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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毛澤東9月回到湖南，仍住在清水塘22號。開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負擔很重，生活清苦。毛澤東回來后，她格外高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岸青也于11月降生了。正需要毛澤東盡丈夫之情、父親之賈的時候，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一個通知，要他再次离湘赴滬。 夜深了，孩子睡了，夫妻相對，訴不完的衷腸，吐不完的心曲，情緒复雜，依依難舍。 天快亮了，一勾彎月斜挂天邊。開慧強裝笑臉，為丈夫打點行裝。 毛澤東看著妻子虛弱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一种負疚感油然而生。他強抑酸楚的感情，作《賀新郎》一首相慰： 揮手從茲去。靈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已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似台風掃寰字，重比翼，和云翥。 毛澤東此次赴滬，是為了參加即將在廣州召開的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后話，暫且按下。 再說1923年8月5日，孫中山寫信叫蔣介石到上海，和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人會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商談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考察事宜。此事醞釀已久，1921年底孫中山同馬林在桂林會晤時，就表示“愿派一個最能干的人作為使者去莫斯科”。如今國共合作局面逐漸形成，此事正可實現。 蔣介石聞訊，主動要求去莫斯科。他寫信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极獨善，以求自全。”孫中山答應了他的要求。 8月16日，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自滬赴蘇。代表團成員有沈定一、張太雷、王登云，分屬國共兩党。 代表團19日乘船到大連，改乘火車，25日至滿洲里邊界，調換車輛后入蘇聯境內。經由西伯利亞，乘車9日，于9月2日抵達莫斯科。代表團在蘇聯逗留三個多月，訪問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党政軍机關，參觀了工厂、農村、學校、軍隊、博物館，列席了全蘇蘇維挨代表大會与共產國際的會議。列宁當時有病，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吾爾克村，未能接見代表團。先后与代表團會談的有軍事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里宁，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胡定斯基等領導人。 蔣介石有記日記的習慣。在蘇聯期間，他把風土人情、談話內容及自己的感想都寫進了本子里。 他听了蘇聯政治局秘書羅索達克介紹俄國革命史和建党情況后，在日記中認為革命成功的原因是工人、農民擁護共產党和准許150個民族自治；比較突出的特點是儿童教育嚴格，工人都受軍事教育，小工厂租給私人；缺點是工厂充公后管理不善，過于集中，利益分配困難。 蔣介石在与托洛茨基會談時，托洛茨基代表列宁和蘇聯政府說：“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与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极援助。”這些話給了蔣介石极大鼓舞。他后來肯于接受黃埔軍校校長職務，正是由于蘇聯給予援助的承諾使他吃了定心丸。 蔣介石特別注意蘇聯的軍隊建設。他參觀了步兵第144團、步兵第二學校、軍用化學學校、高級射擊學校、海軍大學、海軍學校、海軍机器學校，并訪問了蘇軍教練總監，得知蘇軍每團都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員常佐，參与主要任務，團長負責指揮軍事，而監督、政治工作、精神教育，則由政治委員負責，職責甚明，使得部隊團結一致，上下親愛。蔣介石對此頗感興趣，感到中國龐以蘇聯紅軍為榜樣，建立真正的革命軍隊。 對蘇聯的政治制度，蔣介石卻十分反感。他考察了解后認為：“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与我們中國國民党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蔣介石應邀參加了共產國際的會議，見到了季諾維也夫和曾到中國幫助籌建共產党的維經斯基。蔣在致答詞時，特別強調了三民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操縱的軍閥，并希望共產國際多派人到中國了解實際情況。他和維經斯基見面最多；對季諾維也夫印象最坏，認為他外強中干，殊無振興气象；對托洛茨基印象最好，認為他言行直爽，辦事果斷。 在外蒙古問題上，蔣介石留下了不愉快的記憶。他在會見外交人民委員齊采林時曾探詢孫中山大元帥府和蘇聯正式建交問題，齊采林認為“外蒙古獨立”問題不解決，是無法建交的，而對1919年和1920年關于廢除對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宣言避而不談。蔣介石很受刺激，于10月26日向齊采林寫信反駁他的觀點：“那天你說‘蒙古人伯中國人’這句話，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現在中國北京政府的軍閥，決不是怕三民主義的國民党……如果蘇聯有誠意，就應該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狀況。須知國民党所主張的民族主義，不是說各民族分立，乃是主張在民族精神上，做到互相親愛的協作。你那天，叫我訪問党部首領談話，我很希望你先把我們這一段意思介紹到党部。” 然而曾几何時，正是經他的手，和蘇聯簽訂了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條約。當然他認為當時有不得已的原因。不過后來，他曾為此愧疚不已。 總的說，這次异國之旅，蔣介石還是高興的。金碧輝煌的彼得堡皇宮，高雅圣洁的克里姆林塔，矗立云霄的圣巴塞爾教堂，多彩多姿的歌舞劇院，都給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 有一個山頭更引起了蔣介石的興趣，那是拿破侖曾到過的山頭。 “沙皇的軍隊當時撤退了，”陪同蔣介石的蘇聯人介紹說，“莫斯科老百姓也隨軍离城。法國的騎兵部隊進來了，可是城里什么東西也沒有了。法國兵放起一把大火，整整6天燃燒不止。拿破倉還下令炸毀克里姆林宮，可是雨水把地雷引火線打濕了，他沒有成功。” “拿破侖上這個山頭干嗎？”蔣介石問。 “他想察看地勢，”蘇聯人說，“拿破侖的部隊經過艱苦跋涉，已被饑餓、寒冷折磨得干气低落。俄羅斯人這一次愛國的正義的戰爭，終于擊敗了气勢洶洶的侵略者拿破侖！” “噢噢，你們的士兵了不起！听說當時拿破侖是這個樣子站著的，”蔣介石雙手叉腰，挺胸昂首，俯瞰四方。皺著眉頭，“是嗎？” “是的是的。”講解員笑著說，“你學得很像！” 在場的人一片大笑。蔣介石洋洋得意。 到蘇聯不久，蔣介石就得到一個消息，那是托烙茨基告訴他的：“一個以鮑羅廷和加侖將軍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很快就要到你們中國去，幫助孫逸仙先生進行革命。在他們未去之前，巴夫羅夫將軍將先到廣州。”托洛茨基關心地說，“孫先生給我們來信，對你評价很高，你是大有希望的，希望你未來發揮更大腦作用。目前應和鮑羅廷他們密切配合，先把軍校辦起來。” 蔣介石喜形于色，連連點頭。11月29日，蔣介石率團辭別越飛夫婦，于下午2時啟程回國。12月15日上午抵達上海，立即去拜訪盟兄、交易所伙伴張人杰。下午即登船要回溪口老家。在上海的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林業明、陳果夫均赶到船上，勸蔣介石赶緊回來處理党務。因為蔣介石剛從蘇聯回來，他又是代表團的團長，理應立即向孫中山和全党報告考察情況。然而蔣介石只是將《游俄報告書》寄上廣州，自己還是乘船走了，理由是第二天是其母親的六十冥誕，又是為他母親墓地建筑的三間洋房式“慈庵”落成之時。 12月30日，孫中山打電報給蔣介石：“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急切之情，溢于言表。這是因為蘇聯政府應邀派駐廣州的常設代表鮑羅廷早已到達，改組國民党曲工作正在加緊進行，并已開始籌辦軍校以建立本党的革命軍隊，而派蔣介石赴蘇考察就是待其回來辦校治軍。 為此，廖促愷、胡漢民、汪精衛、張人杰等人接連發給蔣介石6封電報，催促他速赴廣州。不料蔣介石接到孫中山等人的電報后，繼續在慈底拂案焚香，繞母墳植樹，帶著蔣緯國在岭上林間散步。 赴蘇考察使蔣介石身价倍增，他比原來擺的譜更大了。 直到1924年1月16日，蔣介石才慢騰騰地來到廣州，面見孫中山報告旅蘇考察情況。他此前寄來的《游俄報告書》，因為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和改組國民党的政策，曾受到廖仲愷等人的批評。這次又當面向孫中山說明，根据他考察的情況，他僅贊成利用俄援和以蘇聯紅軍為榜樣辦校建軍，但反對聯俄的政策。他認為：“俄共政權如一旦臻于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則其對于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后患，將不堪設想。” 孫中山對蔣介石的看法進行了批評，說他“未免顧慮過甚”。 蔣介石當然不敢頂撞孫中山，但他對自己的主張卻堅守不變，“天下事，惟有求諸己為足恃也。”為了表達自己的見解，他寫了一封信反駁廖仲愷的批評，并特此信抄送國民党各常務委員。信中說：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對俄党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与主義之別，晉人不能團其主義可信，面乃置事實于不顧。以弟觀察，俄党殊無誠意可言中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党，而及國際共產党員也。至我國党員在俄國者，對于孫先生惟有詆毀与怀疑而已。俄党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党為其正統，決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于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于其間而已。所謂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于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霉，以張某作比者，乃离事實太遠，未免擬于不倫。其故在于中國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党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万余，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于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价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党体之點，因入共產党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于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愿負忠巨卑鄙之名，而不愿帶洋奴光榮之銜，竊愿与兄共勉之！ 其勢洶洶，言詞尖刻，真可謂吸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蔣介石的觀點，正給當時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政策的思潮火上澆油、提供炮彈。因其以親歷者的身份說話。所以更具鼓動性。一時間，國共合作被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其實，反對國共合作的勢力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而且一有机會就頑強地表現自己。 共產党內也有不同意見，“三大”上的爭論就明證。但毋庸置疑，共產党人陳獨秀、李大釗、譚平山、瞿秋自、阮嘯仙等在促使國共攜手方面，都是极為努力的。特別在參与國民党改組工作中，他們与國民党人一起研究改組方案，并坦誠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當孫中山聘請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到達廣州后，國共兩党的關系更加密切。在鮑羅廷的幫助下，國共兩党人士多次在一起商討改組辦法，最后形成一個完整的計划，并向孫中山提出如下建議： 一、在國民党改組前修改党綱，并在人民群眾中廣泛宣傳党綱。力求取得按党綱改組國民党的一致意見。 二、制定國民党党章。 三、在廣州和在第二中心上海組織党的堅強團結的核心，然后在全國建立國民党的地方組織。 四、盡快召開國民党全國代表大會，以便討論和通過党綱党章。選舉新的執行委員會。派出最优秀最積极的國民党員在廣州進行國民党的改組工作。 五、在召集全國代表大會時，必須使每一個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樣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層組織。 孫中山欣然接受了中國共產党的建議，并按此程序加緊了國民党的各項改組工作。 1923年10月6日，鮑羅廷与200只在狂風中喪生的綿羊為伴。乘一艘中國近海汽船抵達廣州。他當即被帶到河南島上那家士敏土厂。 鮑羅廷后來回億說： 孫逸仙非常熱情地歡迎我，請我与他同坐，將我凝視了几秒鐘。我向他轉達了莫斯科方西的問候，轉達了政治代表加拉罕的問候。我說，加拉罕期待一有适當時机即同他晤談。然后，我簡要地向他說明了我來廣州的目的，并就中國特別是廣東的局勢向他提了几個問題。 鮑羅廷是他的化名，其真名叫米哈依爾。馬爾科維奇·格魯中貝格。他來中國的目的，是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党，實現國共合作，并資助、訓練和裝備一支強大的國民党軍隊，從而大大改變中國各派勢力的力量對比。 鮑羅廷乘火車穿過西伯利亞，來到貝加爾湖，再轉赴塵土飛揚的北京。在北京，他听完蘇聯大使加拉罕的情況介紹，就經由陸路去上海。在上海，他會見了一些蘇聯人和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然后搭船去廣州。去廣州的船是一艘又小又破的近海航行的貨輪，上面裝著綿羊。途中遇上一場台風，貨輪險些沉沒，攔在甲板上的200只羊都淹死了。几天之后，貨輪駛進珠江，停泊在廣州碼頭，才把羊肉賣掉。 在去拜見孫中山的路上，鮑羅廷有机會察看了這座城市。他看到廣州到處都是衣衫襤褸、懶洋詳的游民和軍容不整、逛來逛去的士兵。他得知，這些熙熙攘攘的士兵有4万之眾，他們雖然都從國民党那里領取薪餉，一天即耗費26000美元，但他們卻分屬于各個軍閥，都在聞風待變。其中忠于孫中山的士兵，現在只有200名，用作警衛。其他忠于他的士兵，都在上次廣州大敗退中犧牲了。 鮑羅廷來到廣州不久，陳炯明再次來犯，兵臨城下，躍躍欲試。想重新奪取廣州。可是廣州城內的那些雇佣軍沉湎于尋歡作樂、根本無意于守城掏敵。 鮑羅廷很快通過共產党招募了540人的志愿部隊。他親自指導廣州的防守工作，認這五百多人打先鋒，迫使陳炯明的軍隊很快逃离。 孫中山對鮑羅廷的勇敢、机智印象很深，更加倍任這位蘇聯顧問，把國共合作和改組國民党的許多問題都交給他幫助處理。鮑羅廷也很尊重孫中山，在孫中山談話時，他總是洗耳恭听，只有征詢他的意見時他才說話。 后來，法尼婭同兩個儿子前來与鮑羅廷團聚，他們全家搬進了一座幽暗的黃色小樓。鮑羅廷之所以看中這座房子，除困其靠近國民党執行委員會外，還有一個原因：鮑羅廷喜愛騎馬，在沒有時間長途放騎的情況下，后面的閱兵場可以任其馳騁。他們一家人佐在樓上几間大小不一的頂篷很高的房間里。在會客室，孫中山和列宁的照片分挂在牆上兩邊。鮑羅廷的中國助手佐在樓下，共產党員翟秋白是他的助手和翻譯之一。 10月25日，孫中山委托廖仲愷、鄧澤如在廣州召開國民党改組特別會議，討論改組計划。各級干部百余人出席。28日，廖仲俏在會上宣布孫中山的意見指派廖仲愷、胡漢民、林森、譚平山、鄧澤如、楊庶堪、陳樹人、孫科、吳鐵城等9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李大釗、謝英伯、古應芬、許崇智為臨時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組成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鮑羅廷為顧問，著手辦理國民党改組事宜。 然而在討論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正是： 別看相互稱同志， 未必胸中志相同。 欲知事態如何發展，請看下回續寫。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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