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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李大創找到張國燾,對他說:“陳獨秀先生最近的來信更激進了,主張采取實際行動,大干一場,但沒有明白說出如何干法,也許是信上不便多說。你速去上海一趟,和獨秀先生當面商討,以便統一計划協同行動。” 張國燾來到上海立即去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2號拜訪陳獨秀,轉達李大釗的意思。陳獨秀一听十分高興:“我正想和大釗先生商議關于共產主義運動的事。你來得正好!”為從長計議,陳獨秀讓張國燾住進了他的寓所。在這之前,李達和未婚妻王會悟已經住在這里。 陳獨秀博學多識才思敏捷,精力過人,通常上午和晚上閱讀、寫作,下午則与朋友們暢談高論。談得起勁的時候,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詞鋒犀利,邏輯性強,是非分明,和李大釗寬厚溫和的性格是一個极強烈的對照。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陳獨秀對張國燾說:“請轉達守常先生,我認為研究馬克思國共和談演義(第一部)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成立一些分散的組織也不解決問題,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党。” 他滔滔不絕地闡述成立共產党的理由:社會革命的內涵是無產階級和廣大窮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國實際狀況而論,非走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不可,證之俄國革命的經歷也是如此;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他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夠徹底,而無政府主義又過于空想,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的議會政策又不能實現于中國;未來的共產党能更有力地組織新文化運動、反軍閥運動、反日愛國運動等;不應顧慮共產主義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場上,應當有一個“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終目標,長期努力來促其實現;中國工業不發達,工人數量少,文化落后,一般工人還不能成為有階級覺悟的共產運動的骨干,但五四以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來,就是這一運動的先驅,共產党成立后雖然一時沒有奪取政權的希望,但現在就應該朝此努力。 過了几天,陳獨秀告訴張國燾,共產國際來人了,已經和他接了頭,未來的中國共產党將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 來人是俄國人維經斯基,年僅27歲。中等身材,体格強健,目光深邃,一口英語雖不純正卻相當流利。他在美國做過工。是共產國際伊爾庫茨克遠東局派來的代表,公開身份是新聞記者,他帶著兩位助手:23歲的俄國軍官馬邁耶夫,以及馬邁耶夫當過莫斯科歌舞演員的妻子馬邁耶娃,她是打字員。 他們的使命是聯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們在旅倔華僑、具有俄共党籍的楊明齋陪同下首先來到北京,經北大鑰國籍教授柏偉烈介紹,認識了李大釗;然后拿著李大刨的介紹信來到上海找陳獨秀。 一位充滿熱情的田園青年和一位滿腹經綸的中國教授,像平等探討學術一樣,交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与中國革命的情況和意見,便匆匆分手了。 “中國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党那樣的組織!” 這位俄國青年的建議与陳獨秀的思索不謀而合。 于是,陳獨秀聯絡李達、李漢俊、陳望道、沈定一、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首先創立了為建党作准備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隨即指導各地成立相應的組織。 張國燾离開上海之前,适逢北大校長蔡元培來到上海。他去西藏路一品香旅社拜訪蔡校長時,坦率地說:“我住在陳先生家里,准備追隨陳先生從事共產主義運動,您以為如何?” 老革命党人、一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蔡元培說:“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始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馬克思主義者要有作為。就應赶快組織起來。” 校長的贊同更加堅定了這位北大學生聯合會第一任講演部長的決心。 張國燾8月底回到北京,興沖沖地向李大釗談了陳獨秀的意見。李大釗略加考慮,即無保留地表示贊成,認為組織中國共產党的條件已經成熟,北京應与上海一致進行。 張國燾說“那就請按您的意思回陳先生一封信吧!” 李大釗連夜寫好了信,言詞懇切面确定,熱情洋溢。第二天和張國燾共同署名寄出。以后南陳北李間書信不斷,具体商討建党問題。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除李大釗、張國燾外,還有一位張申府。他是北大講師,原是研究羅索哲學的,五四運動中頗為活躍,在李大釗影響下評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0年9月團迎接羅索來到上海,和陳獨秀對建党問題進行了研究。籌建起北京小組后,即受陳、李委托前往巴黎,在赴法勤工儉學學生中發展共產党員。周恩來就是他和妻子、老“覺悟社”社員劉清揚介紹入党的。后來,他又和周恩來一起發展朱德入党。 据張國燾回憶,9月中甸,北京小組在李大創的辦公室召開第一次會議。參加者除主持人李大釗外,還有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8人。李大創當眾宣布,他將每月捐出個人薪傣80元作為小組活動經費。 兩個月后,黃凌霜、陳德榮、張伯根等5位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了小組。李大釗、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一致決定將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重要成員補充進來。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吳雨明等9人和國會議員李韶九、河北省議員江浩先后參加,使小組擴大為15人。經協商,李大釗被推舉為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 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 同時奮起。 好像花草的种子, 被風吹散在遍地。 李大釗的這些詩句,正可以形容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中國各地共產主義運動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生長的景象。 陳獨秀直接領導的上海小組1920年8月間開始實際活動以后,隨即組織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還成立了一所外國語學校,對進步青年短期培訓后,當年冬天就派出了劉少奇、彭述之、羅亦農、任弼時等8人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小組活動以上海為中心。又向杭州、南京、蕪溯、安慶等四周發展。 北京小組一邊從事工人運動,一邊指導濟南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最早參加的有王盡美、鄧思銘等8人。王盡美原名王瑞俊,參加小組后,賦詩言志:“貧富階級見疆場。盡美盡善唯解放。”并改名王盡美。 武漢的共產主義小組是由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項英等人創建的。揮代英、蕭楚女、李求實等人則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在四川,老同盟會員吳玉章在成都創立了一個叫“青年共產党”的組織。楊音公則在重慶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切。共產党正式成立后兩個組織宣告合并。 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是陳獨秀一手指導的。1920年11月孫中山到廣州重建軍政府后,陳炯明被懾命為廣東省長兼軍政府的內政部長、陸軍部長和粵軍總司令。他為標榜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便邀請陳獨秀去擔任廣東省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利用這一有利條件,于1921年1月邀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人組成了共產主義小組。 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是毛澤東。小組的成立和毛澤東的結婚几乎在同時。 毛澤東這年27歲,風華正茂,漾洒倜儻。 楊開慧比毛澤東小8歲。她跟著母親在長沙縣板倉鄉下度過童年。父親楊昌濟留學歸來后,遷居長沙城。1919年又隨父親遷居北京。揚昌濟病逝后,她和哥哥楊開智扶樞回到長沙。不久進湘福女中選修班讀書。毛澤東從上海回到長沙后,她便到湖南學聯做宣傳工作。 毛澤東兩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愛了。楊開慧后來回憶說:“自從听到許多事,看了他許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了他。”毛澤東也有許多植給她,表示濃濃的愛意。還寫過一酋《虞美人》詞寄給楊開慧: 堆來枕上愁何狀, 江海翻波浪: 夜長天色總難明, 無奈披衣坐起薄寒中。 曉來百念皆灰燼, 倦級身無憑。 一勾殘月向西流, 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溫柔纏綿,一往情深,比之一般熱戀男女的山盟海誓,更增添几分浪漫,几分神韻,几分蕩魂攝魄的魅力。 楊開慧后來說:“我看見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見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這樣的幸運,得到了一個愛人……從此我有一個新意識,我覺得我為母親所生之外,就是為了他。假設有一天母親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著他同事一個命運。” 這些從心底溢出的話寫于1929年6月20日。楊開慧被害前把它藏于長沙板倉住所的牆縫里,直到1983年才被發現。這也是他們愛情史上的一段佳話。 他們結婚的時候,不用花轎,不備嫁妝,不舉行禮儀,楊開慧只帶著簡單朗行李。恢進了毛澤東任主事的第一師范陽小的教師宿舍。晚上,楊開慧和毛澤民的妻子、陳昌的妻子一起操持,花六塊銀元辦了一桌宴席,招待長沙的几位親友。從此,楊開慧一直協助毛澤東開展革命工作,并在1921年加人中國共產党。 新婚前后,毛澤東正忙于創建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 長沙一開始就列入了陳獨秀的建党計划。張國燾晚年回憶說:“陳先生与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干,准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湖南的中共小組。” 11月初,毛澤東收到陳獨秀、李達的來信,接受正式委托。他們還將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机器工會,以及《中國共產党宣言》起草等情況,隨時告知毛澤東。并寄來了《共產党》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等。毛澤東回信邀請陳獨秀來長沙指導建党,出席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會。因陳赴廣東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未能到長沙來。經過慎重物色,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磺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簽名,正式創建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長沙小組是在新民學會基礎上創立的。毛澤東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重新調整了新民學會發展的方向。學會74個成員,早期先后加入共產党的有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易禮容、李維漢、羅章龍、郭亮、夏曦等31人,只有熊夢飛等2人后來成為反共分子。另一位分道揚鑣的,是主張溫和改良的蕭子升。他和毛澤東認識很早,又是一師同學,相交甚深。他從法國回來后,同毛澤東爭論了好几個晚上,誰也沒有說服誰。大革命時期,他曾任國民党北平市党務指導員,國共分裂后當過故宮博物館監守、國民政府農礦部政務次長,后來長期旅居海外。他晚年回憶說;“1920年、新民學會出現了分裂,在毛澤東領導下,那些熱衷共產主義的人,形成了一個單獨的秘密組織。” 這個“秘密組織”,就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有詩贊曰: 立志在匡時, 秩為國之英。 再說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后,欲以廣東為根据地,進行北伐。為鞏固根据地,免除北伐的后顧之憂,就必須消滅在廣西的接系軍閥的殘余勢力。1921年6月27日,孫中山命令各軍分兵三路,討伐廣西接軍。 這時,孫中山又想起了蔣介石。 蔣介石1920年l1月間因感到粵軍派系复雜,不听指揮、离開了在前線作戰的粵軍。此后,除了回家鄉探望母親。游覽山水以外。就是到上海照料交易所的生意。次年初,正當孫中山韌返廣州重建政府之際,事業万端,亟需用人。孫中山及胡漢民、廖仲愷等人函電交馳,請蔣介石赴廣州供職,但他都以家母有病為由推脫了。戴季陶親自跑到奉化去請,蔣介石和戴季陶吵了一架,結果還是不肯出山。后經陳炯明來電催促。并在電報中委任蔣介石為援桂中路軍總指揮,他才于2月6日抵達廣州。可是在平定廣西作戰的軍事會議上,陳炯明、許祟智、鄧仲元三位實力派人物意見不合,作為手中沒有一兵一卒的蔣介石,在其間無從置喙、頗感窘迫,便于2月14日又离開廣州回奉化了。 這時候蔣介石的母親正在患病。蔣介石一回家,就帶著母親上普陀山拜廟求佛,向上千的和尚施舍齋飯,祈祝母親康健。 3月29日孫中山打電報給蔣介石,說出征廣西關系重大,盼他速來粵參与策划。蔣介石接電后不予理睬,反去祭掃三代先人墓。4月21日孫中山又致電蔣介石,說出征廣西已下動員令,許崇智病未痊愈,軍事緊急,盼他接電速來,蔣介石接電后苦笑一聲帶著次子蔣緯國游天童山去了。 蔣介石為什么取此態度?蓋因他再也不愿和日趨驕橫、以粵軍為私產、視廣州為領地的陳炯明共事,為陳“做嫁衣裳”。自然也有抬高身价、待价而沽的意思。直到5月20日,蔣介石才极不情愿地到達廣州。在廣州只待了四天,蔣介石就說他夜里做了一個夢,夢見“雪滿山原,一白無際,醒后身猶寒戰,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此必須回鄉探母。 蔣介石5月底回到家中,果見母親病情惡化。6月14日。蔣母王采玉因患心髒病磕然長逝,時年57歲。蔣介石嚎啕大哭,在靈前長跪不起,發誓“廬墓終身”,并自己撰寫了《哭母文》和《先女比王太夫人事略》兩篇祭文。他自撰的那副挽聯,更為時人稱道。聯曰: 禍及賢慈。當日梗頑悔已晚; 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 為何母子如此情深?原來蔣介石想起了母親一生的艱難。 王采玉年輕時即守寡在葛竹龐帶發修行,精于女紅。并粗通文字,能誦《楞嚴經》、《金剛經》等經卷,經堂兄王賢東說合,還俗再嫁蔣明火為繼室,生下二子一女,長子瑞元,即蔣介石,小儿瑞青,六歲天折。女名瑞蓮。蔣明火死時,蔣介石才8歲,一門孤寡,無可依靠,遂成為凌辱脅迫對象,地方上沒有仗義執言的人,族人和親戚們也多袖手旁觀,母子含憤忍痛。悲苦万端。蔣介石同父异母的長兄蔣錫侯,比蔣介石大10歲,性情暴庚,嗜賭成性,獨霸了玉泰商號。 王采玉煢子無依,撫孤攜幼,只能忍气吞聲。她一面望子成龍,嚴加督促蔣介石獻學業,一面篤信佛教,終日誦經拜佛,并常与寺廟里的僧尼交往。有一次蔣錫侯賭錢輸了,回頭一看,一個來他家化緣的和尚亞站在他身邊觀看,蔣錫候認為和尚是屬“空門”的,所以沖了他的財气。就怒打了和尚一頓。王采玉因此和蔣錫侯爭吵起來,蔣介石怒火中燒,可又不是蔣錫侯的對手,只好作罷。 如今,蔣介石已經混出個人樣,正想多多報答母親恩情,不想母親無福消受,剛五十多歲就撒手人震。思念至此,怎么不令蔣介石悲從中來,痛斷肝腸! 6月23日,孫中山給蔣介石發來電報。告訴他廣西前線軍事吃緊,盼望他立即赶赴廣州。同時,汪精衛、胡漢民、張人杰等人也紛紛打來電報,勸他節哀,“墨經從戎,古賢不廢”。可是蔣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他把死者裝鹼完畢,經過防腐處置之后,停樞家中,自己到离家10里的雪竇寺和千丈岩—帶山麓盤桓去了。一盆桓就是一個多月,他說這是怀著悲痛的心情看看他母親生前游過的舊地,同時挑選墓塋地。 直到9月13日,蔣介石才磨磨蹭蹭地來到廣州。 正是: 費盡口舌磨碎牙, 急病碰到慢醫家。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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