起尾巴,以為潮汕可以一舉蕩平。于是輕敵冒進。10月27日下午,譚曙卿派人送來急跟:“今早4時出發,7時半在塘湖遇敵。敵有人馬万余,抵抗頑強。職部兵力,尚嫌單薄。懇請調兵向梅林、龍村兩翼增援,以期一鼓殲滅。”蔣介石覺得蹊蹺。 原來,譚師懵懵然陷入敵叢后,遭到凶狠強悍的林虎屬下黃任寰都的突然猛扑,犧牲了自團長以下千余名官兵,全線崩潰。蔣介石得悉真實情況后,急忙命令總指揮部的護衛陳賡:“你代理第三師師長,立即收集潰散部隊,重新組織抵抗!”無奈為時已曉,兵敗孤山因,智勇雙全的陳賡也無力回天。從塘湖、華陽敗退而來的譚師隊伍,已如潮涌。總指揮部的隨從人員也被沖散,連蔣介石的坐轎和行李也丟失了。 正是: 自古知兵非好戰, 驕兵必敗要深思。 究竟蔣介石如何脫險,且听下回交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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