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按下蔣介石的故事暫且不表。讓我們看看另一位國民党將領走的另一條道路吧。因為此人后來在國共兩党關系史上，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他叫朱德，字玉階，四川儀隴人，昆明講武堂畢業，后加入同盟會。蔡鍔舉起反衰護國大旗時。他隨護國軍第一軍選人四川，擔任支隊長。不畏強敵，英勇作戰，立下戰功，晉升為少將旅長。后又響應孫中山號召，參加護法戰爭，決心把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進行到底。不料護法運動很快就失敗了c朱德目睹辛亥革命時期的許多老同盟會員紛紛變成了搶奪地盤、爭權奪利的新軍閥，而且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西南軍閻的混戰之中，不禁感到茫然、苦悶和彷篁。 五四之后，朱德經過好友孫炳文的介紹，開始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刊。逐步認識到西南軍閥和北洋軍閥并沒有實質的不同，用一派軍閥打倒另一派軍閥，并不能達到救國的目的，要革命必須另尋新路。 1920年底。未德隨駐川的滇軍回到云南，推翻了士皇帝唐繼堯的統治。他出任云南陸軍憲兵司令、云南省警察廳長。這時，他有權有勢，薪俸很高，有一個賢慧的妻子，并且染上了大煙癮。如果他愿意，盡可以像別的軍官那樣，出入于秦樓楚館，沉湎于紅燈綠酒。但是，他痛感“國事日非”，尋求救國真理的念頭時時縈繞他的心頭。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覺得功名利祿猶如糞土，救國救民，以天下為己任，才不枉來到紅塵一遭。于是、他拋棄高官厚祿。于1922年3月离開了昆明。 朱德來到重慶。他的舊交、已霸占川東的楊森聞訊，請他前去作客。宴席麻將牌接連不斷，歌女的軟語、刺耳的琴聲、滿溢的烈酒，一切都籠罩在鴉片云霧之中。 觥籌交錯之后，楊森邀請朱德入幕，許以師長之職。 然而朱德卻連連搖頭。他拒絕了。 楊森問是何故。 朱德說：“多謝將軍美意，怎奈我已厭倦了打來打去的日子。正打算去歐洲留學，尋找新生活。” 楊森笑了。作陪的劉湘也笑了，不以為然地說：“留學有什么意思？何必浪費時間和金錢，到峨眉山休息休息不就夠了！” 朱德執意不肯留下。楊森不便勉強，說道：“好吧，留學回國以后，一定虛席以待！” 這時，朱德听說共產党机關設在上海，就乘船順流面下。不料到那里后，卻沒有找到處于秘密狀態的党的關系。轉而來到北京找他的好友孫炳文，想利用孫炳文在報館工作、見多識廣的有利條件找到党。 孫炳文陪同朱德重返上海。他們听說經歷了陳炯明叛變的孫中山已回上海，便敲響了莫里愛路29號的大門。 孫中山正在籌划如何平息叛軍，于是對朱德、孫炳文說：“我己和滇軍聯系，准備組織討賊軍。你們何不重回滇軍，組織一支隊伍呢？如果你們這么做。我可以先討十万元整編費。” 朱德、孫炳文表示報絕。他們說：“說句冒昧的話，我們以為今天跟這個軍閥聯合。明天跟那個軍閥結盟，最后總是革命派吃虧，軍閥勢力增強，很顯然，這种辦法不行。因此。我們決定到外國留學，在重新回到中國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會見共產党人。研究共產主義，尋找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 孫中山听了這些直率的話。不僅不气惱，反而說：“好，出國留學也是一條可取之路。不過你們既然留學，為什么不到美國去？美國沒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進步制度。” “美國也許對美國人很好，可是美國對于先生為共和國而進行的斗爭卻從來不加援助，它只承認和幫助先生的敵人。我們愿意去歐洲是因為听說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最強大。” 孫中山點點頭，繼續說：“是要順乎潮流喲！我正在制訂國民党的新政策。希望你們學成歸來，幫助我！” 朱德、孫炳文想不到被人稱為“大炮”的孫先生如此謙虛、誠懇，很受感動。可惜他們后來回國效力之時，孫先生已經不征人世了。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見孫先生。 他們從孫中山寓所出來，又去拜訪了胡漢民和汪精衛。這兩伎國民党要人留給他們的印象，可就糟糕透了。 “胡漢民，香港買辦階級的典型代表。”未德后來說。 “看到汪精衛，就令人想到姨太太。”朱德輕蔑地說起汪精衛，“他呶起嘴唇，說話的時候還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勢。他滿身都是段落的封建知識分子的女性習气，很像個京戲里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個很男性的女子。她很有錢，通過控制錢，也就按制了汪精衛。听人說，甚至他几時該和她上床，他几時該起身，都由她管。” 接著，朱德在孫炳文的陪同下去見共產党的總書記陳獨秀。陳獨秀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閘北區的一間小屋里，屋內陳設极為簡朴，和國民党要人的寓所有天壤之別。 朱德向陳獨秀提出了加入共產党的要求。他以為只要一提出入党的申請，就可以被接受，因為國民党就是這樣，只要申請便可參加。 不料陳獨秀上下打量著這位曾參加過軍閥混戰的滇軍將領，然后以冷淡的語調說：“共產党是無產階級的党，窮人的党，并不是誰都可以加入的。對于像朱將軍這樣身份的人來說，要入党必須經過長時期的學習和考察。” 朱德只是听著，默然不發一言，然后失望地离開了。 1922年9月。朱德和孫炳文搭上法國“阿爾及利亞”號輪船，經新加坡到馬賽，踏上了歐洲的土地。他們伎在一個中國商人家里。听說有一批中國留學生剛剛成立中國共產党旅歐總支部，主要負責人叫周恩來，不過他此時不在法因而在德國。他倆打听到周恩來的地址，又急匆匆地赶往柏林。 11月下旬的一天，朱德和孫炳文叩響了周恩來位處的大門。門開處。他們看到一個身材瘦長、面目清秀、英气勃勃、兩眼炯炯有神的青年站在面前。 周恩來熱情地招呼他們坐下，詢問有伺見教。 未德顧不得拉過來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這個比他年輕十多歲的青年面前，用平穩的語調，說明自己的身份和經歷：怎樣逃出云南。怎樣會見孫中山，怎樣在上海被陳獨秀拒絕，怎樣為了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和革命道路面來到歐洲。他要求加人中國共產党在柏林的組織，表示一定會努力學習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舊的生活里去——它已經在他腳底下化為塵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周恩來就站在他面前，習慣地側著頭，一直听到朱德把話說完，又請孫炳文講他的身份和經歷。最后，周恩來微笑著說：“好吧，我愿意介紹二位入党，不過要經支部批准才作數。你們不要著急，先在柏林佐下，住處由我安排。” 朱德、孫炳文激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連聲道謝。 不久，經周恩來与中共旅歐總支部另一負責入張申府研究，并征得党組織的同意，決定吸收朱德和孫炳文為中共党員。二人從此走上了一條新生之路。孫炳文后來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周恩來的副手，他犧牲后，其遺孤孫泱、孫維世被周恩來、朱德分別撫養，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死于江青的魔爪。朱德后來的發展眾所周知，不必贅述。 再說中共西湖特別會議精神傳到旅歐党組織之后，得到積极的響應。1922年9月，張申府在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主辦的《少年》第二號上。發表《中國共產党与目前政策》，宣傳國共合作的主張。 這時，孫中山派王京峻到法國籌備組織國民党支部。王京峻原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曾經參加占領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同蔡和森、李立三等一起被強行遣送回國。他重到法國后，周恩來立刻同他取得聯系。1923年3月10日，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巴黎舉行常年大會。會上，大多數人同意加人國民党或与國民党攜手合作。4月25日，王京峻致國民党本部說：“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共八十多名。月來探其組織頗稱完善而其行動亦与吾党相差不遠。”并報告了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要求加入國民党的事。 6月16日，周恩來等三人到里昂同王京岐達成協議：旅歐中國共中主義青中國團員全部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党。周恩來在給主京岐的一封信中說：“依我們的團体意識，我們愿在此時期盡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對如何實行合作，他提出了切實的建議：“我們能和國民党人合作的，在現時在歐洲大約不外下列三事：一、宣傳民主革命在現時中國的必要和其運動方略；二、為國民党吸收些留歐華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為國民党做些組織訓練的工作。本著上述三种原則，我們可隨著時勢變遷而計划我們當前所耍做的工作。” 不久，國民党本部委任周恩來為國民党巴黎分部籌備員。 由于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加入。國民党旅法支部的成員擴及到法國以外的德國和比利時。因此。國民党本部將旅法支部改為旅歐支部。在里昂舉行的國民党旅歐支部成立大會上，選舉王京歧為執行部部長，周恩來為執行部的總務科主任，李富春為宣傳科主任，聶榮臻為巴黎通訊處處長。王京岐回國期間，由閡恩來代理執行部部長，主持國民党旅歐支部的工作。 共產党人不是信仰共產主義嗎？為什么要同國民党合作進行國民革命呢？針對种种疑問和諧難，周恩來撰文指出： 不錯，我們共產主義者是主張“階級革命”的，是認定國民革命后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既“階級革命”事實存在。但我們現在做的國民革命卻是三民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合作，以推翻當權的封建階級的“階級革命”，這何從而說到“國民革命”是“階級妥協”？且非如此，共產主義革命不能發生，“打破私有制度”、“無產階級專政”自也不能發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話說1923年4月，毛澤東接到通知，讓他前往上海。毛澤東安排好湘區工作，离開居住了一年半的清水塘，告別妻子揚開慧和剛剛半歲的儿子岸英，悄悄踏上了赴滬旅程。 他是去出席中共“三大”曲。 “一大”之后，毛澤東一直沒有离開過湖南。1921年10月，中共湖南省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支部租了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22號一處平房，作為秘密活動的机關。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較偏僻，所佐多為菜農，菜畦里有兩口水塘，上塘水池，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門前有一條路直通小吳門，人來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澤東和揚開慧從這年10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1923年4月。 到1922年5月，湖南已有中共党員30人。夏曦、郭亮、陳昌、夏明翰、蔣先云、毛澤民、楊開慧、黃靜源等，都是這個時期入党的。毛澤東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湘區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易扎容、李立三、郭亮等任委員。區委机關仍設在清水塘22號，楊開慧實際上擔任區委的机要和交通聯絡工作。 在北期間，毛澤東積极開展了工人運動，特別是和李立三、劉少奇一起，成功地領導了安源工人大罷工，得到陳獨秀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評价，同時也受到湖南軍閥趙恒惕的嫉恨。毛澤東1923年4月离開湖南的時候、長沙街頭已貼出趙恒惕懸賞緝拿“過激派”毛澤東的布告。 毛澤東到滬不久，又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到達廣州，和陳獨秀、李大到、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陳潭秋、羅章龍等，為中共“三大”做准備工作。1923年6月l2日至20日，中國共產党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撫院后街31號召開。毛澤東“二大”時忘記了開會地點，未能出席，這次以湘區代表的身份出席。 “三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兩党的合作。對這個問題，毛澤東是有思想准備的。4月离開長沙時，他在湖南自修大學主辦的《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了《外力、軍閥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國的反動勢力太大了，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共產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將同“革命的民主派”國民党合作以“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到廣州后，他在《向導》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看法：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是“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只有“建五嚴密的聯合陣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 在“三大”上，三十多位代表對國共要不要合作并沒有什么异議。但圍繞合作的具体組織形式，卻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產党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人國民党，去搞党內合作，否則會取消共產党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党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成為會議爭論的焦點。多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馬林、陳獨秀、張太雷等人和他爭論得十分激烈。毛澤東也不同意張國燾的觀點，他根据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人匡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 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主張党內合作的宣言。宣言說：“依中國社會的現狀，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党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大本營，中國現有的党，只有國民党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党”；“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党——一個群眾的党，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中國共產党須与中國國民党合作，共產党党員應加人國民党，以“努力擴大國民党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党”。同時要求共產党員加人國民党后，“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体中，從國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防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嚴謹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党之基礎。” 大會明确指出，共產党員加人國民党的目的是：“第一，改組國民党為左翼的政党；第二，在中國共產党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國民党員吸收到我們党內來。” 大會選出9名正式委員、5名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為中央局成員，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 張國燾因反對党內合作，未再選為執行委員。 會后，李達找陳獨秀直言：“我是主張党外合作的……”話音未落，陳便大發雷霆，拍著桌子說：“你違反党的主張，我有權開除你！”李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地回答：“被開除不要緊，原則性不讓步，我也并不看重你這個草莽英雄！”談話不歡而散，秋后，李達便脫离了自己參与創建的党，直到建國后重新加入。 毛澤東則第一次進人中國共產党的領導核心，時值“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机關暫留廣州。這時，毛澤東開始接触國民党的一些上層人物。他曾和李大釗、陳獨秀到廖仲愷家商談國共合作的具体事宜，還常去培正路簡園譚延閻住處。譚被趙恒惕迫出湖南后，這時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建設部長，正在為討伐趙恒錫做准備。毛澤東通過他加強對國民党內部情況的了解和聯系，也為中共湘區委員會采取聯潭倒趙的政策創造條件。這時，國民党本部剛好要報國民党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澤東便托他帶信給李維漢，要湘區委協助覃振在湖南籌備國民党組織。當時，在湖南的國民党員只有邱維震一個人。 9月，中央机關遷回上海辦公，便委派毛澤東回湖南貫徹“三大”決議，指導湘區委籌備國民党湖南地方組織。 毛澤東這次回湘，只和楊開慧團聚了3個月，就再次离去了。 正是： 樂莫樂令心相知， 悲莫悲中生別离。 欲知何事相催，請看下回。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