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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孫中山從廣州回到上海后，陷入苦悶彷徨之中。痛定思痛，他深切地感到他領導的國民党墮落了，混入了許多卑鄙的人，又缺乏堅實的群眾基礎。要振興這個党，必須對党進行徹底的改造，也必須改變過去那种依靠一個軍閥打倒另一個軍閥的辦法。 就在這時候，共產党人伸出了合作之手。 共產國際早就提出了國共合作曲問題，但開始時，中共主要領導人是持反對態度的。1922年4月，陳獨秀給正在共產國際遠東局工作的維經斯基寫信，陳述了中共党員不能加入國民党的理由：一、共產党与國民党革命宗旨及依据的基礎不同；二、國民党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其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三、國民党未曾發表政綱，在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看來，仍是一個爭權奪利的党，共產党如加入該党，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人社會，永失發展之机會；四、廣東實力派之陳炯明，名為國民党，實則反對孫中山派甚烈，我們倘加入國民党，立即受陳派之敵視，對于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六、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于加入國民党一事，均已開會決定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已無加入之可能。 不久，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共領導人的看法改變了。6月、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指出：“中國現有的各政党，只有國民党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陳獨秀則再次給維經斯基寫信，表示：“我們很希望孫文派之國民党能覺悟改造，能和我們攜手。” 國共兩党都有了聯合的意向，但怎樣聯合、以什么方式聯合，聯合后如何行動，兩党各有其政治主張。為了盡快達成一致，中共提出協商談判，“先行邀國民党及社會主義青年切在适宜地點開一代表會議，互兩如何相邀其他各革新團体，及如何進行。” 然而國民党看到剛剛成立的共產党規模和影響都較小，不愿与之進行對等談判。因此，談判不能以規范的模式進行，雙方的意見只有通過各种渠道得到反映和溝通。 對于合作的形式，中共提出“對等聯合”，主張兩党及其他革命團体“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對于聯合屆的具体工作。陳獨秀設想按四步進行：第一步組織國民軍；第二步以國民革命解決國內國外的一切壓迫；第三步建設民主的全國統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國家社會主義開發實業。 對于合作后的工作，孫中山考慮的較少，他很注重合作的形式。他只同意“党內合作”的形式而不贊成“党外合作”。孫中山把共產党看作是一种新生力量和新鮮血液，他想通過党內合作，吸收這种新生力量和新鮮血液以挽救老气橫秋助國民党。他說：“國民党正在墮落死亡，因此，要救治它需要有新血液。”同時，他認為他的三民主義本身就包含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內容，因此。兩党合作只能是“党內合作”。 陳炯明叛亂事件發生后，陳獨秀迅即約見國民党上海總部負責人張繼。向他明确表示：陳炯明既已背叛革命，中國共產党即与之斷絕關系。并聲明，共產党將不因孫中山先生遭到挫折而改變与其合作的原有立場。 中國共產党的誠意，使孫中山深受感動。同時，中共領導人以冷靜的態度認真研究了孫中山提出的“党內合作”意見，認為這种合作形式也有其合理的成分，既然孫先生這樣堅持，共產党應從革命大局出發、接受這种合作形式。 杭州西湖，風景如畫。8月29日，中共中央在這里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共產党員加入國民党的問題，這次會議是根据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提議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馬林和翻譯張大雷也出席了會議。 會上，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和“八月指示”。指示指出：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國民党是一個革命的政党。這個政党堅持辛亥革命的使命，并試圖建立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因此，中國共產党人的任務應該是：一、教育党員保持思想上的獨立性，他們應在未來的國民党內組成核心。二、這個党的成長過程將同資產酚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正在發生分裂過程招适應。在那之前，共產党人必須支持國民党，特別是支持國民党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手工業工人的這一翼。三、共產党人為完成上述任務，必須在國民党內和在工會內組成從屬于他們自己的團体。四、為開展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應成立一個專門的宣傳机构。這個机构必須在全國開展工作，這個机构的建立要盡可能得到國民党同意，但它必須保持絕對的獨立性。因為國民党在南方政府中負責，它有時要避免同帝國主義國家發生沖突。五、中國共產党人最主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工群眾，目前只能以建立工會的方式進行。 据此，馬林主張共產党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党，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李大釗同意馬林的意見，張國燾堅決反對，陳獨秀開始不同意，后表示服從國際決議，但要以取消加入國民党時打手模和宣誓服從孫中山的做法為條件。 會議經過討論，多數人尊重共產國際的指示，接受了加入國民党的主張。會議決定勸說全体党員加入國民党。 會后，李大釗到達上海，經國民党上海總部負責人張繼介紹。偕同老同盟會員、已加入共產党的林伯渠前往莫里愛路會見孫中山，商討國共合作，“振興國民党以振興中國的种种問題”。他們在樓上客廳會談，极為秘密。孫中山吩咐，在他們會談時，任何人不能上樓。有的到了吃飯時間，孫中山便留李大創、林伯渠吃飯，飯后又繼續交談。李大釗介紹了西湖會議的一些情況，表示中共接受“党內合作”的方式，愿与國民党密切合作的誠意。孫中山對自己過去的護法主張進行了反省，提出建立國共聯合戰線，与反動派決裂，收軍權于中央，打破分省割据之局，以俄為師，吸引工農群眾參加斗爭，在蘇俄幫助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他明确告訴李、林，他尊重陳獨秀代表中央提出的合作條件，決定取消陳舊的入党辦法，改組國民党。 通過多次談判，國共雙方的不同點逐漸縮小，共同點不斷增多。孫中山要求共產党人迅速加入國民党，以便加快合作的步伐。為了表示共產党的誠意，李大創當即向孫中山表示，他愿意加入國民党，并說明中共。“二大”已決定中國共產党加入共產國際，自己作為共產國際党員，是不能脫离共產國際党籍的。 孫中山明确回答：“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做共產國際的党員，一面加入本党幫助我！” 于是，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便由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國民党：所宣誓的入党詞，已不是服從孫中山一類的詞句，而是擁護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宣誓后，每人簽上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打手模。 儀式完畢后，陳獨秀說：“中共中央領導人還有張國燾，因為不在上海，所以不能參加。” 孫中山高興地說：“國燾同志什么時候來上海，也歡迎他參加，還由我來主盟。” 后來，張國燾來上海，与陳獨秀一起見了張繼。張繼堅持要向孫中山報告，并要約定時間，請孫中山主持張國燾加入國民党的儀式。張國燾說：“孫先生那么忙，不必再麻煩他了，我看其他同志主盟也可以。” 陳獨秀：“何必舍近求遠呢？就請張先生主持吧！” 于是，在張繼的客廳，由張繼主盟，張國燾也參加了國民党。 9月4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國民党負責人53人，討論改組國民党問題，陳獨秀、馬林和張太雷應邀參加。孫中山解釋了聯俄、聯共政策，馬林講了話。6日，陳獨秀被孫中山指定參加由丁惟汾、張秋白等9人組成的國民党党務改進起草委員會，起草國民党改組方案并草擬國民党党綱和党章草案。 9月1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致國民党員書》。信中沉痛地回顧了同陳炯明的分歧、陳炯明叛變的始末及嚴重后果，承認自己“任用非人，變生肘腋，致北伐大計，功敗垂成，當引咎辭職”，并提出了今后的對策方針，決定聯俄聯共，徹底改組國民党，以重新振興國民党，實現國家的統一。 与此同時，中共中央向党內發出指示，要求各級党組織做到以下四點：第一，在有國民党組織的地方。“同志們立時全体加入”；在沒有國民党組織的地方，立即將“可加入國民党之人數及何人可以負責，報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國民党接洽，請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第二，各地党組織應當与國民党“合組國民党改組委員會，以主持目前即應進行諸事”。第三，各級党組織要安排好出席國民党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第四，對于國民党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將要討論的各种文件，“代表動身前各區均應詳加討論”。 1923年元旦，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國民党宣言》。該宣言由胡漢民、汪精衛起草，經孫中山審定。 次日，中國國民党公布了自己的《党綱》。 1月18日，孫中山、宋慶齡在莫里愛路的寓所里招待了一位大胡子俄國人。他叫越飛，是蘇俄政府副外長。去年8月，他以全權大使身份率領一個正式的外交代表團來到北京，与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商務關系。他一面進行緊張的外交活動，一面派人攜函到上海与孫中山接洽，此后即開始了同孫中山的書信往來。孫中山在信中指出吳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奴仆和工具”，蘇俄派越飛与其加強關系是一個失誤。越飛起初試圖促使孫中山和吳佩罕聯合，并推動中共方面与吳佩李接近，听了孫中山的分析、又看到北京政府積极追求倫敦。對莫斯科毫無熱情，遂決定拋棄吳佩孚，把友誼之手伸向孫中山。晚宴的气氛熱烈而溫疆。孫中山、宋慶齡和越飛一直用英語交談著，談得很坦誠，很投人。正題之間，偶爾穿插几句幽默的玩笑，引起陣陣笑聲。 談過几次，終于達成了一項協議。 1月26日，《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發表了。宣言表明孫中山公開确立聯俄政策，也表明了蘇俄政府對孫中山的支持。 宣言共四條。第一條稱：“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于中國：因中國并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与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于此項大事業，越飛君并确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并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第二條，孫中山要求越飛“再度切實聲明1920年9月27日俄國對中國通牒列舉之原則”、越飛對孫中山重申“俄國政府准備且愿意根据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第三條，“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干适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孫中山表示“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只能維持現狀；且与越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利益与權利极時改組”。第四條，越飛正式向孫中山宣稱：“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國分立。”孫中山則表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 送走了越飛，孫中山即偕宋慶齡返回廣州。此前，陳炯明已被逐出廣州。孫中山決定到廣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權。 行前，孫中山對幕僚及隨從人員講： “我們又要到廣州去了。這一次，我們有了蘇俄的幫助，情形將會和以前大不相同。你們中間或許有人會怀疑。蘇俄是不是真的幫忙？我想說明一點就夠了，各位大多跟我在永丰艦上待過，我們目睹各國的兵艦在我們的河流里自由出入，對永丰艦卻一點儿幫助都沒有，不但沒有幫助，還把水雷賣給叛軍，想殺死我！他們現上的魚雷專家，還替叛軍設計放雷，惟恐我們不死！各位曾在這些兵艦中間，看見過挂蘇俄國旗的軍艦嗎？沒有！” 孫中山提高聲調：“蘇俄革命一成功，馬上宣布廢除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并派人來幫助中國革命。我先后見過維經斯基、馬林、達林、越飛，他們都對中國革命很關心，向我提出了國共合作和改組國民党的問題。我以為他們的許多建議都很好。現在外面議論很多，說我孫文‘与布爾什維克密謀’，希望各位勿信謠言。我的主張光明正大，都寫在和越飛的宣言里嘛，除此之外，沒有什么‘密謀’！” 孫中山1月15日從上海啟程，21日到達廣州。鑒于目前正采取聯合北方的段祺瑞、張作霖和西南各省的都督共同打倒曹錕、吳佩孚，考慮到如果恢复大總統職位，一定會受到他們的反對，于是孫中山改任大元帥職。3月1日，大元帥府正式成立。孫中山任命廖仲愷為財政部長、譚延豈為內務部長、伍朝樞為外交部長、程潛為軍政部長、鄧澤如為建設部長、朱培德為拱衛軍總司令、蔣介石為大本營參謀長、楊庶堪為大本營秘書長。 廣東政權重建之后，立即道遭反革命勢力從四面八方的包圍和進攻。孫中山一面進行改組國民党和聯俄、聯共的工作，一面不得不四面出擊，与澈對勢力殊死苦戰。長期的心力交摔使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他內心不僅充溢著失望和憤怒，而且還有—种過去不常出現的急迫感和焦慮感，仿佛他的生命已經面臨著時間的挑戰。 為了确保安全，這時的孫中山、宋慶齡住在河南面的士敏士(水泥)厂。作為一項措施，來客必須經過馬坤的盤查。馬坤是孫中山的加拿大籍保鏢，過去當過職業拳擊手。一個曾經禮節姓地拜訪孫中山夫婦的美國人回憶說： 我們在廣州逗留的那几個月，甚至在半公開場合，也很少看到大元帥露面時沒有孫夫人在身旁，—沒有馬坤那好斗的，至少是高度保護性的面孔緊侍左右。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們榮幸地到孫博士那個水泥厂行營兼官邱去拜訪。當時，与孫博士形影不离的那個加拿大人站在他書房門口的樓梯角落里。他不僅打量我，還打量我夫人，好像要确保我們的來訪不會加害他的主子。 這年5月1日，內外交困中的孫中山收到一封電報，電報是越飛寫來的，電報中告訴他—個好消息。 原來孫、越宣言簽訂后，廖仲愷即奉孫中山委派，陪同患足疾的越飛去日本，以便商談合作中的具体問題。為避開特務的偵察，廖仲愷以女儿夢醒赴日治病為掩護。他們到達日本后，住進伊豆山海濱的“熱海飯店”，一邊通過溫泉浴治療越飛的足疾，一邊秘密會談，時間長達月余，天天討論，一談就是好几個鐘頭。廖仲愷后來成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竭誠擁護者和促進派，与這一個月同越飛的懇談大有關系。 越飛將會談的情況及時報告國內，得到國內的首肯，5月1日，越飛自日本電告孫中山，他已收到蘇聯政府關于所討論的長期計划的答复，內容如下：首先，國民党應開展廣泛的具有真正政治意義的政治准備工作，軍事行動和政治机构的建立，應以此為基礎；其次，蘇聯准備向國民党的組織提供200万金盧布，用于統一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工作。這筆款子供一年之用，分期支付，每次付与50万金盧布；第三，可以利用蘇聯的軍事物資和教官建立設有各兵种的國內軍校。 孫中山大喜過望，5月24日回電越飛，對蘇聯的援助表示感謝，對提出的前提條件表示同意，并表示可能源員前去莫斯科詳談。 再說這時的蔣介石，卻很少在孫中山身邊，而是過著悠哉游哉的日子。 他去年陪孫中山到上海后，只在孫中山的寓所幫助辦事七天，就到了普陀山海島，又是到南天門探奇，又是去般陀庵觀魚。他在日記中寫道：“上海一天都不能住。人們罵北京是鑄造惡人的烘爐，則上海更是一個大烘爐，鑄造惡人的范圍比北京更為廣泛。” 上海本是蔣介石的“發祥地”，此時為何讓他如此厭惡？蔣介石沒有明說，其實真實的原因是，他所經營的交易所生意徹底失敗了。交易所的人本來就是爾虞我詐，受到他們擠壓的蔣介石這時自然要把他們咒罵為惡人。 蔣介石情緒低落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滿于孫中山只在軍事上倚重他，而在党內卻沒有他這位永丰艦上“有功之臣”的地位。在當時國民党改組的各种委員會中，均沒有給他一個頭銜，在各种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動中，也不請他參加。因此，他感到“心緒不佳，亦無所事”。 孫中山以知心朋友的心情，給蔣介石寫信，邀請他到上海來：介石兄簽： 日來事冗客多，欠睡頭痛。至今早始完全清快，方約兄來細商今后各方進行辦法。而聞悉兄已回鄉，不胜悵悵。日內仲愷、漢民、精衛將分途出發，往日本、奉天、天津等處活動。寓內閒靜，請兄來居旬日，得以詳籌种种為荷。 收到如此親切的信，蔣介石也沒有去見孫中山，而是帶著陳洁如去無錫游太湖去了。万頃堂上漣漪蕩漾，絲竹之聲不絕于耳，使蔣介石暫時忘卻了滿腹煩惱。 后來，蔣介石奉命到討賊軍任許崇智的參謀長，但不過一個月就以這個部隊較前“毫無進步”為由，离職還鄉。孫中山好勸歹勸，他才返回福建。回來后又不理事，跑到鼓很嶼，借宿涌泉寺，游覽回龍閣，拜謁朱嘉桐，并揮筆寫下“其介如石”四字，讓人攜刻在山石之上，以擴大自己的影響。 孫中山成立大元帥府后，胡漢民、汪精衛、鄒魯、林業明、林直勉、胡毅生專程跑到宁波來勸蔣介石去廣州赴任。蔣陪同這六位國民党大員游覽宁波的七塔三寺和天童山諸景，后于4月20日以參謀長職入大元帥府辦公。三個月后，他又以“參儉軍務。不為人諒”為由，离開孫中山，避往香港去了。 正是： 本是沙場征戰客， 為何忽成林泉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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